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些文章分析官员腐败的原因，多归罪于“人情”，以为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在于“人情观念”作怪，感叹“人情的功夫茶越喝越苦”云云。窃以为，此说当然不无道理，然失之偏颇。换句话说，是打错了板子。人之所以为人，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有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元代诗人元好问诗云，“问人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一个人倘若没有七情六欲，还是人吗？我们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完全不讲人情，只讲某种“政治原则”，所谓“亲不亲阶级分”、“爱不爱看路线”，那时候人人自危、互相防范，甚至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只讲“原则”，不讲“人情”……结果怎样？并不美妙。
　　其实，所谓“徇情枉法”，错在“枉法”，不在“徇情”。諸如“照顾人情”、“碍于情面”而动用手中权力，表面看似乎是“人情关”难过，说到底还是因为“法律关”好混，那权力使用起来太方便，“违法”的风险低于“背情”的损失；权衡之下，自然是两害取其轻，宁可违背法律，而不愿“得罪人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枉法”的根源并不在“情”，而在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综观近年纷纷落马的贪官污吏，不外是以权谋私、收受贿赂、钱权交易或者“情权交易”，透过现象看本质，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利用职权之便”滑向泥潭的。衮衮诸公，上至省长副省长，下到科长村书记，哪个没有“个人说了算”、别人无法制约的权力？西哲孟德斯鸠有云，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导致腐败。就像电视剧《绝对权力》中唐国强主演的那位市委书记一样，好与坏、清与浊，全靠自我修养，自己把持不定，做不到“富贵不能淫”，别人是毫无办法的。这种“制度型”或曰“体制型”腐败，任何人也难以避免，除非“圣人”——而“圣人”者，世间能有几个？
　　江西大贪官胡长清临刑前曾感慨，“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听了这话，谁能说人家胡长清思想水平“不高”？然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胡长清即使重新上台，也决不会容忍对他的任何舆论批评。全国各地因披露“阴暗面”而遭到报复的记者难道还少吗？别说媒体曝光，就是私下举报，也是风险重重。以“诽谤领导”、“破坏稳定”的罪名，把举报人开除党籍、送进劳教所，那简直是小菜一碟，甚至不必“书记大人”亲自出面即可轻易“搞掂”。为举报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郭光允同志遭受八年迫害、几近家破人亡，这代价一般人能承受得了吗？没有碰上河南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那样心狠手辣、干脆对举报人杀人灭口的狗官，郭光允还算幸运呢！话说回来，有郭光允等辈不停地找麻烦，也是程维高的幸运，否则他也难免胡长清的下场。
　　毛泽东提倡说真话要有“五不怕”精神，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罢官、不怕离婚”。试想，说真话，搞监督，竟要冒如此风险，身居高位的官员还能听到几句真话？其手中的权力能得到多少制约？怎能不膨胀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从“绝对权力”走向绝对腐败？
　　从近20年中国反腐情况来看，“一把手”的腐败占有很大比重，这些实权派高官之所以能以权谋私，很大程度在于党内监督没有落实，党外监督又不到位。无数残酷的事实和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把政治廉明的希望寄托在官员的个人品质上，就像不能指望人会改变本性一样。可怕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而不是他的“人情味儿”。与其要求每个人都做到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不如设法令其不敢或不能“玩火自焚”。因此，从体制上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从制度上杜绝滥用职权的渠道，保障舆论监督的自由与安全，从而提高“搞腐败”的风险，降低“说真话”的成本——这才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