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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下半年以来，有关证券公司发展的大小论坛必谈创新发展。这反映的是证券公司近年业务发展停滞及行业的整体焦虑，无论业界还是监管层，都在关注证券行业被边缘化的危机。
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扩张明显，但证券公司并没有随之发展出多元化的业务，整个行业仍然拼杀在有限的场内市场标准化业务上。与银行、信托、保险等其他金融同业相比，证券行业的发展严重滞后。
2008年A股市场泡沫破灭之后，上证综指至今回调60%，中国109家证券公司却无一家破产倒闭，这与现行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控体系有关。但另一方面，证券公司严苛的内控制度，亦限制了行业创新发展的活力。
2012年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举办“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吹响了新一轮的创新号角。随后，证券监管部门逐步为证券公司的各项业务松绑，范围覆盖经纪、资管、承销、场外市场等，一些行政审批被取消，监管部门还出台了一些措施支持券商创新。
全行业停步不前的困境，惊醒了惯于搭市场顺风车的证券从业者，也提醒监管者反思监管尺度是否过严。在银行业不断拓展业务大举迫近的局面下，证券业固守的佣金费率不断下调，单一的投行业务也随市场萎缩，未来十年将是留给这个行业生死存亡的时间窗口，压力和挑战甚至大于十年前的券商综合治理。
行业发展受困
今天来看，正是当初的券商综合治理，令中国证券行业通过传统业务的持续发展和部分创新业务获得了“救赎”。
截至2011年底，证券行业整体连续六年盈利，109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65万亿元，净资产6240亿元，分別是综合治理初期的5.45倍和8.81倍。
不过，中国证券行业仍然严重依赖传统业务。2011年以来市场低迷，证券公司传统业务盈利水平大幅下滑，而银行、信托公司业务取得快速增长，证券公司业务发展却缺乏亮点。
无论在总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还是在提供多元化投融资服务等方面，证券行业均已远远落后于银行、信托等金融同业。
尤其是信托业近年来呈现出惊人的增长趋势，全行业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2万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4.81万亿元，净利润更是从2010年的160亿元增加至2011年的300亿元。
反观证券行业，2011年的净利润为394亿元，尚不及一家交通银行（601328.SH/03328.HK）的年收益，更不要说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相比。
证券，这个金融领域重要的行业正在停步不前，大有被其他金融类机构甩开的危险。
国信证券总裁胡继之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决定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过分集中于场内市场，但这个市场只能提供有限的标准化产品，其中尤以股票产品为甚。这些产品吸引了大量的资金频繁交易，交易的频率越高，对社会财富的浪费越大，证券公司的收入越不可持续。
他表示，制度安排让证券公司以提升交易频率来发展业务成为一种难度较小的发展路径，而没有更多从帮助客户配置资产的角度来思考业务的创新发展。
中金公司首席运营官林寿康分析认为，以全球资本市场波动较为平稳的2010年为例，当年全球投资银行收入合计达到3390亿美元，其中股票发行收入220亿美元，股票经纪收入740亿美元。在股票经纪收入中，以现金交易的经纪业务收入仅占29%，即215亿美元，其余大部分则是股权衍生品和其他证券交易带来的收入。以现金交易为主的股权业务收入合计为435亿美元，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不到13%。
截至2012年上半年，国内证券行业实现营业收入706.28亿元，通过现金交易的股权业务收入占比依然超过50%。19家A股上市券商的经纪业务收入占比为33.06%，自营、承销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28.42%和11.17%，三项业务的收入占比超过70%。
反观全球投行收入构成，大量的收入来自债券、并购、外汇、大宗商品等业务。
高盛2009年之前将业务划分为交易与自营、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经纪业务）三块。截至2009年，它的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占比11%，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收入占比13%，而交易与自营收入占比高达76%。
高盛的交易与自营业务覆盖固定收益、证券、外汇与商品交易，还包括了自营投资。尽管海外投行的自营业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但其多元化的业务类型仍凸显了国内券商的不足。
与海外投行相比，中国证券公司主要围绕股票市场开展业务，其债券、金融衍生工具产品大大缺乏，这也导致其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林寿康称，中国的证券公司言必提及综合金融服务，家家都想成为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综合性投资银行，但实际能够开展的业务只是综合服务的13%，或者稍高一点。
金融体系中，证券行业日渐边缘化，其核心在于基础金融功能的缺失，尤其是支付、托管、交易功能。
由乱及治趋严
证券公司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两次大的行业危机。
1998年，证券行业开始实施银证脱钩。当时，审计署对88家证券公司进行了全面审计，结果表明，证券行业挪用保证金、违规理财等行为比较普遍。在这之后，中国持续进行了信证分业、财政证券转制等工作。
2002年，锦州证券虚开国债代保管证非法融资，导致严重资不抵债，被中国证监会接管。此后，整个证券行业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以资产管理名义筹资自营、账外经营逃避监管等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暴露，引发了全行业的经营危机。
截至2004年，有超过40家证券公司资金链断裂，中国关闭了31家风险较大的证券公司，开启了为期三年的综合治理。
从2002年至综合治理初期，证券行业连续四年亏损。这是证券行业发展历史中最为黑暗的时期。不过，2002年12月，中信证券（600030.SH/06030.HK）通过IPO的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筹资18亿元。次年，中信证券启动收购万通证券的交易。
通过2006年和2007年的两次增发，中信证券合计筹资接近300亿元，在规模上成为行业龙头。中信证券的上市扩张之路亦成为其他证券公司谋求壮大的途径。 随后，海通证券（600837.SH/06837.HK）、华泰证券（601688.SH）等多家证券公司或通过IPO、或通过“借壳”完成了上市融资，通过“跑马圈地”的方式逐渐壮大。
不过，由于证券公司不能完全发挥融通资金的职能，一批已上市的证券公司积累了大量资本，却无处拓展业务，造成上市券商陷入资本冗余的尴尬境地。一位监管层人士认为，全行业大规模上市并非完全有利，证券公司尚未形成稳固的竞争力，却拿到了过多的资本。
2005年，中国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A股市场逐渐转牛，证券公司的发展迎来了转机。随后上证综指在2006年上涨130%，上海交易所年成交量同比增长2倍，证券行业终于扭亏为盈，当年实现了250亿元的净利润。2007年，A股市场达到顶峰，证券行业创纪录地取得了1310亿元的净利润。
这两年，股票经纪、承销和自营业务是证券公司主要的盈利来源。不难发现，证券公司只需提供入市通道便可获得可观的收入。在业务创新方面，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证券业界均没有太大的动力。
随着金融危机到来，以及A股市场泡沫的破灭，整个市场快速转入低迷，证券公司的盈利出现大幅下滑，而且这种趋势没有停止的迹象。2012年上半年，证券行业合计实现净利润227亿元，同比下降13%，亏损证券公司家数继续增加。
证券公司最近几年行业规模成长相对较慢，有人认为是因其错失了两种金融工具的提供。第一个，证券公司错失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提供。第二个，证券公司没能为企业提供债务类融资工具。
创新突破有限
綜合治理开始前，证监会以正式发文的形式鼓励证券公司创新。监管层的初衷是通过创新不断化解行业的风险，进而推动证券公司拓展业务。
证券行业的委托理财在上世纪末推出后，到综合治理阶段，整个行业的委托理财余额不到2000万元。整个行业都在违规操作——承诺保本保底，但没有一家证券公司赚钱。
证券公司以创新的形式将委托理财变成集合理财。证券公司的资管业务经历了从集合理财到定向理财，再到专项理财的过程。
其间，中金公司推出了首只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这一产品与由行政主导的创新不同，被视为是结合了市场需求的创新。
2007年证监会允许证券公司开展直投业务。直投业务的开展源自业界的提议。一些大型的证券公司通过上市获得了充裕的资本金，同时股权投资市场较为火爆，证券公司留意到了这项业务。
从试点到现在，一共有20多家证券公司，获准开展直投业务。直投业务收入在一些大型证券公司的利润来源不断增加。
2010年，证券公司推出融资融券业务，并在2012年开始了转融通试点。今年上半年，融资融券业务收入占到证券公司营业收入的2%。
随着创新业务试点的不断扩大，部分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的盈利贡献进一步加大。根据中金公司测算，今年上半年，光大证券（601788.SH）、中信证券、华泰证券、海通证券、招商证券（600999.SH）创新业务对净利润的贡献均达到10%以上。
在地方监管部门的支持下，部分券商小范围地尝试一些业务方式和创新。如国信证券的金色阳光系列产品和信达证券开发的现金管理账户工具“现金宝”。
今年5月券商创新大会后，监管部门进一步为证券公司业务松绑，如券商新设网点全面开放、集合理财备案制、金融产品代销等等。
证券行业在业务拓展方面的突破仍然十分有限。随着治理的逐步深入和证券市场的转暖，证券行业整体扭亏为盈，其创新的压力和紧迫感不足。另一方面，制度设计和管制的严苛，导致创新的主导权并不在证券公司手中，创新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专营保护下，证券公司以通道服务为主的传统业务模式对业务创新、专业服务能力的依赖性不强。
“市场活跃时，证券公司都在赚快钱、赚好赚的钱，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创新和提升专业水平。”中金公司林寿康称。
证券公司新业务、新产品的开发受到市场深度和广度的制约，业务和产品创新的空间有限。
国泰君安董事长万建华表示，中国金融的分业监管人为地设置了市场的准入壁垒，使得各类金融机构无法在综合化、专业化方向取得突破，证券行业受此影响很大。
万建华说，金融机构自主选择市场的进入将有利于其拓展业务。放开限制并不会造成市场秩序的紊乱。2008年金融危机时，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均已取得了商业银行的牌照，但是它们并没有发展商业银行业务。
监管部门放松管制的表态获得业界的支持。但关于行政力量如何退出，在路径、尺度方面仍需业界和监管层进行博弈。
2011年10月，证监会曾发文指引证券公司创新，其中具体规定了方案设计论证、行业专家评审、监管部门审批（备案）后试行、试点总结完善四个具体步骤。一些需要备案的创新业务，仍需要证监会出具行政无异议函。
一家上海证券公司的高管称，既然行政管制要退出，就应该彻底放手，监管部门只需关注系统性风险。无论是备案、审批，还是行政无异议函，体现的仍旧是行政机关的意志。
他坦承，鼓励创新需要建立试错机制，创新不是由事先的论证或者专家评审规划的，而是边试边行的，如果不改变思路，券商创新很可能仍离不开行政力量的干预。
监管亟待改变
两次严重的行业危机使得证券公司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信用，并且换得了覆盖至具体业务层面的一整套内外部监管制度。
综合治理期间，中国证监会为堵塞制度漏洞，实施了证券公司账户清理、客户资产管理和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等制度。
2008年综合治理之后，中国证监会陆续推出了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控指标，并辅以有效性评估和信息隔离墙制度为特点的合规管理制度。在综合治理阶段推出的分类监管的举措亦继续施行。
外部监管方面，证监会推出了证券公司各项业务审核管理制度、准入资格管理制度和一套完备的检查制度。 2007年之后，证券行业经历了运作最规范、财务最稳健、基础较为厚实的时期，但其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日趋显露。
正是由于压力日渐凸显，2011年下半年，由证监会推动，证券业协会组织了一次全面的行业调研，试图解答证券公司当前面临的困难。
国泰君安董事长万建华表示，中国证券公司的发展也经历过“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为了能够监控风险，证券监管部门通过立法的方式对行业进行监管。现在行业受困后，首先要取消法律上的限制，这有待监管者本身去推动。
现在规范证券公司发展的法律条文，严格划定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经纪业务、承销业务、自营业务、资管业务等几大类别。同时，中国金融分业经营的监管要求，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服务职能分割开来，证券公司提供服务时稍有逾越，就会触碰红线。
中国分割管理的债券市场，也使得证券公司各业务部门只能在某一部委管理下的“细分市场”各自为战，遑论建立统一的业务平台。而相对银行间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有限机构参与的交易所债市却发展缓慢，这使绝大部分券商丧失了在债券市场大规模发展业务的机会。
现行制度下，对证券公司拓展业务掣肘最大的是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制度。该制度实际上剥夺了证券公司对客户资产的控制，及对其资产配置需求的了解。没有对客户资产情况的掌握，证券公司不可能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业务和产品的创新更是无从谈起。
一位长期任职证券公司的高管称，这些基本制度从证券行业诞生之日起逐步实行，業界不应指望资本市场在草创阶段就能够形成一步到位的制度、法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监管部门和业界有必要去推动这些基本制度的变更。
证券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亦需要从具体业务层面撤出，给证券公司的经营者留下空间。
一位资深的券商老总表示，监管机关和商业机构的区别实际上是职责的划分不同。在中国，监管机关被视为批准机关，一旦赋予了监管机关审批的权力，监管机关自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创新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这种风险导致了监管机关在创新方面较为谨慎。
中金公司林寿康表示，监管部门在法规健全和规范运营方面的监管是必须的，但没必要对每一项业务的具体开展出台详细的规则，商业上的考量是证券公司自身的工作。监管部门应关注行业系统性的风险，建立合适的市场退出机制，允许绩差的证券公司破产关闭，使得行业通过市场手段 “优胜劣汰”。
面对业界放松管制的呼声，证监会亦认识到监管存在的局限性。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称，以往，证监会的监管是阶段性地替代市场应该扮演的角色。但这是不得已的、权宜性的。证监会已经认识到“证券监管必须顺应市场发展”。
随着市场的逐步发育、证券行业的不断成长成熟，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行政监管就要有序、及时地退出。对于市场主体能够解决的问题，能够承担的风险，行政力量要择机退出。
庄心一表示，监管部门的退出是跟市场互动的退，退的中间是不能留空白的。市场进多少，监管退多少。监管者不能不退，但不是盲目地退、随意地退。
不过，在当下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最需要市场化的资本市场仍受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监管层一方面要释放管制空间，行政退出，同时又要承担维护市场稳定的压力。前后略显矛盾的目标挑战着监管者的智慧和勇气。
券商反思谋变
撇开制度和监管因素，证券公司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不足和对客户的忽视也是业务发展受困的原因之一。不少证券公司亦在反思自身的市场定位、经营模式和组织架构，寻求在有限的空间内取得突破。
依靠经纪和承销两个通道，证券公司取得持续数年的盈利，行业也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同时，长期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忽视，使得证券公司对客户的需求、风险偏好、资产规模的了解十分有限。
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介绍，证券公司清理账户工作完成后，证监会组织检查发现，一家拥有2万名投资客户的营业部只统计了十几位客户的资产、盈亏状况及风险偏好。通过对客户账户的统计，这些情况都可以梳理清楚，这些基本的工作证券公司都没有做到，何谈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业务和需求。
中资券商对客户利益的忽视还体现在企业客户的服务中。一位合资证券公司的高管说，中外投行的文化差别在于，中资券商强调以项目为主，做完一单追下一单，而外资券商则强调以客户为中心，做好长期服务的准备。
一位监管部门的内部人士表示，证券公司对于“证券”“上市”“资本”等基本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导致其业务发展多围绕股权业务或者标准化的产品展开。
随着监管政策松绑，证券公司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亦开始丰富，在资产管理、公司并购、跨境业务方面逐渐取得突破。
以中信证券、中金公司、海通证券为代表的证券公司加快了其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一批大型的上市券商，纷纷成立了固定收益部门，拓展债券业务；部分中型的地方券商则关注场外市场和私募性质的产品和业务；少数券商正抓紧推出三个月或者半年期的理财产品，弥补在理财业务上的短板。
一些证券公司正积极设立基金公司、另类投资公司、并购基金等。庄心一表示，目前各家证券公司的定位出现差异化，很多公司都是务实的，以一个可持续经营、稳健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证券公司为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公司还在积极探索长效激励机制的建立，这也是监管部门的11条引导创新的举措之一。
中金公司林寿康表示，长期以来，证券行业都是用现金奖励的方式来激励高管和员工，这就导致管理层过分地追求短期效益，忽视长期发展目标。如果这种机制得以建立，那么高管、员工与公司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将有利于证券公司长远稳健地拓展业务。
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扩张明显，但证券公司并没有随之发展出多元化的业务，整个行业仍然拼杀在有限的场内市场标准化业务上。与银行、信托、保险等其他金融同业相比，证券行业的发展严重滞后。
2008年A股市场泡沫破灭之后，上证综指至今回调60%，中国109家证券公司却无一家破产倒闭，这与现行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控体系有关。但另一方面，证券公司严苛的内控制度，亦限制了行业创新发展的活力。
2012年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举办“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吹响了新一轮的创新号角。随后，证券监管部门逐步为证券公司的各项业务松绑，范围覆盖经纪、资管、承销、场外市场等，一些行政审批被取消，监管部门还出台了一些措施支持券商创新。
全行业停步不前的困境，惊醒了惯于搭市场顺风车的证券从业者，也提醒监管者反思监管尺度是否过严。在银行业不断拓展业务大举迫近的局面下，证券业固守的佣金费率不断下调，单一的投行业务也随市场萎缩，未来十年将是留给这个行业生死存亡的时间窗口，压力和挑战甚至大于十年前的券商综合治理。
行业发展受困
今天来看，正是当初的券商综合治理，令中国证券行业通过传统业务的持续发展和部分创新业务获得了“救赎”。
截至2011年底，证券行业整体连续六年盈利，109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65万亿元，净资产6240亿元，分別是综合治理初期的5.45倍和8.81倍。
不过，中国证券行业仍然严重依赖传统业务。2011年以来市场低迷，证券公司传统业务盈利水平大幅下滑，而银行、信托公司业务取得快速增长，证券公司业务发展却缺乏亮点。
无论在总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还是在提供多元化投融资服务等方面，证券行业均已远远落后于银行、信托等金融同业。
尤其是信托业近年来呈现出惊人的增长趋势，全行业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2万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4.81万亿元，净利润更是从2010年的160亿元增加至2011年的300亿元。
反观证券行业，2011年的净利润为394亿元，尚不及一家交通银行（601328.SH/03328.HK）的年收益，更不要说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相比。
证券，这个金融领域重要的行业正在停步不前，大有被其他金融类机构甩开的危险。
国信证券总裁胡继之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决定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过分集中于场内市场，但这个市场只能提供有限的标准化产品，其中尤以股票产品为甚。这些产品吸引了大量的资金频繁交易，交易的频率越高，对社会财富的浪费越大，证券公司的收入越不可持续。
他表示，制度安排让证券公司以提升交易频率来发展业务成为一种难度较小的发展路径，而没有更多从帮助客户配置资产的角度来思考业务的创新发展。
中金公司首席运营官林寿康分析认为，以全球资本市场波动较为平稳的2010年为例，当年全球投资银行收入合计达到3390亿美元，其中股票发行收入220亿美元，股票经纪收入740亿美元。在股票经纪收入中，以现金交易的经纪业务收入仅占29%，即215亿美元，其余大部分则是股权衍生品和其他证券交易带来的收入。以现金交易为主的股权业务收入合计为435亿美元，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不到13%。
截至2012年上半年，国内证券行业实现营业收入706.28亿元，通过现金交易的股权业务收入占比依然超过50%。19家A股上市券商的经纪业务收入占比为33.06%，自营、承销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28.42%和11.17%，三项业务的收入占比超过70%。
反观全球投行收入构成，大量的收入来自债券、并购、外汇、大宗商品等业务。
高盛2009年之前将业务划分为交易与自营、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经纪业务）三块。截至2009年，它的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占比11%，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收入占比13%，而交易与自营收入占比高达76%。
高盛的交易与自营业务覆盖固定收益、证券、外汇与商品交易，还包括了自营投资。尽管海外投行的自营业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但其多元化的业务类型仍凸显了国内券商的不足。
与海外投行相比，中国证券公司主要围绕股票市场开展业务，其债券、金融衍生工具产品大大缺乏，这也导致其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林寿康称，中国的证券公司言必提及综合金融服务，家家都想成为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综合性投资银行，但实际能够开展的业务只是综合服务的13%，或者稍高一点。
金融体系中，证券行业日渐边缘化，其核心在于基础金融功能的缺失，尤其是支付、托管、交易功能。
由乱及治趋严
证券公司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两次大的行业危机。
1998年，证券行业开始实施银证脱钩。当时，审计署对88家证券公司进行了全面审计，结果表明，证券行业挪用保证金、违规理财等行为比较普遍。在这之后，中国持续进行了信证分业、财政证券转制等工作。
2002年，锦州证券虚开国债代保管证非法融资，导致严重资不抵债，被中国证监会接管。此后，整个证券行业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以资产管理名义筹资自营、账外经营逃避监管等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暴露，引发了全行业的经营危机。
截至2004年，有超过40家证券公司资金链断裂，中国关闭了31家风险较大的证券公司，开启了为期三年的综合治理。
从2002年至综合治理初期，证券行业连续四年亏损。这是证券行业发展历史中最为黑暗的时期。不过，2002年12月，中信证券（600030.SH/06030.HK）通过IPO的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筹资18亿元。次年，中信证券启动收购万通证券的交易。
通过2006年和2007年的两次增发，中信证券合计筹资接近300亿元，在规模上成为行业龙头。中信证券的上市扩张之路亦成为其他证券公司谋求壮大的途径。 随后，海通证券（600837.SH/06837.HK）、华泰证券（601688.SH）等多家证券公司或通过IPO、或通过“借壳”完成了上市融资，通过“跑马圈地”的方式逐渐壮大。
不过，由于证券公司不能完全发挥融通资金的职能，一批已上市的证券公司积累了大量资本，却无处拓展业务，造成上市券商陷入资本冗余的尴尬境地。一位监管层人士认为，全行业大规模上市并非完全有利，证券公司尚未形成稳固的竞争力，却拿到了过多的资本。
2005年，中国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A股市场逐渐转牛，证券公司的发展迎来了转机。随后上证综指在2006年上涨130%，上海交易所年成交量同比增长2倍，证券行业终于扭亏为盈，当年实现了250亿元的净利润。2007年，A股市场达到顶峰，证券行业创纪录地取得了1310亿元的净利润。
这两年，股票经纪、承销和自营业务是证券公司主要的盈利来源。不难发现，证券公司只需提供入市通道便可获得可观的收入。在业务创新方面，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证券业界均没有太大的动力。
随着金融危机到来，以及A股市场泡沫的破灭，整个市场快速转入低迷，证券公司的盈利出现大幅下滑，而且这种趋势没有停止的迹象。2012年上半年，证券行业合计实现净利润227亿元，同比下降13%，亏损证券公司家数继续增加。
证券公司最近几年行业规模成长相对较慢，有人认为是因其错失了两种金融工具的提供。第一个，证券公司错失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提供。第二个，证券公司没能为企业提供债务类融资工具。
创新突破有限
綜合治理开始前，证监会以正式发文的形式鼓励证券公司创新。监管层的初衷是通过创新不断化解行业的风险，进而推动证券公司拓展业务。
证券行业的委托理财在上世纪末推出后，到综合治理阶段，整个行业的委托理财余额不到2000万元。整个行业都在违规操作——承诺保本保底，但没有一家证券公司赚钱。
证券公司以创新的形式将委托理财变成集合理财。证券公司的资管业务经历了从集合理财到定向理财，再到专项理财的过程。
其间，中金公司推出了首只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这一产品与由行政主导的创新不同，被视为是结合了市场需求的创新。
2007年证监会允许证券公司开展直投业务。直投业务的开展源自业界的提议。一些大型的证券公司通过上市获得了充裕的资本金，同时股权投资市场较为火爆，证券公司留意到了这项业务。
从试点到现在，一共有20多家证券公司，获准开展直投业务。直投业务收入在一些大型证券公司的利润来源不断增加。
2010年，证券公司推出融资融券业务，并在2012年开始了转融通试点。今年上半年，融资融券业务收入占到证券公司营业收入的2%。
随着创新业务试点的不断扩大，部分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的盈利贡献进一步加大。根据中金公司测算，今年上半年，光大证券（601788.SH）、中信证券、华泰证券、海通证券、招商证券（600999.SH）创新业务对净利润的贡献均达到10%以上。
在地方监管部门的支持下，部分券商小范围地尝试一些业务方式和创新。如国信证券的金色阳光系列产品和信达证券开发的现金管理账户工具“现金宝”。
今年5月券商创新大会后，监管部门进一步为证券公司业务松绑，如券商新设网点全面开放、集合理财备案制、金融产品代销等等。
证券行业在业务拓展方面的突破仍然十分有限。随着治理的逐步深入和证券市场的转暖，证券行业整体扭亏为盈，其创新的压力和紧迫感不足。另一方面，制度设计和管制的严苛，导致创新的主导权并不在证券公司手中，创新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专营保护下，证券公司以通道服务为主的传统业务模式对业务创新、专业服务能力的依赖性不强。
“市场活跃时，证券公司都在赚快钱、赚好赚的钱，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创新和提升专业水平。”中金公司林寿康称。
证券公司新业务、新产品的开发受到市场深度和广度的制约，业务和产品创新的空间有限。
国泰君安董事长万建华表示，中国金融的分业监管人为地设置了市场的准入壁垒，使得各类金融机构无法在综合化、专业化方向取得突破，证券行业受此影响很大。
万建华说，金融机构自主选择市场的进入将有利于其拓展业务。放开限制并不会造成市场秩序的紊乱。2008年金融危机时，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均已取得了商业银行的牌照，但是它们并没有发展商业银行业务。
监管部门放松管制的表态获得业界的支持。但关于行政力量如何退出，在路径、尺度方面仍需业界和监管层进行博弈。
2011年10月，证监会曾发文指引证券公司创新，其中具体规定了方案设计论证、行业专家评审、监管部门审批（备案）后试行、试点总结完善四个具体步骤。一些需要备案的创新业务，仍需要证监会出具行政无异议函。
一家上海证券公司的高管称，既然行政管制要退出，就应该彻底放手，监管部门只需关注系统性风险。无论是备案、审批，还是行政无异议函，体现的仍旧是行政机关的意志。
他坦承，鼓励创新需要建立试错机制，创新不是由事先的论证或者专家评审规划的，而是边试边行的，如果不改变思路，券商创新很可能仍离不开行政力量的干预。
监管亟待改变
两次严重的行业危机使得证券公司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信用，并且换得了覆盖至具体业务层面的一整套内外部监管制度。
综合治理期间，中国证监会为堵塞制度漏洞，实施了证券公司账户清理、客户资产管理和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等制度。
2008年综合治理之后，中国证监会陆续推出了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控指标，并辅以有效性评估和信息隔离墙制度为特点的合规管理制度。在综合治理阶段推出的分类监管的举措亦继续施行。
外部监管方面，证监会推出了证券公司各项业务审核管理制度、准入资格管理制度和一套完备的检查制度。 2007年之后，证券行业经历了运作最规范、财务最稳健、基础较为厚实的时期，但其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日趋显露。
正是由于压力日渐凸显，2011年下半年，由证监会推动，证券业协会组织了一次全面的行业调研，试图解答证券公司当前面临的困难。
国泰君安董事长万建华表示，中国证券公司的发展也经历过“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为了能够监控风险，证券监管部门通过立法的方式对行业进行监管。现在行业受困后，首先要取消法律上的限制，这有待监管者本身去推动。
现在规范证券公司发展的法律条文，严格划定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经纪业务、承销业务、自营业务、资管业务等几大类别。同时，中国金融分业经营的监管要求，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服务职能分割开来，证券公司提供服务时稍有逾越，就会触碰红线。
中国分割管理的债券市场，也使得证券公司各业务部门只能在某一部委管理下的“细分市场”各自为战，遑论建立统一的业务平台。而相对银行间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有限机构参与的交易所债市却发展缓慢，这使绝大部分券商丧失了在债券市场大规模发展业务的机会。
现行制度下，对证券公司拓展业务掣肘最大的是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制度。该制度实际上剥夺了证券公司对客户资产的控制，及对其资产配置需求的了解。没有对客户资产情况的掌握，证券公司不可能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业务和产品的创新更是无从谈起。
一位长期任职证券公司的高管称，这些基本制度从证券行业诞生之日起逐步实行，業界不应指望资本市场在草创阶段就能够形成一步到位的制度、法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监管部门和业界有必要去推动这些基本制度的变更。
证券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亦需要从具体业务层面撤出，给证券公司的经营者留下空间。
一位资深的券商老总表示，监管机关和商业机构的区别实际上是职责的划分不同。在中国，监管机关被视为批准机关，一旦赋予了监管机关审批的权力，监管机关自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创新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这种风险导致了监管机关在创新方面较为谨慎。
中金公司林寿康表示，监管部门在法规健全和规范运营方面的监管是必须的，但没必要对每一项业务的具体开展出台详细的规则，商业上的考量是证券公司自身的工作。监管部门应关注行业系统性的风险，建立合适的市场退出机制，允许绩差的证券公司破产关闭，使得行业通过市场手段 “优胜劣汰”。
面对业界放松管制的呼声，证监会亦认识到监管存在的局限性。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称，以往，证监会的监管是阶段性地替代市场应该扮演的角色。但这是不得已的、权宜性的。证监会已经认识到“证券监管必须顺应市场发展”。
随着市场的逐步发育、证券行业的不断成长成熟，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行政监管就要有序、及时地退出。对于市场主体能够解决的问题，能够承担的风险，行政力量要择机退出。
庄心一表示，监管部门的退出是跟市场互动的退，退的中间是不能留空白的。市场进多少，监管退多少。监管者不能不退，但不是盲目地退、随意地退。
不过，在当下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最需要市场化的资本市场仍受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监管层一方面要释放管制空间，行政退出，同时又要承担维护市场稳定的压力。前后略显矛盾的目标挑战着监管者的智慧和勇气。
券商反思谋变
撇开制度和监管因素，证券公司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不足和对客户的忽视也是业务发展受困的原因之一。不少证券公司亦在反思自身的市场定位、经营模式和组织架构，寻求在有限的空间内取得突破。
依靠经纪和承销两个通道，证券公司取得持续数年的盈利，行业也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同时，长期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忽视，使得证券公司对客户的需求、风险偏好、资产规模的了解十分有限。
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介绍，证券公司清理账户工作完成后，证监会组织检查发现，一家拥有2万名投资客户的营业部只统计了十几位客户的资产、盈亏状况及风险偏好。通过对客户账户的统计，这些情况都可以梳理清楚，这些基本的工作证券公司都没有做到，何谈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业务和需求。
中资券商对客户利益的忽视还体现在企业客户的服务中。一位合资证券公司的高管说，中外投行的文化差别在于，中资券商强调以项目为主，做完一单追下一单，而外资券商则强调以客户为中心，做好长期服务的准备。
一位监管部门的内部人士表示，证券公司对于“证券”“上市”“资本”等基本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导致其业务发展多围绕股权业务或者标准化的产品展开。
随着监管政策松绑，证券公司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亦开始丰富，在资产管理、公司并购、跨境业务方面逐渐取得突破。
以中信证券、中金公司、海通证券为代表的证券公司加快了其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一批大型的上市券商，纷纷成立了固定收益部门，拓展债券业务；部分中型的地方券商则关注场外市场和私募性质的产品和业务；少数券商正抓紧推出三个月或者半年期的理财产品，弥补在理财业务上的短板。
一些证券公司正积极设立基金公司、另类投资公司、并购基金等。庄心一表示，目前各家证券公司的定位出现差异化，很多公司都是务实的，以一个可持续经营、稳健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证券公司为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公司还在积极探索长效激励机制的建立，这也是监管部门的11条引导创新的举措之一。
中金公司林寿康表示，长期以来，证券行业都是用现金奖励的方式来激励高管和员工，这就导致管理层过分地追求短期效益，忽视长期发展目标。如果这种机制得以建立，那么高管、员工与公司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将有利于证券公司长远稳健地拓展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