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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数以千计的文化人云集桂林。造成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除了桂林地处抗战后方之外，另一条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周恩来的运作。
关爱文化人
云集桂林的文化人，首先受到周恩来的关爱。1938年12月3日，周恩来在郭沫若、叶剑英等的陪同下，从湖南南岳抵达桂林。他的脚刚踏上桂林这块热土，就有人向他反映说千家驹是桂林的大忙人，经常活动在桂林的大街小巷。当时，千家驹既在广西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理论，又常在市内为各界发表讲演，呼吁全国民众起来抗日；他既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不时到农村作经济调查，著书立说，又经常组织参与学生的抗日游行，一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忙得不可开交。因此，他在桂林一些人的心目中，“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周恩来听到这些反映后，认为这样太危险了，会引起一些人的妒忌猜疑，招致祸患。从关爱出发，他决定约见千家驹、胡愈之，同他们谈一次话，以便引起他们警惕。他对他们说，工作上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话语不多，但画龙点睛，使他们刻骨铭心，懂得了对敌斗争要讲究策略。40年后的1979年，千家驹在回忆此事时说，“周恩来对我的教诲、帮助倾注全力了”，那次谈话，“至今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要不是出于衷心的爱护，总理是不会那么关怀备至的”。
1937年12月，周恩来与邹韬奋在武汉相会。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驻国统区代表团负责人，而邹韬奋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从蒋介石的监狱走出之后，从上海经香港来到桂林创办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刚从桂林来到武汉就与周恩来见面了。这是他二人的第一次见面，虽然有些生疏，但在思想感情上却是息息相通的，彼此特别亲热。周恩来紧紧握住邹韬奋的手说：“我们还没有见面的时候就像老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救国会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在交谈中，周恩来十分关心邹韬奋的身体和家庭情况。还与他分析抗战形势与任务，接着，周恩来又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在分别的时候，周恩来热情关爱地对他说：“请你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帮助解决。”他们分别之后，邹韬奋回到桂林经营他的书店。
1939年5月，邹韬奋离开桂林赴重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同蒋介石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真理面前，蒋介石理屈词穷，但他怀恨在心，伺机反扑。皖南事变后，邹韬奋辛苦经营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50多家生活书店，全被蒋介石查封，随后，蒋介石派特务跟踪盯梢。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决定辞去参政员的职务，前往香港创办刊物，揭露蒋介石的罪恶阴谋。邹韬奋的这一行动得到周恩来的鼎力支持，并为他出走重庆作精心部署。
1942年6月，周恩来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与东江游击纵队，派专人护送邹韬奋离开东江游击区去苏北新四军驻地，并指示他们要绝对保证邹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这一切，使邹韬奋无比感激，他对好友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最敬佩的朋友”。他来到苏北，无比兴奋，原准备去革命圣地延安，但在当时，他已重病在身，行走非常困难。不得不以邹恒逊、李晋卿、季晋卿、沈白甫的假名到上海治病。在上海，他先后换了五家医院，然而疗效不佳。周恩来得知邹韬奋在上海住院治病，当即给中共华中局发去急电，要他们派专人并携带医药费，前往上海探视。邹韬奋感动得热泪直流，他对来看他的代表说：“我死也要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接着叙述了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在武汉时，曾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要求入党。周恩来同志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我接受恩来同志的指示。到重庆后，我又向恩来同志提出入党要求，他还是以前的意见，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从武汉至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恩来指示下进行的。”1944年6月1日子夜，他突然几次昏迷，当他清醒之后，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反复思考自己的后事，遂口授遗嘱：“我死后，希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妥送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7月27日，耳癌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邹韬奋病逝时，周恩来尚在重庆。当时，日寇发动湘桂战役，长沙已经失守，衡阳也危在旦夕，桂林已在紧急疏散，周恩来日理万机，正在指挥桂林文化人早日撤离桂林。直至9月2日，他才获悉邹韬奋病逝这个不幸消息，极为悲恸。他当即向中共中央提出三条提议：（一）在延安开追悼会，先组筹备会；（二）《解放日报》发表追悼文章；（三）中央致挽电。周恩来这三条提议，毛泽东收到后批示照准。9月2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邹韬奋的家属发出吊唁，宣布：“我们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追认邹韬奋为中共党员。周恩来高度评价了邹韬奋的一生，说他“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周恩来对范长江是十分关爱的。他们在1938年4月于武汉相识。这年9月，周恩来通知在长沙的范长江去桂林开展抗日新闻宣传。范长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来到桂林。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于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范长江是该学会会长。范长江随会迁入桂林时，只有20多名会员。通过范长江在桂林的运作，会员猛增至1200多人，会员分布在全国150多家报社；桂林成为团结全国进步青年记者的中心。
1939年4月底，周恩来在向新四军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处理叶、项矛盾之后，在返回重庆时途经桂林作短暂逗留。因范长江曾多次向周提出入党要求，这次周要在桂林全面考察范长江是否符合共产党员条件。在桂林，通过与范长江个别谈话，结合一年多对范长江的观察与考核，认为他已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于是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田汉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曹禺说他“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抗战期间，他在周恩来指导下，先后四次来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救亡运动，累计时间长达四年多。在这期间，他在桂林创作、改编的戏剧作品达25部，是他从事创作的黄金时期。此外，他与杜宣在桂林组建了新中国剧社，与欧阳予倩主持了西南剧展，为中国抗日剧运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田汉一家人在桂林的生活却十分清苦。他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一家人的生计全靠他写稿所得的微薄稿酬来维持。1943年9月23日，桂林的《大公报》报道了田汉一家人的生活状况：“说来真有点黯然，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近来连谈天的豪气也失掉了。一桌人吃饭，每天的菜钱三十几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汤。”时人还为田汉写了一首诗：
多才多艺田寿昌，
箪食瓢饮写文章。
秋风秋雨秋声赋，
自古奇才属楚湘。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对于田汉一家人生活上的困难了如指掌。他曾多次托人给田汉捎去生活补贴。可田汉将周恩来给他的生活补助费，一笔又一笔地转给比他更困难的老人。对此，周恩来表示理解、赞赏和同情，说田汉风格高尚，有志气；说他能广交朋友，“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田汉的一个长处”。
我国新音乐运动奠基人之一的张曙，1938年12月16日，从长沙随郭沫若率领的其他成员抵达桂林。在桂林生活仅一个星期，12月23日晚上还创作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支歌——《负伤战士歌》。次日中午，敌机9架侵入桂林上空，向市中心区投下50多枚炸弹，张曙与身边五岁的爱女达真当场被炸身亡。张曙牺牲的消息传到重庆，周恩来极为悲恸，当即给张曙的夫人周畸致电表示沉痛哀掉。接着，他指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处长，将周畸及两个遗孤送至重庆。他见到周畸及两个遗孤后表示：“张曙同志的孩子，由党来抚养。”然后，周恩来设法将周畸及两个孩子送至延安。后来，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茁壮成长为革命战士。1940年9月3日，重庆文化界为张曙牺牲两周年举行纪念会。当时，周恩来尽管公务缠身，很多事情等待他去处理。但他千方百计腾出时间来参加。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赞许“张曙之可贵在于和聂耳同为文化战线两员猛将……给全民抗战起了推动作用。救亡歌咏便是最明显的，代表了发出了反抗的怒吼!代表了大家发出了要求团结的呼声!张曙先生便是这样的工作者中的一个，这功绩永远永远不能磨灭的”。
1944年，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即东条英机的“一号作战”。8月8日，衡阳失守，广西当局发布桂林紧急疏散令。就在这个关键时刻，8月20日，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王鲁彦在桂林病逝。事前，周恩来在重庆得知他病重，便指示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长邵荃麟，想尽一切办法为王鲁彦筹集医疗费，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王鲁彦病逝后，周恩来当即电示桂林的邵荃麟为王妥善处理后事，安抚遗孤。他亲自发唁电慰问。接着从中共南方局的活动经费中支出一万元，作为抚恤金，交给冯雪峰，请他设法转给王妻覃英。后来，桂林强迫疏散，已找不到覃英母子。周恩来立即派人到贵阳、都匀等地寻找，终于把她们接至重庆。覃英母子在重庆见到冯雪峰，热泪直流，深深感激党的关怀。
设法保护
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加快了反共步伐。为了应付时局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把桂林文化人中已暴露政治身份或经常露面那些人，分期分批地转移到香港或比桂林更安全的地方去。1940年下半年的一天，胡愈之正与一出版家商谈出版古籍的事，忽然接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打来的电话，叫他来办事处看急件。他急忙赶到办事处，李克农立刻从机要室拿出电话记录给他看，原来是周恩来的来电，通知他立刻撤往香港，然后转去新加坡办报。这一点，胡愈之感到意外。而久经沙场的李克农，一眼看出胡愈之在想什么，于是对他说：“你是个出头露面的人，谁都认识，还是先去香港比较适合。”从此，胡愈之在桂林消失了。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重庆得到可靠情报，蒋介石派特工要逮捕桂林《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于是，他立即急电李克农，转告夏衍去香港。李克农接到周恩来的急电后，火速赶到《救亡日报》社。是时，夏衍正在看编辑们的乒乓球比赛。他看到李克农来报社，心里明白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有重要事情。于是，把他迎到宿舍。这时，李克农才说，刚才周公从重庆来电，通知你马上离桂赴港。至于飞机票的问题，你“可以放心，我已经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和黄旭初通了电话”，由黄旭初派副官帮你去买。这样，夏衍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从桂林去了香港，躲过了蒋介石的追捕。
1938年11月，周恩来与白崇禧在湖南南岳达成三项口头协议。其中一项就是广西当局负责保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桂林文化人。白崇禧从南岳回到桂林后，在这方面做了两件事：第一，召开了有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参加的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三项口头协议，研究决定由刘仲容（白的机要秘书）等三人作为双方联络人。第二，白崇禧亲自召开军、警、宪人员会议，会上宣布：“未经他批准，不许对桂林的民主人士与广大文化人以及文艺团体、报刊、书店进行搜查、干扰，更不得私下抓人。”
1938年12月，周恩来从桂林来重庆就任中共南方局书记。此时，李济深也在重庆，担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持会务。周恩来与李济深早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就相识了，不过，彼此间的交往不多。现在，他们来重庆之后，由于工作上的联系，彼此之间建立了“和衷共济的合作关系”。1940年2月，蒋介石撤销桂林行营，将白崇禧革职调往重庆，另在桂林设立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任命李济深为桂林办公厅主任，统辖第三、第四、第七、第九这四个战区的军务。虽然，办公厅主任无权指挥军队作战与军队调动，但这四个战区的司令长官顾祝同、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都是李济深过去的老部下，行政上仍听从李济深的工作安排，叫他们做什么事，他们还是服从的。9月4日，李济深离开重庆赴桂林视事。行前，周恩来与邓颖超专程到李公馆为其送行。在寒暄之后，周恩来提醒李济深多多关照桂林文化人，李济深表示说：你放心好了，我会照你的意思办的。
在蒋介石发布李济深为桂林办公厅主任之后，周恩来特地把李亚群从重庆调往桂林，重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任命他为书记。在李亚群离渝赴桂之时，周恩来特地交代他说，桂林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大大发挥作用”。接着又说，你到桂林后的“第一项任务是搞好与李济深以及桂系中民主派的团结合作，并通过他们做桂系的工作”。李亚群到了桂林，周恩来又电告他做李济深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李济深仍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在桂林作统战工作的同志，应充分认识李济深的重要地位，努力做好李济深的工作”。
由于周恩来坚持做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勤交朋友，从而建立了深厚友谊，工作上相互支持。这一切，使李济深对中共有了更深的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随之占领香港。在港的广大文化人在周恩来等的营救下，又重新回到桂林。这时，蒋介石从重庆来电，叫李济深动员他们去重庆。李济深拒绝执行蒋的指令。事后，他在桂林文化人的一次集会上说：“记得两年前许多文化工作者从香港回到桂林的时候，我曾经被授意劝他们去重庆，而结果，我并没有尽着劝导的责任，原因是我的良心要我不做勉强别人意志的事情！”
1941年3月初，邹韬奋出于义愤，毅然决然辞去参政员的职务。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化装成商人模样，躲过蒋介石特工人员的监视与追捕，于3月4日子夜秘密来到桂林，在陈此生帮助下找到了李济深，请求帮助购买飞往香港的机票，李一口应允，当即叫行政处长为他办理此事，并在家设宴款待他。次日上午，李济深亲自用小汽车把他送至机场，让他乘机赴港。这时，蒋介石派到李济深身边的特工发现邹韬奋的行踪，旋即报告蒋介石。蒋接到密报之后，马上电告李济深在桂林拦阻，让李“坚决挽留”邹韬奋。然而，此时的邹韬奋已在港两个多小时了。李济深收到蒋之来电后，不慌不忙地给蒋介石复电：据查，人已走了。
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被蒋介石查封之后，该店几十名职工生活无着。该店经理邵公文为了解决职工的生计，另行筹办了三户图书社和三户印刷厂。这一举动，被蒋介石派到桂林的特工发现，他们伺机迫害职工。恰在此时，邵公文妻子的同学从贵阳来信，说他回金华无路费，请求帮助。这样，邵公文的妻子给贵阳同学寄去了路费。后来，这位同学回到金华却被第三战区特谍人员抓去，罪名是“投奔新四军”。第三战区将上述情况向桂林办公厅作了通报，并要求桂林办公厅速将邵公文逮捕法办，理由是“接济新四军的异党分子”。蒋介石安插在桂林办公厅内的特工人员，收到第三战区的通报后，并没有向桂林办公厅主任报告，而是直接将邵公文夫妇抓了起来，投入监狱。周恩来在重庆获悉此事后，当即电示在桂林的李亚群，要他速找李济深，请求解救。而李济深明了李亚群的来意之后，马上把那个特工找来，质问他：谁给你的权力？这个特工无言以对。接着，李济深火速致电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让他马上通知金华放人，桂林的邵公文夫妇也从敌人牢房走了出来，化险为夷。
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步步升级，国内形势更加紧张起来。这时，张友渔在重庆躲过蒋介石的追捕，回到了桂林。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找到李济深，请求帮助。李济深满腔热情设宴招待他，当即叫行政处长为张友渔买飞往香港的机票。行政处长反问他说：“张友渔是共产党，给他买飞机票好吗？”李济深巧妙地回答他说：“张友渔是共产党，把他送走，不让他在这里‘捣乱’，不很好吗？”这样，张友渔在李济深的保护下，安全地乘飞机到了香港，避免了蒋介石特工的追捕。
1943年３月，蒋介石的中统局特务要逮捕在桂林的戏剧家杜宣、许之乔。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通知在桂林的田汉，要他找李济深求助。田汉跑步去找李济深，对他说：“你们的人要抓我的朋友……”李济深见田汉急匆匆地下气不接上气的样子，等他气平之后，才对他说：“你放心好了，我决不会用这些人的血来染红我的顶子。”杜宣、许之乔有了李济深的保护，因而在桂林十分安全。
大营救与大疏散
周恩来营救与疏散桂林文化人，有两次大行动：第一次，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香港之前。事先周恩来电示在香港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等人，要他们必须“与广东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转移留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1941年12月20日，他又急电廖承志，询问营救进展情况，并对在港文化人的撤离方向，又作了新的安排。
营救在港文化人，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为了做到这一点，周恩来又电示中共广东省委，在文化人撤离香港之后，你们必须保证他们沿途的安全。他在电示中告诉中共广东省委，“自香港撤退的人士，大多数是统一战线的文化人”，他们“过去均已很红了，若久住，不仅国民党特务，就是广东当局也要注意”。因此，你们必须设法做好沿途保卫；桂林方面“已派人去接济，可找夏衍，如果夏衍已离去，可（找）廖沫沙”。
在被营救的文化人中，备受周恩来关注的是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因为他们年事已高，不适合陆路昼伏夜行，只能用船只护送。他们在撤离香港时，极为秘密，一天中午时分，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把他们送至海丰汕尾，然后在此改乘旧帆船，在海上漂泊好几天。之后，船上的淡水与食物都已吃完喝光，大家心急如焚。就在此时，巧遇东江游击队的巡逻船，他们得知旧帆船上有柳亚子、何香凝，立即报告上级。东江游击队获悉后，当即派人送去了淡水、烧鸡、鸡蛋、奶粉、番薯、大米等物资。这样，柳亚子、何香凝等在海上航行七天七夜，安全地到达海丰。此时，何香凝激情满怀，命笔题诗一首：
水尽粮空渡海丰，
敢将勇气抗时穷。
时穷见节吾侪责，
即死还留后世风。
不久，柳亚子、何香凝等在地下党的护送下，从海丰辗转经柳州于４月７日抵达桂林。周恩来在重庆获知柳亚子等脱险后，安全抵桂，十分高兴，于６月14日写信致柳亚子，信说：“亚子先生出脱，欣然无量。其行止自以在桂林小住为宜……生活之维持，凡吾后辈，责无旁贷，亦义所当然也。”表达了周恩来对柳亚子的无比敬重与关怀。
经济学家千家驹也是这次在周恩来指挥的营救中，从香港撤离再次来到桂林的。他在《党中央的无私营救》中写道：中共香港组织，遵照周恩来的部署，决定将香港的文化人营救出来，把他们护送到东江游击区或内地桂林。我因上有70多岁的老母，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小孩，爱人还怀着孕，无法徒步到东江去，只好等机会到广州湾，再转到桂林去。
就在千家驹等待日寇解除对海面的封锁的时候，突然从报纸上得悉，汪精卫派４个贴身汉奸来香港“慰问”。其中一个叫陈君慧的汉奸，与汪精卫的老婆关系很好，此人过去与千家驹在社会调查所共过事，知道千家驹抗日态度坚决。如果此人知道千现在在香港，那就糟了。想到这儿，千家驹不寒而栗。
一天，千家驹在香港一个小市场买东西，突然一个青年凑过来低声问他说：“你是不是千家驹先生？”千家驹侧过身来一看，这人一身农民装束，手里拿着一根扁担，目光炯炯有神，心想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同志。于是，点头称是。他立刻对千家驹说：“走！到你家里谈谈。”
果然不出所料，此人原来是香港地下党派来联系的。到了家里，来人立刻问道：“你打算怎么走？”千家驹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接着，来人又问他：“你有什么困难吗？”“主要是旅费还不太够。”千家驹回答说。
第二天，来人送来400元港币。对此，千家驹感动不已。他在回忆中说：“当时的港币不像现在，那400元是很值钱的，至少合目前4000元港币的购买力，能顶大用。这真是雪中送炭！对党组织的援助，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这样，千家驹在周恩来指挥的营救下，一家老少六口人经澳门，最终又回到了桂林。
这次对香港文化人的大营救，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历时近200天，先后营救出800多位文化人。他们中的大部又云集桂林，如柳亚子、何香凝、胡愈之、夏衍、廖沫沙、范长江、金仲华、张友渔、高士其、千家驹等等，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文化理论战线上的栋梁。
周恩来第二次营救疏散桂林文化人，是1944年敌人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后。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在这种大溃败的形势下，就要考虑桂林文化人的撤退问题。周恩来提出兵分两路，一路由陆路向西撤到重庆，另一路，由水路向桂东撤退。并指示必要时，组织当地军民，打一仗，掩护他们撤退。在这次桂林文化人的撤离中，周恩来仍然特别关注有重要影响的文化人的安全。他在给李亚群的电示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说：“柳亚子、何香凝向桂东转移。”又说：“对叶（叶挺夫人李秀文）廖（何香凝）柳（亚子）三家宜多接济，以便其早日移动。”
何香凝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向桂东转移。她在撤离桂林之前，蒋介石派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携带法币数十万元与多张飞机票，专程从重庆来桂林，动员说服她到重庆避难。何香凝谢绝了蒋介石的“好意”，表示要带儿媳、孙子孙女去桂东，同当地民众一道抗击日寇。为此她特作诗一首，以表对蒋耻与为伍：
漂泊天涯隐桂林，
国愁家恨两相侵。
难行蜀道知何故，
事出无因却有因。
何香凝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来到桂东，住进昭平县国民中学一间教室里。不久，广西民团副总指挥蒋如荃以何香凝的小孙儿夜间爱哭，影响军务为由，要将何香凝撵至贺州八步。这时，何香凝火了，对来人说：“你们竟对我下逐客令，我不在昭平住了，你们为我准备交通工具，我立刻到别的地方去。”又说：“即使张向华（即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我相信也不会对我下逐客令吧。”几句话，把蒋如荃惊呆了。立即派人向何香凝道歉，何毅然迁至八步。何香凝在八步已失去一切经济来源，靠摆地摊卖画为生。她的广东老乡、原桂林逸仙中学刘校长为她谋划：只要求画者送鸡两只，生油两斤、猪肉两斤、白糖两斤，作为润笔费，就可以求得画一幅。告示一出，求画者不少，何香凝一家的生活，便可以勉强维持。
在豫湘桂战役中，桂林文化人的撤离，大部分是往西向重庆方向转移的。这一路文化人的转移，大部分是靠徒步来重庆的。以作家秦牧为例，撤退前，他是桂林中山中学的语文教师。后来，邵荃麟通知他与家人往重庆方向转移。他与夫人计划乘火车到柳州、金城江。然而，当时的火车为达官贵人把持，一般平民百姓根本买不到车票。在乘火车无望的情况下，他们只得步行了。他与夫人步行两个多月才到贵阳。在此，他们找到秘密接待站，接待他们的是桂林文化人熊佛西与金仲华。不久，周恩来在重庆运动社会各种力量，打通各种关节，弄到几辆汽车，将从桂林疏散出来流落在都匀、独山、贵阳、遵义等地的文化人，营救至重庆。
（责编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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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桂林的文化人，首先受到周恩来的关爱。1938年12月3日，周恩来在郭沫若、叶剑英等的陪同下，从湖南南岳抵达桂林。他的脚刚踏上桂林这块热土，就有人向他反映说千家驹是桂林的大忙人，经常活动在桂林的大街小巷。当时，千家驹既在广西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理论，又常在市内为各界发表讲演，呼吁全国民众起来抗日；他既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不时到农村作经济调查，著书立说，又经常组织参与学生的抗日游行，一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忙得不可开交。因此，他在桂林一些人的心目中，“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周恩来听到这些反映后，认为这样太危险了，会引起一些人的妒忌猜疑，招致祸患。从关爱出发，他决定约见千家驹、胡愈之，同他们谈一次话，以便引起他们警惕。他对他们说，工作上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话语不多，但画龙点睛，使他们刻骨铭心，懂得了对敌斗争要讲究策略。40年后的1979年，千家驹在回忆此事时说，“周恩来对我的教诲、帮助倾注全力了”，那次谈话，“至今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要不是出于衷心的爱护，总理是不会那么关怀备至的”。
1937年12月，周恩来与邹韬奋在武汉相会。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驻国统区代表团负责人，而邹韬奋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从蒋介石的监狱走出之后，从上海经香港来到桂林创办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刚从桂林来到武汉就与周恩来见面了。这是他二人的第一次见面，虽然有些生疏，但在思想感情上却是息息相通的，彼此特别亲热。周恩来紧紧握住邹韬奋的手说：“我们还没有见面的时候就像老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救国会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在交谈中，周恩来十分关心邹韬奋的身体和家庭情况。还与他分析抗战形势与任务，接着，周恩来又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在分别的时候，周恩来热情关爱地对他说：“请你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帮助解决。”他们分别之后，邹韬奋回到桂林经营他的书店。
1939年5月，邹韬奋离开桂林赴重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同蒋介石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真理面前，蒋介石理屈词穷，但他怀恨在心，伺机反扑。皖南事变后，邹韬奋辛苦经营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50多家生活书店，全被蒋介石查封，随后，蒋介石派特务跟踪盯梢。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决定辞去参政员的职务，前往香港创办刊物，揭露蒋介石的罪恶阴谋。邹韬奋的这一行动得到周恩来的鼎力支持，并为他出走重庆作精心部署。
1942年6月，周恩来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与东江游击纵队，派专人护送邹韬奋离开东江游击区去苏北新四军驻地，并指示他们要绝对保证邹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这一切，使邹韬奋无比感激，他对好友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最敬佩的朋友”。他来到苏北，无比兴奋，原准备去革命圣地延安，但在当时，他已重病在身，行走非常困难。不得不以邹恒逊、李晋卿、季晋卿、沈白甫的假名到上海治病。在上海，他先后换了五家医院，然而疗效不佳。周恩来得知邹韬奋在上海住院治病，当即给中共华中局发去急电，要他们派专人并携带医药费，前往上海探视。邹韬奋感动得热泪直流，他对来看他的代表说：“我死也要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接着叙述了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在武汉时，曾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要求入党。周恩来同志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我接受恩来同志的指示。到重庆后，我又向恩来同志提出入党要求，他还是以前的意见，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从武汉至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恩来指示下进行的。”1944年6月1日子夜，他突然几次昏迷，当他清醒之后，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反复思考自己的后事，遂口授遗嘱：“我死后，希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妥送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7月27日，耳癌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邹韬奋病逝时，周恩来尚在重庆。当时，日寇发动湘桂战役，长沙已经失守，衡阳也危在旦夕，桂林已在紧急疏散，周恩来日理万机，正在指挥桂林文化人早日撤离桂林。直至9月2日，他才获悉邹韬奋病逝这个不幸消息，极为悲恸。他当即向中共中央提出三条提议：（一）在延安开追悼会，先组筹备会；（二）《解放日报》发表追悼文章；（三）中央致挽电。周恩来这三条提议，毛泽东收到后批示照准。9月2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邹韬奋的家属发出吊唁，宣布：“我们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追认邹韬奋为中共党员。周恩来高度评价了邹韬奋的一生，说他“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周恩来对范长江是十分关爱的。他们在1938年4月于武汉相识。这年9月，周恩来通知在长沙的范长江去桂林开展抗日新闻宣传。范长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来到桂林。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于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范长江是该学会会长。范长江随会迁入桂林时，只有20多名会员。通过范长江在桂林的运作，会员猛增至1200多人，会员分布在全国150多家报社；桂林成为团结全国进步青年记者的中心。
1939年4月底，周恩来在向新四军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处理叶、项矛盾之后，在返回重庆时途经桂林作短暂逗留。因范长江曾多次向周提出入党要求，这次周要在桂林全面考察范长江是否符合共产党员条件。在桂林，通过与范长江个别谈话，结合一年多对范长江的观察与考核，认为他已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于是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田汉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曹禺说他“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抗战期间，他在周恩来指导下，先后四次来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救亡运动，累计时间长达四年多。在这期间，他在桂林创作、改编的戏剧作品达25部，是他从事创作的黄金时期。此外，他与杜宣在桂林组建了新中国剧社，与欧阳予倩主持了西南剧展，为中国抗日剧运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田汉一家人在桂林的生活却十分清苦。他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一家人的生计全靠他写稿所得的微薄稿酬来维持。1943年9月23日，桂林的《大公报》报道了田汉一家人的生活状况：“说来真有点黯然，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近来连谈天的豪气也失掉了。一桌人吃饭，每天的菜钱三十几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汤。”时人还为田汉写了一首诗：
多才多艺田寿昌，
箪食瓢饮写文章。
秋风秋雨秋声赋，
自古奇才属楚湘。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对于田汉一家人生活上的困难了如指掌。他曾多次托人给田汉捎去生活补贴。可田汉将周恩来给他的生活补助费，一笔又一笔地转给比他更困难的老人。对此，周恩来表示理解、赞赏和同情，说田汉风格高尚，有志气；说他能广交朋友，“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田汉的一个长处”。
我国新音乐运动奠基人之一的张曙，1938年12月16日，从长沙随郭沫若率领的其他成员抵达桂林。在桂林生活仅一个星期，12月23日晚上还创作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支歌——《负伤战士歌》。次日中午，敌机9架侵入桂林上空，向市中心区投下50多枚炸弹，张曙与身边五岁的爱女达真当场被炸身亡。张曙牺牲的消息传到重庆，周恩来极为悲恸，当即给张曙的夫人周畸致电表示沉痛哀掉。接着，他指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处长，将周畸及两个遗孤送至重庆。他见到周畸及两个遗孤后表示：“张曙同志的孩子，由党来抚养。”然后，周恩来设法将周畸及两个孩子送至延安。后来，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茁壮成长为革命战士。1940年9月3日，重庆文化界为张曙牺牲两周年举行纪念会。当时，周恩来尽管公务缠身，很多事情等待他去处理。但他千方百计腾出时间来参加。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赞许“张曙之可贵在于和聂耳同为文化战线两员猛将……给全民抗战起了推动作用。救亡歌咏便是最明显的，代表了发出了反抗的怒吼!代表了大家发出了要求团结的呼声!张曙先生便是这样的工作者中的一个，这功绩永远永远不能磨灭的”。
1944年，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即东条英机的“一号作战”。8月8日，衡阳失守，广西当局发布桂林紧急疏散令。就在这个关键时刻，8月20日，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王鲁彦在桂林病逝。事前，周恩来在重庆得知他病重，便指示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长邵荃麟，想尽一切办法为王鲁彦筹集医疗费，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王鲁彦病逝后，周恩来当即电示桂林的邵荃麟为王妥善处理后事，安抚遗孤。他亲自发唁电慰问。接着从中共南方局的活动经费中支出一万元，作为抚恤金，交给冯雪峰，请他设法转给王妻覃英。后来，桂林强迫疏散，已找不到覃英母子。周恩来立即派人到贵阳、都匀等地寻找，终于把她们接至重庆。覃英母子在重庆见到冯雪峰，热泪直流，深深感激党的关怀。
设法保护
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加快了反共步伐。为了应付时局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把桂林文化人中已暴露政治身份或经常露面那些人，分期分批地转移到香港或比桂林更安全的地方去。1940年下半年的一天，胡愈之正与一出版家商谈出版古籍的事，忽然接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打来的电话，叫他来办事处看急件。他急忙赶到办事处，李克农立刻从机要室拿出电话记录给他看，原来是周恩来的来电，通知他立刻撤往香港，然后转去新加坡办报。这一点，胡愈之感到意外。而久经沙场的李克农，一眼看出胡愈之在想什么，于是对他说：“你是个出头露面的人，谁都认识，还是先去香港比较适合。”从此，胡愈之在桂林消失了。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重庆得到可靠情报，蒋介石派特工要逮捕桂林《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于是，他立即急电李克农，转告夏衍去香港。李克农接到周恩来的急电后，火速赶到《救亡日报》社。是时，夏衍正在看编辑们的乒乓球比赛。他看到李克农来报社，心里明白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有重要事情。于是，把他迎到宿舍。这时，李克农才说，刚才周公从重庆来电，通知你马上离桂赴港。至于飞机票的问题，你“可以放心，我已经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和黄旭初通了电话”，由黄旭初派副官帮你去买。这样，夏衍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从桂林去了香港，躲过了蒋介石的追捕。
1938年11月，周恩来与白崇禧在湖南南岳达成三项口头协议。其中一项就是广西当局负责保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桂林文化人。白崇禧从南岳回到桂林后，在这方面做了两件事：第一，召开了有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参加的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三项口头协议，研究决定由刘仲容（白的机要秘书）等三人作为双方联络人。第二，白崇禧亲自召开军、警、宪人员会议，会上宣布：“未经他批准，不许对桂林的民主人士与广大文化人以及文艺团体、报刊、书店进行搜查、干扰，更不得私下抓人。”
1938年12月，周恩来从桂林来重庆就任中共南方局书记。此时，李济深也在重庆，担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持会务。周恩来与李济深早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就相识了，不过，彼此间的交往不多。现在，他们来重庆之后，由于工作上的联系，彼此之间建立了“和衷共济的合作关系”。1940年2月，蒋介石撤销桂林行营，将白崇禧革职调往重庆，另在桂林设立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任命李济深为桂林办公厅主任，统辖第三、第四、第七、第九这四个战区的军务。虽然，办公厅主任无权指挥军队作战与军队调动，但这四个战区的司令长官顾祝同、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都是李济深过去的老部下，行政上仍听从李济深的工作安排，叫他们做什么事，他们还是服从的。9月4日，李济深离开重庆赴桂林视事。行前，周恩来与邓颖超专程到李公馆为其送行。在寒暄之后，周恩来提醒李济深多多关照桂林文化人，李济深表示说：你放心好了，我会照你的意思办的。
在蒋介石发布李济深为桂林办公厅主任之后，周恩来特地把李亚群从重庆调往桂林，重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任命他为书记。在李亚群离渝赴桂之时，周恩来特地交代他说，桂林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大大发挥作用”。接着又说，你到桂林后的“第一项任务是搞好与李济深以及桂系中民主派的团结合作，并通过他们做桂系的工作”。李亚群到了桂林，周恩来又电告他做李济深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李济深仍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在桂林作统战工作的同志，应充分认识李济深的重要地位，努力做好李济深的工作”。
由于周恩来坚持做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勤交朋友，从而建立了深厚友谊，工作上相互支持。这一切，使李济深对中共有了更深的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随之占领香港。在港的广大文化人在周恩来等的营救下，又重新回到桂林。这时，蒋介石从重庆来电，叫李济深动员他们去重庆。李济深拒绝执行蒋的指令。事后，他在桂林文化人的一次集会上说：“记得两年前许多文化工作者从香港回到桂林的时候，我曾经被授意劝他们去重庆，而结果，我并没有尽着劝导的责任，原因是我的良心要我不做勉强别人意志的事情！”
1941年3月初，邹韬奋出于义愤，毅然决然辞去参政员的职务。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化装成商人模样，躲过蒋介石特工人员的监视与追捕，于3月4日子夜秘密来到桂林，在陈此生帮助下找到了李济深，请求帮助购买飞往香港的机票，李一口应允，当即叫行政处长为他办理此事，并在家设宴款待他。次日上午，李济深亲自用小汽车把他送至机场，让他乘机赴港。这时，蒋介石派到李济深身边的特工发现邹韬奋的行踪，旋即报告蒋介石。蒋接到密报之后，马上电告李济深在桂林拦阻，让李“坚决挽留”邹韬奋。然而，此时的邹韬奋已在港两个多小时了。李济深收到蒋之来电后，不慌不忙地给蒋介石复电：据查，人已走了。
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被蒋介石查封之后，该店几十名职工生活无着。该店经理邵公文为了解决职工的生计，另行筹办了三户图书社和三户印刷厂。这一举动，被蒋介石派到桂林的特工发现，他们伺机迫害职工。恰在此时，邵公文妻子的同学从贵阳来信，说他回金华无路费，请求帮助。这样，邵公文的妻子给贵阳同学寄去了路费。后来，这位同学回到金华却被第三战区特谍人员抓去，罪名是“投奔新四军”。第三战区将上述情况向桂林办公厅作了通报，并要求桂林办公厅速将邵公文逮捕法办，理由是“接济新四军的异党分子”。蒋介石安插在桂林办公厅内的特工人员，收到第三战区的通报后，并没有向桂林办公厅主任报告，而是直接将邵公文夫妇抓了起来，投入监狱。周恩来在重庆获悉此事后，当即电示在桂林的李亚群，要他速找李济深，请求解救。而李济深明了李亚群的来意之后，马上把那个特工找来，质问他：谁给你的权力？这个特工无言以对。接着，李济深火速致电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让他马上通知金华放人，桂林的邵公文夫妇也从敌人牢房走了出来，化险为夷。
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步步升级，国内形势更加紧张起来。这时，张友渔在重庆躲过蒋介石的追捕，回到了桂林。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找到李济深，请求帮助。李济深满腔热情设宴招待他，当即叫行政处长为张友渔买飞往香港的机票。行政处长反问他说：“张友渔是共产党，给他买飞机票好吗？”李济深巧妙地回答他说：“张友渔是共产党，把他送走，不让他在这里‘捣乱’，不很好吗？”这样，张友渔在李济深的保护下，安全地乘飞机到了香港，避免了蒋介石特工的追捕。
1943年３月，蒋介石的中统局特务要逮捕在桂林的戏剧家杜宣、许之乔。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通知在桂林的田汉，要他找李济深求助。田汉跑步去找李济深，对他说：“你们的人要抓我的朋友……”李济深见田汉急匆匆地下气不接上气的样子，等他气平之后，才对他说：“你放心好了，我决不会用这些人的血来染红我的顶子。”杜宣、许之乔有了李济深的保护，因而在桂林十分安全。
大营救与大疏散
周恩来营救与疏散桂林文化人，有两次大行动：第一次，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香港之前。事先周恩来电示在香港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等人，要他们必须“与广东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转移留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1941年12月20日，他又急电廖承志，询问营救进展情况，并对在港文化人的撤离方向，又作了新的安排。
营救在港文化人，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为了做到这一点，周恩来又电示中共广东省委，在文化人撤离香港之后，你们必须保证他们沿途的安全。他在电示中告诉中共广东省委，“自香港撤退的人士，大多数是统一战线的文化人”，他们“过去均已很红了，若久住，不仅国民党特务，就是广东当局也要注意”。因此，你们必须设法做好沿途保卫；桂林方面“已派人去接济，可找夏衍，如果夏衍已离去，可（找）廖沫沙”。
在被营救的文化人中，备受周恩来关注的是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因为他们年事已高，不适合陆路昼伏夜行，只能用船只护送。他们在撤离香港时，极为秘密，一天中午时分，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把他们送至海丰汕尾，然后在此改乘旧帆船，在海上漂泊好几天。之后，船上的淡水与食物都已吃完喝光，大家心急如焚。就在此时，巧遇东江游击队的巡逻船，他们得知旧帆船上有柳亚子、何香凝，立即报告上级。东江游击队获悉后，当即派人送去了淡水、烧鸡、鸡蛋、奶粉、番薯、大米等物资。这样，柳亚子、何香凝等在海上航行七天七夜，安全地到达海丰。此时，何香凝激情满怀，命笔题诗一首：
水尽粮空渡海丰，
敢将勇气抗时穷。
时穷见节吾侪责，
即死还留后世风。
不久，柳亚子、何香凝等在地下党的护送下，从海丰辗转经柳州于４月７日抵达桂林。周恩来在重庆获知柳亚子等脱险后，安全抵桂，十分高兴，于６月14日写信致柳亚子，信说：“亚子先生出脱，欣然无量。其行止自以在桂林小住为宜……生活之维持，凡吾后辈，责无旁贷，亦义所当然也。”表达了周恩来对柳亚子的无比敬重与关怀。
经济学家千家驹也是这次在周恩来指挥的营救中，从香港撤离再次来到桂林的。他在《党中央的无私营救》中写道：中共香港组织，遵照周恩来的部署，决定将香港的文化人营救出来，把他们护送到东江游击区或内地桂林。我因上有70多岁的老母，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小孩，爱人还怀着孕，无法徒步到东江去，只好等机会到广州湾，再转到桂林去。
就在千家驹等待日寇解除对海面的封锁的时候，突然从报纸上得悉，汪精卫派４个贴身汉奸来香港“慰问”。其中一个叫陈君慧的汉奸，与汪精卫的老婆关系很好，此人过去与千家驹在社会调查所共过事，知道千家驹抗日态度坚决。如果此人知道千现在在香港，那就糟了。想到这儿，千家驹不寒而栗。
一天，千家驹在香港一个小市场买东西，突然一个青年凑过来低声问他说：“你是不是千家驹先生？”千家驹侧过身来一看，这人一身农民装束，手里拿着一根扁担，目光炯炯有神，心想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同志。于是，点头称是。他立刻对千家驹说：“走！到你家里谈谈。”
果然不出所料，此人原来是香港地下党派来联系的。到了家里，来人立刻问道：“你打算怎么走？”千家驹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接着，来人又问他：“你有什么困难吗？”“主要是旅费还不太够。”千家驹回答说。
第二天，来人送来400元港币。对此，千家驹感动不已。他在回忆中说：“当时的港币不像现在，那400元是很值钱的，至少合目前4000元港币的购买力，能顶大用。这真是雪中送炭！对党组织的援助，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这样，千家驹在周恩来指挥的营救下，一家老少六口人经澳门，最终又回到了桂林。
这次对香港文化人的大营救，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历时近200天，先后营救出800多位文化人。他们中的大部又云集桂林，如柳亚子、何香凝、胡愈之、夏衍、廖沫沙、范长江、金仲华、张友渔、高士其、千家驹等等，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文化理论战线上的栋梁。
周恩来第二次营救疏散桂林文化人，是1944年敌人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后。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在这种大溃败的形势下，就要考虑桂林文化人的撤退问题。周恩来提出兵分两路，一路由陆路向西撤到重庆，另一路，由水路向桂东撤退。并指示必要时，组织当地军民，打一仗，掩护他们撤退。在这次桂林文化人的撤离中，周恩来仍然特别关注有重要影响的文化人的安全。他在给李亚群的电示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说：“柳亚子、何香凝向桂东转移。”又说：“对叶（叶挺夫人李秀文）廖（何香凝）柳（亚子）三家宜多接济，以便其早日移动。”
何香凝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向桂东转移。她在撤离桂林之前，蒋介石派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携带法币数十万元与多张飞机票，专程从重庆来桂林，动员说服她到重庆避难。何香凝谢绝了蒋介石的“好意”，表示要带儿媳、孙子孙女去桂东，同当地民众一道抗击日寇。为此她特作诗一首，以表对蒋耻与为伍：
漂泊天涯隐桂林，
国愁家恨两相侵。
难行蜀道知何故，
事出无因却有因。
何香凝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来到桂东，住进昭平县国民中学一间教室里。不久，广西民团副总指挥蒋如荃以何香凝的小孙儿夜间爱哭，影响军务为由，要将何香凝撵至贺州八步。这时，何香凝火了，对来人说：“你们竟对我下逐客令，我不在昭平住了，你们为我准备交通工具，我立刻到别的地方去。”又说：“即使张向华（即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我相信也不会对我下逐客令吧。”几句话，把蒋如荃惊呆了。立即派人向何香凝道歉，何毅然迁至八步。何香凝在八步已失去一切经济来源，靠摆地摊卖画为生。她的广东老乡、原桂林逸仙中学刘校长为她谋划：只要求画者送鸡两只，生油两斤、猪肉两斤、白糖两斤，作为润笔费，就可以求得画一幅。告示一出，求画者不少，何香凝一家的生活，便可以勉强维持。
在豫湘桂战役中，桂林文化人的撤离，大部分是往西向重庆方向转移的。这一路文化人的转移，大部分是靠徒步来重庆的。以作家秦牧为例，撤退前，他是桂林中山中学的语文教师。后来，邵荃麟通知他与家人往重庆方向转移。他与夫人计划乘火车到柳州、金城江。然而，当时的火车为达官贵人把持，一般平民百姓根本买不到车票。在乘火车无望的情况下，他们只得步行了。他与夫人步行两个多月才到贵阳。在此，他们找到秘密接待站，接待他们的是桂林文化人熊佛西与金仲华。不久，周恩来在重庆运动社会各种力量，打通各种关节，弄到几辆汽车，将从桂林疏散出来流落在都匀、独山、贵阳、遵义等地的文化人，营救至重庆。
（责编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