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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火烧阿房官出自杜牧
赵匡胤黄袍加身一夜就做了皇上。做了皇上以后，事情就没那么好办了。要平定江山，就得让人家都服气。做了皇上，舒服了，闲着没事，赵匡胤就到后院打鸟。这鸟打得正高兴呢，群臣要求相见，说有急事，皇上赶紧就回来了。回来一看，奏上来的都是平常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就说，你这事有那么急吗？大臣却说，起码比你打鸟急！这宋代文人治天下，还真不怵皇上，敢跟皇上顶嘴。皇上急了，拿柱斧随手一挥，把大臣的牙就打落了。大臣不干，低下身子去捡牙，揣在怀里收着。皇上看着就怪了，说你想于吗呀？难道你还想告我不成？大臣回答说，我怎么能告皇上呢？自有史官记录此事。皇上一下子就慌了。过去的人，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一怕，都知道有个因果报应，自我都有极强的道德约束。皇上就说，这么着吧，你也甭生气了。我也是一时生气，我赔你东西吧。于是，又赔黄金又赔丝绸，赔了一大堆东西。这事就算了了。但此事还是记录在野史之中了。这事到底有没有呢？不知道。但它说明了一个事实，宋代是以文人治天下，宋代文人的地位非常高。
宋代对文人非常宽容。修文偃武更是宋代的国策，这也使得宋在中国历史大朝代中成为唯一一个跨过三百年的朝代。
三百年对中国历史来讲就是一个大限。比如周朝将近八百年，分成了西周、东周，而东周又分春秋、战国，各二百多年，都没到三百年。一个王朝就跟人一样，也是有一定寿数的，唯一跨过三百年的只有宋朝，两宋加起来长达三百一十九年，就因为它是以文人治天下的。而上面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文人的作用。
南宋有一本书叫《谈苑》，跟现在的小说差不多，就是一本小说集子。书中说，开宝中王师围京陵，就是把李煜围了。赵匡胤想，你李后主成了一个手下败将，那你就应该到我这儿来拜谒，来给我磕头啊。但李煜没来，有大臣就给赵匡胤解释，说他不是拒绝来，而是不敢来。宋太祖正色道：你也别多说，没有用，江南也没有罪，他们也没什么罪，但天下是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赵匡胤最有名的一句话，载入了史册。这事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敢说，但这说明了赵匡胤的一个治国理念。这个故事记载在南宋一本叫《类说》的书上，它引用的正是《谈苑》。对于读者来说，真伪不重要，其中的道理才重要。
再比如，項羽烧阿房宫是不是历史真相呢？一般人都认为是。阿房宫到底烧没烧？其实谁都不清楚。为了找到答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西安文物保护单位用了好几年时间，也没有找到大规模火烧的痕迹。就怀疑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过。但阿房宫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都是有记载的，说它确实存在。其实，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完，只是建了一部分。那么，项羽烧的是阿房宫吗？不一定。据《秦始皇本记》记载，项羽烧的是秦宫室，就是正宫，而不是行宫。《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说：火烧秦宫室，三月不灭。这事准不准呢？有可能是准的。因为司马迁写作的时代距离秦代非常近。
之所以说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是因为杜牧的《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杜牧生活在唐代晚期，离秦朝有一千年时间，一千年以后的一个诗人写的一句话，就这样变成了所有人的史实？在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勘察中，并没有发现一处被大火烧过的痕迹。与此同时，在秦都咸阳第一、第二、第三宫殿处，却都有火烧的痕迹。因此，《史记》记载项羽当时烧的应为秦都咸阳宫，而不是阿房宫。这就是拿证据来说话，但这事的真假其实也不重要。
和氏壁改制为传国玺的故事缺乏实证
秦朝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都已经不清楚了，最不清楚的事情，是和氏璧是否变成了传国玺。一个帝制王朝建立以后得有一个证据，就是谁说的为正史，或者谁是正宗，所以要做一个国玺。秦始皇要把国玺做好，好代代相传。国玺上刻有八个大字，据说是李斯写的，叫“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话说得多好，意思就是说我这寿命，都不是自个儿白来的，而是上天告诉我的、给我的，因此我既要活得久又要兴旺。
后来，这传国玺哪儿去了呢？不知道。传国玺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呢？据说是用和氏壁做的。和氏璧后来变成了天下宝玉，一个是和氏璧，一个是随侯珠，两件都是国宝。皇帝用和氏璧改制了玺。玺是皇帝用的大印，代表国家权力，天子所配日玺，臣下所配日印。后来，皇帝的玺改为了宝，清代皇帝印章都是什么什么宝。史书记载，称传国玺四寸见方。问题是，和氏璧怎么才能做成玉玺呢？我们都知道，璧再厚也不过一厘米，出土的从战国到汉代的玉璧，最大的也就30多厘米长，厚度也就一厘米，怎么才能做成玺呢？我死活想不通这事。
关于传国玺的下落，说法五花八门。这东西到底什么时候丢失的？不知道。
中国人历来认章不认签名，就是因为有印章文化。至少从战国开始，印章就比较流行，印章文化长期伴随着中国人。到今天，中国人在合同最后一句都愿意写上“盖章有效”，签字都不重要，一定要盖个章。早期战国到汉的印章都比较小，—般人的甚至不到一厘米见方。当时最大的印章就是皇帝的了。现在能看到的实物，就是南越王出土的印章，其中有两方比较说明问题。第一方是金印，三厘米见方，高一点八厘米，上面写着“文帝行玺”。它自称是帝，其规制应该跟帝制是一样的。还有一方玉印略小，就是2.3厘米见方，而高度也是1.8厘米，也写着“帝印”。
我13岁那年（1968年），陕西咸阳有个大我一岁的孩子，下学回家，远远看见地上有一东西，拿脚一踢，出来了，上头雕得挺好玩，下面还有字，但一个都不认识，他就攥着这玩意儿回家了，拿回去给他爹看。他爹也不认得，拿着东西就去了西安。到了西安，他想：我得找一明白人看看。就去了博物馆。他本来想干吗呢？他想自个儿磨一个章，就是把印纹磨下去，刻上自己的名字。大部分民间使用的印章都是用石头刻的，印材都是寿山石、八林石、青田石，这些石头都非常软，拿刻刀就能刻动。但玉刻不动，也没那么好磨，就没刻成。
他拿到博物馆找人看，发现原来是皇后之玺。原来，孩子路过的地儿是个墓葬区，他捡到这印的一千米外就是刘邦和吕后的墓葬。人家就开始推算，皇后之玺，这东西有可能就是吕后的印。这印边长2.8厘米，高2厘米，跟“文帝行玺”的规制差2毫米。“文帝行玺”是汉代的东西，皇后之玺也是，这就证明，当时最大的印章也就3厘米见方。《汉宫旧仪》还有记载，说皇后的玉玺文与帝同。这玉玺全国仅见一只，肯定是西汉遗物。在学术上也没有争议。在1968年那会儿，文物根本不值钱，也就没人造假。如果这东西被这农民攥到今天，他拿出来给谁看谁都不信，人会说，您捡的？那我怎么没捡着啊？如果这玉玺在民间存到今天，肯定争议巨大，很多人会认为不是真的。这就是鉴定上的—个难点。
印章后来是越做越大了，尤其是皇帝的玺。汉代的玺大约3厘米见方，到清代就十厘米见方了，一路走下来，越来越大。如果有人说有个帝制的印章，大概多大，就能推算这东西大概是什么时期的。这就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规律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一种道理。知道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进行合理的推算。所以，关于和氏璧国玺的记载，从证物角度讲，一定是有误的。
为什么要用玉来做印？因为中国人认为玉有信。玉器一旦雕成印章，就不得更改了。金属就不成，金属还可以熔化后重新还原，故没有信誉。所以，明清两代国玺和皇上用玺都是玉制的。还有一个词叫“天降祥瑞”，瑞就是玉。
还可以以此反推。比如随侯珠的故事，随侯救了大蛇，放生了。有一天，随侯遇到风浪，大蛇就从水里冒出来，托着一个夜明珠。这故事听着就不真，因此和氏璧的故事也可能失真。但故事失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传递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故事所要讲明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像卞和这样的人发现了荆山这块宝玉，最终一定要献给楚王，将其价值体现出来。
所谓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能力还原历史真相的。我知道的历史就是从书上看来的，我把书背下来给你讲一遍，但不一定就是真相。但是，我们又很怕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大的脉络是清楚的，每个朝代的兴衰也是清楚的。要不然，唐太宗也不会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有这样一件事：太祖赵匡胤问赵普天下何物为大？赵普说这事你得让我想想，我现在没法回答你。赵普回去想了一宿，回来告诉皇上，说我觉得天下道理最大。赵匡胤听了频频称赞，说你说的真是这样。按一般人理解，赵普要巴结皇上，就会说天下肯定是天子最大啊！但赵普说是道理最大。所以，我也强调：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摸出这个道理，或者理解这个道理，或者懂得这个道理，或者传播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今天读史的真谛。（选自《都嘟》）
赵匡胤黄袍加身一夜就做了皇上。做了皇上以后，事情就没那么好办了。要平定江山，就得让人家都服气。做了皇上，舒服了，闲着没事，赵匡胤就到后院打鸟。这鸟打得正高兴呢，群臣要求相见，说有急事，皇上赶紧就回来了。回来一看，奏上来的都是平常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就说，你这事有那么急吗？大臣却说，起码比你打鸟急！这宋代文人治天下，还真不怵皇上，敢跟皇上顶嘴。皇上急了，拿柱斧随手一挥，把大臣的牙就打落了。大臣不干，低下身子去捡牙，揣在怀里收着。皇上看着就怪了，说你想于吗呀？难道你还想告我不成？大臣回答说，我怎么能告皇上呢？自有史官记录此事。皇上一下子就慌了。过去的人，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一怕，都知道有个因果报应，自我都有极强的道德约束。皇上就说，这么着吧，你也甭生气了。我也是一时生气，我赔你东西吧。于是，又赔黄金又赔丝绸，赔了一大堆东西。这事就算了了。但此事还是记录在野史之中了。这事到底有没有呢？不知道。但它说明了一个事实，宋代是以文人治天下，宋代文人的地位非常高。
宋代对文人非常宽容。修文偃武更是宋代的国策，这也使得宋在中国历史大朝代中成为唯一一个跨过三百年的朝代。
三百年对中国历史来讲就是一个大限。比如周朝将近八百年，分成了西周、东周，而东周又分春秋、战国，各二百多年，都没到三百年。一个王朝就跟人一样，也是有一定寿数的，唯一跨过三百年的只有宋朝，两宋加起来长达三百一十九年，就因为它是以文人治天下的。而上面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文人的作用。
南宋有一本书叫《谈苑》，跟现在的小说差不多，就是一本小说集子。书中说，开宝中王师围京陵，就是把李煜围了。赵匡胤想，你李后主成了一个手下败将，那你就应该到我这儿来拜谒，来给我磕头啊。但李煜没来，有大臣就给赵匡胤解释，说他不是拒绝来，而是不敢来。宋太祖正色道：你也别多说，没有用，江南也没有罪，他们也没什么罪，但天下是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赵匡胤最有名的一句话，载入了史册。这事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敢说，但这说明了赵匡胤的一个治国理念。这个故事记载在南宋一本叫《类说》的书上，它引用的正是《谈苑》。对于读者来说，真伪不重要，其中的道理才重要。
再比如，項羽烧阿房宫是不是历史真相呢？一般人都认为是。阿房宫到底烧没烧？其实谁都不清楚。为了找到答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西安文物保护单位用了好几年时间，也没有找到大规模火烧的痕迹。就怀疑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过。但阿房宫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都是有记载的，说它确实存在。其实，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完，只是建了一部分。那么，项羽烧的是阿房宫吗？不一定。据《秦始皇本记》记载，项羽烧的是秦宫室，就是正宫，而不是行宫。《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说：火烧秦宫室，三月不灭。这事准不准呢？有可能是准的。因为司马迁写作的时代距离秦代非常近。
之所以说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是因为杜牧的《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杜牧生活在唐代晚期，离秦朝有一千年时间，一千年以后的一个诗人写的一句话，就这样变成了所有人的史实？在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勘察中，并没有发现一处被大火烧过的痕迹。与此同时，在秦都咸阳第一、第二、第三宫殿处，却都有火烧的痕迹。因此，《史记》记载项羽当时烧的应为秦都咸阳宫，而不是阿房宫。这就是拿证据来说话，但这事的真假其实也不重要。
和氏壁改制为传国玺的故事缺乏实证
秦朝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都已经不清楚了，最不清楚的事情，是和氏璧是否变成了传国玺。一个帝制王朝建立以后得有一个证据，就是谁说的为正史，或者谁是正宗，所以要做一个国玺。秦始皇要把国玺做好，好代代相传。国玺上刻有八个大字，据说是李斯写的，叫“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话说得多好，意思就是说我这寿命，都不是自个儿白来的，而是上天告诉我的、给我的，因此我既要活得久又要兴旺。
后来，这传国玺哪儿去了呢？不知道。传国玺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呢？据说是用和氏壁做的。和氏璧后来变成了天下宝玉，一个是和氏璧，一个是随侯珠，两件都是国宝。皇帝用和氏璧改制了玺。玺是皇帝用的大印，代表国家权力，天子所配日玺，臣下所配日印。后来，皇帝的玺改为了宝，清代皇帝印章都是什么什么宝。史书记载，称传国玺四寸见方。问题是，和氏璧怎么才能做成玉玺呢？我们都知道，璧再厚也不过一厘米，出土的从战国到汉代的玉璧，最大的也就30多厘米长，厚度也就一厘米，怎么才能做成玺呢？我死活想不通这事。
关于传国玺的下落，说法五花八门。这东西到底什么时候丢失的？不知道。
中国人历来认章不认签名，就是因为有印章文化。至少从战国开始，印章就比较流行，印章文化长期伴随着中国人。到今天，中国人在合同最后一句都愿意写上“盖章有效”，签字都不重要，一定要盖个章。早期战国到汉的印章都比较小，—般人的甚至不到一厘米见方。当时最大的印章就是皇帝的了。现在能看到的实物，就是南越王出土的印章，其中有两方比较说明问题。第一方是金印，三厘米见方，高一点八厘米，上面写着“文帝行玺”。它自称是帝，其规制应该跟帝制是一样的。还有一方玉印略小，就是2.3厘米见方，而高度也是1.8厘米，也写着“帝印”。
我13岁那年（1968年），陕西咸阳有个大我一岁的孩子，下学回家，远远看见地上有一东西，拿脚一踢，出来了，上头雕得挺好玩，下面还有字，但一个都不认识，他就攥着这玩意儿回家了，拿回去给他爹看。他爹也不认得，拿着东西就去了西安。到了西安，他想：我得找一明白人看看。就去了博物馆。他本来想干吗呢？他想自个儿磨一个章，就是把印纹磨下去，刻上自己的名字。大部分民间使用的印章都是用石头刻的，印材都是寿山石、八林石、青田石，这些石头都非常软，拿刻刀就能刻动。但玉刻不动，也没那么好磨，就没刻成。
他拿到博物馆找人看，发现原来是皇后之玺。原来，孩子路过的地儿是个墓葬区，他捡到这印的一千米外就是刘邦和吕后的墓葬。人家就开始推算，皇后之玺，这东西有可能就是吕后的印。这印边长2.8厘米，高2厘米，跟“文帝行玺”的规制差2毫米。“文帝行玺”是汉代的东西，皇后之玺也是，这就证明，当时最大的印章也就3厘米见方。《汉宫旧仪》还有记载，说皇后的玉玺文与帝同。这玉玺全国仅见一只，肯定是西汉遗物。在学术上也没有争议。在1968年那会儿，文物根本不值钱，也就没人造假。如果这东西被这农民攥到今天，他拿出来给谁看谁都不信，人会说，您捡的？那我怎么没捡着啊？如果这玉玺在民间存到今天，肯定争议巨大，很多人会认为不是真的。这就是鉴定上的—个难点。
印章后来是越做越大了，尤其是皇帝的玺。汉代的玺大约3厘米见方，到清代就十厘米见方了，一路走下来，越来越大。如果有人说有个帝制的印章，大概多大，就能推算这东西大概是什么时期的。这就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规律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一种道理。知道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进行合理的推算。所以，关于和氏璧国玺的记载，从证物角度讲，一定是有误的。
为什么要用玉来做印？因为中国人认为玉有信。玉器一旦雕成印章，就不得更改了。金属就不成，金属还可以熔化后重新还原，故没有信誉。所以，明清两代国玺和皇上用玺都是玉制的。还有一个词叫“天降祥瑞”，瑞就是玉。
还可以以此反推。比如随侯珠的故事，随侯救了大蛇，放生了。有一天，随侯遇到风浪，大蛇就从水里冒出来，托着一个夜明珠。这故事听着就不真，因此和氏璧的故事也可能失真。但故事失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传递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故事所要讲明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像卞和这样的人发现了荆山这块宝玉，最终一定要献给楚王，将其价值体现出来。
所谓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能力还原历史真相的。我知道的历史就是从书上看来的，我把书背下来给你讲一遍，但不一定就是真相。但是，我们又很怕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大的脉络是清楚的，每个朝代的兴衰也是清楚的。要不然，唐太宗也不会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有这样一件事：太祖赵匡胤问赵普天下何物为大？赵普说这事你得让我想想，我现在没法回答你。赵普回去想了一宿，回来告诉皇上，说我觉得天下道理最大。赵匡胤听了频频称赞，说你说的真是这样。按一般人理解，赵普要巴结皇上，就会说天下肯定是天子最大啊！但赵普说是道理最大。所以，我也强调：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摸出这个道理，或者理解这个道理，或者懂得这个道理，或者传播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今天读史的真谛。（选自《都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