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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中国资产泡沫一定会破
在改革过程中，投资冲动怪圈一直反复出现。由投资滞胀引起的资产泡沫，进一步发展就不在实体经济里了，就会转到虚拟经济里，所以就会形成了资产泡沫。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泡沫是不可能持久的。这种泡沫如果破裂的话，就会影响到所有的房地产公司和所有因为信贷而购房的人，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房屋贷款的危机。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来源：2010年1月，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
72 5年后收入差距将更大，10年内不会逆转
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便宜的劳动力是过去三十年中高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也造成了严重的收入不均，这几年更是愈演愈烈。而持久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社会危机从而拖累增长、破坏竞争力。我国必须避免发生这一情形，而如果工資水平能够切实增加，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迈上了发展的新台阶，收入不均将逐步消除。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来源：2010年9月，《新闻晚报》）
73 政绩考核告别GDP崇拜，
将与人民满意度挂钩
“十二五”规划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核心是“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满意不满意”，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过去了。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竹立家（来源：2010年11月，《瞭望新闻周刊》）
74 未来30年，改革的重点是政治体制
如果我们把中国改革以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未来30年，改革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地方分权，四是开放国际化。经济改革，也包括国有企业今后的改革，剩下的只是技术性问题。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民主化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在中产阶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来源：《未来30年：中国改革大势》一书，2010年3月出版）
75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历时15-20年
人民币国际化应符合3个条件，一是可兑换，即人民币在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实现完全可兑换；二是多功能，包括结算、交易、投资、储备等功能；三是大比例，即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储备中的占比，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或中国贸易量的全球占比。人民币国际化应“两条腿走路”。一是通过常规路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另外是在自愿互利前提下，通过相关国家政府之间、中央银行之间的特定安排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西南交大名誉教授戴相龙（来源：2010年10月，西南交通大学演讲）
76 中国尚处半城市化状态，
未来20年让4亿农民工进城落户
我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城镇生活但从事务农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真正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目前的城市化仍属于“半城市化”，距离“全城市化”还有很大距离。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所长蔡眆 （来源：2010年9月，《中国青年报》）
77 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潜力没变
一段时间之内新兴市场国家将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将进入一个低速发展时期。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潜力没变。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可能从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转向重庆、武汉等二线的内陆城市。此外，消费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来源：2010年7月，《中国经济导报》）
78 中国正进入“大城市病”多发期和爆发期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化水平显著提升，但日益蔓延的“城市病”成为重大挑战：城市无序开发、城中村、垃圾围城、交通拥堵、住房拥挤、城市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大城市病”是大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中国城市正处于城市加速发展期、城市价值提升期、城乡二元结构转型期的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预示着中国城市正在进入“大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来源：2010年10月，国际城市论坛2010年年会上）
79 “拼民生”成地方竞争新趋势
当各个地方政府竞争策略同质化，就会演变成价格战。一些优质资本以及高端人才已经不在意地方所给予的优惠让利，而是更看重当地的制度和公共服务等软环境。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以及居民呼声所产生的激励引发了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公共服务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 (来源：2010年11月下，《人民论坛》杂志)
80 “后哥本哈根”时代，
中国要代表世界新文明的方向
哥本哈根会议让中国由主要承担地区责任变成了承担全球义务，角色的转变要求中国必须更富智慧和远见。“后哥本哈根”时代，全世界所观望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更是一个有着核心价值观、有着完整的文化体系、能够让人类对未来看到希望的新文明的崛起。在这中间，发展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这条路中国是避不开的，因为绿色、节减、高效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何茂春（来源：2010年1/2期合刊，《绿叶》）
在改革过程中，投资冲动怪圈一直反复出现。由投资滞胀引起的资产泡沫，进一步发展就不在实体经济里了，就会转到虚拟经济里，所以就会形成了资产泡沫。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泡沫是不可能持久的。这种泡沫如果破裂的话，就会影响到所有的房地产公司和所有因为信贷而购房的人，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房屋贷款的危机。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来源：2010年1月，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
72 5年后收入差距将更大，10年内不会逆转
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便宜的劳动力是过去三十年中高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也造成了严重的收入不均，这几年更是愈演愈烈。而持久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社会危机从而拖累增长、破坏竞争力。我国必须避免发生这一情形，而如果工資水平能够切实增加，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迈上了发展的新台阶，收入不均将逐步消除。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来源：2010年9月，《新闻晚报》）
73 政绩考核告别GDP崇拜，
将与人民满意度挂钩
“十二五”规划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核心是“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满意不满意”，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过去了。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竹立家（来源：2010年11月，《瞭望新闻周刊》）
74 未来30年，改革的重点是政治体制
如果我们把中国改革以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未来30年，改革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地方分权，四是开放国际化。经济改革，也包括国有企业今后的改革，剩下的只是技术性问题。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民主化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在中产阶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来源：《未来30年：中国改革大势》一书，2010年3月出版）
75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历时15-20年
人民币国际化应符合3个条件，一是可兑换，即人民币在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实现完全可兑换；二是多功能，包括结算、交易、投资、储备等功能；三是大比例，即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储备中的占比，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或中国贸易量的全球占比。人民币国际化应“两条腿走路”。一是通过常规路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另外是在自愿互利前提下，通过相关国家政府之间、中央银行之间的特定安排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西南交大名誉教授戴相龙（来源：2010年10月，西南交通大学演讲）
76 中国尚处半城市化状态，
未来20年让4亿农民工进城落户
我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城镇生活但从事务农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真正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目前的城市化仍属于“半城市化”，距离“全城市化”还有很大距离。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所长蔡眆 （来源：2010年9月，《中国青年报》）
77 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潜力没变
一段时间之内新兴市场国家将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将进入一个低速发展时期。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潜力没变。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可能从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转向重庆、武汉等二线的内陆城市。此外，消费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来源：2010年7月，《中国经济导报》）
78 中国正进入“大城市病”多发期和爆发期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化水平显著提升，但日益蔓延的“城市病”成为重大挑战：城市无序开发、城中村、垃圾围城、交通拥堵、住房拥挤、城市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大城市病”是大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中国城市正处于城市加速发展期、城市价值提升期、城乡二元结构转型期的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预示着中国城市正在进入“大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来源：2010年10月，国际城市论坛2010年年会上）
79 “拼民生”成地方竞争新趋势
当各个地方政府竞争策略同质化，就会演变成价格战。一些优质资本以及高端人才已经不在意地方所给予的优惠让利，而是更看重当地的制度和公共服务等软环境。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以及居民呼声所产生的激励引发了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公共服务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 (来源：2010年11月下，《人民论坛》杂志)
80 “后哥本哈根”时代，
中国要代表世界新文明的方向
哥本哈根会议让中国由主要承担地区责任变成了承担全球义务，角色的转变要求中国必须更富智慧和远见。“后哥本哈根”时代，全世界所观望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更是一个有着核心价值观、有着完整的文化体系、能够让人类对未来看到希望的新文明的崛起。在这中间，发展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这条路中国是避不开的，因为绿色、节减、高效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何茂春（来源：2010年1/2期合刊，《绿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