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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共产党员冀朝鼎，曾潜伏于国民党内给负责财政的宋子文做助手。抗战胜利后，他替国民党设计出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的法案，政府用1元钱换取老百姓的200元伪币，于是国民党暴富，百姓暴穷，最后穷疯了的百姓发飙，经济崩溃，国民党败走台湾。
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政治家，他还是一个精通外交的账房先生。
他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却以经济学著作闻名于世。
他曾任“中央银行外汇管委会”主任，官不可谓不高。
他在二战期间主导一亿美元的基金，权不可谓不大。
他是美国通和国民党通，他却是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就是——冀朝鼎。
“潜伏”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应聘者是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的冀朝鼎。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其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为自己带来了巨大声誉。李约瑟称赞这本书：“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多年以后，李约瑟邀请冀朝鼎为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陈光甫介绍了冀朝鼎。让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产党”，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他的秘书，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应聘自然没有问题，并且在进去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搞垮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史界一般认为，法币政策是压垮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其始作俑者就是潜伏进国民党经济高层的冀朝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回国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冀朝鼎与孔祥熙是山西老乡，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冀朝鼎生前曾对人提起，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他在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6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陈立夫断定“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原来是党的人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称：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人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看言行是欧美人，看职位是国民党人，到最后人们才发现，原来他是共产党人。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共产党里的许多人也大吃一惊。
1949年之后冀朝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错过的三通人才
冀朝鼎在美国时，他经常在群众集会上用英语发表演说，用英语与人辩论。他在美共《工人日报》当了10年的编辑，用英文写了不少文章。此后作为“毛选英译委员会”成员，与金岳霖、钱钟书、爱泼斯坦、柯弗兰等人一起共事。
冀朝鼎先后在美国呆了17年。他在大学念过书，当过中学、职工学校教员，参加了许多群众活动，经常在集会上用英语发表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他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术界均有广泛的关系。在国民党内，冀朝鼎是孔祥熙的亲信，在政经学术各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黼、陈光甫、贝祖眙、席德懋等都有交往，同许多达官贵人过从甚密。加之他在国民党政府内身兼许多要职，当然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幕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都十分清楚。
这样一个“三通”人才（即英文通、美国通和国民党通），玩起无间道来，自然顺风顺水。
早在1950年代，冀朝鼎就提出中国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并成立了国际贸易仲裁处。在政治形势偏左的情况下，他仍希望借鉴西方工业发展历史，重视技术经验，依靠老工程师和老工人。 “他应该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冀的秘书廖训振认为，随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冀朝鼎建设新国家的计划，直到他死后15年才开始实现。
由于冀朝鼎的声望和影响，以及他出色的对外活动能力，使得中国在世界各国的老朋友关系不断巩固，新朋友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国外的工作，包括举办展览、派团出访以及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交流等，都受到了许多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1957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冀朝鼎先后率领了由有关大企业领导、高级专家组成的经济技术代表团访问了联邦德国和英国。代表团先后在这两个国家，参观了一些重要的企业、厂矿和科研机构；同高级政府官员与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商谈了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等事宜。回国后，冀朝鼎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四条建议：利用外国资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建立经济信息中心；大力培训干部，要求干部研究、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化、政治、经济。这几点建议，在当时确实超前。
1978年后，他的提议在中国一一得到实施。
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政治家，他还是一个精通外交的账房先生。
他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却以经济学著作闻名于世。
他曾任“中央银行外汇管委会”主任，官不可谓不高。
他在二战期间主导一亿美元的基金，权不可谓不大。
他是美国通和国民党通，他却是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就是——冀朝鼎。
“潜伏”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应聘者是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的冀朝鼎。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其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为自己带来了巨大声誉。李约瑟称赞这本书：“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多年以后，李约瑟邀请冀朝鼎为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陈光甫介绍了冀朝鼎。让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产党”，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他的秘书，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应聘自然没有问题，并且在进去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搞垮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史界一般认为，法币政策是压垮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其始作俑者就是潜伏进国民党经济高层的冀朝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回国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冀朝鼎与孔祥熙是山西老乡，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冀朝鼎生前曾对人提起，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他在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6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陈立夫断定“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原来是党的人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称：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人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看言行是欧美人，看职位是国民党人，到最后人们才发现，原来他是共产党人。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共产党里的许多人也大吃一惊。
1949年之后冀朝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错过的三通人才
冀朝鼎在美国时，他经常在群众集会上用英语发表演说，用英语与人辩论。他在美共《工人日报》当了10年的编辑，用英文写了不少文章。此后作为“毛选英译委员会”成员，与金岳霖、钱钟书、爱泼斯坦、柯弗兰等人一起共事。
冀朝鼎先后在美国呆了17年。他在大学念过书，当过中学、职工学校教员，参加了许多群众活动，经常在集会上用英语发表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他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术界均有广泛的关系。在国民党内，冀朝鼎是孔祥熙的亲信，在政经学术各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黼、陈光甫、贝祖眙、席德懋等都有交往，同许多达官贵人过从甚密。加之他在国民党政府内身兼许多要职，当然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幕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都十分清楚。
这样一个“三通”人才（即英文通、美国通和国民党通），玩起无间道来，自然顺风顺水。
早在1950年代，冀朝鼎就提出中国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并成立了国际贸易仲裁处。在政治形势偏左的情况下，他仍希望借鉴西方工业发展历史，重视技术经验，依靠老工程师和老工人。 “他应该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冀的秘书廖训振认为，随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冀朝鼎建设新国家的计划，直到他死后15年才开始实现。
由于冀朝鼎的声望和影响，以及他出色的对外活动能力，使得中国在世界各国的老朋友关系不断巩固，新朋友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国外的工作，包括举办展览、派团出访以及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交流等，都受到了许多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1957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冀朝鼎先后率领了由有关大企业领导、高级专家组成的经济技术代表团访问了联邦德国和英国。代表团先后在这两个国家，参观了一些重要的企业、厂矿和科研机构；同高级政府官员与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商谈了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等事宜。回国后，冀朝鼎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四条建议：利用外国资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建立经济信息中心；大力培训干部，要求干部研究、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化、政治、经济。这几点建议，在当时确实超前。
1978年后，他的提议在中国一一得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