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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曾被生命无来由地惩罚过，以至于几米认为，每多画一张作品，就会在这场生命的拔河中，多赢得一点的胜利。
几米（原名廖福彬）摘下他的眼镜，伏趴在桌前作画。“创作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窝在一个小地方，默默做很小很小的事，不需声嘶力竭，就可以很奇妙地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灯光打在画纸上，在几米眼中反射一抹荧光，他紧盯画面的眼神，好像激光切割钢板一般坚定。他用几枝毛笔，一只调色盘，几条干瘪的铅管颜料，完成了一张又一张缤纷的作品。
今年２月，几米《微笑的鱼》被改编成动画，在柏林影展儿童竞赛奖中获得国际评审团特别奖；３月初，他的《地下铁》英译本在美国上市，一周内就狂销１．１万多本，亚玛逊网站国外读者给予五颗星评价；４月，几米在全世界最大的意大利波隆那童书展上，一口气发表６种语版新作《蓝石头》，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发现）频道全程跟拍，制作几米专辑。
曾经那么接近死亡
十几年前，几米还在广告公司工作，兼职画６００～８００新台币一张的插画，到今天，他共发表了２０多部作品，每本平均卖出１０万本，《向左走·向右走》甚至热销１００万本以上。几米是华文世界版权销售最多的作家，作品更史无前例地被收进苏富比拍卖。
即使这样，几米还是停不下来。他的妻子、《哈利波特》的台湾版译者彭倩文说：“他是直觉型的创作者，创意像长江大河那样，连他自己都挡不住，他必须趁着还能画的时候赶快画。”
几米身形瘦小，讲话有时嗲声嗲气，让人常常忘记他的年纪。其实明年几米就５０岁了，最近他总是抱怨老花眼已经比近视还重，体力越来越差，记忆力不若从前。他在床边摆了笔记本，半夜如果突然灵光闪现，立刻起床记下。他说：“我没有创作的困境，只有时间的困境，我担心时间永远不够用。”
几米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他所有的创作背后都有一个秘密，眼前的绚烂美景，都预设了这个黑暗的对立面。人们歆羡他名利双收，却想不到他心底压着万丈冰山——他，曾经那么靠近死亡！３７岁那年，几米像一尾困在玻璃缸里奄奄一息的小鱼，躺在荣总癌症病房，“每天看着别人被推出去，想着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
历经化疗的折磨，半年后几米出院了，靠先前买的保险，付掉百万医药费，之后历经三年追踪治疗，死亡的阴影始终徘徊不去。他很辛苦地靠画插画勉强为生，直到有一天，出版社找他出书，他的人生在灰暗里才亮起了微曦。
“一开始我不晓得自己会活下来，我想既然生了病，出书可以当作一种纪念。”说到“纪念”二字，几米红了眼眶。他开始画了第一张，第二天，再接下去画第二张，像接龙那样，一张张串成了他第一部作品《森林里的秘密》，也延续了他的生命。
作品呈现宁静的哀伤
几米画了十几年插画，无人问津，他对自己没有信心，认为自己不会画画，可是没想到生了一场大病，开始有很多人说他画得很好，“我想，或许我经过‘极地’的洗礼，作品才会呈现出一种宁静的哀伤。”
疾病曾残暴地攻击过他，却也赐给他源源不绝的创作欲望。几米早期画作常出现森林、孩童的意象，仿佛他内心有一个“忧容童子”，始终找不到回家的路。几米后来觉悟到：“原来我的作品都在安慰我自己，我在安慰我恐惧苍白的童年，或是疾病的哀愁，或是我自私的心灵。我要弥补它，不断去喂养它，我根本不想创作什么伟大的作品，我在安慰自己，而不小心安慰了别人！”
几米的创作因此形成一种不是童书，也不是漫画的独特风格：画面是那么美好，文字却那么忧郁。几米自己也说：“我的作品流离失所，在国内国外都无法归类。”但他也没有办法缩短页数，说过于简单的故事。几米用喉音低声呐喊：“我要说的话太多了，我创作，是因为我需要，我如果不画下去，就永远过不了这一关。”
他回想生病后５年，第一次抛开恐惧外出旅行，就是到花莲赏鲸。“我戴着墨镜坐在船尾，寻找鲸豚，怎么回事？我在茫茫大海寻找一只鱼，我忽然默念我的故事——‘我看见一只鱼，一只对我微笑的鱼’。在白花花阳光中，我在墨镜下忍不住流泪，我竟然还活着！”
经过５年的关键期，几米的癌症不再复发。他变强壮了，也不再那么害怕死亡。此刻的几米，有名有利，有美满的家庭，家人以他为傲，呵护他宠溺他，这些都不是当初在死神前哀哀无告的几米可以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几米得到不同以往的从容自信，在生死之间左右为难之后，几米现在可以大步往前走了。他说：“这几年我终于慢慢找到一些自信，而且异常强大。”他的作品畅销，又得到无数奖项，作品有７０％版权都卖到竞争异常激烈的日本，还有很多泰国粉丝。
只有握着笔才最坚强
经过死亡的考验，让几米对人生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现实越顺遂，他就越焦虑，害怕幸福随时会被夺去。
４年前，他的《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接连被改编成舞台剧、改拍成电影。算起来，这是几米最风光的时候，他在电影里，高高兴兴带着老婆小孩，在金城武、梁咏琪相遇的公园轧一角，演旁观的路人甲；他到香港，被镁光灯闪到目盲。但这时也是几米自我猜疑最严重的时期。他无法想象原本一个每天要打点滴输血、生命已经到了尽头的人，突然有一天会跃升成为某种焦点，他承受不起。
几米说：“我好像突然长了一对叫‘几米’的翅膀，超乎想象地膨胀，每个人都觉得好棒，说翅膀是自由的象征，但我非常痛苦。”就像他《幸运儿》故事里的董事长，长了一双人人称羡的翅膀，大家怕他飞走，设立各种大大小小的笼子，但翅膀还是自顾自地长大，直到有一天，硬生生地把董事长带离这个世界，变成野兽，永远流放在城市天际。
有人认为几米多产是一种罪恶，几米则反驳说：“创作也是一种练习，而练习永远都不够，我宁可５本书里有两本好书，也要强过５年才出一本烂书。”
批评最多的是几米和友人成立“墨色国际”，推出排山倒海的商品。但几米认为只要作品够强，根本不必怕市场筛选，艺术家不是非得要挨饿受冻才叫清高，吃好穿好享受人生没有什么不好。
在波隆那书展，几米就像一盏霓虹灯，吸引无数异国读者走进台湾馆，几米成为明星，得到大家拥抱。但是几米说：“外面的虚浮都是假的，空洞的，只有当我的手握着笔，埋头工作的时候，我才是最坚强。”
几米每张作品背后常是几百张的练习稿，笔记本多到搞不清楚放在哪里，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速写本，空白处常见几米不自觉涂抹的一个个孤独小孩的身影，或是男童落寞的脸。几米眼看着年轻创作者一个接一个冒出头，他也有随时被淘汰的预感。时间不会等他，他算过未来３年内，已有１０本书排队等着出版。几米说：“我的梦想是让全世界看我的作品。”
编辑：胡文婕
电子邮箱：ｈｗｘｙ＿ｈｗｊ＠１６３．ｃｏｍ
几米（原名廖福彬）摘下他的眼镜，伏趴在桌前作画。“创作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窝在一个小地方，默默做很小很小的事，不需声嘶力竭，就可以很奇妙地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灯光打在画纸上，在几米眼中反射一抹荧光，他紧盯画面的眼神，好像激光切割钢板一般坚定。他用几枝毛笔，一只调色盘，几条干瘪的铅管颜料，完成了一张又一张缤纷的作品。
今年２月，几米《微笑的鱼》被改编成动画，在柏林影展儿童竞赛奖中获得国际评审团特别奖；３月初，他的《地下铁》英译本在美国上市，一周内就狂销１．１万多本，亚玛逊网站国外读者给予五颗星评价；４月，几米在全世界最大的意大利波隆那童书展上，一口气发表６种语版新作《蓝石头》，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发现）频道全程跟拍，制作几米专辑。
曾经那么接近死亡
十几年前，几米还在广告公司工作，兼职画６００～８００新台币一张的插画，到今天，他共发表了２０多部作品，每本平均卖出１０万本，《向左走·向右走》甚至热销１００万本以上。几米是华文世界版权销售最多的作家，作品更史无前例地被收进苏富比拍卖。
即使这样，几米还是停不下来。他的妻子、《哈利波特》的台湾版译者彭倩文说：“他是直觉型的创作者，创意像长江大河那样，连他自己都挡不住，他必须趁着还能画的时候赶快画。”
几米身形瘦小，讲话有时嗲声嗲气，让人常常忘记他的年纪。其实明年几米就５０岁了，最近他总是抱怨老花眼已经比近视还重，体力越来越差，记忆力不若从前。他在床边摆了笔记本，半夜如果突然灵光闪现，立刻起床记下。他说：“我没有创作的困境，只有时间的困境，我担心时间永远不够用。”
几米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他所有的创作背后都有一个秘密，眼前的绚烂美景，都预设了这个黑暗的对立面。人们歆羡他名利双收，却想不到他心底压着万丈冰山——他，曾经那么靠近死亡！３７岁那年，几米像一尾困在玻璃缸里奄奄一息的小鱼，躺在荣总癌症病房，“每天看着别人被推出去，想着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
历经化疗的折磨，半年后几米出院了，靠先前买的保险，付掉百万医药费，之后历经三年追踪治疗，死亡的阴影始终徘徊不去。他很辛苦地靠画插画勉强为生，直到有一天，出版社找他出书，他的人生在灰暗里才亮起了微曦。
“一开始我不晓得自己会活下来，我想既然生了病，出书可以当作一种纪念。”说到“纪念”二字，几米红了眼眶。他开始画了第一张，第二天，再接下去画第二张，像接龙那样，一张张串成了他第一部作品《森林里的秘密》，也延续了他的生命。
作品呈现宁静的哀伤
几米画了十几年插画，无人问津，他对自己没有信心，认为自己不会画画，可是没想到生了一场大病，开始有很多人说他画得很好，“我想，或许我经过‘极地’的洗礼，作品才会呈现出一种宁静的哀伤。”
疾病曾残暴地攻击过他，却也赐给他源源不绝的创作欲望。几米早期画作常出现森林、孩童的意象，仿佛他内心有一个“忧容童子”，始终找不到回家的路。几米后来觉悟到：“原来我的作品都在安慰我自己，我在安慰我恐惧苍白的童年，或是疾病的哀愁，或是我自私的心灵。我要弥补它，不断去喂养它，我根本不想创作什么伟大的作品，我在安慰自己，而不小心安慰了别人！”
几米的创作因此形成一种不是童书，也不是漫画的独特风格：画面是那么美好，文字却那么忧郁。几米自己也说：“我的作品流离失所，在国内国外都无法归类。”但他也没有办法缩短页数，说过于简单的故事。几米用喉音低声呐喊：“我要说的话太多了，我创作，是因为我需要，我如果不画下去，就永远过不了这一关。”
他回想生病后５年，第一次抛开恐惧外出旅行，就是到花莲赏鲸。“我戴着墨镜坐在船尾，寻找鲸豚，怎么回事？我在茫茫大海寻找一只鱼，我忽然默念我的故事——‘我看见一只鱼，一只对我微笑的鱼’。在白花花阳光中，我在墨镜下忍不住流泪，我竟然还活着！”
经过５年的关键期，几米的癌症不再复发。他变强壮了，也不再那么害怕死亡。此刻的几米，有名有利，有美满的家庭，家人以他为傲，呵护他宠溺他，这些都不是当初在死神前哀哀无告的几米可以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几米得到不同以往的从容自信，在生死之间左右为难之后，几米现在可以大步往前走了。他说：“这几年我终于慢慢找到一些自信，而且异常强大。”他的作品畅销，又得到无数奖项，作品有７０％版权都卖到竞争异常激烈的日本，还有很多泰国粉丝。
只有握着笔才最坚强
经过死亡的考验，让几米对人生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现实越顺遂，他就越焦虑，害怕幸福随时会被夺去。
４年前，他的《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接连被改编成舞台剧、改拍成电影。算起来，这是几米最风光的时候，他在电影里，高高兴兴带着老婆小孩，在金城武、梁咏琪相遇的公园轧一角，演旁观的路人甲；他到香港，被镁光灯闪到目盲。但这时也是几米自我猜疑最严重的时期。他无法想象原本一个每天要打点滴输血、生命已经到了尽头的人，突然有一天会跃升成为某种焦点，他承受不起。
几米说：“我好像突然长了一对叫‘几米’的翅膀，超乎想象地膨胀，每个人都觉得好棒，说翅膀是自由的象征，但我非常痛苦。”就像他《幸运儿》故事里的董事长，长了一双人人称羡的翅膀，大家怕他飞走，设立各种大大小小的笼子，但翅膀还是自顾自地长大，直到有一天，硬生生地把董事长带离这个世界，变成野兽，永远流放在城市天际。
有人认为几米多产是一种罪恶，几米则反驳说：“创作也是一种练习，而练习永远都不够，我宁可５本书里有两本好书，也要强过５年才出一本烂书。”
批评最多的是几米和友人成立“墨色国际”，推出排山倒海的商品。但几米认为只要作品够强，根本不必怕市场筛选，艺术家不是非得要挨饿受冻才叫清高，吃好穿好享受人生没有什么不好。
在波隆那书展，几米就像一盏霓虹灯，吸引无数异国读者走进台湾馆，几米成为明星，得到大家拥抱。但是几米说：“外面的虚浮都是假的，空洞的，只有当我的手握着笔，埋头工作的时候，我才是最坚强。”
几米每张作品背后常是几百张的练习稿，笔记本多到搞不清楚放在哪里，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速写本，空白处常见几米不自觉涂抹的一个个孤独小孩的身影，或是男童落寞的脸。几米眼看着年轻创作者一个接一个冒出头，他也有随时被淘汰的预感。时间不会等他，他算过未来３年内，已有１０本书排队等着出版。几米说：“我的梦想是让全世界看我的作品。”
编辑：胡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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