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先生寿年86岁,于2008年10月23日驾鹤西去,到现在快一周年了。我与刘金先生深交20多年,未曾谋面,先生健在时,我曾多次说过要去上海见面,以叙衷心,但终究未能如愿。现在想来,不禁悔愧交并!
　　先生于我,惠助甚多。他不仅是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之一,也是我文学路上一位竭诚的领路人。我的长篇处女作《红颜怨》1988年出版时,刘先生刚刚从《文学报》总编辑的位子上离休不久。记得是1988年底,当时荒煤先生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谈到了《红颜怨》的得与失。我觉得信中的意见对于历史小说创作很有参考价值,在我征得荒煤先生的同意之后,就把这信的复印件寄给了《文学报》,并给刘金先生附了一封信。后来《文学报》刊出了荒煤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历史人物与历史风貌》。在此之前,刘金先生还以编辑部的名义在1988年9月22日《文学报》上刊发了一篇题为《长篇历史章回小说<红颜怨>有新创造》的短文。从此后,我与刘金先生便一直书信来往,二十多年未曾中断。1992年《红颜怨》的续书《孽海情》出版,刘先生为此书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序文,阐述了他对历史小说的观点。这篇序文发表在1992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
　　刘金先生是不折不扣的“老革命”。他1945年就担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部《战斗报》社的记者,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前锋报社和新华支社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八十年代任《文学报》总编辑,直到离休。刘先生的杂文,敏锐犀利,鞭辟入里,颇得鲁迅先生杂文之遗韵。他在杂文集《吹沙居乱弹》的“题记”中说:“近些年畸形的、不健康的世象世风,我曾不遗余力地用杂文进行讽喻和抨击,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忧患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说:“我非专家,对各篇文章涉及的问题,知之不多,但,心以为非,故不能已于言耳。借用孔子的话来说,“予岂好辩也者,予不得已也’。”先生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不移,在他的杂文中,是充分体现了出来的;也明显透出了他追求善美的坚韧不拔的耿耿之心。
　　刘金先生的历史小说,文笔典雅,寄寓深远,在文体上别具一格。他在1995年9月8日给我的一封信中说道:“我这些篇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也不是鲁迅先生‘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作品,是些四不像.的东西,不过寓有深意在焉。”文以载道,乃文心之“心”。无道之文,于世事无补益,于人生无启发,形藻再美,喧哗再大,又有何用?读先生的历史小说集《长乐宫惊梦》,心中总是翻腾着一股热辣辣的忧患之感,又仿佛耳边在回响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千古不磨之音。这样的历史小说,与那些为封建皇亲们涂脂抹粉的作品相比,是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的!
　　在先生远去的前两个月零二十三天的8月1日,我接到了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他“身体一直不好,经常看病住院”,又说“我读了你一本又一本的大作,真的很敬重你,这是我心里话,请你相信我。”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希望自己努力多活几年,可以多读你的我爱读的作品。”当时我听着这样的话语,心里感觉到的,不是因为先生对我的鞭策鼓励而兴奋,而是一种不名的惊诧与隐隐的不祥之感。不过当时又想,尽管先生年迈有病,在当今社会生活条件下,“希望自己努力多活几年”,并非奢望。于是也就渐渐放下心来。可是谁能料想,仅仅两个多月,便传来了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如果有先知之明,我是完全可以提前与先生见上一面的!回想至此,悔恨何及!先生先生,能谅我乎?
　　值先生远行周年之期,谨以清酌之奠,心语为诗,敬祭先生于渺冥。呜呼!
　　良弓刀笔气如虹,身浴征尘万里风。①
　　知谬昌言为报国,怀恩尚义必亲躬。②
　　百花斗艳云霞外,长乐惊心谈笑中。③
　　一去仙城成永诀,知音留得梦魂通。
　　
　　注:[①]先生早年曾在部队为随军记者,鞍马征尘,为革命效力。
　　[②]先生早年战友周璧遭遇坎坷,先生以自己有限的收入定期寄钱济助,几十年如一日。
　　[③]先生写有历史小说集《长乐宫惊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