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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人生百年,一直致力于国家和平统一,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甚至是半生的自由。当他到了晚年回首往事的时候,并没有计较以往的个人代价,而是沿着民族要独立,国家就得强大,国家要强大就得统一的思路继续前行。在回顾历史、总結人生经验的同时,他把注意力很大程度上投在了两岸统一问题上,并从国家未来、台湾岛情、国际局势三个角度谈了他对于两岸统一重要性的理解、统一难点的症結所在、破解困局的办法等。
“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两岸统一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问题,是因国际势力干扰而导致的迟迟未能解决的国家内政问题。是现实问题,又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内政问题,又由于台湾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及部分国家封堵中国、扼制中国和平崛起的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在目前看来显得非常复杂和困难,同时台湾和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愈来愈显得重要和迫切。如何破解?需要今人的智慧,也需要历史的经验。“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这是人类破解难题的一把钥匙。张学良在谈他的经历、人生经验时,也引用过这句话,他说道:“请你们不要说老气横秋,倚老卖老,这是我从心坎子里说出来的良心话。‘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我引用这两句话,不只是指着读书时,我所说的事,也都包括在内了。请三复斯言。”忠恳之情,溢于言表。
谈到国家统一问题,张学良确实是从“山下路”走过来的人。他主持过东北易帜、指挥过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包括领导发动西安事变,都是他在这条路上行进时的主要“站点”;谈到两岸统一,他也确实有“过来人”的经历,他生在大陆,长在大陆,在大陆40多年,曾经是东北地方政府的当家人,民国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开启人之一;他在台湾40多年,虽被幽禁,毕竟生活在台湾,虽远离政治,毕竟和台湾一些高层(如宋美龄、蒋经国、张群)时有私人交往;他去过日本,在欧洲游历了近一年的时间,直接参加和指导过对日交涉和对苏联的谈判。相对而言,他是既熟悉全国政务,对台湾岛情也不陌生,又有一定国际视野的“特殊人”。具有如此特殊身份、特殊经历和特殊情怀的人物谈两岸统一,自然具有其独特的视角和特殊的意义。
一个国家,要有地位,有力量,不受人欺负,非统一不可
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竞的是力量,争的是尊严,无论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希望生存得有尊严。尊严决定于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地位决定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有力量才有地位,有力量才不会受他国的欺负。不受他国欺负,是国家独立、尊严的外部特征,而独立、尊严的基础是国家强大。张学良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他说:“一个国家,要有地位,有力量,不受人欺负,非统一不可。”
在张学良看来,一个国家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国家没有尊严,受人欺负。因为他生于1901年,是中国最衰落的时期;他的出生地,是中国的辽东半岛,是日俄两国争夺最激烈之地。他的家庭最初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11岁进人东北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民国中将师长的公子;进而随着他父亲张作霖一步步成为“东北王”、安国军大元帅、北洋政府末代元首,他也步入了中国政坛的漩涡中心;他父亲的突然遇害,使这位年仅28岁的“少帅”受任于危难之际,突然成了东北的执政者。这一特殊的经历,使他的国家意识、对国家尊严和个人尊严的关系有了超越普通人的认识。
国家尊严包括政府的尊严,领袖的尊严,民族和个体民众的尊严,领域、领空、领海受到保护的尊严,法律道德得以遵守的尊严等等。1922年,22岁的张学良代表政府赴旅大和日本谈判,国家尊严和个人尊严受到了严重挫伤。“旅大租界地是根据中俄签订的条约来的,条约规定租期是25年,到民国十二年(1923)都已经期满了,日本赖着不走,我就想把它收回。因为交还这个事儿,我们想事前去谈一谈这个事情。我事先划定了一个政策,知道实际上是收不回来的,我们当时没有这个能力。我提出的方案,也考虑到了日本的立场,我跟日本人说,旅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很好地合作解决,我承认日本在旅顺、大连的建设权力,我们可以将旅顺、大连这两个港口变成自由港。换句话,就是主权是我中国的,名义上我收回来,但是旅顺、大连这地方可以变成一个自治区,就等于是自由港啊,市长由在这地方居住的人自由地选举,只要是这里的居民,人人都有选举权,大家选,选出谁,由谁负责治理这个地方。”“我给你们的条件已经够好的了……我们情愿当个小兄弟,那都不行啊。”“日本强硬派的一句话,让我看透了日本的野心。什么话呢?说我们日本有句话,这个城是我们用箭射来的,你要拿回去,可以,但你必须用箭射回去。你要拿,只有武力打,你光拿嘴呀,没有那回事。条约什么的,我们都不遵守。”
弱肉强食,什么条约、主权在强盗国家面前通通是废纸一张。对于强盗国家只能以强对强。张学良由此慨叹:“本来我们中国,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国家,到民国时代,根本没有地位可言了,更不用说尊严了。”政府没有尊严,民众更无尊严可谈。20世纪上半叶,东北有条铁路,叫南满铁路,铁路建在中国的领土之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老百姓连靠近这条铁路的权力都没有。“你一靠近,如果被日本人发现,就把你抓住,扔到火车锅炉里,烧了,等我们的外交人员赶到时,人烧没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到”。
当时中国人没有尊严,在自己的家门口受外国人欺负,原因何在?中国人口不可谓不众,中国军队不可谓不多,为什么不能撑起国家的尊严?为什么保护不了老百姓?问题出在哪里?张学良认为根源就在于国家不统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家不统一,地方诸侯各霸一方,互相攻伐,造成国家四分五裂。比方说,郭松龄倒戈,这是东北内部不统一;奉直战争,这是北方不统一;直皖战争、北伐战争,这是南北不统一。南方也是一样,和北方差不多,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等等,北方不统一,南方不统一,南北不统一,有点势力的诸侯,都在那为了自身的利益,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結果,遭罪的是国人,牺牲的是军人,受损的是国家形象和地位,占便宜的只有一个,不怀好意来中国的外国人。”
“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两岸统一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问题,是因国际势力干扰而导致的迟迟未能解决的国家内政问题。是现实问题,又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内政问题,又由于台湾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及部分国家封堵中国、扼制中国和平崛起的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在目前看来显得非常复杂和困难,同时台湾和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愈来愈显得重要和迫切。如何破解?需要今人的智慧,也需要历史的经验。“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这是人类破解难题的一把钥匙。张学良在谈他的经历、人生经验时,也引用过这句话,他说道:“请你们不要说老气横秋,倚老卖老,这是我从心坎子里说出来的良心话。‘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我引用这两句话,不只是指着读书时,我所说的事,也都包括在内了。请三复斯言。”忠恳之情,溢于言表。
谈到国家统一问题,张学良确实是从“山下路”走过来的人。他主持过东北易帜、指挥过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包括领导发动西安事变,都是他在这条路上行进时的主要“站点”;谈到两岸统一,他也确实有“过来人”的经历,他生在大陆,长在大陆,在大陆40多年,曾经是东北地方政府的当家人,民国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开启人之一;他在台湾40多年,虽被幽禁,毕竟生活在台湾,虽远离政治,毕竟和台湾一些高层(如宋美龄、蒋经国、张群)时有私人交往;他去过日本,在欧洲游历了近一年的时间,直接参加和指导过对日交涉和对苏联的谈判。相对而言,他是既熟悉全国政务,对台湾岛情也不陌生,又有一定国际视野的“特殊人”。具有如此特殊身份、特殊经历和特殊情怀的人物谈两岸统一,自然具有其独特的视角和特殊的意义。
一个国家,要有地位,有力量,不受人欺负,非统一不可
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竞的是力量,争的是尊严,无论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希望生存得有尊严。尊严决定于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地位决定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有力量才有地位,有力量才不会受他国的欺负。不受他国欺负,是国家独立、尊严的外部特征,而独立、尊严的基础是国家强大。张学良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他说:“一个国家,要有地位,有力量,不受人欺负,非统一不可。”
在张学良看来,一个国家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国家没有尊严,受人欺负。因为他生于1901年,是中国最衰落的时期;他的出生地,是中国的辽东半岛,是日俄两国争夺最激烈之地。他的家庭最初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11岁进人东北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民国中将师长的公子;进而随着他父亲张作霖一步步成为“东北王”、安国军大元帅、北洋政府末代元首,他也步入了中国政坛的漩涡中心;他父亲的突然遇害,使这位年仅28岁的“少帅”受任于危难之际,突然成了东北的执政者。这一特殊的经历,使他的国家意识、对国家尊严和个人尊严的关系有了超越普通人的认识。
国家尊严包括政府的尊严,领袖的尊严,民族和个体民众的尊严,领域、领空、领海受到保护的尊严,法律道德得以遵守的尊严等等。1922年,22岁的张学良代表政府赴旅大和日本谈判,国家尊严和个人尊严受到了严重挫伤。“旅大租界地是根据中俄签订的条约来的,条约规定租期是25年,到民国十二年(1923)都已经期满了,日本赖着不走,我就想把它收回。因为交还这个事儿,我们想事前去谈一谈这个事情。我事先划定了一个政策,知道实际上是收不回来的,我们当时没有这个能力。我提出的方案,也考虑到了日本的立场,我跟日本人说,旅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很好地合作解决,我承认日本在旅顺、大连的建设权力,我们可以将旅顺、大连这两个港口变成自由港。换句话,就是主权是我中国的,名义上我收回来,但是旅顺、大连这地方可以变成一个自治区,就等于是自由港啊,市长由在这地方居住的人自由地选举,只要是这里的居民,人人都有选举权,大家选,选出谁,由谁负责治理这个地方。”“我给你们的条件已经够好的了……我们情愿当个小兄弟,那都不行啊。”“日本强硬派的一句话,让我看透了日本的野心。什么话呢?说我们日本有句话,这个城是我们用箭射来的,你要拿回去,可以,但你必须用箭射回去。你要拿,只有武力打,你光拿嘴呀,没有那回事。条约什么的,我们都不遵守。”
弱肉强食,什么条约、主权在强盗国家面前通通是废纸一张。对于强盗国家只能以强对强。张学良由此慨叹:“本来我们中国,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国家,到民国时代,根本没有地位可言了,更不用说尊严了。”政府没有尊严,民众更无尊严可谈。20世纪上半叶,东北有条铁路,叫南满铁路,铁路建在中国的领土之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老百姓连靠近这条铁路的权力都没有。“你一靠近,如果被日本人发现,就把你抓住,扔到火车锅炉里,烧了,等我们的外交人员赶到时,人烧没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到”。
当时中国人没有尊严,在自己的家门口受外国人欺负,原因何在?中国人口不可谓不众,中国军队不可谓不多,为什么不能撑起国家的尊严?为什么保护不了老百姓?问题出在哪里?张学良认为根源就在于国家不统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家不统一,地方诸侯各霸一方,互相攻伐,造成国家四分五裂。比方说,郭松龄倒戈,这是东北内部不统一;奉直战争,这是北方不统一;直皖战争、北伐战争,这是南北不统一。南方也是一样,和北方差不多,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等等,北方不统一,南方不统一,南北不统一,有点势力的诸侯,都在那为了自身的利益,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結果,遭罪的是国人,牺牲的是军人,受损的是国家形象和地位,占便宜的只有一个,不怀好意来中国的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