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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认同的构建是民族政策的难点，也是民族理论的主要分歧之一。回顾认同概念的发展脉络和我国历史上正统论的演化，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因素对多民族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认同;民族政策;新疆
随着近代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特别是以民族为首要原则的民族国家取代王国和帝国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主要形式以来，民族认同的建构无论在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都成为执政者维护国家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措施。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历代民族政策中认同构建的部分，反思历史，并结合当前形势谈谈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新思路。
在民族这一概念形成之前，群体认同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认识到人们受他们所属的各种宽泛类型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后，研究者进一步发展出关于群体影响的一种模式，称之为社会认同模式。一个人从其赞赏和确认归属的群体中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感。人们可以同时成为不同群体的成员。随着人类文明复杂性的增强，人们自己所属群体的数量一般也会增加。这些群体并不是固定的，他们的边界不断变化。在这些多元且时有冲突的各种群体意识中，一般会存在一种人们认为是最高级和最重要的群体意识，因此，当不同群体忠诚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一个而最忠诚于它。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文化成分如种姓、族群、宗教派别和民族等基础上时，认同感最为强烈。而其他类型的集体认同如阶级、地域等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因而在达到各自的目的之后非常易于消融。
在了解了认同概念和群体认同的发展脉络之后，我们来谈谈民族、族群认同的形成。族群认同就是族群的身份确认，是指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和情感依附。在现代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传统社会中，族群的冲突和对立虽然无处不在，但它本身并没有对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根本的挑战，因此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所谓的族群认同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在大多数时候甚至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传统社会相信，在族群之上，还存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秩序，譬如“天”（中国）、“宇宙”（古希腊）、“上帝”（犹太教和基督教）或“真主”（伊斯兰教）等。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帝国就是这种神圣秩序的具体化身。作为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帝国本身容纳了许多异质性的低层次认同，诸如血缘、宗族、地域、阶层、人种和族群等。在这种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中，族群之间的差异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相对于帝国这一最高和终极的认同，包括族群在内的低层次认同也不具有多少紧迫性。但是，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不仅变成了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甚至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这首先是因为，构成现代社会的政治实体不再是帝国，而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核心当然不是国家，而是民族。尽管在中文语境中，“民族”的含义同族群非常相近，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为族群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人为的和理性建构的产物。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统的概念对于统治者来说无论其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关系着王朝的稳定与繁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族群识别、分野方面最重要的观念是“夷夏之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在形式上的差别，而主要是指在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内在文化差别。细心观察中国王朝的更迭历史，我们会发现“正统”的概念也会随着君王的意志而发生调整，夷夏之别的判断标准相当灵活，道统是帝王更替的合法性问题，帝王更替的统治必须由道统加以监控，而道统的决定权则在士大夫阶层——这一在中华文化中影响重大、根基深远的群体手中。今天，当我们客观地评价中华民族广袤疆域形成的历史之时，清王朝的贡献是不可回避的。满清政权包含了历代封建王朝之中最多的民族集团，而对于清王朝民族认同构建的策略，随着近年以来新清史的研究逐渐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在中原汉族聚居的地区，满清政权为了实现少数统治多数的目的，在文化上充分吸取汉民族传统中的优秀部分，积极弘扬儒学，拉拢江南文人和士大夫阶层，而在西藏和新疆则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政策，尊重当地习俗，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使其成为游离在中华边缘的只听从于满清统治阶层的属地，而这中间的纽带在蒙古地区是作为军事同盟分封的各部落王公，在西藏是作为共同信仰的喇嘛教，而在新疆则是地主伯克。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加之路途的遥远，特别是清政府为了平衡和提防庞大的汉族势力而人为的区隔化治理，使其与中华核心地区的交流融合一直不是那么顺畅。传统的宗教势力被打压，而中华的传统和文化又没有滋生的土壤，这便让处在“中华”与“乌玛”之间的维吾尔社会有了特殊的认同逻辑。这一经历所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也可以说是现在新疆形势日益严峻的因素之一。由于族群与国家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认同取向，多族群国家有时会面临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失谐状态（以下简称“认同失谐”），这种失谐状态的存在原因除了族群与国家固有的差异以外，还有经济与文化心理因素。我国现在正是处在这一状态之下，利益分配是缓解民族危机的重要手段，而构建认同才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之道。沿着这个思路，我简要梳理一下自己的认识。民族理论界的学者大都认可美国的族群关系现状，也有部分学者推崇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就多少参考了美国的模式，然而令我们无法回避的是美国随着一代又一代移民的涌入加上融合早已形成了同质化，超越了族群文化的共同心理，这种相似的价值观的产生与立国理念有关，更与历史经历有关。历史记忆对于国家意识构建的重要性在瑞士、比利时和新加坡这些多族群的国家意义深远，通过比较的方法，我们不难理解如今困扰我国的民族问题之症结所在。诚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比较之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尤其是作为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大国，更不是用任何模型就可以轻易套用的。但在一些局部地区，依然可以有借鉴的地方。北疆社会由于自然环境原因使其相较南疆有着在文化交流和种族融合方面更加便利的条件。自准噶尔蒙古灭亡以来所形成的多民族聚居的环境，使这里的居民有着更多的包容性。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环境下一个民族的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存在着偏差，而这其中的内在逻辑仍需研究与调查。是否和主流中华文化或者说是汉文化接触的越多，在国家的认同感就越强，答案也是不一定的，找到一个构建认同的最佳途径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国家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宏观和长远的计划在现在看来有必要也很重要。在新疆依据南北疆的差异而制定符合当地特色的发展战略，也许有人提出的分省计划较为极端，但在政策制定上做出分割似乎是可行的。北疆地区人口流动相对较大，民族成分众多，经济发展较好，这与文化的交流和思想意识的相对开放不无关系，可以看做一个类似美国的模型，在民族制定上可以结合实际做出调整，如何利用这种主动性逐渐推进社会的同质化，则需要更多的论证。回顾前人的智慧，能让我们对于当前的形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M].三联出版社，2010.
[2]王柯.民族与国家：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关键词】：认同;民族政策;新疆
随着近代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特别是以民族为首要原则的民族国家取代王国和帝国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主要形式以来，民族认同的建构无论在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都成为执政者维护国家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措施。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历代民族政策中认同构建的部分，反思历史，并结合当前形势谈谈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新思路。
在民族这一概念形成之前，群体认同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认识到人们受他们所属的各种宽泛类型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后，研究者进一步发展出关于群体影响的一种模式，称之为社会认同模式。一个人从其赞赏和确认归属的群体中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感。人们可以同时成为不同群体的成员。随着人类文明复杂性的增强，人们自己所属群体的数量一般也会增加。这些群体并不是固定的，他们的边界不断变化。在这些多元且时有冲突的各种群体意识中，一般会存在一种人们认为是最高级和最重要的群体意识，因此，当不同群体忠诚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一个而最忠诚于它。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文化成分如种姓、族群、宗教派别和民族等基础上时，认同感最为强烈。而其他类型的集体认同如阶级、地域等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因而在达到各自的目的之后非常易于消融。
在了解了认同概念和群体认同的发展脉络之后，我们来谈谈民族、族群认同的形成。族群认同就是族群的身份确认，是指成员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和情感依附。在现代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传统社会中，族群的冲突和对立虽然无处不在，但它本身并没有对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根本的挑战，因此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所谓的族群认同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在大多数时候甚至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传统社会相信，在族群之上，还存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秩序，譬如“天”（中国）、“宇宙”（古希腊）、“上帝”（犹太教和基督教）或“真主”（伊斯兰教）等。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帝国就是这种神圣秩序的具体化身。作为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帝国本身容纳了许多异质性的低层次认同，诸如血缘、宗族、地域、阶层、人种和族群等。在这种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中，族群之间的差异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相对于帝国这一最高和终极的认同，包括族群在内的低层次认同也不具有多少紧迫性。但是，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不仅变成了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甚至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这首先是因为，构成现代社会的政治实体不再是帝国，而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核心当然不是国家，而是民族。尽管在中文语境中，“民族”的含义同族群非常相近，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为族群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人为的和理性建构的产物。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统的概念对于统治者来说无论其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关系着王朝的稳定与繁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族群识别、分野方面最重要的观念是“夷夏之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在形式上的差别，而主要是指在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内在文化差别。细心观察中国王朝的更迭历史，我们会发现“正统”的概念也会随着君王的意志而发生调整，夷夏之别的判断标准相当灵活，道统是帝王更替的合法性问题，帝王更替的统治必须由道统加以监控，而道统的决定权则在士大夫阶层——这一在中华文化中影响重大、根基深远的群体手中。今天，当我们客观地评价中华民族广袤疆域形成的历史之时，清王朝的贡献是不可回避的。满清政权包含了历代封建王朝之中最多的民族集团，而对于清王朝民族认同构建的策略，随着近年以来新清史的研究逐渐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在中原汉族聚居的地区，满清政权为了实现少数统治多数的目的，在文化上充分吸取汉民族传统中的优秀部分，积极弘扬儒学，拉拢江南文人和士大夫阶层，而在西藏和新疆则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政策，尊重当地习俗，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使其成为游离在中华边缘的只听从于满清统治阶层的属地，而这中间的纽带在蒙古地区是作为军事同盟分封的各部落王公，在西藏是作为共同信仰的喇嘛教，而在新疆则是地主伯克。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加之路途的遥远，特别是清政府为了平衡和提防庞大的汉族势力而人为的区隔化治理，使其与中华核心地区的交流融合一直不是那么顺畅。传统的宗教势力被打压，而中华的传统和文化又没有滋生的土壤，这便让处在“中华”与“乌玛”之间的维吾尔社会有了特殊的认同逻辑。这一经历所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也可以说是现在新疆形势日益严峻的因素之一。由于族群与国家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认同取向，多族群国家有时会面临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失谐状态（以下简称“认同失谐”），这种失谐状态的存在原因除了族群与国家固有的差异以外，还有经济与文化心理因素。我国现在正是处在这一状态之下，利益分配是缓解民族危机的重要手段，而构建认同才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之道。沿着这个思路，我简要梳理一下自己的认识。民族理论界的学者大都认可美国的族群关系现状，也有部分学者推崇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就多少参考了美国的模式，然而令我们无法回避的是美国随着一代又一代移民的涌入加上融合早已形成了同质化，超越了族群文化的共同心理，这种相似的价值观的产生与立国理念有关，更与历史经历有关。历史记忆对于国家意识构建的重要性在瑞士、比利时和新加坡这些多族群的国家意义深远，通过比较的方法，我们不难理解如今困扰我国的民族问题之症结所在。诚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比较之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尤其是作为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大国，更不是用任何模型就可以轻易套用的。但在一些局部地区，依然可以有借鉴的地方。北疆社会由于自然环境原因使其相较南疆有着在文化交流和种族融合方面更加便利的条件。自准噶尔蒙古灭亡以来所形成的多民族聚居的环境，使这里的居民有着更多的包容性。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环境下一个民族的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存在着偏差，而这其中的内在逻辑仍需研究与调查。是否和主流中华文化或者说是汉文化接触的越多，在国家的认同感就越强，答案也是不一定的，找到一个构建认同的最佳途径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国家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宏观和长远的计划在现在看来有必要也很重要。在新疆依据南北疆的差异而制定符合当地特色的发展战略，也许有人提出的分省计划较为极端，但在政策制定上做出分割似乎是可行的。北疆地区人口流动相对较大，民族成分众多，经济发展较好，这与文化的交流和思想意识的相对开放不无关系，可以看做一个类似美国的模型，在民族制定上可以结合实际做出调整，如何利用这种主动性逐渐推进社会的同质化，则需要更多的论证。回顾前人的智慧，能让我们对于当前的形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M].三联出版社，2010.
[2]王柯.民族与国家：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