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作家拼的是“终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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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一提到她,大家或许第一反应是郭敬明的手下爱将或者“文二代”,但越来越成熟的文字让大家记住了她的名字——笛安。她从被苏童、张抗抗、刘震云竺等名家力捧的最具潜力新人成长为颇有大家风范的作家。无论写被归为青春文学的小说还是主编纯文艺的杂志,她都坚持着严肃的态度和追求。
  “我对人间烟火感兴趣”
  “我天生就喜欢观察人,是对人间烟火比较感兴趣的人。小时候我就喜欢听大人聊天。这家人讲那家人的坏话,那家人又说谁谁谁不好。我那时候很小,觉得好像谁都不是坏人,就模糊觉得没什么对错的概念,只是大家立场不同。”
  采访笛安那天,正好是她的龙城三部曲的终结之作《南音》面世的前几天。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完这本新书,笛安犹如获得了新生般容光焕发。高挑的身段、妩媚的卷发还有那略微娇柔的嗓音,80后的笛安比同龄人多了几许成熟。
  笛安是个说话很直率的人,语速也很快。我们的聊天很自然地从《南音》说起。“《南音))丰目比之前的《东霓》更加沉重。东霓是一个很能“作”的人,这恰恰也是她的可爱之处。她其实是凭本能活着,所以我写的就很瘤决,淋漓酣畅。因为具体情节的问题,写《南音》就得压抑着,写的东西更大,而且涉及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的矛盾,更沉重、更复杂,所以有写得特别不痛快的时候,真的很难受。”说着说着,笛安似乎又回到了那种创作的纠结中。
  笛安花了将近四年时间完成了这三部小说,她自己也从中感受到了自身的变化,包括对文字的审美。笛安放慢了语速,缓缓地说道:“审美观改变的过程还是蛮痛苦的,因为你不再那么100%地确信自己的东西好不好,或者认为好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你永远会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就觉得前方好像有一个东西你想达到,但是你还没达到;但有的时候自己都会怀疑,前方的美好风景是否真的存在。这个时候鼓励自己往下走就更需要勇气。”
  很多人都很好奇一个20多岁的人怎么能把家庭纠葛以及人性刻画得如此淋漓尽致。于是有人想或许是因为从小在家受作家父母的熏陶,但笛安印象最深而且触动最多的并不是父亲的书房,而是正对着太平间的医院家属大院。出生三周以后,笛安就在外公外婆家生活了,楼底下就正对着太平间,于是也从小就亲历了很多家庭的生离死别。笛安回忆起一个人们生活中不怎么常见的场景——“有一年下大雪,我感冒了去打针,医生当时没空给我打针,我就出去滚雪球,滚着滚着就有送葬的人出来。”正因如此,笛安对医院特别敏感,她的小说里也经常写到医生,包括这次《南音》里的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笛安的外公也是一位特别好的医生,用笛安的话说,“他热爱他的工作”,外公是看X光片的。在笛安七八岁的时候,外公在吃饭时就经常不自觉地会告诉她,“我觉得今天那个病人是得了癌症,但是他们不同意我的看法,再过一段时间他又会说,我说对了,真的是癌症”。于是这些与生命有关的东西潜移默化地给了笛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因为把家庭伦理刻画得很深刻,于是不少人看完《东霓》就把她看做专门写家庭伦理的作家。“这是我非常怕的。”笛安解释道,“我的龙城三部曲传递的绝对不是一个家庭至上的价值观。我之所以把一群人放在一个家里是为了方便,所以也描述了很多吃饭的场景”。
  笛安笑着爆料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爱听家长里短的小孩,不过现在长大了反而不喜欢听八卦了,觉得翻来覆去好像就是那几件事”。
  “《文艺风赏》强调的是一种态度”
  “我也不标榜我们的杂志小众,我只是觉得特别文艺范儿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的生活压力也很大,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其实《文艺风赏》强调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精神状态。”
  除了写作,笛安还担任了郭敬明旗下的纯文艺杂志《文艺风赏》的主编,每年都得飞七八次上海。不过,笛安这个主编并不好当,除了定每期的选题,还得亲自担纲采访。
  最开始,笛安对杂志完全没有概念。当郭敬明某天晚上打电话来说让她做一本杂志的时候,笛安的第一反应是“郭老板是不是喝多了?”但最终笛安还是接过了这个重任,而且做出了一期又一期“有情怀、有梦想”的文艺杂志。
  不知不觉地,《文艺风赏》已经创办一年多了。被问到做这样一本杂志的挑战,笛安半开玩笑地说道:“死扛呗!”
  作为一个作家,在文本之内的所有问题笛安都能一个人解决。但是办杂志就不一样,它需要的是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
  在过去的一年,《文艺风赏》推出了弘扬中国传统的《华彩》、盘点英雄名册的《英雄主义》以及探讨身心归宿的《寄生》等主题封面。这一系列的主题,没有对浮华的迎合,没有~,-JB寸代的跟风,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情怀。这正是笛安所追求的“异于从前的杂志”。
  笛安亲切地称呼《文艺风赏》为小赏,就像称呼孩子一样。笛安一直将其视为严肃文学,虽然团队里的每个主创没有人想要刻意地借“严肃文学”这个标签来标榜自己的品位和格调,但在她看来,小赏的宗旨的确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而是“想要传递一点思考;不仅仅是为了供人消遣,而是想要和大家交流一点深切的困惑和探索;不仅仅是为了给这个喧嚣的世界增添多一点喧嚣,而是想要当大家在翻开它的第一页的时候,就可以静下来。”
  对于杂志所面临的挑战,笛安当然心知肚明,“要保证每一期都有新意特别难。要让杂志活下去,挑战也蛮多的……”
  在做主编期间,笛安也有幸采访了刘震云、莫言、严歌苓、阎连科等大腕,也深刻地感受到年轻作家和前辈作家的差别——“我所接触的大多数80后作家永远都是在表达自我,包括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想得更多的也是个体,但前辈作家潜在的主语永远是我们,这里的我们指代的或许是他们那一代人,或许是整个中国人甚至全人类,这是那一代人所特有的。”
  “我有严肃的态度和追求”
  “我写的东西肯定不是经典,我没有那么不要脸,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写的东西肯定也不是快餐。我有严肃的态度和追求。至于读者看到什么我也控制不了,所以我只能尽可能地做到传达我想要的东西。”
  从19岁发表处女作到现在,写作慢慢地融入了笛安的生活,也因此无所谓写作能否带来什么收获。“如果那样的话,写作还是外在的。但对于我而言,写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样说可能有点作,但真的是这样。”每说到这类问题,笛安会不自觉地放慢语速,对于写作以及这份职业的敬重也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更年轻的时候,笛安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写不出东西来了,我就去死。”虽然现在不至于那么轻易说到死,但笛安依然无法想象也不愿意想象有一天不再写作了会怎么样。“至少现在无法想象。”
  被问及归类于青春文学甚至快餐文学的价值的时候,笛安只是很平静地说道,“青春文学只是一种题材的划分。如果硬要抠字眼的话,那么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青春文学,但它也是经典。小说的主人公年轻不意味着这本小说就一定很肤浅。比如川端康成的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很年轻的,比如《雪国》”。
  最开始写作的时候,笛安很少会用责任感来束缚自己,但是有一段时间发现很多读者都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就会淡化一些东西。“这是硬性的,我会去注意。”
  笛安一直认为成功的小说传达的价值观是多元的,真正复杂的小说传达的价值观可能都是自相矛盾的。它提供了好几种,读者可能从中选择一种去认同。
  在笛安看来,小说不是宣传片,不是告诉别人是什么。“倾诉欲只是基础阶段。小说家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创造一个世界。”显然,创作对于笛安而言有无尽的乐趣,说完,笛安又话锋一转,“但你不是上帝,你和你的人物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痛苦之处就在于你并不能讲清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但是你有义务把你创造的那个尽可能丰富的世界的故事讲清楚。这个世界可能有一些好的东西,也有非常坏的东西。就像村上春树说过他一直有个理想,就是写一部像陀思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非常多元视角的小说,甚至是纯粹恶的视角。在精神性上,真正伟大的作品拼的是终极的价值观,但那个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许不是你终其一生努力就能做到的”。
  因为在法国留学期间学的是社会学,所以笛安看了不少社科类的书,而这几年读的最多的当然是小说。不过,非小说类的作品里,笛安最喜欢的却是《华夏地理》。笛安笑着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笛安爆料自己其实过得挺糊涂的,也很少想以后的事情。不过,至少眼前她却有一项值得期待的大工程——给梅兰芳先生写传记。“我和梅葆玖先生已经谈过了,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得做很多功课,但是我蛮期待这个工作,因为它会为我打开另外一扇门。对于写作而言,这一定会是一种滋养。”笛安美美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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