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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受到美国经济持续低迷，东南亚国家对美国持有复杂心态，西亚北非局势不稳定以及中国因素的制约。我国应通过与美国的博弈与磨合，逐渐建构两国在亚太的相容合作框架，建立起双方控制摩擦冲突的机制、双方行事的规则，以及力争形成更多的利益交集点来应对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
【关键词】美国 全球战略重心东移 应对 反制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策略与路径
近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步伐不断加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明确指出，“在今后10年，美国国家战略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将美国外交、战略与经济资源的投放，锁定于亚太地区。”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全面配合的六条“关键方针”。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撰写《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集中阐述了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六条“关键方针”：一是加强双边军事同盟；二是深入发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三是参加地区多边组织，包括领导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四是扩展贸易投资；五是发展军事存在；六是促进民主和人权。
美国亚太战略构想有多条实现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包括增兵澳大利亚和关岛，增加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全面融入并试图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第二是推行区域战略。特别是开展“前沿部署外交”，推行兼顾美国各项决策的全球性影响的区域战略。第三是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机构网络，包括延续过去的条约同盟，以及提升与亚洲新兴大国的关系。第四是提供机制和制度的保障，包括APEC和TPP。第五是发挥美国价值观的影响力。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已取得重要进展
美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全面展开，重点突出。虽然美国重点东移亚太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有行动，但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在多边机制中。二是抓住了诸多契机。在南海问题持续升温、朝鲜核问题悬而不决、印度加速推进“东向”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插手亚太事务的着力点，正在不断增加。三是加紧军事基地建设和军事同盟构建，并频繁与亚太国家举行军事演习。四是主动出击，目标越来越大。这跟美临近大选有关，也跟它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逐步抽身，恢复了一定的主动权有关。五是中东北非巨变和“阿拉伯之春”所产生的效应持续发酵，美国所倡导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影响力，呈现上升趋势。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制约因素
尽管美国“重返亚洲”的步伐迈得很快，势头看上去很猛。但实际上，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会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制约。
首先是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新孤立主义情绪抬头，对外资源投入将受到牵制。在美国经济状况不佳，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美国能给地区内国家带来的好处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就会猜忌美国的意图，即使美国目标野心勃勃，但很难得手。不仅如此，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两场反恐战争之后，美国人普遍认为得不偿失。目前在经济形势不好之时，美国不少民众怀有新孤立主义的心态，要求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放在国内，这会牵制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
其次，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利益日益融合，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愿在中美之间做选择。当前中国已是日本、韩国与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日韩及东盟各国都从中国的经济腾飞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绝大多数国家虽然对中国抱有猜忌，但也不愿以牺牲与中国的关系为代价来讨好美国，那样并不符合自身的实际利益。
第三，东南亚国家对于美国同样抱有复杂的心态，对美国形成掣肘。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也早有领教。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也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抱有警惕的态度。
虽然东盟欢迎奥巴马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东盟会支持美国来主导本地区事务。事实上，在东盟峰会扩员的问题上，东盟就显露出左右为难的矛盾心态。既把美国引入以平衡中国，又把俄拉入以制衡美国。
为提防美国主导东亚事务，一些东盟国家主张强化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继续以此为主管道，推进东亚合作。东盟还加紧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强化一个声音对外。某种程度上，东盟对自身主导权的关注已超过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本身的关注。东盟在东亚合作机制中要巩固自身主导权，这与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目标相冲突。随著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推进，这方面的矛盾和分歧将会凸显出来。
第四，西亚非洲地区的动荡局势和不稳定因素也会牵制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远未消失，阿富汗的塔利班残余势力、伊朗核问题、叙利亚乱局都会牵制美国“东移”，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引致强烈反弹，并未收到预期效果。“阿拉伯之春”之后，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后出现的不稳定局面也将困扰美国。
第五，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还必须顾及中国的感受。由于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贸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全球性难题在客观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寻求中国的帮助与合作。美国如将持续打压和遏制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重要目标，将会付出巨大代价。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力不断强盛、地区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在中美关系相对平稳的情况下，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采取的任何举动都必须考虑我国的反应。美国如果过于以中国为对手塑造亚太布局，激起中国反美情绪，进而使美中关系面临走向对抗风险，不利于美整体利益。
中国的对策
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中美在该地区的摩擦可能会上升，竞争也会上升。但我国应通过与美国的博弈与磨合，逐渐形成两国在亚太的相容合作框架，建立起双方控制摩擦冲突的机制、双方行事的规则，以及力争形成更多的利益交集点。
第一，应客观、冷静评估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发展趋势。美国主导的TPP，把中国排除在外，但美国无法改变亚太国家在经济上更需要中国的事实。韩国、日本与其他亚太国家，对美国的依存度，都在下降：1990年至2010年，韩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由27%降到9.3%，下降得非常明显；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则由同期的2.9%升到20.4%。东南亚国家更是如此，而且已与中国建立了自贸区，双方贸易将在数年后实现“零关税”。中国对周边地区和东亚国家的影响，正不断增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上述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日益加深，其对华政策的大方向就不会出现大的偏离。在此背景下，美国拉拢这些国家孤立或“围堵”中国的企图，会很难实现。
第二，近期内，应把稳定中美关系，防止两国间出现突发事件作为我国外交重点。由于美国全球战略东移、全面重返亚太的势头很猛，又是美国的大选年，我国应努力稳定中美关系，防止两国间矛盾激化，发生突发事件。中美双方应通过各种对话，特别是两军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两国新建立的亚太安全事务磋商机制，以及去年在战略经济对话里建立的战略安全对话平台，努力把危机管理机制、新的信任措施及行事准则建立起来。这样，对于控制摩擦、防止冲突，将会大有益处。
第三，把提升与东盟国家关系作为近期周边外交重点。目前，东南亚国家一方面要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列车，推进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中国又怀有猜忌心理，希望在安全上借助美国来牵制中国。我国应在已与东盟建立自贸区的基础上，扩大与东盟国家在投资、货币互换、湄公河区域合作、联合军演等领域的合作，增加它们对我国的依赖程度，消除其疑虑。
第四，我国应尽力处理好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如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我国方针对头、有力，处理得好，美国将难以钻空子，双方还可能找到合作点。
第五，应进一步推动中美战略互信的建立。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中美两国之间严重缺乏战略互信，因而猜忌总是相当一部分人观察对方战略意图的首选。战略互信的缺失，容易造成实力错判或误判。美国的错判易将其对华政策引向视中国为敌的方向，而中国的错判则会导致中美“安全困境”的恶化和双方对抗升级。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美国的衰落，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关系，中美走向对抗只是一个选项，而不是必然，中美两国应对此达成共识。以“零和”视角看待中美关系是有害的，不利于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最后，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搞了一些“小三边”对话，如美日澳、美日韩、美日印等，我国也应主动搞一些小三边对话，以对冲美国的行动。最近日本外相提出，希望跟我们搞中美日安全对话，我国可在做好准备后同意参加这类对话。除了中美日对话，我国还可以考虑搞中美巴对话。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怎样稳定巴基斯坦局势，对各方都很重要。将来再发展一步，还可以考虑开展中美印对话。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医专）
【关键词】美国 全球战略重心东移 应对 反制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策略与路径
近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步伐不断加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明确指出，“在今后10年，美国国家战略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将美国外交、战略与经济资源的投放，锁定于亚太地区。”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全面配合的六条“关键方针”。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撰写《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集中阐述了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六条“关键方针”：一是加强双边军事同盟；二是深入发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三是参加地区多边组织，包括领导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四是扩展贸易投资；五是发展军事存在；六是促进民主和人权。
美国亚太战略构想有多条实现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包括增兵澳大利亚和关岛，增加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全面融入并试图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第二是推行区域战略。特别是开展“前沿部署外交”，推行兼顾美国各项决策的全球性影响的区域战略。第三是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机构网络，包括延续过去的条约同盟，以及提升与亚洲新兴大国的关系。第四是提供机制和制度的保障，包括APEC和TPP。第五是发挥美国价值观的影响力。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已取得重要进展
美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全面展开，重点突出。虽然美国重点东移亚太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有行动，但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在多边机制中。二是抓住了诸多契机。在南海问题持续升温、朝鲜核问题悬而不决、印度加速推进“东向”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插手亚太事务的着力点，正在不断增加。三是加紧军事基地建设和军事同盟构建，并频繁与亚太国家举行军事演习。四是主动出击，目标越来越大。这跟美临近大选有关，也跟它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逐步抽身，恢复了一定的主动权有关。五是中东北非巨变和“阿拉伯之春”所产生的效应持续发酵，美国所倡导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影响力，呈现上升趋势。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制约因素
尽管美国“重返亚洲”的步伐迈得很快，势头看上去很猛。但实际上，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会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制约。
首先是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新孤立主义情绪抬头，对外资源投入将受到牵制。在美国经济状况不佳，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美国能给地区内国家带来的好处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就会猜忌美国的意图，即使美国目标野心勃勃，但很难得手。不仅如此，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两场反恐战争之后，美国人普遍认为得不偿失。目前在经济形势不好之时，美国不少民众怀有新孤立主义的心态，要求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放在国内，这会牵制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
其次，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利益日益融合，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愿在中美之间做选择。当前中国已是日本、韩国与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日韩及东盟各国都从中国的经济腾飞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绝大多数国家虽然对中国抱有猜忌，但也不愿以牺牲与中国的关系为代价来讨好美国，那样并不符合自身的实际利益。
第三，东南亚国家对于美国同样抱有复杂的心态，对美国形成掣肘。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也早有领教。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也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抱有警惕的态度。
虽然东盟欢迎奥巴马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东盟会支持美国来主导本地区事务。事实上，在东盟峰会扩员的问题上，东盟就显露出左右为难的矛盾心态。既把美国引入以平衡中国，又把俄拉入以制衡美国。
为提防美国主导东亚事务，一些东盟国家主张强化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继续以此为主管道，推进东亚合作。东盟还加紧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强化一个声音对外。某种程度上，东盟对自身主导权的关注已超过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本身的关注。东盟在东亚合作机制中要巩固自身主导权，这与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目标相冲突。随著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推进，这方面的矛盾和分歧将会凸显出来。
第四，西亚非洲地区的动荡局势和不稳定因素也会牵制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远未消失，阿富汗的塔利班残余势力、伊朗核问题、叙利亚乱局都会牵制美国“东移”，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引致强烈反弹，并未收到预期效果。“阿拉伯之春”之后，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后出现的不稳定局面也将困扰美国。
第五，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还必须顾及中国的感受。由于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贸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全球性难题在客观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寻求中国的帮助与合作。美国如将持续打压和遏制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重要目标，将会付出巨大代价。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力不断强盛、地区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在中美关系相对平稳的情况下，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采取的任何举动都必须考虑我国的反应。美国如果过于以中国为对手塑造亚太布局，激起中国反美情绪，进而使美中关系面临走向对抗风险，不利于美整体利益。
中国的对策
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中美在该地区的摩擦可能会上升，竞争也会上升。但我国应通过与美国的博弈与磨合，逐渐形成两国在亚太的相容合作框架，建立起双方控制摩擦冲突的机制、双方行事的规则，以及力争形成更多的利益交集点。
第一，应客观、冷静评估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发展趋势。美国主导的TPP，把中国排除在外，但美国无法改变亚太国家在经济上更需要中国的事实。韩国、日本与其他亚太国家，对美国的依存度，都在下降：1990年至2010年，韩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由27%降到9.3%，下降得非常明显；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则由同期的2.9%升到20.4%。东南亚国家更是如此，而且已与中国建立了自贸区，双方贸易将在数年后实现“零关税”。中国对周边地区和东亚国家的影响，正不断增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上述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日益加深，其对华政策的大方向就不会出现大的偏离。在此背景下，美国拉拢这些国家孤立或“围堵”中国的企图，会很难实现。
第二，近期内，应把稳定中美关系，防止两国间出现突发事件作为我国外交重点。由于美国全球战略东移、全面重返亚太的势头很猛，又是美国的大选年，我国应努力稳定中美关系，防止两国间矛盾激化，发生突发事件。中美双方应通过各种对话，特别是两军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两国新建立的亚太安全事务磋商机制，以及去年在战略经济对话里建立的战略安全对话平台，努力把危机管理机制、新的信任措施及行事准则建立起来。这样，对于控制摩擦、防止冲突，将会大有益处。
第三，把提升与东盟国家关系作为近期周边外交重点。目前，东南亚国家一方面要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列车，推进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中国又怀有猜忌心理，希望在安全上借助美国来牵制中国。我国应在已与东盟建立自贸区的基础上，扩大与东盟国家在投资、货币互换、湄公河区域合作、联合军演等领域的合作，增加它们对我国的依赖程度，消除其疑虑。
第四，我国应尽力处理好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如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我国方针对头、有力，处理得好，美国将难以钻空子，双方还可能找到合作点。
第五，应进一步推动中美战略互信的建立。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中美两国之间严重缺乏战略互信，因而猜忌总是相当一部分人观察对方战略意图的首选。战略互信的缺失，容易造成实力错判或误判。美国的错判易将其对华政策引向视中国为敌的方向，而中国的错判则会导致中美“安全困境”的恶化和双方对抗升级。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美国的衰落，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关系，中美走向对抗只是一个选项，而不是必然，中美两国应对此达成共识。以“零和”视角看待中美关系是有害的，不利于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最后，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搞了一些“小三边”对话，如美日澳、美日韩、美日印等，我国也应主动搞一些小三边对话，以对冲美国的行动。最近日本外相提出，希望跟我们搞中美日安全对话，我国可在做好准备后同意参加这类对话。除了中美日对话，我国还可以考虑搞中美巴对话。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怎样稳定巴基斯坦局势，对各方都很重要。将来再发展一步，还可以考虑开展中美印对话。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医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