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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之一的土族，主要分布于青海省的互助、民和与甘肃省的天祝、永登等地。土族服饰与其民族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紧密联系，体现了他们的文化艺术状况与民族特性。本文通过对土族服饰特征的梳理，分析其服饰源流变迁因素，从而对影响土族服饰演变的因素做出进一步的探析。
【关键词】土族；服饰；变迁
【中图分类号】TS941 【文献标识码】A
土族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地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河地区的河湟流域，自然条件决定了土族人民以农耕为主兼少量畜牧业的生活生产方式。作为西北地区一个特有的少数民族，土族服饰是其民族文化的表现，“又是一种符号和象征，是一种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无声语言和标志，也是民族性格、心理的折射。”[1]有关土族族源的研究，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自19世纪末期至今，研究成果都是从社会历史、民族迁徙、民族学等角度展开的。对土族服饰的研究，近年的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上升态势，但大多都停留在描述性或就服饰中某一元素的专项研究，对土族服饰所承载的其他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土族的族源变迁
土族族源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主要有“蒙古说”“阴山白鞑靼说”“吐谷浑说”。以“吐谷浑说”为例：“吐谷浑本是鲜卑族在分合迁徙过程中新组的一个部落，早在公元284年从慕容部分化出来，并与辽东的其他如鲜卑及乌桓部落组成吐谷浑部，西迁至阴山一带。在这之后的迁徙合并中不断地发展壮大，最终兼并和纳入乞伏、秃发、乙弗、鲜卑以及铁弗匈奴遗部，形成一个强大的鲜卑部群和汗国，之后逐渐衰落，最终在唐蕃角逐中为吐蕃所灭。其后吐谷浑部众或滞留故地，或向外大举迁徙，散布于西自塔里木盆地，东至松辽平原，北起蒙古草原，南至岷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间，在战乱及迁徙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兼并、同化、消耗、迁散，到元代时又被分化的吐谷浑人中的一部分，作为土族先民的主体，先后入注周边蒙、藏、汉、羌等民族的成分，而形成一个民族。至清代土族仅余于河湟、洮岷流域。”[2]关于“族源”研究是很多人口较少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共有问题，虽然“吐谷浑说”在学界存在争议，但土族是在长期的迁徙、游牧、垦荒、融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土族”是其本民族的自称，因地区不同还有“察罕蒙古”、“蒙古尔” “土户家”“土昆”等多种他称，不再赘述。
二、土族服饰的形式特征
土族服饰具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格。男女服饰都主要由长袍（土族称盘袄），绣花高领短褂（男士），黑、紫红或蓝色坎肩，黑或蓝色宽腿大裆裤组成。盘袄因季节不同分单、夹、棉三种，男士多为长袖高领右开襟，在袖口、斜襟等处镶有花边或黑边，胸前镶一块四寸方块的彩色图案的花兜，下摆开双衩；女士则为小领斜襟，领口处有三、四层绣花的加领，每层都用丝线绣出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图案。袖部的花边则是由红、黄、绿、紫、蓝五色或蓝、白、红、橙、绿、黄、黑七色组成，色彩艳丽绚烂，极富民族特色。女士裤子外边还会穿宽大多褶、长及脚踝的百褶裙。裙子的颜色因年龄而异，年轻人穿得鲜艳，中老年穿得深沉庄重。无论男女，腰间均系绣花彩色腰带，男士还习惯斜插一绣花烟袋。
土族妇女服饰中最具特色的是戴一种叫“扭达”的头饰，解放前有“土观扭达”“捺仁扭达”“适格扭达”等八、九种之多。现在的土族妇女常把头发梳成两根长辫，末梢相连并垂于后背，辫尾拴黑或红色的丝绒或丝穗，再戴上圆形的彩色织锦绒毡帽或礼帽。年轻的土族姑娘一般梳一条发辫，扎彩色头绳，辫梢系一块海螺片，外盖绣花头巾。
当然，以上所讲的只是土族服饰的共有形式特征，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青海的互助、民和、大通、乐都、同仁、门源等土族主要的聚集地区，在服饰的式样、色彩、穿著佩戴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三、土族服饰的源与流
土族服饰的源流演变，是伴随着土族迁徙发展的历史而形成的。
“源”是带有早期东胡民族服饰特征。按“吐谷浑说”，土族源于鲜卑族的一个部落；按“蒙古说”，土族源于蒙古人。而鲜卑族与蒙古族都与早期的东胡民族有着很深的渊源。芈一之先生在其《土族族源再考》中曾叙述：“统计外人研究，从语言考察者，把土族列入蒙古族系，从历史研究者，提出于东胡族的渊源。”“鲜卑属东胡系，蒙古也属东胡系（室韦一支）。”[3]
“流”则是从早期东胡民族服饰特征到蒙古族服饰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随时间与空间变化过程中主动、被动地吸纳汉、藏、回等周边民族服饰特点后的发展演变过程。既“土族所居住的河湟地区是非常典型的民族杂居区，正处在我国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交叉结合地带，也是佛教文化、萨满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由于周边汉族、藏族、回族分布地域与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 土族在长期与汉、藏、回民族杂居的过程中保持和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量吸收了藏族和汉族传统文化。”[4]首当其冲的就是来自于蒙古族服饰的影响。“土族显贵人家妇女有穿‘达胡’之俗，它是一种无领、对襟、无袖、左右两边及背部都开叉的长坎肩，周边镶嵌着五彩绸缎花边，套在长袍上，以‘登洛’为佩饰，故人们称为‘登洛达胡’。在蒙古族中也穿这种服装，其款式比马褂长些，似半袖衫，元代称为‘比肩’。”[5]另外据《土族源流考》记载：土族妇女的头饰“扭达”形似鄂尔多斯蒙古妇女头戴的五色锦缎做成的姑固冠，宛如五色鸟一般[6]，王国维先生也曾讲道：“案此所云故如之制，乃蒙古族旧俗，至元末则上下同插雉尾。”这样看来，土族古装服饰与蒙古族服饰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尤其色彩观，这与两个民族共同的信仰观念、生存环境、生息方式等因素息息相关。
四、影响土族服饰演变的几种因素
第一、民族意识的影响。土族十分重视种族和血缘亲族的关系，而民族服饰和服饰上图案形式的传承就具有很重要的图徽标志作用。
第二、各民族相互交流的影响。土族的服饰等显性物质文化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周边如蒙古族、汉族、藏族、回族等民族的影响。
第三、自然环境的影响。高原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其游牧民族的生活特性都影响着土族先民在服饰上首当其冲需要考虑保暖的问题。
第四、生活、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就土族而言，由游牧到农耕，定居的生活表现在服饰形式就是有长而短的区别。
五、结语
土族服饰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伴随着土族发展的历史而形成的。今天的土族，随着社会生活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必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在民族服饰文化上，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接收汉族新潮服装的吸引与影响，穿戴已基本看不出其少数民族的特征了，现在的土族民族服装只是在其民族节日上才得以展现。土族服饰是反映其人民生活和文化艺术状况的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体现他们美学原则的载体，虽然土族有其民族语言“土语”流传至今，但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服饰作为一种显性载体，具有形象性文字的特性，其中保留下来的大量信息，对于我们了解這一民族的发展演变，掌握这个民族的历史、信仰、风俗等内容都具有弥足珍贵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杨鹘国.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陈炳应，卢冬.古代民族[M].蘭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3]芈一之.土族族源再考[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
[4]鄂崇荣.百年来土族研究的反思与前瞻[J].青海社会科学，2007.
[5]曹娅丽.试论土族服饰中蕴含的原始信仰审美观[J].青海民族研究，2001.
[6]李克郁.土族（蒙古尔）源流考[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梁瑾（1971-），女，汉族，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与民间艺术研究。
【关键词】土族；服饰；变迁
【中图分类号】TS941 【文献标识码】A
土族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地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河地区的河湟流域，自然条件决定了土族人民以农耕为主兼少量畜牧业的生活生产方式。作为西北地区一个特有的少数民族，土族服饰是其民族文化的表现，“又是一种符号和象征，是一种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无声语言和标志，也是民族性格、心理的折射。”[1]有关土族族源的研究，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自19世纪末期至今，研究成果都是从社会历史、民族迁徙、民族学等角度展开的。对土族服饰的研究，近年的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上升态势，但大多都停留在描述性或就服饰中某一元素的专项研究，对土族服饰所承载的其他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土族的族源变迁
土族族源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主要有“蒙古说”“阴山白鞑靼说”“吐谷浑说”。以“吐谷浑说”为例：“吐谷浑本是鲜卑族在分合迁徙过程中新组的一个部落，早在公元284年从慕容部分化出来，并与辽东的其他如鲜卑及乌桓部落组成吐谷浑部，西迁至阴山一带。在这之后的迁徙合并中不断地发展壮大，最终兼并和纳入乞伏、秃发、乙弗、鲜卑以及铁弗匈奴遗部，形成一个强大的鲜卑部群和汗国，之后逐渐衰落，最终在唐蕃角逐中为吐蕃所灭。其后吐谷浑部众或滞留故地，或向外大举迁徙，散布于西自塔里木盆地，东至松辽平原，北起蒙古草原，南至岷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间，在战乱及迁徙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兼并、同化、消耗、迁散，到元代时又被分化的吐谷浑人中的一部分，作为土族先民的主体，先后入注周边蒙、藏、汉、羌等民族的成分，而形成一个民族。至清代土族仅余于河湟、洮岷流域。”[2]关于“族源”研究是很多人口较少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共有问题，虽然“吐谷浑说”在学界存在争议，但土族是在长期的迁徙、游牧、垦荒、融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土族”是其本民族的自称，因地区不同还有“察罕蒙古”、“蒙古尔” “土户家”“土昆”等多种他称，不再赘述。
二、土族服饰的形式特征
土族服饰具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格。男女服饰都主要由长袍（土族称盘袄），绣花高领短褂（男士），黑、紫红或蓝色坎肩，黑或蓝色宽腿大裆裤组成。盘袄因季节不同分单、夹、棉三种，男士多为长袖高领右开襟，在袖口、斜襟等处镶有花边或黑边，胸前镶一块四寸方块的彩色图案的花兜，下摆开双衩；女士则为小领斜襟，领口处有三、四层绣花的加领，每层都用丝线绣出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图案。袖部的花边则是由红、黄、绿、紫、蓝五色或蓝、白、红、橙、绿、黄、黑七色组成，色彩艳丽绚烂，极富民族特色。女士裤子外边还会穿宽大多褶、长及脚踝的百褶裙。裙子的颜色因年龄而异，年轻人穿得鲜艳，中老年穿得深沉庄重。无论男女，腰间均系绣花彩色腰带，男士还习惯斜插一绣花烟袋。
土族妇女服饰中最具特色的是戴一种叫“扭达”的头饰，解放前有“土观扭达”“捺仁扭达”“适格扭达”等八、九种之多。现在的土族妇女常把头发梳成两根长辫，末梢相连并垂于后背，辫尾拴黑或红色的丝绒或丝穗，再戴上圆形的彩色织锦绒毡帽或礼帽。年轻的土族姑娘一般梳一条发辫，扎彩色头绳，辫梢系一块海螺片，外盖绣花头巾。
当然，以上所讲的只是土族服饰的共有形式特征，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青海的互助、民和、大通、乐都、同仁、门源等土族主要的聚集地区，在服饰的式样、色彩、穿著佩戴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三、土族服饰的源与流
土族服饰的源流演变，是伴随着土族迁徙发展的历史而形成的。
“源”是带有早期东胡民族服饰特征。按“吐谷浑说”，土族源于鲜卑族的一个部落；按“蒙古说”，土族源于蒙古人。而鲜卑族与蒙古族都与早期的东胡民族有着很深的渊源。芈一之先生在其《土族族源再考》中曾叙述：“统计外人研究，从语言考察者，把土族列入蒙古族系，从历史研究者，提出于东胡族的渊源。”“鲜卑属东胡系，蒙古也属东胡系（室韦一支）。”[3]
“流”则是从早期东胡民族服饰特征到蒙古族服饰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随时间与空间变化过程中主动、被动地吸纳汉、藏、回等周边民族服饰特点后的发展演变过程。既“土族所居住的河湟地区是非常典型的民族杂居区，正处在我国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交叉结合地带，也是佛教文化、萨满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由于周边汉族、藏族、回族分布地域与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 土族在长期与汉、藏、回民族杂居的过程中保持和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量吸收了藏族和汉族传统文化。”[4]首当其冲的就是来自于蒙古族服饰的影响。“土族显贵人家妇女有穿‘达胡’之俗，它是一种无领、对襟、无袖、左右两边及背部都开叉的长坎肩，周边镶嵌着五彩绸缎花边，套在长袍上，以‘登洛’为佩饰，故人们称为‘登洛达胡’。在蒙古族中也穿这种服装，其款式比马褂长些，似半袖衫，元代称为‘比肩’。”[5]另外据《土族源流考》记载：土族妇女的头饰“扭达”形似鄂尔多斯蒙古妇女头戴的五色锦缎做成的姑固冠，宛如五色鸟一般[6]，王国维先生也曾讲道：“案此所云故如之制，乃蒙古族旧俗，至元末则上下同插雉尾。”这样看来，土族古装服饰与蒙古族服饰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尤其色彩观，这与两个民族共同的信仰观念、生存环境、生息方式等因素息息相关。
四、影响土族服饰演变的几种因素
第一、民族意识的影响。土族十分重视种族和血缘亲族的关系，而民族服饰和服饰上图案形式的传承就具有很重要的图徽标志作用。
第二、各民族相互交流的影响。土族的服饰等显性物质文化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周边如蒙古族、汉族、藏族、回族等民族的影响。
第三、自然环境的影响。高原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其游牧民族的生活特性都影响着土族先民在服饰上首当其冲需要考虑保暖的问题。
第四、生活、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就土族而言，由游牧到农耕，定居的生活表现在服饰形式就是有长而短的区别。
五、结语
土族服饰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伴随着土族发展的历史而形成的。今天的土族，随着社会生活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必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在民族服饰文化上，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接收汉族新潮服装的吸引与影响，穿戴已基本看不出其少数民族的特征了，现在的土族民族服装只是在其民族节日上才得以展现。土族服饰是反映其人民生活和文化艺术状况的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体现他们美学原则的载体，虽然土族有其民族语言“土语”流传至今，但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服饰作为一种显性载体，具有形象性文字的特性，其中保留下来的大量信息，对于我们了解這一民族的发展演变，掌握这个民族的历史、信仰、风俗等内容都具有弥足珍贵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杨鹘国.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陈炳应，卢冬.古代民族[M].蘭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3]芈一之.土族族源再考[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
[4]鄂崇荣.百年来土族研究的反思与前瞻[J].青海社会科学，2007.
[5]曹娅丽.试论土族服饰中蕴含的原始信仰审美观[J].青海民族研究，2001.
[6]李克郁.土族（蒙古尔）源流考[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梁瑾（1971-），女，汉族，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与民间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