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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庆／译
“博士，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是安德拉-波隆斯基律师。”
“我还是不明白。”
“你是怎么了，律师先生？”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不会是得健忘症了吧？”
“不，我没有健忘，我清楚地记得每件事。我是说，我知道安德拉-波隆斯基所有的事情……嗯……我的意思是……安德拉-波隆斯基所知道的一切。可我不知道的是——我是不是安德拉-波隆斯基？”
“听起来和你刚刚经手的那个案子有些类似。”
“是的，很像。”
“那你不妨告诉我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2043年7月，一个炎热的早上，阿流沙-凯姆林走向纽约的星际传输站，他上班的地方在新纽约。车票的存根联显示：他于地球时间上午07：45到达纽约的星际运输站，出发时间为上午8：04，到达目的站的时间为火星时间上午08：09。出站程序将花费17分钟——这主要用于他躯体的再造。阿流沙-凯姆林走进输送舱，买了一杯“咖咖啡”……
大约08：30，阿流沙-凯姆林端着“咖咖啡”走出了输送舱。没等保安们反应过来，一颗子弹已经击穿了阿流沙-凯姆林的面部。阿流沙-凯姆林应声倒地。
凶手是谁？
在火星传输站出站口等候多时的伊万-托布斯汀被冲过来的保安卸掉了武器。他没有做任何反抗。急救车呼啸而至。
08：40，医护人员宣布：阿流沙-凯姆林当场死亡。
08：44，大批警察赶到现场，伊万-托布斯汀十分坦然的承认自己射杀了阿流沙。在被警察带走之前，伊万-托布斯汀说了唯一的一句话：“终于把这个畜生给解决了。”
紧接着的调查和审讯表明，这是一起典型的由三角恋引发的凶杀案。整个案件的始末都弄清楚了。伊万在调查过程中十分配合。事实上，他没有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打算。他甚至拒绝请律师为自己洗脱罪名。似乎在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之后，他已不再有任何顾忌和眷恋。
但是司法程序不能省略。所以，法庭为伊万指派了一名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很快就以伊万的名义递交了一份声明“无罪”的申辩材料。不幸的是，为伊万辩护的不是别人，正是声名狼藉的长舌妇——苏卡提娜-雷特斯。这可能就是伊万的命吧。可想而知，伊万“无罪”的申辩材料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份像样的申辩材料。苏卡提娜律师出师不利。
警察的调查取证工作结束后，案件的进展很快了。苏卡提娜要求尽快开庭审理此案，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当事人呆在监狱里继续接受那完全没有必要的羁押。她的举止显得相当自信。很明显，她所做的无非是找到了几个专家级的目击证人并告诉他们要怎么做。而她身在牢狱中的当事人——伊万却对此事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面对苏卡提娜的计划，他既不合作，也不抵制。这个时候，作为诉讼方律师的我，也不反对尽快开庭。因为这是个明显的杀人案件，我要求法庭判处犯罪嫌疑人死刑。
审判在火星进行，因为这儿是事发地。在新纽约城上空巨大的穹顶半球体中，天气和往常一样好，称得上风和日丽。首先是公诉机关陈词，把案件发生的背景和过程诵读了一遍。我们叫了一些目击证人，包括出站口的保安、急救人员、现场调查和审讯的警探，还有犯罪嫌疑人伊万的前妻。苏卡提娜没怎么说话。在公诉机关陈词的过程中，苏卡提娜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坦白地说，她这样的方式让我摸不透她到底要怎样辩护。公诉机关陈词完毕。苏卡提娜叫出了她的第一个目击证人。
“请告知你的姓名和职业。” 苏卡提娜说。
“杰克-戴维斯，自由职业工程师。”
“你是否从事过和这个所谓的‘星际传输机’相关的工作？”
“是的，我做过。”
“那你能否描述一下这项工作的特点？”
“我是这个星际运输机最初的设计组成员。新的技术使得人类可以通过CT扫描收集人的躯体和大脑的详细信息，在经过数字化处理后，以电磁波形式传输到远方。说得浅显一点就是：一束光就把人体的信息给送走了。这似乎也使得人类通过此方法传输自己的设想成为可能——让人类以无躯体的形式做星际旅行。这样可以比实体的传输更快——以光的速度，并且可以节约大笔用于远距离实体传输的资金。”
“你所说的‘这似乎也使得人类通过此方法传输自己的设想成为可能’，难道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吗？”
“法官大人，我反对！辩方律师要求回顾星际传输机的历史和本案并无多大联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今天都是乘传输机来到这儿参加庭审的。”
“苏卡提娜律师？”法官看着她问道。
“法官大人，”苏卡提娜回答，“我试图证明我的当事人在阿流沙-凯姆林的谋杀案中是无辜的。如果您允许我继续提问，我将很快给出证据。”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所有在场的人脸上那惊愕的表情。从法官到陪审团，还有我，甚至是被告人伊万的脸上也充满了疑惑。只有苏卡提娜和那个出庭证人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你在说什么呢？我是杀了那个该死的！” 被告人伊万插嘴说。
“肃静！肃静！”法官拖着声调说，“我不允许再有这种扰乱庭审的事情发生，伊万-托布斯汀先生。苏卡提娜律师，你们的言谈让人迷惑不解。考虑到这是关乎死罪的案件，并且目前的证据都对被告不利，所以本庭特许你继续为被告辩护。反对无效！请继续对证人提问。但是，如果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你提供的证词和本案并无相关的话，我将认同控方律师波隆斯基先生可能会再次提出的抗议。”
“是，法官大人。” 苏卡提娜回答，“好的，戴维斯先生，你之前的措辞似乎表明你对空间传输机持保留意见，对吗？”
“是的，的确是这样。按照设计要求，在传输渠道的两端必须各有一个人类躯体。走进传输机的是个人，当然从另一端走出来的也是一个人。但是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躯体传输的环节。”
“说到这似乎已经足够，那问题出在哪里？” 苏卡提娜问。
“也就是说，在传输渠道的接收站必须根据所接收的乘客躯体数据再重塑一个人的躯壳。这里面包含了另外一项新技术。”
“然后呢？”
“问题在于，那个仍旧留在传输机器发送站的人体躯壳。它不得不……不得不被处理掉。”
“难道这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吗？”
“不，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这种已经进入规模应用阶段的技术仅仅是使用原材料根据接收的乘客躯体数据再造一个躯壳。”
（这个时候，陪审团成员之间有一阵骚动。作为非专业人员，他们对人体传输过程细节的了解并没有对血肉模糊的外科手术的了解得多，或者说人体传输的细节并不像屠夫把肉片好了放在超市供我们选购那么直接和公开。）
“法官大人。”我说道。
“有什么问题，波隆斯基律师？苏卡提娜律师，你能否就刚才的谈论做出与本案相关的总结？”
“是，法官大人，” 苏卡提娜回答，“戴维斯先生，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阻断了你的思路，你本不应该如此拘谨的……”
“不是的，有一件事情，就在火化之前，这个被传输的人必须被弄死。”
“法官大人，这太残忍了！” 苏卡提娜紧跟着说。
“戴维斯先生，”法官插话了，“你所指的那个被传输的人必须被弄死是什么意思？那个人应该在以电磁波的形式被传输到目的地过程当中，难道不是这样？我希望你的陈述中不要有煽动性的言语。在传输机起点被毁坏的只是人的躯壳，而不是人本身，我说得对吗？”
“法官大人，”戴维斯回答道，“我觉得自己说得没有错。在被火化之前，这个人会被注射即刻起效的安乐死针剂。”
“法官大人，”苏卡提娜说，“事实上，这和诉讼方极力想让我的当事人得到的惩罚（注射死刑）是一样的过程。”
“法官大人！”我提出了抗议。
“苏卡提娜律师，”法官申斥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是否可以让我自己继续询问目击证人？”
“当然可以，法官大人。” 苏卡提娜回答。
（我注意到了苏卡提娜脸上那不满的表情。）
“那么，戴维斯先生，你说进入传输机器的人会被弄死，但是如果传输过程被突然中止呢？比如……在太阳风导致的电子风暴期间，传输活动会被临时推迟，但是被传输者退出来的时候仍旧是活生生的、完好无缺的。”
“M.O.操作员在杀死这个人之前要等待传输终端发回来的传输成功确认。所以，只有在那个被传输的乘客走出目的地的传输舱的时候，发送端这边才会下令处死这边的这个人。”
“我……明白了……”法官还是有些不确定的样子，“好吧，那么，苏卡提娜律师，你究竟要把我们的思维引到什么地方去？继续问这个证人吧。还有，你能不能……不要扯太远？”
“好的，法官大人。” 苏卡提娜回答，“戴维斯先生，如果说进入传输机器的那个人被杀死了，那么从传输目的站走出来的那个人是谁呢？”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为什么？你是不是知道答案但是又不愿意告诉我们？”
“我，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我只知道一定不是那个人。”
“不是那个人？”
“那个走进传输机的人，那个人已经死了，或者是即将死去—— 一旦接到传输终点回传的确认说‘那边有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东西）已经走出了传输舱’，这个走进传输机的人就活不成了。”
“照你这么说，以今天庭审的案子为例，当时，如果阿流沙-凯姆林在地球时间08：24进入传输机，他能在几分钟之后到达火星吗？”
“我觉得不能。”
“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在火星被谋杀了？”
“我觉得不可能被谋杀。”
“我的问题问完了，法官大人。”
整个审判庭内鸦雀无声。苏卡提娜律师和戴维斯之间的这一番言论弄得我都有些晕头转向了。难道这就是苏卡提娜的辩护策略？简直是荒谬！她这种推理的思路实在无法让人信服。那么，她得出的结论也明显是个错误的结论。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还是得考虑该如何反驳她的观点。所以我思考了一段时间。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盘问证人吗？波隆斯基律师？”
“是的，法官大人。”我回答，“戴维斯先生，我相信，我以及在座的陪审团成员都很难接受你就这个案件所表达的极具暗示性的个人观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仔细地再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你说阿流沙-凯姆林在地球上就已经被杀死。姑且这么认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他在火星得到了重生？难道这不是存在于传输过程中的事实吗——在传输的目的地把一个人放到一个新的，但是又一模一样的躯壳中？”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认为他是那个所谓的‘传输机’的目的站造出来的一个彻彻底底的新人。” 戴维斯回答。
“但是这个‘彻彻底底的新人’和之前进入传输舱的那个人是一模一样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不但有着一模一样的身体，还有一样的思想和灵魂。不是吗？”
“在这一系列所涉及的因素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和灵魂有关联。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通过电磁途径传播肉体特征的信息的过程。如果一个有灵魂的人走进了传输舱，我无法想象他的灵魂应该要怎样才能够以数字信息的形式像一道光那样传输到目的地。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人根本就没有被传输过去的原因。”
“戴维斯先生，那你认为从目的站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在你看来，它不仅不是原来那个人，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人。”
“我是这样说过，我觉得它可能，可能是一具僵尸吧。”
“戴维斯先生，你的故事越说越离谱了！我认为你的证词对伊万先生的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帮助。”
“法官大人！”苏卡提娜提出反对。
“波隆斯基律师，请不要发表个人决断的言论！”法官对我说。
“对不起，法官大人！”我转过头继续问，“戴维斯先生，我们要正视杀人案的现实，不要再做形而上学的推断。在我们看来，这个新人（请允许我继续把它称做一个人，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个从目的站出来的新人，不管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和之前进入输送舱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不是吗？”
“是的，我认为是一模一样的。”
“既然这样，从现实意义上讲，难道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吗？”
“嗯，我不知道你这个‘从现实意义上’是什么意思。”
“请不要含糊其辞，戴维斯先生。我是说这个人可以有相同的能力——从事同样的工作，能够回忆起进入输送舱那个人所能够回忆起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会像从前一样继续爱他（她）的妻子（丈夫）、孩子，等等。”
“我认同这些，但不是所有。”
“我不明白，戴维斯先生。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不妨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假设我有一张纸，我想要一个副本，于是我把它放进了复印机，然后复印出了副本。在我看来，副本和原件是不一样的。尽管在你看来它们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样的，但是副本就是副本，而不是我放入复印机的那一张。”
“戴维斯先生，复印机和传输机有什么关系？传输机不是复制东西的，它是传输东西而不是复制。它传输的是原件，这是关键所在，否则就不叫传输了。”
“我认为‘传输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传输机。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复制机。”
“我实在不敢苟同。你凭什么这样说？你又把这种常识性的问题复杂化了。”
“这很好理解，真的！记住，那个进入传输舱的人已经在传输成功得到确认之后被处死了（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也就是说，在我们在传输起点等待远方的传输终点发出传输成功信号的几分钟时间里——因为信号传输的速度只能够达到光速，在这一段时间差里，传输通道的两端都有一具尸体，或者说都有一个人。但是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因此他们当中必有一个是复制品。”
戴维斯的这番话把我的思路弄得一团糟。陪审团都把目光投向了我。我浑身开始冒汗，我像寻求救命稻草一样地搜肠刮肚，希望能够找到反驳他观点的突破口。
“戴维斯先生，可以肯定地说，你的见解很独特。但是这也仅仅是虚有其表。你的观点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你口口声声说‘等待传输确认’。难道这样还不能说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输机器吗？”
“噢！不可否认，这里面有传输的过程，但这是信息的传输。我只是不认为这是人的传输。”
“为什么？照这样说的话，你自己……你自己也根本不是杰克-戴维斯了！”
“为什么这样说？”
“难道你不是由传输通道来到这个星球，来到这里做目击证人的吗？不过，按你的说法，那个真正的杰克-戴维斯应该在地球上的传输起点被弄死了。而你不过是一个复制品！”
从陪审团发出一阵冷笑，不过气氛还算缓和。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在当天早上通过星际传输机来到审判现场的。
“不好意思，我的的确确不是通过传输机器来火星的。我这一生也还没有被传输过。我是在很多年以前乘坐大推力火箭来这儿参加‘地球－火星传输工程’建设的。但是我很不习惯在传输终端做的处死人体的工作，所以我辞职了。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火星。所以，不要指望把我放入你设计的圈套，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可以让我认识的那些人信服呢？”
我深知自己已经彻底处于下风了。为了尽快结束这样的局面，我转向了法官：“法官大人，我们暂时没有问题要盘问该证人了。但是我保留在辩方传唤其他目击证人之后，再次核对该证人证词的权力。否则我们控方要求休庭。”
“苏卡提娜律师？”法官问道。
苏卡提娜回答：“法官大人，辩方要求远在地球的杰茨-沙费尔作证。沙费尔先生曾经亲眼目睹过所谓的传输机器的细节。和戴维斯先生一样，他也从来没有乘过星际传输机。由于他不想长时间地耽误他在地球的工作，加之无法承受乘坐大推力火箭来此的巨大风险以及其中的花费和对庭审时间的耽搁，我们安排他通过‘可视通’进行谈话。”
“不对，使用星际传输机是非常方便的。”尽管我知道我的插话可能会遭到法官的警告，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
“不便之处在于，” 苏卡提娜接着说，“由于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距离，使用星际可视电话意味着我们与证人之间的每一组问答都会有几分钟的延时。所以我请求法庭允许我们集中所有提问，然后发送给证人，再把证人的回答集中发送回来。”
法官批准了苏卡提娜的请求。我也觉得有些欣喜——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
“沙费尔先生，您的职业是什么？” 苏卡提娜问。
“哲学教授。”
哼！真是个懦夫。我觉得辩方的态度已经开始从科幻的推测转到形而上学的方向了。这只会让陪审团成员更加怀疑辩方证词的真实性。
“您对传送给您的那份戴维斯先生的证词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戴维斯先生做出了相当精彩的判断——‘传输机’事实上就是名副其实的复制机。不过这里我得继续叫它‘传输机’——尽管我更愿意叫它‘伪传输机’。在我供职的大学中，我发现我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是逻辑思维极强的工程师。如果你们有什么争论无法解决或是公诉机关要求了解有关情况的话，我十分愿意提供协助。”
“不必了，非常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对这个案件目前的进展已经十分满意。我把您请过来是希望您能够以独立证人的身份接受起诉方为了弄清案情而提出的各种询问。波隆斯基律师，现在你可以盘问证人了。”
审判庭内又是一阵骚动。多么阴险的一招啊！她如此不顾一切地上演这出充满自信的表演，无非是想把取证的压力推到我这边来。作为一个律师，我不得不承认这一招很巧妙。但是我也相当清楚，这些哲学家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涉及逻辑的争论，他们的雄辩才能丝毫不亚于我们这些律师。
“非常感谢！”我接着说，“沙费尔先生，你说你认同戴维斯先生的某些观点。可有些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我们假设你和戴维斯先生认为传输机就是复制机的看法是正确的。我问你，你们凭什么断定它一定不是传输机？戴维斯先生说不可能存在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真的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可以？我再强调一遍，从传输舱走出来的那个人和之前进入传输舱的人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可以同时存在，既然我们无法区别这两个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他们称做‘一个人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空间’？”
“波隆斯基先生，我非常欣赏你在逻辑上的大胆推测，” 沙费尔对我说，“当逻辑争论涉及自己本身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就应该抛弃普遍常识。你追求更多证据而不是古板地遵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同一时间处于两个不同地方’的常识。 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恰当的。然而，在这个案件中，我还是站在常识这边的。假设某个人做了一个美国《独立宣言》的复制品，如果有一天《独立宣言》的原件被毁掉了，你是不是认为人们不会把这当做一次莫大的损失？说得更通俗一点，如果原件和复制品都同时存在，并被政府拍卖给同一个私人收藏机构。而这家私人收藏机构同意将《独立宣言》的原件仍然留在政府的博物馆陈列，收藏机构只购买《独立宣言》原件的所有权。现在假设这家收藏机构打算为《独立宣言》原件及其复制品购买保险，你觉得会有哪家保险公司在受理《独立宣言》复制品的时候，愿意给出和原件相同的理赔额度吗？我告诉你，当然不会！不管《独立宣言》的原件是多么的破旧，哪怕《独立宣言》的复制品比破旧的《独立宣言》原件更像《独立宣言》，我们还是会觉得破旧的原件更宝贵。因为约翰-汉考克①是在原件而不是复制品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是一件东西的历史赋予了它特定的价值，而不是东西的质地和用料。我认为人的唯一性和《独立宣言》原件的唯一性没什么两样。一个婴儿和一个中年人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但是通过血缘关系，我们可以判断他们共有的一些特征；而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可能无法用肉眼区分，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那么，沙费尔教授，你，以及戴维斯先生的结论是什么呢？戴维斯先生他自己都无法明确地告诉我们那个从输送舱走出来的是谁，或者说是个什么东西。你的判断是什么？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它还是不是个人？如果它还是个人，并且和那个进入输送舱的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它是谁？”
“我个人认为它是个人，但不是同一个人，我只能说，他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人，但不是同一个人。”
“你的观点未免太过哲学化了，沙费尔教授。你这个结论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按你所说，‘分在传输通道两端的人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没有任何区别’的区别吗？当然，如果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某个人的家门口，的确是件很令人费解的事情。可是，传输过程中躯体的火化和躯体的再造过程是两个协调进行的过程，难道这种效果不可以等同于人体传输的实现吗？”
“波隆斯基先生，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下，‘等同于’这个说法值得推敲。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是关乎生死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设身处地地看待。如果是你进入了输送舱，（注射安乐死针剂）之后，你失去了知觉。我想，下一件你马上能够感知到的事物就是——你所处的地方——你已在你的目的地。这就好比美美地睡了一觉，然后醒来；或者说从一个麻醉手术中恢复了知觉。似乎在失去知觉的那一刹那到醒来的这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流失任何时间。但是，波隆斯基先生，我的看法可能会让你乃至陪审团的成员感到震惊。我认为，在你接受安乐死针剂那一刹那的知觉，将会是你最后的知觉。当然，我也承认，传输终点站‘醒来’的那个人也会有知觉，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知觉就是之前‘进入输送舱的那个人’的知觉的延续。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根本就是一种错觉。事实上，‘进入输送舱的那个人’已经死亡，而走出站的这个人只是刚刚获得生命。”
审判庭内一阵骚动。这个哲学家的荒谬论断几乎令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欣喜。
“谢谢您，沙费尔先生。法官大人，控方的问题问完了。”
辩方没有再传唤其他证人。我也不打算再盘问辩方的第一个证人了，因为辩方第二个证人的证词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这让我信心备增。控辩双方很快进入了辩论总结阶段。首先由我来做控方总结。
“女士们，先生们，辩方试图把2043年7月27日发生在新纽约城星际传输站的杀人命案说成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这甚至与被告本人的证词相冲突。苏卡提娜律师声称：‘伊万-托布斯汀没有杀害任何人，因为‘星际传输机’不是真正的传输机，而是一个以进入输送舱的乘客的血肉之躯为参照，用人工合成材料重新塑造人体躯壳的‘复制机’。’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辩方的证人试图让我们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甚至是现场所有的人都已经不是真正的人’。我们是不是在曾经的某个时候使用过‘星际传输机’呢？按照辩方的说法，我们在以前使用‘星际传输机’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那么，现在法庭里这些或站或坐的人是谁？谁能回答？很明显，按照这样的理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真的是太年轻了！哪怕是今天早上才搭‘星际传输机’过来参加庭审的老人也比昨天就已经从‘星际传输机’里‘生’出来的小伙子要稍微年轻些。女士们，先生们，对于辩方刻意歪曲犯罪事实的言行，我方已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是，请陪审团裁定这个冷血无情的杀人犯有罪！谢谢。”
接着是苏卡提娜律师做辩方总结。
“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我方的论点可能会让在座的某些人感到震惊，但是，这个逻辑是准确无误的。控方没有找出任何不妥的地方，虽然我的当事人与本案有些许牵连。可是我们该如何评判呢？在哥白尼推出他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观点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当时被看做是最有学识的人也觉得这不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哥白尼的逻辑推理并没有错啊。那些反对的学者们只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罢了。当然，这个世界不会总是满足部分人的个人好恶。今天在座的各位的职责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控方对我的当事人的指控是‘他谋杀了阿流沙-凯姆林’。我们已经证明，就算从新纽约站传输舱走出来的是一个人，那也不是阿流沙-凯姆林，而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实际上，阿流沙-凯姆林是在地球上被杀死的；他不是被我的当事人的子弹打死的，而是被‘星际传输机’操作员的注射针剂处死的。所以，即使我的当事人杀了人，也不是杀了阿流沙-凯姆林。请大家凭良心说，控方的说法是不是缺乏说服力？我请求陪审团宣告我的当事人无罪。谢谢！”
“当然，博士您已经知道审判的结果了吧。”
“是的，伊万-托布斯汀被判有罪了。陪审团没能够接受辩护律师观点中荒诞的推理。”
“伊万-托布斯汀被处死了？”
“是啊，如你所说，法律的公正得以维护。那你为什么事找我呢？”
“博士，审判结束之后，我离开了法庭。我急着回地球和我的家人团聚。在我赶往‘星际传输站’的路上，一个念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是沙费尔最后的那一段证词。当时觉得这个观点是有些荒唐。他说从‘星际传输舱’出来的那个人的思维可能不是之前进入‘星际输送舱’的那个乘客的思维的延续。为什么不是呢？就因为‘星际传输’ 的过程有个时间差吗？人在熟睡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所以，光凭时间差不能否定前后两个思维的延续性。但是，我现在遇了另一个难题。本来，沙费尔在庭审的时候会说到这个问题的，但是为了对陪审团施加影响，我在形势有利于我方的时候立即中断了对沙费尔的盘问……现在我觉得……在收到火星传输站的‘传输成功’确认之前，阿流沙-凯姆林当然是乖乖地呆在地球上的传输站里等待之后的致命注射。当火星站的阿流沙-凯姆林从传输舱走出来的时候，‘他’的意识的确是清醒的，但是‘他’的意识和地球上的阿流沙-凯姆林的意识已经不再一样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处在不同星球的两个阿流沙-凯姆林真的是同一个人的话，他们的两双眼睛会不会在同一时刻、不同地点亲眼看到完全一样的场景呢？这就好比一个人的两只眼睛同时看见一个物体的效果。如果他们真的是同一个人，难道他们不会在同一时刻看见火星站和地球站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吗？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声称自己在使用‘星际传输’服务的时候遭遇到这样的状况。”
“因此……？”
“因此……我突然发现自己不敢走进‘星际传输舱’去完成回到地球的旅程。在法庭上，我要求判处伊万-托布斯汀死刑。可是，在要进入‘星际传输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要像被判处死刑的伊万-托布斯汀那样在等待一针致命的毒素。”
“可那个审判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啊！”
“是啊，从那之后，我一直滞留在火星上。我陷入困境了。天哪！如果我能够说服政府补贴我的交通费用的话……我可能会坐运载火箭回地球。可就算是有这样的机会，那也需要漫长地等待——毕竟在‘星际传输’投入使用之后，往返于火星和地球之间的火箭已经很少了。”
“可……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我很惦记他们，他们也很挂念我。可是我的妻子认为我简直就是个疯子……尤其是在得知我打赢了这场官司之后！她无法理解这样的结果。更糟糕的是，好几个月了她都不得解脱，几乎要绝望的她已经暗示要和我离婚。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回家，而且还关系到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坐在家里不动的人，当然不知道乘坐交通工具四处奔波的花销有多大。当坐火箭的需求减少了会怎样呢？当然是价格奇高咯！事实上，用‘可视通’也是很不方便的。类似我们在上次的审判中经历的音频、视频在星际间传送中导致的信号延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那……你来此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形而上学的争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好另找一个哲学家。”
“你可能觉得这很可笑，其实我已经咨询过其他的哲学家了，他们的观点和沙费尔教授相差无几。”
“也就是说，尽管你还不太愿意妥协，但你还是和他们一样，你们都觉得——沙费尔教授的观点意味着：每一天，在数条星际传输通道的两端都有一大批的人被残酷屠杀……”
① 《独立宣言》由托马斯·杰佛逊起草，1776年7月4日经大陆会议专门委员会修改后通过，并由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签字。
“博士，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是安德拉-波隆斯基律师。”
“我还是不明白。”
“你是怎么了，律师先生？”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不会是得健忘症了吧？”
“不，我没有健忘，我清楚地记得每件事。我是说，我知道安德拉-波隆斯基所有的事情……嗯……我的意思是……安德拉-波隆斯基所知道的一切。可我不知道的是——我是不是安德拉-波隆斯基？”
“听起来和你刚刚经手的那个案子有些类似。”
“是的，很像。”
“那你不妨告诉我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2043年7月，一个炎热的早上，阿流沙-凯姆林走向纽约的星际传输站，他上班的地方在新纽约。车票的存根联显示：他于地球时间上午07：45到达纽约的星际运输站，出发时间为上午8：04，到达目的站的时间为火星时间上午08：09。出站程序将花费17分钟——这主要用于他躯体的再造。阿流沙-凯姆林走进输送舱，买了一杯“咖咖啡”……
大约08：30，阿流沙-凯姆林端着“咖咖啡”走出了输送舱。没等保安们反应过来，一颗子弹已经击穿了阿流沙-凯姆林的面部。阿流沙-凯姆林应声倒地。
凶手是谁？
在火星传输站出站口等候多时的伊万-托布斯汀被冲过来的保安卸掉了武器。他没有做任何反抗。急救车呼啸而至。
08：40，医护人员宣布：阿流沙-凯姆林当场死亡。
08：44，大批警察赶到现场，伊万-托布斯汀十分坦然的承认自己射杀了阿流沙。在被警察带走之前，伊万-托布斯汀说了唯一的一句话：“终于把这个畜生给解决了。”
紧接着的调查和审讯表明，这是一起典型的由三角恋引发的凶杀案。整个案件的始末都弄清楚了。伊万在调查过程中十分配合。事实上，他没有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打算。他甚至拒绝请律师为自己洗脱罪名。似乎在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之后，他已不再有任何顾忌和眷恋。
但是司法程序不能省略。所以，法庭为伊万指派了一名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很快就以伊万的名义递交了一份声明“无罪”的申辩材料。不幸的是，为伊万辩护的不是别人，正是声名狼藉的长舌妇——苏卡提娜-雷特斯。这可能就是伊万的命吧。可想而知，伊万“无罪”的申辩材料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份像样的申辩材料。苏卡提娜律师出师不利。
警察的调查取证工作结束后，案件的进展很快了。苏卡提娜要求尽快开庭审理此案，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当事人呆在监狱里继续接受那完全没有必要的羁押。她的举止显得相当自信。很明显，她所做的无非是找到了几个专家级的目击证人并告诉他们要怎么做。而她身在牢狱中的当事人——伊万却对此事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面对苏卡提娜的计划，他既不合作，也不抵制。这个时候，作为诉讼方律师的我，也不反对尽快开庭。因为这是个明显的杀人案件，我要求法庭判处犯罪嫌疑人死刑。
审判在火星进行，因为这儿是事发地。在新纽约城上空巨大的穹顶半球体中，天气和往常一样好，称得上风和日丽。首先是公诉机关陈词，把案件发生的背景和过程诵读了一遍。我们叫了一些目击证人，包括出站口的保安、急救人员、现场调查和审讯的警探，还有犯罪嫌疑人伊万的前妻。苏卡提娜没怎么说话。在公诉机关陈词的过程中，苏卡提娜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坦白地说，她这样的方式让我摸不透她到底要怎样辩护。公诉机关陈词完毕。苏卡提娜叫出了她的第一个目击证人。
“请告知你的姓名和职业。” 苏卡提娜说。
“杰克-戴维斯，自由职业工程师。”
“你是否从事过和这个所谓的‘星际传输机’相关的工作？”
“是的，我做过。”
“那你能否描述一下这项工作的特点？”
“我是这个星际运输机最初的设计组成员。新的技术使得人类可以通过CT扫描收集人的躯体和大脑的详细信息，在经过数字化处理后，以电磁波形式传输到远方。说得浅显一点就是：一束光就把人体的信息给送走了。这似乎也使得人类通过此方法传输自己的设想成为可能——让人类以无躯体的形式做星际旅行。这样可以比实体的传输更快——以光的速度，并且可以节约大笔用于远距离实体传输的资金。”
“你所说的‘这似乎也使得人类通过此方法传输自己的设想成为可能’，难道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吗？”
“法官大人，我反对！辩方律师要求回顾星际传输机的历史和本案并无多大联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今天都是乘传输机来到这儿参加庭审的。”
“苏卡提娜律师？”法官看着她问道。
“法官大人，”苏卡提娜回答，“我试图证明我的当事人在阿流沙-凯姆林的谋杀案中是无辜的。如果您允许我继续提问，我将很快给出证据。”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所有在场的人脸上那惊愕的表情。从法官到陪审团，还有我，甚至是被告人伊万的脸上也充满了疑惑。只有苏卡提娜和那个出庭证人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你在说什么呢？我是杀了那个该死的！” 被告人伊万插嘴说。
“肃静！肃静！”法官拖着声调说，“我不允许再有这种扰乱庭审的事情发生，伊万-托布斯汀先生。苏卡提娜律师，你们的言谈让人迷惑不解。考虑到这是关乎死罪的案件，并且目前的证据都对被告不利，所以本庭特许你继续为被告辩护。反对无效！请继续对证人提问。但是，如果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你提供的证词和本案并无相关的话，我将认同控方律师波隆斯基先生可能会再次提出的抗议。”
“是，法官大人。” 苏卡提娜回答，“好的，戴维斯先生，你之前的措辞似乎表明你对空间传输机持保留意见，对吗？”
“是的，的确是这样。按照设计要求，在传输渠道的两端必须各有一个人类躯体。走进传输机的是个人，当然从另一端走出来的也是一个人。但是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躯体传输的环节。”
“说到这似乎已经足够，那问题出在哪里？” 苏卡提娜问。
“也就是说，在传输渠道的接收站必须根据所接收的乘客躯体数据再重塑一个人的躯壳。这里面包含了另外一项新技术。”
“然后呢？”
“问题在于，那个仍旧留在传输机器发送站的人体躯壳。它不得不……不得不被处理掉。”
“难道这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吗？”
“不，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这种已经进入规模应用阶段的技术仅仅是使用原材料根据接收的乘客躯体数据再造一个躯壳。”
（这个时候，陪审团成员之间有一阵骚动。作为非专业人员，他们对人体传输过程细节的了解并没有对血肉模糊的外科手术的了解得多，或者说人体传输的细节并不像屠夫把肉片好了放在超市供我们选购那么直接和公开。）
“法官大人。”我说道。
“有什么问题，波隆斯基律师？苏卡提娜律师，你能否就刚才的谈论做出与本案相关的总结？”
“是，法官大人，” 苏卡提娜回答，“戴维斯先生，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阻断了你的思路，你本不应该如此拘谨的……”
“不是的，有一件事情，就在火化之前，这个被传输的人必须被弄死。”
“法官大人，这太残忍了！” 苏卡提娜紧跟着说。
“戴维斯先生，”法官插话了，“你所指的那个被传输的人必须被弄死是什么意思？那个人应该在以电磁波的形式被传输到目的地过程当中，难道不是这样？我希望你的陈述中不要有煽动性的言语。在传输机起点被毁坏的只是人的躯壳，而不是人本身，我说得对吗？”
“法官大人，”戴维斯回答道，“我觉得自己说得没有错。在被火化之前，这个人会被注射即刻起效的安乐死针剂。”
“法官大人，”苏卡提娜说，“事实上，这和诉讼方极力想让我的当事人得到的惩罚（注射死刑）是一样的过程。”
“法官大人！”我提出了抗议。
“苏卡提娜律师，”法官申斥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是否可以让我自己继续询问目击证人？”
“当然可以，法官大人。” 苏卡提娜回答。
（我注意到了苏卡提娜脸上那不满的表情。）
“那么，戴维斯先生，你说进入传输机器的人会被弄死，但是如果传输过程被突然中止呢？比如……在太阳风导致的电子风暴期间，传输活动会被临时推迟，但是被传输者退出来的时候仍旧是活生生的、完好无缺的。”
“M.O.操作员在杀死这个人之前要等待传输终端发回来的传输成功确认。所以，只有在那个被传输的乘客走出目的地的传输舱的时候，发送端这边才会下令处死这边的这个人。”
“我……明白了……”法官还是有些不确定的样子，“好吧，那么，苏卡提娜律师，你究竟要把我们的思维引到什么地方去？继续问这个证人吧。还有，你能不能……不要扯太远？”
“好的，法官大人。” 苏卡提娜回答，“戴维斯先生，如果说进入传输机器的那个人被杀死了，那么从传输目的站走出来的那个人是谁呢？”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为什么？你是不是知道答案但是又不愿意告诉我们？”
“我，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我只知道一定不是那个人。”
“不是那个人？”
“那个走进传输机的人，那个人已经死了，或者是即将死去—— 一旦接到传输终点回传的确认说‘那边有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东西）已经走出了传输舱’，这个走进传输机的人就活不成了。”
“照你这么说，以今天庭审的案子为例，当时，如果阿流沙-凯姆林在地球时间08：24进入传输机，他能在几分钟之后到达火星吗？”
“我觉得不能。”
“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在火星被谋杀了？”
“我觉得不可能被谋杀。”
“我的问题问完了，法官大人。”
整个审判庭内鸦雀无声。苏卡提娜律师和戴维斯之间的这一番言论弄得我都有些晕头转向了。难道这就是苏卡提娜的辩护策略？简直是荒谬！她这种推理的思路实在无法让人信服。那么，她得出的结论也明显是个错误的结论。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还是得考虑该如何反驳她的观点。所以我思考了一段时间。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盘问证人吗？波隆斯基律师？”
“是的，法官大人。”我回答，“戴维斯先生，我相信，我以及在座的陪审团成员都很难接受你就这个案件所表达的极具暗示性的个人观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仔细地再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你说阿流沙-凯姆林在地球上就已经被杀死。姑且这么认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他在火星得到了重生？难道这不是存在于传输过程中的事实吗——在传输的目的地把一个人放到一个新的，但是又一模一样的躯壳中？”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认为他是那个所谓的‘传输机’的目的站造出来的一个彻彻底底的新人。” 戴维斯回答。
“但是这个‘彻彻底底的新人’和之前进入传输舱的那个人是一模一样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不但有着一模一样的身体，还有一样的思想和灵魂。不是吗？”
“在这一系列所涉及的因素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和灵魂有关联。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通过电磁途径传播肉体特征的信息的过程。如果一个有灵魂的人走进了传输舱，我无法想象他的灵魂应该要怎样才能够以数字信息的形式像一道光那样传输到目的地。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人根本就没有被传输过去的原因。”
“戴维斯先生，那你认为从目的站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在你看来，它不仅不是原来那个人，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人。”
“我是这样说过，我觉得它可能，可能是一具僵尸吧。”
“戴维斯先生，你的故事越说越离谱了！我认为你的证词对伊万先生的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帮助。”
“法官大人！”苏卡提娜提出反对。
“波隆斯基律师，请不要发表个人决断的言论！”法官对我说。
“对不起，法官大人！”我转过头继续问，“戴维斯先生，我们要正视杀人案的现实，不要再做形而上学的推断。在我们看来，这个新人（请允许我继续把它称做一个人，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个从目的站出来的新人，不管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和之前进入输送舱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不是吗？”
“是的，我认为是一模一样的。”
“既然这样，从现实意义上讲，难道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吗？”
“嗯，我不知道你这个‘从现实意义上’是什么意思。”
“请不要含糊其辞，戴维斯先生。我是说这个人可以有相同的能力——从事同样的工作，能够回忆起进入输送舱那个人所能够回忆起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会像从前一样继续爱他（她）的妻子（丈夫）、孩子，等等。”
“我认同这些，但不是所有。”
“我不明白，戴维斯先生。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不妨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假设我有一张纸，我想要一个副本，于是我把它放进了复印机，然后复印出了副本。在我看来，副本和原件是不一样的。尽管在你看来它们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样的，但是副本就是副本，而不是我放入复印机的那一张。”
“戴维斯先生，复印机和传输机有什么关系？传输机不是复制东西的，它是传输东西而不是复制。它传输的是原件，这是关键所在，否则就不叫传输了。”
“我认为‘传输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传输机。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复制机。”
“我实在不敢苟同。你凭什么这样说？你又把这种常识性的问题复杂化了。”
“这很好理解，真的！记住，那个进入传输舱的人已经在传输成功得到确认之后被处死了（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也就是说，在我们在传输起点等待远方的传输终点发出传输成功信号的几分钟时间里——因为信号传输的速度只能够达到光速，在这一段时间差里，传输通道的两端都有一具尸体，或者说都有一个人。但是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因此他们当中必有一个是复制品。”
戴维斯的这番话把我的思路弄得一团糟。陪审团都把目光投向了我。我浑身开始冒汗，我像寻求救命稻草一样地搜肠刮肚，希望能够找到反驳他观点的突破口。
“戴维斯先生，可以肯定地说，你的见解很独特。但是这也仅仅是虚有其表。你的观点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你口口声声说‘等待传输确认’。难道这样还不能说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输机器吗？”
“噢！不可否认，这里面有传输的过程，但这是信息的传输。我只是不认为这是人的传输。”
“为什么？照这样说的话，你自己……你自己也根本不是杰克-戴维斯了！”
“为什么这样说？”
“难道你不是由传输通道来到这个星球，来到这里做目击证人的吗？不过，按你的说法，那个真正的杰克-戴维斯应该在地球上的传输起点被弄死了。而你不过是一个复制品！”
从陪审团发出一阵冷笑，不过气氛还算缓和。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在当天早上通过星际传输机来到审判现场的。
“不好意思，我的的确确不是通过传输机器来火星的。我这一生也还没有被传输过。我是在很多年以前乘坐大推力火箭来这儿参加‘地球－火星传输工程’建设的。但是我很不习惯在传输终端做的处死人体的工作，所以我辞职了。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火星。所以，不要指望把我放入你设计的圈套，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可以让我认识的那些人信服呢？”
我深知自己已经彻底处于下风了。为了尽快结束这样的局面，我转向了法官：“法官大人，我们暂时没有问题要盘问该证人了。但是我保留在辩方传唤其他目击证人之后，再次核对该证人证词的权力。否则我们控方要求休庭。”
“苏卡提娜律师？”法官问道。
苏卡提娜回答：“法官大人，辩方要求远在地球的杰茨-沙费尔作证。沙费尔先生曾经亲眼目睹过所谓的传输机器的细节。和戴维斯先生一样，他也从来没有乘过星际传输机。由于他不想长时间地耽误他在地球的工作，加之无法承受乘坐大推力火箭来此的巨大风险以及其中的花费和对庭审时间的耽搁，我们安排他通过‘可视通’进行谈话。”
“不对，使用星际传输机是非常方便的。”尽管我知道我的插话可能会遭到法官的警告，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
“不便之处在于，” 苏卡提娜接着说，“由于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距离，使用星际可视电话意味着我们与证人之间的每一组问答都会有几分钟的延时。所以我请求法庭允许我们集中所有提问，然后发送给证人，再把证人的回答集中发送回来。”
法官批准了苏卡提娜的请求。我也觉得有些欣喜——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
“沙费尔先生，您的职业是什么？” 苏卡提娜问。
“哲学教授。”
哼！真是个懦夫。我觉得辩方的态度已经开始从科幻的推测转到形而上学的方向了。这只会让陪审团成员更加怀疑辩方证词的真实性。
“您对传送给您的那份戴维斯先生的证词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戴维斯先生做出了相当精彩的判断——‘传输机’事实上就是名副其实的复制机。不过这里我得继续叫它‘传输机’——尽管我更愿意叫它‘伪传输机’。在我供职的大学中，我发现我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是逻辑思维极强的工程师。如果你们有什么争论无法解决或是公诉机关要求了解有关情况的话，我十分愿意提供协助。”
“不必了，非常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对这个案件目前的进展已经十分满意。我把您请过来是希望您能够以独立证人的身份接受起诉方为了弄清案情而提出的各种询问。波隆斯基律师，现在你可以盘问证人了。”
审判庭内又是一阵骚动。多么阴险的一招啊！她如此不顾一切地上演这出充满自信的表演，无非是想把取证的压力推到我这边来。作为一个律师，我不得不承认这一招很巧妙。但是我也相当清楚，这些哲学家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涉及逻辑的争论，他们的雄辩才能丝毫不亚于我们这些律师。
“非常感谢！”我接着说，“沙费尔先生，你说你认同戴维斯先生的某些观点。可有些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我们假设你和戴维斯先生认为传输机就是复制机的看法是正确的。我问你，你们凭什么断定它一定不是传输机？戴维斯先生说不可能存在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真的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可以？我再强调一遍，从传输舱走出来的那个人和之前进入传输舱的人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可以同时存在，既然我们无法区别这两个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他们称做‘一个人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空间’？”
“波隆斯基先生，我非常欣赏你在逻辑上的大胆推测，” 沙费尔对我说，“当逻辑争论涉及自己本身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就应该抛弃普遍常识。你追求更多证据而不是古板地遵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同一时间处于两个不同地方’的常识。 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恰当的。然而，在这个案件中，我还是站在常识这边的。假设某个人做了一个美国《独立宣言》的复制品，如果有一天《独立宣言》的原件被毁掉了，你是不是认为人们不会把这当做一次莫大的损失？说得更通俗一点，如果原件和复制品都同时存在，并被政府拍卖给同一个私人收藏机构。而这家私人收藏机构同意将《独立宣言》的原件仍然留在政府的博物馆陈列，收藏机构只购买《独立宣言》原件的所有权。现在假设这家收藏机构打算为《独立宣言》原件及其复制品购买保险，你觉得会有哪家保险公司在受理《独立宣言》复制品的时候，愿意给出和原件相同的理赔额度吗？我告诉你，当然不会！不管《独立宣言》的原件是多么的破旧，哪怕《独立宣言》的复制品比破旧的《独立宣言》原件更像《独立宣言》，我们还是会觉得破旧的原件更宝贵。因为约翰-汉考克①是在原件而不是复制品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是一件东西的历史赋予了它特定的价值，而不是东西的质地和用料。我认为人的唯一性和《独立宣言》原件的唯一性没什么两样。一个婴儿和一个中年人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但是通过血缘关系，我们可以判断他们共有的一些特征；而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可能无法用肉眼区分，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那么，沙费尔教授，你，以及戴维斯先生的结论是什么呢？戴维斯先生他自己都无法明确地告诉我们那个从输送舱走出来的是谁，或者说是个什么东西。你的判断是什么？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它还是不是个人？如果它还是个人，并且和那个进入输送舱的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它是谁？”
“我个人认为它是个人，但不是同一个人，我只能说，他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人，但不是同一个人。”
“你的观点未免太过哲学化了，沙费尔教授。你这个结论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按你所说，‘分在传输通道两端的人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没有任何区别’的区别吗？当然，如果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某个人的家门口，的确是件很令人费解的事情。可是，传输过程中躯体的火化和躯体的再造过程是两个协调进行的过程，难道这种效果不可以等同于人体传输的实现吗？”
“波隆斯基先生，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下，‘等同于’这个说法值得推敲。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是关乎生死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设身处地地看待。如果是你进入了输送舱，（注射安乐死针剂）之后，你失去了知觉。我想，下一件你马上能够感知到的事物就是——你所处的地方——你已在你的目的地。这就好比美美地睡了一觉，然后醒来；或者说从一个麻醉手术中恢复了知觉。似乎在失去知觉的那一刹那到醒来的这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流失任何时间。但是，波隆斯基先生，我的看法可能会让你乃至陪审团的成员感到震惊。我认为，在你接受安乐死针剂那一刹那的知觉，将会是你最后的知觉。当然，我也承认，传输终点站‘醒来’的那个人也会有知觉，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知觉就是之前‘进入输送舱的那个人’的知觉的延续。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根本就是一种错觉。事实上，‘进入输送舱的那个人’已经死亡，而走出站的这个人只是刚刚获得生命。”
审判庭内一阵骚动。这个哲学家的荒谬论断几乎令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欣喜。
“谢谢您，沙费尔先生。法官大人，控方的问题问完了。”
辩方没有再传唤其他证人。我也不打算再盘问辩方的第一个证人了，因为辩方第二个证人的证词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这让我信心备增。控辩双方很快进入了辩论总结阶段。首先由我来做控方总结。
“女士们，先生们，辩方试图把2043年7月27日发生在新纽约城星际传输站的杀人命案说成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这甚至与被告本人的证词相冲突。苏卡提娜律师声称：‘伊万-托布斯汀没有杀害任何人，因为‘星际传输机’不是真正的传输机，而是一个以进入输送舱的乘客的血肉之躯为参照，用人工合成材料重新塑造人体躯壳的‘复制机’。’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辩方的证人试图让我们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甚至是现场所有的人都已经不是真正的人’。我们是不是在曾经的某个时候使用过‘星际传输机’呢？按照辩方的说法，我们在以前使用‘星际传输机’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那么，现在法庭里这些或站或坐的人是谁？谁能回答？很明显，按照这样的理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真的是太年轻了！哪怕是今天早上才搭‘星际传输机’过来参加庭审的老人也比昨天就已经从‘星际传输机’里‘生’出来的小伙子要稍微年轻些。女士们，先生们，对于辩方刻意歪曲犯罪事实的言行，我方已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是，请陪审团裁定这个冷血无情的杀人犯有罪！谢谢。”
接着是苏卡提娜律师做辩方总结。
“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我方的论点可能会让在座的某些人感到震惊，但是，这个逻辑是准确无误的。控方没有找出任何不妥的地方，虽然我的当事人与本案有些许牵连。可是我们该如何评判呢？在哥白尼推出他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观点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当时被看做是最有学识的人也觉得这不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哥白尼的逻辑推理并没有错啊。那些反对的学者们只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罢了。当然，这个世界不会总是满足部分人的个人好恶。今天在座的各位的职责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控方对我的当事人的指控是‘他谋杀了阿流沙-凯姆林’。我们已经证明，就算从新纽约站传输舱走出来的是一个人，那也不是阿流沙-凯姆林，而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实际上，阿流沙-凯姆林是在地球上被杀死的；他不是被我的当事人的子弹打死的，而是被‘星际传输机’操作员的注射针剂处死的。所以，即使我的当事人杀了人，也不是杀了阿流沙-凯姆林。请大家凭良心说，控方的说法是不是缺乏说服力？我请求陪审团宣告我的当事人无罪。谢谢！”
“当然，博士您已经知道审判的结果了吧。”
“是的，伊万-托布斯汀被判有罪了。陪审团没能够接受辩护律师观点中荒诞的推理。”
“伊万-托布斯汀被处死了？”
“是啊，如你所说，法律的公正得以维护。那你为什么事找我呢？”
“博士，审判结束之后，我离开了法庭。我急着回地球和我的家人团聚。在我赶往‘星际传输站’的路上，一个念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是沙费尔最后的那一段证词。当时觉得这个观点是有些荒唐。他说从‘星际传输舱’出来的那个人的思维可能不是之前进入‘星际输送舱’的那个乘客的思维的延续。为什么不是呢？就因为‘星际传输’ 的过程有个时间差吗？人在熟睡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所以，光凭时间差不能否定前后两个思维的延续性。但是，我现在遇了另一个难题。本来，沙费尔在庭审的时候会说到这个问题的，但是为了对陪审团施加影响，我在形势有利于我方的时候立即中断了对沙费尔的盘问……现在我觉得……在收到火星传输站的‘传输成功’确认之前，阿流沙-凯姆林当然是乖乖地呆在地球上的传输站里等待之后的致命注射。当火星站的阿流沙-凯姆林从传输舱走出来的时候，‘他’的意识的确是清醒的，但是‘他’的意识和地球上的阿流沙-凯姆林的意识已经不再一样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处在不同星球的两个阿流沙-凯姆林真的是同一个人的话，他们的两双眼睛会不会在同一时刻、不同地点亲眼看到完全一样的场景呢？这就好比一个人的两只眼睛同时看见一个物体的效果。如果他们真的是同一个人，难道他们不会在同一时刻看见火星站和地球站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吗？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声称自己在使用‘星际传输’服务的时候遭遇到这样的状况。”
“因此……？”
“因此……我突然发现自己不敢走进‘星际传输舱’去完成回到地球的旅程。在法庭上，我要求判处伊万-托布斯汀死刑。可是，在要进入‘星际传输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要像被判处死刑的伊万-托布斯汀那样在等待一针致命的毒素。”
“可那个审判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啊！”
“是啊，从那之后，我一直滞留在火星上。我陷入困境了。天哪！如果我能够说服政府补贴我的交通费用的话……我可能会坐运载火箭回地球。可就算是有这样的机会，那也需要漫长地等待——毕竟在‘星际传输’投入使用之后，往返于火星和地球之间的火箭已经很少了。”
“可……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我很惦记他们，他们也很挂念我。可是我的妻子认为我简直就是个疯子……尤其是在得知我打赢了这场官司之后！她无法理解这样的结果。更糟糕的是，好几个月了她都不得解脱，几乎要绝望的她已经暗示要和我离婚。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回家，而且还关系到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坐在家里不动的人，当然不知道乘坐交通工具四处奔波的花销有多大。当坐火箭的需求减少了会怎样呢？当然是价格奇高咯！事实上，用‘可视通’也是很不方便的。类似我们在上次的审判中经历的音频、视频在星际间传送中导致的信号延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那……你来此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形而上学的争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好另找一个哲学家。”
“你可能觉得这很可笑，其实我已经咨询过其他的哲学家了，他们的观点和沙费尔教授相差无几。”
“也就是说，尽管你还不太愿意妥协，但你还是和他们一样，你们都觉得——沙费尔教授的观点意味着：每一天，在数条星际传输通道的两端都有一大批的人被残酷屠杀……”
① 《独立宣言》由托马斯·杰佛逊起草，1776年7月4日经大陆会议专门委员会修改后通过，并由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