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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界的翘楚、学贯中西的文坛巨匠、被称为诗书画“三绝”的范敬宜，于2010年11月13日下午突发心肌梗阻不治驾鹤西去。当我听到这个噩耗时，简直不敢相信!因为10天前我和在病房中的他还通过电话，人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当晚和敬宜夫人吴秀琴通话，证实了这一切。一时悲从中来，黯然神伤，不能自己。此后，老友的影像不时在眼前晃动，令我寝食难安。想写点怀念文字，几次提笔，因尚未从伤感中复苏，竞不知从何下笔。直到11月21日，和老同事们一道去八宝山和敬宜作最后的告别以后，我的心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初识
我与敬宜和他的夫人吴秀琴初识是在50多年前的1956年，当时他们是辽宁日报社的记者(编辑)。那年，北京《大公报》领导让我牵头，和资深记者王鸿、钱庆燕一起到沈阳建立东北记者站。因手持中宣部介绍信，《辽宁日报》总编辑、老资格的新闻领导人殷参热情接待，立即令行政部门拨出一问大约有30多平米的办公室，并配备了桌椅作为记者站的办公处。从此，我们就在辽宁日报社安营扎寨，渐渐地和《辽宁日报》编辑部的同志认识了。
那时，范敬宜夫妇同在文艺部工作，我知道他们是从上海分来的一对大学生，敬宜书生意气，少年英俊；吴秀琴年轻漂亮，从口音就能听得出来，她是一位上海小姐。他们二人都比较引我注目。因为大家同住一栋楼(办公)，同吃一锅饭(食堂)，不时见面，时间长了，也就彼此相识了。后来，我和秀琴同在一个团小组过组织生活，就更熟悉些。
不久，1957年那场“灾难”来了。敬宜因为一篇杂文获罪，被划为“右派”，然后举家下放辽西建昌县农村。接着，我也被报社调回北京参加“运动”，万幸没有“入网”(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斥为“漏网右派”)。我们骤然分手，天各一方，失去联系。
对那20年的遭遇，事后敬宜心胸豁达，看得很淡，好像并未在意。“一囊诗梦一囊书，锐气纵横未见输”， “越陌度阡终不倦，人间何处无征途?”是他在农村劳动的写照，也反映出他当时的真实思想。《辽宁日报》总编辑殷参后来调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我时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彼此是老熟人了，殷参告诉我，他曾去范敬宜家探望，对将他错划为“右派”，表示歉意。敬宜再三表示，那次事故没有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时代产物”。他和殷参曾抵足长谈，畅叙别情，其后还多次往来。可见敬宜胸怀宽广。敬宜反复说，下农村那20年，使他得到了无穷的营养。“下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经历了苦楚，一切都能面对”，这是他在逆境中获得的真知灼见。
重逢
光阴荏苒，一别30载。其间，断续听到辽宁日报社的朋友谈及范敬宜和吴秀琴的情况，知道他们已返回沈阳，敬宜已就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等情况，只是始终无缘见面。机缘凑巧，1986年，中宣部一纸“任免通知”，免去我(还有张沛、刘树烈、王浩天、李健华等)的《经济日报》副总编辑职务，不久又免去安岗总编辑职务，《经济日报》领导班子一时成了真空。中央及时派范敬宜为总编辑、杨尚德为副总编辑，进入报社，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这时，敬宜成为我的上级领导，我们又见面了。只是他忙于接管和办报，我没有机会和他谈话。
是年秋，我奉调国家建材局，筹办新报纸——《中国建材报》。当我向他道别时，他曾挽留我做一名顾问，我谢绝了。今天想来，离开经济日报社，我失去和他共事的机会，未能直接学习他的领导艺术、办报风范和丰富学识，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其后，我们有过两次聚首的机会，得以重续前缘。
我国新闻专业人员评定职称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酝酿过，但一直未能执行。直到1986年，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批准成立全国新闻高级专业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由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任主任委员，首都新闻界的一些负责人包括范敬宜和我为委员。第一次委员会于1986年12月9日在怀柔一家宾馆举行，为期4天。新闻界的熟人见面，纷纷握手言欢，甚是欣快。我和敬宜难得在一起度过这4天时光，除每天评审正高编辑记者资格外，饭后休闲时间和晚上，我俩曾多次叙谈，还照了许多相留念。此会每年召开一次，不知何故，后来他好像再未参加。
1987年春夏之交，为解决国务院各部委所属报纸副高人员的职务资格问题，由部分产业报、行业报负责人组成的中央国家机关新闻高级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成立，范敬宜为主任委员，我是副主任委员。当年秋天，在金融时报招待所召开第一次会议，历时5天，评审了40多位副高编辑记者的职务，我俩又一次相聚。但事后他以工作忙为由，辞去这个职务。国家新闻出版署改任我为主任委员，仍每年开会评审一次，历时10年，这是后话了。
此后十几年间，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因大家忙于工作，除了偶然在新闻界集会时和敬宜见一面外，再未相逢。我听说他升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为他高兴，却未做任何形式的祝贺。不久，我从海淀区迁居远离市区的顺义区天竺花园，和市内的朋友来往更少了。2004年12月28日，我突然接到寄至我单位的一封人民日报社的贺年卡，是敬宜寄来的。卡片上写的短信是一首五言诗：“几番天竺过，难觅居何处。相见日已稀，常感思念苦。寄上纸一片，权当衷情诉。相勉人长久，不叹如朝露。”老友殷殷关爱之情跃然纸上。接信后我心境久久不能平息。难得他在百忙中还记挂着我。一向不善于写诗的我，立即步敬宜赠诗原韵奉和一首： “友谊数十载，相逢有几处。文坛一巨匠，不说昔日苦。久怀仰慕心，当面难倾诉。春节即来临，愿将真情露。”和敬宜是多年相识的老朋友了，但在面对面交谈时，我很少赞美他。特别是他苦尽甘来，晚景日隆，地位越来越高时，我出于知识分子的清高，更不便于接近和当面奉承他了。
论诗
随着敬宜职务和声望逐渐升高，他的诗书画特长名声远播，向他求字或求他题写书名以及出书写序言的人日多。敬宜平易近人，有求必应。记得我曾先后求他为我的一本小册子出版题写书名，又代我的老领导——原国家建材局局长、时任国家建设部部长的林汉雄向他索字，还为舍亲向他求字，他都一一满足了我的请求。我并未向他表示谢意，可能也没说一个谢字。
2001年春夏之交，经济日报社老同事张沛的女儿、女婿自海外归来，有一聚会，敬宜夫妇和我都被邀参加。席间，我再次趁机向敬宜求字，他依然满口答应。临分手时，我说，你主持《人民日报》编务，临深履薄，夜以继日，别忘记啊!他夫人吴秀琴在旁说，颂甲放心，我会督促他写的。果然不久便收到敬宜的墨宝，他书写的是清代龚定庵的一首诗： “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诗。”题款是：“此定庵先生论诗之诗，余极爱之，想颂甲兄亦然。庚辰秋日录此，以应雅命。” 敬宜预料我一定也喜欢定庵先生这首诗，说来惭愧，这首诗我过去并未读过，对龚诗也缺乏研究，因此对此诗实不理解。我曾翻阅一点有关材料，并向深谙古典文学的沈春波兄求教，我了解到龚自珍(定庵)的诗歌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一直未查到对此诗的诠解和注释。特别是对后两句，更不甚了了。于是，我便修书敬宜，请他指教，告以：“经查阅资料(略)，对定庵先生的生平行事、所处环境、为人处世等有了一些了解，得知此诗确是论诗之作，主要表达作者本人的文学见解。惟所有资料均未对此诗作过注释，故仍不能解决此诗的诠释问题。情非得已，只有致函吾兄，望不吝赐教，以解鲁钝，不胜感激之至!”最后我写道： “新世纪第一个春天将悄然到来。在春暖花开之际，望兄拨冗枉驾寒舍小坐，以便当面聆教。”这封信是2001年大年三十写成并寄出的。大约过了一些时候，收到敬宜的回信：颂甲兄：新春大吉!
您大年三十的来信，直到今天才复，实在抱歉。
完全没有想到，我随便抄录的一首龚诗，竞引来这样一篇旁征博引的考据文章，实在佩服之至。读了您近年的一些作品，特别是这封信，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位大学问家，而不应该仅仅是总编辑。
我对定庵先生的诗并无研究，只是喜欢而已。这可能是受老师顾佛影(南社诗人)的影响。年轻时是爱他的恣肆，年老后才爱他的深刻。“平易近人”一诗确是“深爱之”，而且对我的写作很有影响，但是对诗的后两句并未深究，只是体味它的大概意思而已。从来诗无达诂，有些诗句连作者本人也未必能解释清楚。事实上，解释清楚也许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反正我读书处事往往抱着一种“得鱼忘筌”的态度，不求甚解。这也许是我只能是一只“三脚猫”的缘故吧!
天气渐暖之后，一定会登门拜访，届时再畅叙一番。只怕我缺乏“幽情”，在您高雅的书斋里有煞风景。
匆匆，即颂
文安
弟范敬宜
2001年2月16日
信中所述他也“不求甚解”，显然是敬宜兄的谦辞。他是一位谦和君子，对他的出众才华世间早有公论。他宁愿给人以循循善诱和启发，而不是直露式说教。何况，自古以来，“诗无定解”，有些诗句的确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借此就更不做直接的表述了。
他在信中说，要来舍下“再畅叙一番”，可惜几次要来都因为工作忙而未能践行。从此我们倒是增加了通信联络的机会。
记得在他主政《人民日报》时，第一版开辟了“今日谈”短文栏目，我不揣固陋，贸然写了一篇短文寄给他。我深知，文章上《人民日报》难，上第一版更难，不想那篇小文竟然很快见报。这大约是他运用总编辑“权力”加以照拂的结果吧!事后，我未作理会，也未曾言谢。
此后，我写出在《经济日报》任内所组织的一次连续性批评性报道《王府井“亮起来”前前后后》一文，稿子写好后，请敬宜过目。他看后，连声称道，并在他力荐下发表。
聚会
2004年春，我又从天竺花园小区迁居海淀区玉泉路。当年10月1日，万寿路俱乐部建成。俱乐部距我家不太远，离范敬宜宅更近，只有咫尺之遥。我每周必去俱乐部锻炼，老伴韩嵘有时同去，每到中午或晚上，就在餐厅进餐。敬宜夫妇也常去用餐，我们两家碰头频繁了，可以说经常见面。这6年多是我们见面最多的时候，也就更增加了相熟的程度，我偶尔还去范府小坐。我对敬宜说，过去我们“相见日已稀”，现在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是“过从太频繁”了；过去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如今是时常相见，不隔三秋了。
2008年金秋十月，繁花似锦，桂子飘香。经济日报社老同事、现任金融时报社社长的汪洋热情邀集当年的老同事到金融时报大厦聚会，以畅叙友情。汪洋和我筹划这次聚会时，特别希望《经济日报》老总编范敬宜能出席。但他考虑到，范虽然已从《人民日报》总编职务上退下来，还是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又被聘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地位隆重，怕没有时间来参加他的旧部属下集会。我自告奋勇，去请敬宜。
当我当面邀请敬宜参加聚会时，他却面有难色。因为聚会那天恰是新闻界前辈、人大新闻系老教授甘惜分九十寿辰，他已答应出席庆祝会了，不好爽约。在我再三促请下，他不好驳我的面子，感到有些为难，怎么办呢?琢磨了半晌，他继而聪明又才思敏捷地写了一首贺诗，献给甘老，人虽未到，诗到了，或可弥补。他文不加点，挥笔写成法书，用加急的办法，请人民日报社附设的装裱公司将诗裱好，让司机专程送到甘惜分的祝寿宴会上，诗云：“大禹惜寸君惜分，桃李满园苦耕耘。舆坛多少挚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甘老见到祝寿诗后，非常高兴，当即还诗一首：洞庭波涌岳阳楼，千古风流吟未休。民间忧乐感天下，后代风采先贤留。甘老知道范敬宜是先贤范仲淹的二十八世孙，故在回复此诗答谢时，有“后代风采先贤留”句。
经济日报社老同事聚会如期举行了，笑语盈盈，欢声一片，其喜洋洋，其乐陶陶。大家忘怀不了的是在报纸初创时期，物质条件艰苦，但在安岗总编辑的领导下，经济日报社同心同德，奋力拼搏，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受到社会广泛称赞。老友们还谈到，在范敬宜总编辑主政期问，是经济日报社政通、人和、业兴的最好时期之一。是他最早提出“三贴近”的办报原则；他组织的一个又一个战役报道在首都新闻界不断获得好评，他善于运用艺术的新闻语言阐释一些社会经济难点、热点，文章既尖锐解渴，又不“犯规”。他为人谦和，宽厚待人，在关键时刻能保护年轻记者、编辑。这次聚会有敬宜出席，大家格外高兴。敬宜也显得特别愉悦，散会前他记下了每一个人的电话，以便随时联系。
赠画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就的日益显露，范敬宜在新闻界、文化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一些人便想通过媒体对他进行一些宣传，可是他为人一向低调，一再婉拒记者对他采访。
在他已然退休并年届“望八”之际，我也在10多年前离休了。彼此都已成为与世无所求的老人，了却了繁杂的事务，我觉得可以敞开胸襟，无所不谈了。
2008年夏季的一天，在万寿路俱乐部闲叙。我对他说，作为一名老记者、老朋友，我想写写你。敬宜说，别人写我不同意，老兄如写，我乐得其成。我说，别人写你需要采访，你的事都装在我心中，不必让你提供素材，我就能写。
20多天后，我用“爬格子”的笨办法，写成近万言的稿件，请敬宜审阅。他边看边谦虚地说把他写得太好了。我说，所写都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我只觉得写得还不够。此文出笼后即被多家报刊采用。时值晚年，能实事求是地为老友做点宣传，我感到欣慰。
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万众瞩目的全国“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深情讲述了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所作《富春山居图》这幅名画 分割在两岸的故事。一石激起千层浪，两岸媒体一时聚焦，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一位画家、一派山水、一幅名画，顿时成为文化热点。
传闻，馆藏于浙江博物馆的《富春山居图》前半部分《剩山图》与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后半部分《无用师卷》有望于2012年先后在台北和大陆合璧展出。海峡两岸人民正翘首企盼。国之瑰宝，多年离散，如今即将由分割而完璧，这真是中华民族一大幸事!人们还用无限深情默诵着温总理的一句话“画是如此，人何以堪”。
具有这么重大新闻价值的有关报道，怎么会不引起有着数十年新闻经历的敬宜和我的关注?我们曾多次谈到出自温总理之口的这一极有意义的事件，并盼望合璧盛举早日实现。敬宜还为那年访问台湾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未能一睹先贤所绘富春山水而后悔不已。
再一次叙谈时，我郑重地对敬宜说，您自谦为不是画家的画家，您生在江南、长在江南、对富春江风光必定印象深刻，何不仿效古人，绘一幅富春江山水，以迎接名画合璧?据我翻阅有关材料，得知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山水画，多以家乡江苏常熟虞山和浙江富阳富春江为写照，其画格简洁明朗、平淡自然、着色淡赭，人称“浅绛山水”。我欣赏敬宜的画作，大有黄公望的风格，故有此议，并趁机向他求画。
敬宜沉吟半日，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时值夏季，北京久晴少雨，天气旱热。我不忍催他动笔，实指望到秋季再促他作画。又是一个没有想到，在我们议论后不久，他便告诉我连续作画三天，画已成就，是一卷横幅长140厘米、高35厘米的山水画。不过暂时还无法交我，因他考虑到我装裱不便，已交人民日报社装裱公司裱糊，然后再给我送来。他想的多么周到啊!不仅赠画，还出资代为装裱，真令我感动!大约半月后，他的司机把裱好的画送到我的家中。
展览敬宜的大作，画题是：《黄公望江山胜览一角》，题款是：“庚寅初夏画奉颂甲道兄雅赏吴郡范敬宜”。画面呈现出早秋季节富春江一带的景色，只见峰峦坡石起伏竞秀，云树苍茫疏密有致，近旁和远处的村落、亭台、渔舟、平沙、溪泉掩映其间，一派山川浑厚、草木华滋、风光幽雅的江南景象。横卷以阔运式构图，随着山水长卷徐徐展开，画面视点在同一水平线上横向移动，真是景随人迁，人随景移，步步皆可观。我虽然是绘画的门外汉，但仔细拜赏敬宜的画，并对照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图片，发现此画确实运用了黄公望大师的笔法，再现了大师的韵致，实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墨宝。他闻知我要加框置于厅堂时，又好心地要让司机代办，我谢绝了，不能再麻烦他了，此时我只能一谢再谢。随后，我写了《范敬宜和他的(黄公望江山胜览一角)》一文，连同图片，投寄给报刊社。
在上文末尾，我曾写道：“敬宜快到‘望八’之年，虽然渐入高龄，但他的儒雅气质、潇洒神情、翩翩风度未变。”这是真情实录，老同事们都有同感，其间并无虚夸张扬之词。时序进入2010年，表面上他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夏季为我作画，入秋我们还在俱乐部餐厅共同用饭叙谈。国庆节前，他因胆结石发作入北京医院治疗，不长时间疼痛减轻。只是医生告诉他胆囊上发现了“一个东西”尚须彻查。假期他回家几天，节后继续入院。其实，已发现他患了癌症，只是医生未说明而已。经连续用药诊治，症状似乎已稳定。他在知晓病情后，也能乐观对待，他甚至幽默地说，要和癌症“和平共处”若干年。不料消息传来，一个“栓子”(血栓)突然堵塞了心脏，导致了他生命的终结。
这样一位大才子、大学问家突然谢世，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知识界许多与他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失去了良师益友，怎能不大痛大悲?
他赠我的《黄公望江山胜览一角》已成为他的绝笔。我经常在厅堂面对此画久久凝望、遐思。睹画思人，见景伤情，怎能不令我大痛、大悲?
介绍这幅绝笔之作的拙文先后在《中外名家书画》等报刊刊出，我想等汇集齐全时，一并献给敬宜。谁知尚未送出，斯人已逝，我只有将它们交给秀琴留做纪念了。
翻看与敬宜的合影，注目壁上敬宜的遗画，往事历历，如在目前。正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种滋味，除了思念还是思念，除了悲痛还是悲痛。我默默地吟诵着李商隐的诗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初识
我与敬宜和他的夫人吴秀琴初识是在50多年前的1956年，当时他们是辽宁日报社的记者(编辑)。那年，北京《大公报》领导让我牵头，和资深记者王鸿、钱庆燕一起到沈阳建立东北记者站。因手持中宣部介绍信，《辽宁日报》总编辑、老资格的新闻领导人殷参热情接待，立即令行政部门拨出一问大约有30多平米的办公室，并配备了桌椅作为记者站的办公处。从此，我们就在辽宁日报社安营扎寨，渐渐地和《辽宁日报》编辑部的同志认识了。
那时，范敬宜夫妇同在文艺部工作，我知道他们是从上海分来的一对大学生，敬宜书生意气，少年英俊；吴秀琴年轻漂亮，从口音就能听得出来，她是一位上海小姐。他们二人都比较引我注目。因为大家同住一栋楼(办公)，同吃一锅饭(食堂)，不时见面，时间长了，也就彼此相识了。后来，我和秀琴同在一个团小组过组织生活，就更熟悉些。
不久，1957年那场“灾难”来了。敬宜因为一篇杂文获罪，被划为“右派”，然后举家下放辽西建昌县农村。接着，我也被报社调回北京参加“运动”，万幸没有“入网”(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斥为“漏网右派”)。我们骤然分手，天各一方，失去联系。
对那20年的遭遇，事后敬宜心胸豁达，看得很淡，好像并未在意。“一囊诗梦一囊书，锐气纵横未见输”， “越陌度阡终不倦，人间何处无征途?”是他在农村劳动的写照，也反映出他当时的真实思想。《辽宁日报》总编辑殷参后来调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我时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彼此是老熟人了，殷参告诉我，他曾去范敬宜家探望，对将他错划为“右派”，表示歉意。敬宜再三表示，那次事故没有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时代产物”。他和殷参曾抵足长谈，畅叙别情，其后还多次往来。可见敬宜胸怀宽广。敬宜反复说，下农村那20年，使他得到了无穷的营养。“下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经历了苦楚，一切都能面对”，这是他在逆境中获得的真知灼见。
重逢
光阴荏苒，一别30载。其间，断续听到辽宁日报社的朋友谈及范敬宜和吴秀琴的情况，知道他们已返回沈阳，敬宜已就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等情况，只是始终无缘见面。机缘凑巧，1986年，中宣部一纸“任免通知”，免去我(还有张沛、刘树烈、王浩天、李健华等)的《经济日报》副总编辑职务，不久又免去安岗总编辑职务，《经济日报》领导班子一时成了真空。中央及时派范敬宜为总编辑、杨尚德为副总编辑，进入报社，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这时，敬宜成为我的上级领导，我们又见面了。只是他忙于接管和办报，我没有机会和他谈话。
是年秋，我奉调国家建材局，筹办新报纸——《中国建材报》。当我向他道别时，他曾挽留我做一名顾问，我谢绝了。今天想来，离开经济日报社，我失去和他共事的机会，未能直接学习他的领导艺术、办报风范和丰富学识，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其后，我们有过两次聚首的机会，得以重续前缘。
我国新闻专业人员评定职称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酝酿过，但一直未能执行。直到1986年，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批准成立全国新闻高级专业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由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任主任委员，首都新闻界的一些负责人包括范敬宜和我为委员。第一次委员会于1986年12月9日在怀柔一家宾馆举行，为期4天。新闻界的熟人见面，纷纷握手言欢，甚是欣快。我和敬宜难得在一起度过这4天时光，除每天评审正高编辑记者资格外，饭后休闲时间和晚上，我俩曾多次叙谈，还照了许多相留念。此会每年召开一次，不知何故，后来他好像再未参加。
1987年春夏之交，为解决国务院各部委所属报纸副高人员的职务资格问题，由部分产业报、行业报负责人组成的中央国家机关新闻高级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成立，范敬宜为主任委员，我是副主任委员。当年秋天，在金融时报招待所召开第一次会议，历时5天，评审了40多位副高编辑记者的职务，我俩又一次相聚。但事后他以工作忙为由，辞去这个职务。国家新闻出版署改任我为主任委员，仍每年开会评审一次，历时10年，这是后话了。
此后十几年间，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因大家忙于工作，除了偶然在新闻界集会时和敬宜见一面外，再未相逢。我听说他升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为他高兴，却未做任何形式的祝贺。不久，我从海淀区迁居远离市区的顺义区天竺花园，和市内的朋友来往更少了。2004年12月28日，我突然接到寄至我单位的一封人民日报社的贺年卡，是敬宜寄来的。卡片上写的短信是一首五言诗：“几番天竺过，难觅居何处。相见日已稀，常感思念苦。寄上纸一片，权当衷情诉。相勉人长久，不叹如朝露。”老友殷殷关爱之情跃然纸上。接信后我心境久久不能平息。难得他在百忙中还记挂着我。一向不善于写诗的我，立即步敬宜赠诗原韵奉和一首： “友谊数十载，相逢有几处。文坛一巨匠，不说昔日苦。久怀仰慕心，当面难倾诉。春节即来临，愿将真情露。”和敬宜是多年相识的老朋友了，但在面对面交谈时，我很少赞美他。特别是他苦尽甘来，晚景日隆，地位越来越高时，我出于知识分子的清高，更不便于接近和当面奉承他了。
论诗
随着敬宜职务和声望逐渐升高，他的诗书画特长名声远播，向他求字或求他题写书名以及出书写序言的人日多。敬宜平易近人，有求必应。记得我曾先后求他为我的一本小册子出版题写书名，又代我的老领导——原国家建材局局长、时任国家建设部部长的林汉雄向他索字，还为舍亲向他求字，他都一一满足了我的请求。我并未向他表示谢意，可能也没说一个谢字。
2001年春夏之交，经济日报社老同事张沛的女儿、女婿自海外归来，有一聚会，敬宜夫妇和我都被邀参加。席间，我再次趁机向敬宜求字，他依然满口答应。临分手时，我说，你主持《人民日报》编务，临深履薄，夜以继日，别忘记啊!他夫人吴秀琴在旁说，颂甲放心，我会督促他写的。果然不久便收到敬宜的墨宝，他书写的是清代龚定庵的一首诗： “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诗。”题款是：“此定庵先生论诗之诗，余极爱之，想颂甲兄亦然。庚辰秋日录此，以应雅命。” 敬宜预料我一定也喜欢定庵先生这首诗，说来惭愧，这首诗我过去并未读过，对龚诗也缺乏研究，因此对此诗实不理解。我曾翻阅一点有关材料，并向深谙古典文学的沈春波兄求教，我了解到龚自珍(定庵)的诗歌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一直未查到对此诗的诠解和注释。特别是对后两句，更不甚了了。于是，我便修书敬宜，请他指教，告以：“经查阅资料(略)，对定庵先生的生平行事、所处环境、为人处世等有了一些了解，得知此诗确是论诗之作，主要表达作者本人的文学见解。惟所有资料均未对此诗作过注释，故仍不能解决此诗的诠释问题。情非得已，只有致函吾兄，望不吝赐教，以解鲁钝，不胜感激之至!”最后我写道： “新世纪第一个春天将悄然到来。在春暖花开之际，望兄拨冗枉驾寒舍小坐，以便当面聆教。”这封信是2001年大年三十写成并寄出的。大约过了一些时候，收到敬宜的回信：颂甲兄：新春大吉!
您大年三十的来信，直到今天才复，实在抱歉。
完全没有想到，我随便抄录的一首龚诗，竞引来这样一篇旁征博引的考据文章，实在佩服之至。读了您近年的一些作品，特别是这封信，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位大学问家，而不应该仅仅是总编辑。
我对定庵先生的诗并无研究，只是喜欢而已。这可能是受老师顾佛影(南社诗人)的影响。年轻时是爱他的恣肆，年老后才爱他的深刻。“平易近人”一诗确是“深爱之”，而且对我的写作很有影响，但是对诗的后两句并未深究，只是体味它的大概意思而已。从来诗无达诂，有些诗句连作者本人也未必能解释清楚。事实上，解释清楚也许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反正我读书处事往往抱着一种“得鱼忘筌”的态度，不求甚解。这也许是我只能是一只“三脚猫”的缘故吧!
天气渐暖之后，一定会登门拜访，届时再畅叙一番。只怕我缺乏“幽情”，在您高雅的书斋里有煞风景。
匆匆，即颂
文安
弟范敬宜
2001年2月16日
信中所述他也“不求甚解”，显然是敬宜兄的谦辞。他是一位谦和君子，对他的出众才华世间早有公论。他宁愿给人以循循善诱和启发，而不是直露式说教。何况，自古以来，“诗无定解”，有些诗句的确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借此就更不做直接的表述了。
他在信中说，要来舍下“再畅叙一番”，可惜几次要来都因为工作忙而未能践行。从此我们倒是增加了通信联络的机会。
记得在他主政《人民日报》时，第一版开辟了“今日谈”短文栏目，我不揣固陋，贸然写了一篇短文寄给他。我深知，文章上《人民日报》难，上第一版更难，不想那篇小文竟然很快见报。这大约是他运用总编辑“权力”加以照拂的结果吧!事后，我未作理会，也未曾言谢。
此后，我写出在《经济日报》任内所组织的一次连续性批评性报道《王府井“亮起来”前前后后》一文，稿子写好后，请敬宜过目。他看后，连声称道，并在他力荐下发表。
聚会
2004年春，我又从天竺花园小区迁居海淀区玉泉路。当年10月1日，万寿路俱乐部建成。俱乐部距我家不太远，离范敬宜宅更近，只有咫尺之遥。我每周必去俱乐部锻炼，老伴韩嵘有时同去，每到中午或晚上，就在餐厅进餐。敬宜夫妇也常去用餐，我们两家碰头频繁了，可以说经常见面。这6年多是我们见面最多的时候，也就更增加了相熟的程度，我偶尔还去范府小坐。我对敬宜说，过去我们“相见日已稀”，现在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是“过从太频繁”了；过去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如今是时常相见，不隔三秋了。
2008年金秋十月，繁花似锦，桂子飘香。经济日报社老同事、现任金融时报社社长的汪洋热情邀集当年的老同事到金融时报大厦聚会，以畅叙友情。汪洋和我筹划这次聚会时，特别希望《经济日报》老总编范敬宜能出席。但他考虑到，范虽然已从《人民日报》总编职务上退下来，还是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又被聘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地位隆重，怕没有时间来参加他的旧部属下集会。我自告奋勇，去请敬宜。
当我当面邀请敬宜参加聚会时，他却面有难色。因为聚会那天恰是新闻界前辈、人大新闻系老教授甘惜分九十寿辰，他已答应出席庆祝会了，不好爽约。在我再三促请下，他不好驳我的面子，感到有些为难，怎么办呢?琢磨了半晌，他继而聪明又才思敏捷地写了一首贺诗，献给甘老，人虽未到，诗到了，或可弥补。他文不加点，挥笔写成法书，用加急的办法，请人民日报社附设的装裱公司将诗裱好，让司机专程送到甘惜分的祝寿宴会上，诗云：“大禹惜寸君惜分，桃李满园苦耕耘。舆坛多少挚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甘老见到祝寿诗后，非常高兴，当即还诗一首：洞庭波涌岳阳楼，千古风流吟未休。民间忧乐感天下，后代风采先贤留。甘老知道范敬宜是先贤范仲淹的二十八世孙，故在回复此诗答谢时，有“后代风采先贤留”句。
经济日报社老同事聚会如期举行了，笑语盈盈，欢声一片，其喜洋洋，其乐陶陶。大家忘怀不了的是在报纸初创时期，物质条件艰苦，但在安岗总编辑的领导下，经济日报社同心同德，奋力拼搏，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受到社会广泛称赞。老友们还谈到，在范敬宜总编辑主政期问，是经济日报社政通、人和、业兴的最好时期之一。是他最早提出“三贴近”的办报原则；他组织的一个又一个战役报道在首都新闻界不断获得好评，他善于运用艺术的新闻语言阐释一些社会经济难点、热点，文章既尖锐解渴，又不“犯规”。他为人谦和，宽厚待人，在关键时刻能保护年轻记者、编辑。这次聚会有敬宜出席，大家格外高兴。敬宜也显得特别愉悦，散会前他记下了每一个人的电话，以便随时联系。
赠画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就的日益显露，范敬宜在新闻界、文化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一些人便想通过媒体对他进行一些宣传，可是他为人一向低调，一再婉拒记者对他采访。
在他已然退休并年届“望八”之际，我也在10多年前离休了。彼此都已成为与世无所求的老人，了却了繁杂的事务，我觉得可以敞开胸襟，无所不谈了。
2008年夏季的一天，在万寿路俱乐部闲叙。我对他说，作为一名老记者、老朋友，我想写写你。敬宜说，别人写我不同意，老兄如写，我乐得其成。我说，别人写你需要采访，你的事都装在我心中，不必让你提供素材，我就能写。
20多天后，我用“爬格子”的笨办法，写成近万言的稿件，请敬宜审阅。他边看边谦虚地说把他写得太好了。我说，所写都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我只觉得写得还不够。此文出笼后即被多家报刊采用。时值晚年，能实事求是地为老友做点宣传，我感到欣慰。
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万众瞩目的全国“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深情讲述了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所作《富春山居图》这幅名画 分割在两岸的故事。一石激起千层浪，两岸媒体一时聚焦，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一位画家、一派山水、一幅名画，顿时成为文化热点。
传闻，馆藏于浙江博物馆的《富春山居图》前半部分《剩山图》与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后半部分《无用师卷》有望于2012年先后在台北和大陆合璧展出。海峡两岸人民正翘首企盼。国之瑰宝，多年离散，如今即将由分割而完璧，这真是中华民族一大幸事!人们还用无限深情默诵着温总理的一句话“画是如此，人何以堪”。
具有这么重大新闻价值的有关报道，怎么会不引起有着数十年新闻经历的敬宜和我的关注?我们曾多次谈到出自温总理之口的这一极有意义的事件，并盼望合璧盛举早日实现。敬宜还为那年访问台湾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未能一睹先贤所绘富春山水而后悔不已。
再一次叙谈时，我郑重地对敬宜说，您自谦为不是画家的画家，您生在江南、长在江南、对富春江风光必定印象深刻，何不仿效古人，绘一幅富春江山水，以迎接名画合璧?据我翻阅有关材料，得知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山水画，多以家乡江苏常熟虞山和浙江富阳富春江为写照，其画格简洁明朗、平淡自然、着色淡赭，人称“浅绛山水”。我欣赏敬宜的画作，大有黄公望的风格，故有此议，并趁机向他求画。
敬宜沉吟半日，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时值夏季，北京久晴少雨，天气旱热。我不忍催他动笔，实指望到秋季再促他作画。又是一个没有想到，在我们议论后不久，他便告诉我连续作画三天，画已成就，是一卷横幅长140厘米、高35厘米的山水画。不过暂时还无法交我，因他考虑到我装裱不便，已交人民日报社装裱公司裱糊，然后再给我送来。他想的多么周到啊!不仅赠画，还出资代为装裱，真令我感动!大约半月后，他的司机把裱好的画送到我的家中。
展览敬宜的大作，画题是：《黄公望江山胜览一角》，题款是：“庚寅初夏画奉颂甲道兄雅赏吴郡范敬宜”。画面呈现出早秋季节富春江一带的景色，只见峰峦坡石起伏竞秀，云树苍茫疏密有致，近旁和远处的村落、亭台、渔舟、平沙、溪泉掩映其间，一派山川浑厚、草木华滋、风光幽雅的江南景象。横卷以阔运式构图，随着山水长卷徐徐展开，画面视点在同一水平线上横向移动，真是景随人迁，人随景移，步步皆可观。我虽然是绘画的门外汉，但仔细拜赏敬宜的画，并对照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图片，发现此画确实运用了黄公望大师的笔法，再现了大师的韵致，实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墨宝。他闻知我要加框置于厅堂时，又好心地要让司机代办，我谢绝了，不能再麻烦他了，此时我只能一谢再谢。随后，我写了《范敬宜和他的(黄公望江山胜览一角)》一文，连同图片，投寄给报刊社。
在上文末尾，我曾写道：“敬宜快到‘望八’之年，虽然渐入高龄，但他的儒雅气质、潇洒神情、翩翩风度未变。”这是真情实录，老同事们都有同感，其间并无虚夸张扬之词。时序进入2010年，表面上他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夏季为我作画，入秋我们还在俱乐部餐厅共同用饭叙谈。国庆节前，他因胆结石发作入北京医院治疗，不长时间疼痛减轻。只是医生告诉他胆囊上发现了“一个东西”尚须彻查。假期他回家几天，节后继续入院。其实，已发现他患了癌症，只是医生未说明而已。经连续用药诊治，症状似乎已稳定。他在知晓病情后，也能乐观对待，他甚至幽默地说，要和癌症“和平共处”若干年。不料消息传来，一个“栓子”(血栓)突然堵塞了心脏，导致了他生命的终结。
这样一位大才子、大学问家突然谢世，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知识界许多与他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失去了良师益友，怎能不大痛大悲?
他赠我的《黄公望江山胜览一角》已成为他的绝笔。我经常在厅堂面对此画久久凝望、遐思。睹画思人，见景伤情，怎能不令我大痛、大悲?
介绍这幅绝笔之作的拙文先后在《中外名家书画》等报刊刊出，我想等汇集齐全时，一并献给敬宜。谁知尚未送出，斯人已逝，我只有将它们交给秀琴留做纪念了。
翻看与敬宜的合影，注目壁上敬宜的遗画，往事历历，如在目前。正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种滋味，除了思念还是思念，除了悲痛还是悲痛。我默默地吟诵着李商隐的诗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