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的一天，本刊记者一行人踏上开往安阳东站的高铁。两个半小时后抵达安阳。
　　1911年的春天，被后人尊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的弟弟罗振常凌晨1点起床，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出发，沿京汉铁路南下，傍晚抵达500公里外的安阳小屯村。
　　彼时的小屯村，位于安阳县以西5里，30多户以务农为生的人家，洹水潺潺，从村东流过。当时罗振玉经多方探知，“惊了天下”的甲骨出土于小屯一带。他根据《史记 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推断，小屯应是殷商王朝的都城所在。这时，距离甲骨文被发现已经过去了12年。

一片甲骨惊天下

　　19世纪末，长期以来被当作药材的有字甲骨引起了金石学家王懿荣、王襄等人的注意。1899年，王懿荣初步断定甲骨上的文字为有价值的古物，于是开始大量收藏。同年，王襄和孟定生在天津也开始购藏有字甲骨。对于甲骨文的研究拉开了序幕。
　　王懿荣离世后，他收藏的千余片甲骨由好友、《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收购。1903年，在罗振玉的建议下，刘鹗将王懿荣和自己收集到的甲骨选拓1058片编写成《铁云藏龟》一书，这是中国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藏品变成了可供学者研究的公开资料，中国学者群体也因之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甲骨文被发现之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家国飘摇。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疑古派崛起，否定古文献中的商史为信史，认为殷商王朝只是传说。“重建上古史”的呼唤中，这些商朝人自己刻画下的悠远文字惊世而出。

　　一时之间甲骨一片难求。当地农民用拙劣的手法伪造有字的甲骨片，古董商隐瞒甲骨出处，高价兜售，在他们眼里，甲骨只是换来金钱的生意。但在彼时的中国知识阶层，有识之士认定这里包含着上古中国的珍贵记忆，甘愿为之倾尽家产，苦坐书斋伏案钻研。
　　罗振玉初见甲骨实物时说的一句话，很能说明当时学者的心境：“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面对甲骨文，几乎所有人都回到了幼年时期，就算是饱读诗书的名人大家也不能例外，每个人都必须从“认字”开始。直到今天，甲骨文的文字释读工作一直还在继续。虽然晦涩难认，但一代代学者仍为之殚精竭虑，上下求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曾说：“搞了40多年甲骨学研究，每次看到甲骨文都像在与3000多年前的古人对话。”这种对话，从100多年前就开始了。
　　1917年，王国维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此文开创了用甲骨文与诸如《史记》等传世文献互证商代历史的先例。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甲骨文发现之前，中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即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公元前1300多年前的甲骨文，无可辩驳地把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字遗存，其宝贵与核心的价值被世人所公认。

一个王朝的背影

　　安阳的第一站，必然是殷墟。
　　殷墟是甲骨文的故乡，商王朝后期的都邑，代表鼎盛时期的青铜时代中国。
　　殷墟位于安阳市殷都区西郊乡，横跨洹河两岸，面积约36平方公里，经过科学发掘后，晚商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后冈贵族遗址、族邑、家族墓地、手工业作坊等遗迹重现于世。
　　殷墟没有太多现代化的装饰，地面大多是连片的绿植，几座仿商建筑点缀其中。要不是三三两两参观的游人，誰能想到千年的文化瑰宝和历史的变迁统统埋藏于此。
　　站在殷墟红色象形“门”字大门前，不禁令人想起曾担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考古队队长的唐际根向人们“还原”这座3000多年前的商朝都城场景：“恍惚间，商王朝从地下苏醒。武丁和妇好并肩而行，贞人（贞人，为某个家族的姓氏，是专为商王祭祀占卜服务的某个家族的多名成员的总称）在占卜，士兵在操练，祭祀如期举行。宫殿区外，两纵三横的道路上马车奔驰。密集的邑聚间，行人你来我往。不远处，西北流向东南的人工水渠南岸，铸铜作坊火花飞溅……”
　　支撑起如此浪漫想象的，是历代考古人对这座3000多年前商都考古的丰硕成果。
　　甲骨文是新获的上古文字资料，问世之后立即受到中国传统学人的重视。当刻辞甲骨被确认出自安阳小屯村之后，去殷墟挖甲骨之声随之鹊起。1928年10月，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来到安阳，对殷墟遗址实施了首次田野发掘。之后，一群考古人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殷墟之上3000年的尘土被考古学家们慢慢拂去，现出庐山真容。 　　1936年，在小屯村发现了一个储藏着大量甲骨的圆穴。这堆甲骨厚达1.6米，共清理出甲骨17096片，除8片牛骨外，其余都是龟甲，出土数量为迄今考古发掘之最。这些甲骨为殷商武丁时期埋藏，是商王室的一批占卜档案。这就是殷墟甲骨文最重大的一次发现—YH127号坑。

　　3000多年前，商王盘庚迁都于此，改“北蒙”为“商邑”。直至商朝灭亡，这里经历了8代12王，历时254年。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此地也被称为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逐渐沦为废墟，“殷墟”之名由此而来。
　　在殷墟博物馆，陈列着大量3000多年前的青铜礼器、食器、酒器、兵器、玉器、工具等，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无不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随着对殷墟的全面发掘，一个古老王朝的都城遗址及光辉灿烂的殷商文化昭然于世。
　　殷墟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但甲骨文是分量最重的一类。作为历史的直接记录，它让我们了解商代的很多事件和人物：王病了，王做了什么梦，王遭遇车祸，王的妻子生男生女，天象不吉了……“一个王朝的背影”因此日渐清晰。它庞大、古老、神秘，却因这些文字的留存鲜活起来。

中国考古学的起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与殷墟博物馆比邻。朴素的围墙外，是连片的农田、晾晒红薯的农民，以及不时经过的旅行团大巴车。
　　安阳不仅是甲骨文的故乡，也是中国考古学的起点。选择殷墟作为中国国家考古研究机构的第一个发掘地，建立工作站并且持之以恒地长期工作，不仅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传统，也在理论、方法和技术上塑造了中国考古学。

　　1928年那场殷墟发掘的学者中，有海外留学归来的李济、梁思永等人，他们带来了现代考古方法。殷墟甲骨遇上西方现代田野考古，促成了殷墟发掘。那场由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由掌握现代考古学方法的中国学者主持的自觉考古工作，标志着现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可以说，中国的考古学是从研究商王朝历史出发，从安阳出发。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立即派人，恢复因战火而中断了十几年的殷墟发掘，掀开了殷墟考古的新篇章。殷墟考古的时空范围空前扩大，大量刻辞甲骨、手工业作坊、防御沟、家族墓地、“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等相继发现，大大丰富了殷墟文化的内涵。以小屯为中心，一个个新地名不断出现在考古报告里。建立在陶器类型学基础上的殷墟文化分期日臻完备，殷墟考古的时空框架得以建立。
　　世纪之交，在洹河北岸发现了传统意义上殷墟之前的洹北商城遗址，把商王朝定都殷墟的历史前推到中商时期。以器物为中心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最终转向以探讨殷墟范围和布局为中心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新一代殷墟考古人将目光转向了对商代社会细节的研究。多学科合作传统得以延续，人骨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器分析、DNA和同位素分析等，为我们了解商代的人类和社会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观察视角。
　　殷墟，得以更加细致入微的“还原”：商代晚期，随着人口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有大型道路系统和完善的水渠系统；手工业作坊沿水渠分布；以四合院建筑为主的居民点星罗棋布，居住的是以“族”为单位的贵族及平民，等级分明却井然有序……俨然是一座布局合理、人口众多、手工业发达的繁华都邑。
　　考古学的成果，继续不断帮助中国学者进行早期中华文明的构建。

文字归巢 文明有源

　　在早年关于安阳的文字描述中，安陽的地标建筑是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文峰塔。文峰塔位于安阳旧彰德府文庙的东北方向，代表了安阳本地“文风”，因此得名。悠久的历史传承，厚重的文化积淀，让安阳人更加崇尚文化。而近年来，安阳多了一座兼具现代建筑风格和殷商宫廷风韵的建筑作为地标，这就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
　　2001年，借着殷墟申遗的东风，安阳市提出“建设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2006年12月26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在安阳奠基，并于次年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2009年11月16日，这座中国目前唯一一座建在首都之外的国家级博物馆建成开馆。
　　文字博物馆前的广场上，一座高大金色字坊巍然伫立，字坊取甲骨文、金文中“字”之形。其后通向展馆的主干道两旁，是由28片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甲骨片组成的碑林，隐含了殷商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元素—甲骨文和青铜器；青铜甲骨片的数量则代表着28星宿，生动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而博物馆的主体建筑，选取了象形文字的“墉”字进行设计，饕餮纹、蟠螭纹装饰金顶，红黑图案的雕墙和梁柱环绕，旷远古朴而又大气庄重。 　　“文字归巢”，首任馆长冯其庸曾这样评价中国文字博物馆的设立。在许多人心目中，身为甲骨文的故乡，安阳当之无愧是中国文字的家。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开篇序幕自然是“一片甲骨惊天下”。在已知的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文字体系，一脉相承，绵延发展至今，成为最富内涵与深意的人类语言，汉字也成为中华民族对世界最无与伦比的贡献。
　　如今已见的带字甲骨有15万片之多，约4500多个单字。除国内机构、个人收藏外，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各大小博物馆、科研机构和公私单位等也收藏了2.6万多片甲骨。
　　距今9000多年的贾湖刻符表明，中国文字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到了距今30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的字形虽不太稳定，异体繁多，笔画纤细，图画性强；但总体来看，已是比较成熟的书写符号系统。汉代许慎归纳的汉字造字方式“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均见于甲骨文。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汉字也开始“张扬个性”，一个“马”字，齐国就出现三种写法。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秦“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行全国。但小篆曲线多，书写费时费力，于是秦朝的下级官吏开始简化小篆，取曲为直，一种新的字体—隶书出现了。汉代之后，人们进一步简化隶书，衍生出行云流水的草书、横平竖直的楷书、飘逸俊秀的行书。
　　甲骨文与今天的汉字一脉相承，其书写方式也为后世书写习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其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书写规则逐渐成为后世汉字写作的通行方式，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被水平行文法所代替。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
　　中国文字虽然经历了甲骨、篆、隶、草、行、楷等不同书体形式的变化，但以“六书”为特征的文字结构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文字。甲骨文对中国人的价值认同、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此外，甲骨文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世界对甲骨文重要文化价值及其历史意义的高度认可。

甲骨四堂

　　“甲骨四堂”指中国近现代研究甲骨文的四位著名学者：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唐兰语）

　　罗振玉（1866—1940）
　　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在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率先正确地判定甲骨刻辞的性质及真实出土地，首创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等。著《殷虚书契菁华》《殷商贞人文字考》《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等。

　　王国维（1877—1927）
　　字静安，号永观、观堂等，浙江海宁人。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古史新证》等。

　　郭沫若（1892—1978）
　　原名开贞，字鼎堂，四川乐山人。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甲骨文。主编《甲骨文合集》，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等。

　　董作宾（1895—1963）
　　原名作仁，字彦堂、雁堂，号平庐，河南温县人。1928—1934年间，八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工作，创立甲骨文分期的理论和方法。编著《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著《大龟四版考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殷历谱》《甲骨学五十年》等。

甲骨五老

　　“甲骨五老”指继“甲骨四堂”之后为甲骨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五位学者：唐兰、于省吾、商承祚、胡厚宣、陈梦家。他们在“甲骨四堂”研究的基础上，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唐兰（1901—1979）
　　号立厂、立庵、立盦，浙江嘉兴人。用自然分类法和偏旁分析法研究古文字，考释出100多个甲骨文字。著《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天壤阁甲骨文存》《甲骨文自然分类法简编》等。

　　于省吾（1896—1984）
　　字思泊，号夙兴叟，斋名双剑誃、泽螺居，辽宁海城人。考释古文字以严谨著称，纠正及新释甲骨文300个左右。善于运用古文字校订先秦典籍，为“新证派”代表。主编《甲骨文字诂林》，著《双剑誃殷契骈枝》《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甲骨文字释林》等。

　　商承祚（1902—1991）
　　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广东番禺人。21岁时即出版《殷虚文字类编》，还积极整理与考释甲骨新材料。著《殷虚文字考》《甲骨文字研究》等，编纂《福氏所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等。

　　胡厚宣（1911—1995）
　　幼名福林，河北望都人。早年参加殷墟发掘，在搜集、整理和刊布甲骨文资料方面成就斐然，创造分期分类的甲骨著录体例，擅长结合遗址、遗物和殷商史进行甲骨文研究。主持编纂《甲骨文合集》，著《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甲骨学商史论丛》等。

　　陈梦家（1911—1966）
　　浙江上虞人。补充并纠正了董作宾的甲骨断代观点，提出“三个标准”和“九期分法”的主张，在文字考释和商代宗教礼制等方面颇有建树。著《甲骨断代学（四篇）》《殷虚卜辞综述》《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等。

甲骨文例

　　甲骨文例一般包括前辞（或称叙辞）、命辞（或称贞辞）、占辞、验辞等。但许多卜辞只有前辞、命辞两部分，或仅有命辞。
　　前辞：记录占卜时間（干支名）、占卜者和地点。
　　命辞：记录所占卜的具体事情。
　　占辞：根据兆纹所呈现的占卜结果进行判断。
　　验辞：记录占卜过后的应验情况。

　　卜辞文例完整的胛骨（《甲骨文合集》14002）
　　甲骨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制图及解释文字出自《甲骨春秋—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
　　有的甲骨上还有署辞，记录甲骨的来源、修治甲骨的人员，以及修治后交付哪一个人保管。为了不妨碍占卜，一般刻在不用于占卜的部位，如甲桥、背甲、甲尾、骨臼、骨面、中甲等。

　　我以千。（右甲桥。“我”这个部族向商王贡纳一千版龟甲）
　　帚（妇）并示四十。争。（左甲桥。“妇井”这个人负责整治四十版龟甲，“争”这个人检视并署名。）
　　甲桥刻辞（《甲骨文合集》00116反）
　　甲骨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制图及解释文字出自《甲骨春秋—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
　　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战争、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上古社会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本报道部分资料参考自《甲骨春秋—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感谢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
　　与妇好相关
　　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武丁是中国商代后期最有作为的一位商王。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关她的记载多达240多条，其中不乏描述她领兵打仗和参与国家祭祀活动的内容。
　　妇好并不姓妇，在甲骨文里，“妇”是一种职官名称，在商王朝具有一定的地位。“妇”首先可以是商王的妻子，担负着为商代王室传宗接代、养育王嗣的职责，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妇好生育的占卜内容；除此之外，还可掌管占卜祭祀、参与战争等国是。“妇好”之“好”是其娘家的国名，即当时有一个名为“好”的方国，与商王室通婚。
　　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并出土海贝6800枚。出土的司母辛鼎便是为妇好所铸。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美观，工艺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充分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器铸造水平以及墓主人尊贵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