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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把中国化为一个战区，派史迪威到中国战区担任参谋长。史迪威在中国任职期间，对国共两党的偏见较小，是一位比较务实的人物。
据有关史料记载，史迪威早在1936年任美国驻华武官的时候，就开始搜集、研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对中共有了一定的印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一直注视着中共及其军队的动向，台儿庄大捷后，史迪威在武汉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这也是他第一次和中国共产党人见面。这次会见留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周恩来他们坦率、有礼、友好和直接了当，与穿着皮领子、靴子上有马刺的国民党新式拿破仑适成对照——这些人只是装模作样地傲慢。
周恩来与史迪威还谈一些中国抗战的问题，周恩来说，日军获得一些暂时的军事胜利，但他们战线太长，消耗太大。而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最后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史迪威听后连连点头，有周恩来这种人，他不相信中国人会向日本人妥协。他还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蒋介石称八路军是匪也罢，不是匪也罢，但他们就是游击战的能手，他们能够在中国把日本弄得手忙脚乱，葬身无地。
史迪威是一个性格秉直刚烈的人，对国民党消极抗日以及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无能局面十分不满，对国民党官场腐败利用职权将援华贷款、援华物资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痛恨，所以史迪威将目光转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有生力量上，主张联共抗日。
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后，史迪威一回到重庆，就不忘向中共通报情况。还特意派戴维斯与中共联系。他支持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募援活动，多次派军用飞机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送药品和救济物资，派去军医。反对国民党封锁和打击中共。主张装备和使用中共军队。在同蒋介石发生尖锐冲突，面临被召回的僵局，史迪威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抱有很大热情。他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对华政策。
史迪威与宋庆龄的关系很好，宋当时在重庆主持着一个国际性民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组织的任务就是将国际友人资助陕北的物资和捐款设法转送延安。当时胡宗南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缺医少药。有一次国外捐来一架大型X光机。那时能飞到延安去的只有美国军用飞机，可是这部X光机体积很大，搬不进舱门。周恩来便与宋庆龄商量后决定找史迪威将军帮忙，史迪威爽快的答应了。他怕误事，便下令立即改造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把X光机装进去飞往延安。这是陕甘边区得到的第一台也是唯一一台X光机。当年通过这架机器，不知抢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1944年夏，在史迪威的倡导下，派出了以包瑞德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热情欢迎并接见他们，朱德同志多次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抗战情况。美军观察团到延安后，史迪威从观察团成员的报告中，对中共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和认识：1、中共是“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是“现今中国起作用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2、中共抗日最坚决。3、中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希望。4、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为变革而奋斗，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让美国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
此后，史迪威更加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共合作。自来华后，他曾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和报告，提出应当加强与中共的合作，“应当反对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更多地信任在延安的更有效率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所能及地帮助中共。
包瑞德在同美国记者谈到他同朱德将军会见的情况时也称赞，他所见到的朱德将军，同一张口就向美国索要飞机、坦克的国民党将军们多么截然不同，朱德将军始终强调的是依靠人民的力量。
史迪威是1942年3月来中国战区任职。史迪威初来中国时，蒋介石对他是信任的，同时对他还抱有很大期望。因为史迪威身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中国军队参谋长等职，大权在握。而且，美军总统罗斯福给史迪威的任务是：消除蒋介石集团的动摇，增大中国的抗日力量以利于美国，并要求史迪威掌握指挥权。而蒋介石的打算是，在抗日旗号下，从美国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助，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待抗战胜利，重建他的统治。因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在关于美援的支配、军队的指挥权、对中国抗日军队的态度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史迪威在重庆时常出入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苏美使馆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并与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等要人时有往来。他通过了解情况，搜集情报，知道了中国两个战场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我见到的一切来判别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税收、言和行、囤积、黑市、和敌人买卖。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因而，他对国民党的重庆政府的腐败无能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有一次，史迪威对蒋介石说：“缅甸方面，很可以打一个极大的胜仗，只要你能够把你在陕北的自己军队调两个军来，加到前线去，我敢保证一定能把日本人从缅甸打出去。”蒋介石摇头说：“你不要管！”从此蒋介石每逢在秘密的会议上，或半公开的会上总说：“史迪威是共产党”。而史迪威却对蒋介石说：“你不要把我们美国人给你的军火都藏起来，预备打内战。我是美国人，我们只希望你们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人人都享幸福，那是我们全美国人的希望。”蒋介石红涨着脸对他说：“我不喜欢听这一套！”就是那天晚上，蒋介石在一个军事会上更把史迪威骂了一大顿。并最后说：“我一定不要史迪威，叫美国政府一定把他弄回去！”
史迪威为了阻止胡宗南部向陕北的军事行动，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调往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史迪威想要让他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这是蒋介石绝对不会干的。蒋介石气愤地大骂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威胁”。
史迪威和戴维斯在向白宫呈递的报告中，公开称赞共产党军队，诋毁国民政府，说国民党腐败已无可救药。他建议白宫应当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史迪威对蒋的批评更是直截了当，他时常斥责和谩骂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本人。他指出，中国军队每天发布的战报，其中至少有90%是假的。他觉得美国“支持这个腐朽政权”是根本错误的。戴维斯写道：“我们应当避免死心塌地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应当有所准备，能够在战时或战后适应中国可能出现的改组”，美国应要求国民政府解除对共产党的封锁。史迪威还直接要求蒋介石拔出一些美国援助物资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使用。
1944年，蒋介石在日寇进攻豫、湘、桂战争中大溃败，引起罗斯福的不满。不久，蒋介石又突然下令，将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的酣战中撤回国内。史迪威气得要发疯了，大骂蒋说：“简直叫人无法容忍。”于是他向罗斯福和马歇尔建议，剥夺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由他指挥，甚至把共产党的部队也纳于他的军事计划。
在白宫的罗斯福和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难以定夺。1944年6月，罗斯福派他的副总统华莱士以“调谐国际关系”为名前来中国活动，他同蒋介石进行了四次长谈。对于美国要求蒋所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加强对日作战，蒋介石找出种种借口拒绝接受，他仍尽量避免同日军正面作战，以保存军事实力，准备内战。
华莱士在中国访问两周的时间里，所得到的印象是：“蒋介石集团差不多宁愿败在日军手里而无论如何不愿眼看着中国的旧制度垮台。”经过一夜的思考之后，华莱士从昆明给罗斯福发出了如下电报：“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整个亚洲的前途处于危险之中。”
1944年7月6日，罗斯福总统采纳了史迪威的建议，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信的大意是要蒋介石把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以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挽救当前的危局。
接到罗斯福的这个直率要求，蒋介石不敢直接拒绝，因为他需要美国的援助，他只能采取拖延战术。不久，日本人沿着缅甸公路又发动了一场短暂的进攻。蒋变得非常紧张，生怕日本人可能直逼昆明，他要把在缅甸的中国军队全部从前线撤到萨尔温江后面的安全地区。
担心中国随时会被日本打垮，给美国最后战胜日本增加困难的罗斯福，再次给蒋介石发来一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有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地区的危险……”
1944年9月6日，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飞抵重庆。第二天便与蒋介石会谈，赫尔利说：“罗斯福派我来华的任务是援助中国早日战胜日本，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当他说到“领袖”二字时，特别把声音提高，并把右臂举起来表示对蒋介石的尊敬。蒋介石非常高兴，说：“史迪威性情执拗，不听我的意见。”赫尔利说：“这些事都要和委员长商量，我当进行劝解。”
9月19日，罗斯福又给蒋介石发来一封电报，蒋看过电报后，急忙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徐永昌等人开会，蒋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来电，要让史迪威指挥中国战区全部军队，请你们来商量一下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何应钦说：“史迪威无比险恶，如果让他指挥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势必混乱，应不惜与美国决裂，拒绝罗斯福提出的要求。”徐永昌说：“事情来得突然，须仔细想想，最好能获得赫尔利的支持，使罗斯福收回命令。”蒋介石听后频频点头。
于是，蒋介石约见赫尔利，蒋说：“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
蒋介石感到这次只有冒着失去美国援助的危险，才能赶走这位使他头痛的史迪威。赫尔利感到有些为难，他请蒋再加考虑。蒋介石说：“我心已定，请婉言转告总统。”
赫尔利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支持蒋介石，并竭力劝说罗斯福收回9月18日的电报中提出的要求。他发给罗斯福的电报说，蒋是一个统帅几百万军队，抗战已经7年的国家元首，对他不能施加压力，史迪威却用施加压力以取得权力为手段。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战力量亦将随之消失，蒋介石需要美国援助，他能诚心与美国合作，美国任何将领来华，蒋都能与之合作。惟史迪威不行，希望罗斯福立即调回史迪威，另派一名高级将领来华充任参谋长。
罗斯福接到赫尔利的电报后，感到很棘手。他由于在中国没有更多的选择，无法也不能抛弃蒋介石，只好让步。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任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并将中缅印战区分为两部分，缅印由苏尔登指挥，中国区由魏德迈指挥，并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就这样，史迪威被蒋介石撵走了。临行前，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给延安的朱德，表示对他的敬仰。信中写道：
亲爱的朱德将军：
由于我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敌人的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
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
我谨向您致意。
真挚的J.W.史迪威
他离开重庆前，还退还了蒋介石给他送来的青天白日勋章。
当美国政府一年以后派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并明显地采取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时，史迪威含怒地写道：“马歇尔将军也不会创造出奇迹。我多么想到那边去，扛起一杆枪，与朱德站在一起打仗。”
据有关史料记载，史迪威早在1936年任美国驻华武官的时候，就开始搜集、研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对中共有了一定的印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一直注视着中共及其军队的动向，台儿庄大捷后，史迪威在武汉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这也是他第一次和中国共产党人见面。这次会见留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周恩来他们坦率、有礼、友好和直接了当，与穿着皮领子、靴子上有马刺的国民党新式拿破仑适成对照——这些人只是装模作样地傲慢。
周恩来与史迪威还谈一些中国抗战的问题，周恩来说，日军获得一些暂时的军事胜利，但他们战线太长，消耗太大。而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最后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史迪威听后连连点头，有周恩来这种人，他不相信中国人会向日本人妥协。他还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蒋介石称八路军是匪也罢，不是匪也罢，但他们就是游击战的能手，他们能够在中国把日本弄得手忙脚乱，葬身无地。
史迪威是一个性格秉直刚烈的人，对国民党消极抗日以及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无能局面十分不满，对国民党官场腐败利用职权将援华贷款、援华物资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痛恨，所以史迪威将目光转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有生力量上，主张联共抗日。
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后，史迪威一回到重庆，就不忘向中共通报情况。还特意派戴维斯与中共联系。他支持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募援活动，多次派军用飞机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送药品和救济物资，派去军医。反对国民党封锁和打击中共。主张装备和使用中共军队。在同蒋介石发生尖锐冲突，面临被召回的僵局，史迪威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抱有很大热情。他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对华政策。
史迪威与宋庆龄的关系很好，宋当时在重庆主持着一个国际性民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组织的任务就是将国际友人资助陕北的物资和捐款设法转送延安。当时胡宗南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缺医少药。有一次国外捐来一架大型X光机。那时能飞到延安去的只有美国军用飞机，可是这部X光机体积很大，搬不进舱门。周恩来便与宋庆龄商量后决定找史迪威将军帮忙，史迪威爽快的答应了。他怕误事，便下令立即改造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把X光机装进去飞往延安。这是陕甘边区得到的第一台也是唯一一台X光机。当年通过这架机器，不知抢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1944年夏，在史迪威的倡导下，派出了以包瑞德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热情欢迎并接见他们，朱德同志多次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抗战情况。美军观察团到延安后，史迪威从观察团成员的报告中，对中共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和认识：1、中共是“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是“现今中国起作用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2、中共抗日最坚决。3、中共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希望。4、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为变革而奋斗，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让美国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
此后，史迪威更加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共合作。自来华后，他曾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和报告，提出应当加强与中共的合作，“应当反对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更多地信任在延安的更有效率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所能及地帮助中共。
包瑞德在同美国记者谈到他同朱德将军会见的情况时也称赞，他所见到的朱德将军，同一张口就向美国索要飞机、坦克的国民党将军们多么截然不同，朱德将军始终强调的是依靠人民的力量。
史迪威是1942年3月来中国战区任职。史迪威初来中国时，蒋介石对他是信任的，同时对他还抱有很大期望。因为史迪威身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中国军队参谋长等职，大权在握。而且，美军总统罗斯福给史迪威的任务是：消除蒋介石集团的动摇，增大中国的抗日力量以利于美国，并要求史迪威掌握指挥权。而蒋介石的打算是，在抗日旗号下，从美国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助，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待抗战胜利，重建他的统治。因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在关于美援的支配、军队的指挥权、对中国抗日军队的态度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史迪威在重庆时常出入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苏美使馆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并与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等要人时有往来。他通过了解情况，搜集情报，知道了中国两个战场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我见到的一切来判别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税收、言和行、囤积、黑市、和敌人买卖。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因而，他对国民党的重庆政府的腐败无能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有一次，史迪威对蒋介石说：“缅甸方面，很可以打一个极大的胜仗，只要你能够把你在陕北的自己军队调两个军来，加到前线去，我敢保证一定能把日本人从缅甸打出去。”蒋介石摇头说：“你不要管！”从此蒋介石每逢在秘密的会议上，或半公开的会上总说：“史迪威是共产党”。而史迪威却对蒋介石说：“你不要把我们美国人给你的军火都藏起来，预备打内战。我是美国人，我们只希望你们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人人都享幸福，那是我们全美国人的希望。”蒋介石红涨着脸对他说：“我不喜欢听这一套！”就是那天晚上，蒋介石在一个军事会上更把史迪威骂了一大顿。并最后说：“我一定不要史迪威，叫美国政府一定把他弄回去！”
史迪威为了阻止胡宗南部向陕北的军事行动，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调往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史迪威想要让他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这是蒋介石绝对不会干的。蒋介石气愤地大骂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威胁”。
史迪威和戴维斯在向白宫呈递的报告中，公开称赞共产党军队，诋毁国民政府，说国民党腐败已无可救药。他建议白宫应当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史迪威对蒋的批评更是直截了当，他时常斥责和谩骂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本人。他指出，中国军队每天发布的战报，其中至少有90%是假的。他觉得美国“支持这个腐朽政权”是根本错误的。戴维斯写道：“我们应当避免死心塌地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应当有所准备，能够在战时或战后适应中国可能出现的改组”，美国应要求国民政府解除对共产党的封锁。史迪威还直接要求蒋介石拔出一些美国援助物资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使用。
1944年，蒋介石在日寇进攻豫、湘、桂战争中大溃败，引起罗斯福的不满。不久，蒋介石又突然下令，将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的酣战中撤回国内。史迪威气得要发疯了，大骂蒋说：“简直叫人无法容忍。”于是他向罗斯福和马歇尔建议，剥夺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由他指挥，甚至把共产党的部队也纳于他的军事计划。
在白宫的罗斯福和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难以定夺。1944年6月，罗斯福派他的副总统华莱士以“调谐国际关系”为名前来中国活动，他同蒋介石进行了四次长谈。对于美国要求蒋所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加强对日作战，蒋介石找出种种借口拒绝接受，他仍尽量避免同日军正面作战，以保存军事实力，准备内战。
华莱士在中国访问两周的时间里，所得到的印象是：“蒋介石集团差不多宁愿败在日军手里而无论如何不愿眼看着中国的旧制度垮台。”经过一夜的思考之后，华莱士从昆明给罗斯福发出了如下电报：“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整个亚洲的前途处于危险之中。”
1944年7月6日，罗斯福总统采纳了史迪威的建议，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信的大意是要蒋介石把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以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挽救当前的危局。
接到罗斯福的这个直率要求，蒋介石不敢直接拒绝，因为他需要美国的援助，他只能采取拖延战术。不久，日本人沿着缅甸公路又发动了一场短暂的进攻。蒋变得非常紧张，生怕日本人可能直逼昆明，他要把在缅甸的中国军队全部从前线撤到萨尔温江后面的安全地区。
担心中国随时会被日本打垮，给美国最后战胜日本增加困难的罗斯福，再次给蒋介石发来一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有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地区的危险……”
1944年9月6日，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飞抵重庆。第二天便与蒋介石会谈，赫尔利说：“罗斯福派我来华的任务是援助中国早日战胜日本，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当他说到“领袖”二字时，特别把声音提高，并把右臂举起来表示对蒋介石的尊敬。蒋介石非常高兴，说：“史迪威性情执拗，不听我的意见。”赫尔利说：“这些事都要和委员长商量，我当进行劝解。”
9月19日，罗斯福又给蒋介石发来一封电报，蒋看过电报后，急忙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徐永昌等人开会，蒋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来电，要让史迪威指挥中国战区全部军队，请你们来商量一下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何应钦说：“史迪威无比险恶，如果让他指挥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势必混乱，应不惜与美国决裂，拒绝罗斯福提出的要求。”徐永昌说：“事情来得突然，须仔细想想，最好能获得赫尔利的支持，使罗斯福收回命令。”蒋介石听后频频点头。
于是，蒋介石约见赫尔利，蒋说：“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
蒋介石感到这次只有冒着失去美国援助的危险，才能赶走这位使他头痛的史迪威。赫尔利感到有些为难，他请蒋再加考虑。蒋介石说：“我心已定，请婉言转告总统。”
赫尔利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支持蒋介石，并竭力劝说罗斯福收回9月18日的电报中提出的要求。他发给罗斯福的电报说，蒋是一个统帅几百万军队，抗战已经7年的国家元首，对他不能施加压力，史迪威却用施加压力以取得权力为手段。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战力量亦将随之消失，蒋介石需要美国援助，他能诚心与美国合作，美国任何将领来华，蒋都能与之合作。惟史迪威不行，希望罗斯福立即调回史迪威，另派一名高级将领来华充任参谋长。
罗斯福接到赫尔利的电报后，感到很棘手。他由于在中国没有更多的选择，无法也不能抛弃蒋介石，只好让步。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任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并将中缅印战区分为两部分，缅印由苏尔登指挥，中国区由魏德迈指挥，并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就这样，史迪威被蒋介石撵走了。临行前，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给延安的朱德，表示对他的敬仰。信中写道：
亲爱的朱德将军：
由于我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敌人的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
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
我谨向您致意。
真挚的J.W.史迪威
他离开重庆前，还退还了蒋介石给他送来的青天白日勋章。
当美国政府一年以后派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并明显地采取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时，史迪威含怒地写道：“马歇尔将军也不会创造出奇迹。我多么想到那边去，扛起一杆枪，与朱德站在一起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