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通知我（王光美）回延安，住王家坪。有一天，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于是我就跟着去了。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的情况。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但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
　　1947年3月5日，朱德的秘书黄华通知我，要我到少奇那里谈话。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少奇给我讲了很多道理。这次见面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当然有一点特殊，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同志，能有机会单独同少奇谈话。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这次离开延安，我没有和少奇联系。
　　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一天吃午饭时，我走到门口碰到少奇，他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回答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
　　大约1948年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了西柏坡。我回到外事组后，在一些公众场合同少奇见过面。有一次外事组的负责人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来了，他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交谈中少奇说：“星期天都干什么？有空上我那玩。”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
　　看见我来，他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
　　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我就说：“我帮你去修！”
　　表修好了，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他常见中央领导同志。少奇当然是一看就明白了。
　　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我先找了安子文，他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代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好像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似的。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没想到，还问了我几句。所以，我觉得我和少奇的婚姻是很慎重的。
　　（摘自《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