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军事局势几乎一触即发，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发展，实际上已经把地区和平问题推上了中美军事决策的前台。
　　
　　2010年12月10日，在迭经延宕之后，为期两天的第11轮中美防务磋商终于在华盛顿登场。本轮会谈引起了国际间军事观察家相当的注意，因为会谈中双方提出了新的议题，即地区安全问题，这反映了两国军事关系新的现实与关切，但更主要的，此次会谈的事件背景—朝韩危机尚在发酵之中，而作为历史上朝鲜战争的主要对手，同时作为目前对地区军事影响最大的两个大国，中美的军事关系与半岛军事局势及地区军事格局有着无分表里的影响。
　　推动美方重视中美军事交流与对话机制的最大环境因素是中国力量的崛起。在中美开始大规模战略协作的尼克松-基辛格时代，他们私下里尚且把当时已具备全球政治大国身份的中国称为“泥足的巨人”，意即中国没有干预和影响地区军事大局或美国在亚太军事态势的国家力量。在中国而言，随着总体国力的成长，首先面临着如何与头号军事大国相处的问题，因而促进中美军事对话，加强防务磋商，说明意图和探索有利于两军及地区和平的军事协调机制，乃是必然的军事外交选项。
　　无可讳言，中美军事对话和磋商的道路并不平坦。美国的全球战略最主要支点乃是其优势的军事力量，自布什政府以来，美国体现了对军事力量单边运用越来越大的政策路径依赖，同时自然对新崛起的大国军事力量抱有难以释怀的猜忌和提防心理。特别是，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背景下，类似朝鲜、伊朗等地区军事战略博弈新玩家的出现，而美国由于“全球反恐战争”的决策失误，自身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这一困境反过来又加深了美国战略智库和决策层预防敌人的思维。同时，由于后冷战格局的特殊情形，美国在本地区尚有诸多难以确定其价值为正负的冷战遗产，这些复杂的历史资产都对美国判读及处理与中国这样的新军事大国的关系带来不少困扰。
　　尽管如此，中美在地区军事政策的基本目标上却是异常清楚的。作为过去3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地区，虽然东亚面临各种安全难题，但确保地区和平仍是毫无疑问的共同目标，也是各国军事政策成败的试金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本轮中美防务磋商的真正新意所在。
　　中美防务磋商的中止是因为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即宣布了一笔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一举措伤害了中国核心利益，因此中方冻结了中美高层军事交流。2010年6月份，韩国发生了“天安号”沉没事件，半岛局势骤然紧张，随着美韩军演，围绕美国航母在黄海的演习，中美只好隔空进行军事喊话。嗣后，中朝展开了系列高层互动，紧接着，朝韩爆发了炮击，更大规模的美韩和美日联合演习展开，半岛军事局势几乎一触即发，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发展，实际上已经把地区和平问题推上了中美军事决策的前台。换言之，不要战争，则必须进行对话和协作，这是解读本轮磋商不能忽视的现实背景。因此，也可以说，正是管控现实的地区军事危机的最优先需求，促使中美本轮防务磋商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出台。
　　已有学者指出，在中美关系中，可靠、坦诚和友好的军事对话机制本是短板，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本轮中美防务磋商将成为未来可靠的军事关系与协作管控地区军事危机的平台，还是像历史上那样只是随两国关系大的潮流起伏，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恐怕既取决于未来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也取决于两国基本军事力量的均衡，以及两国对彼此地区政策意图及军事能力的认知，尤其取决于美国对中国未来军事意图与能力的认知。如果美国认为羽翼日益丰满的中国军事力量是一支意图透明、建设性的力量，则自然未来中美联手管控地区军事危机、应对新型安全威胁，乃至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塑造亚太安全格局，这都是可以预期的；相反，如果美国用冷战式的目光看待中国的国防武力，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是扩张性的，是地区排他性的，则即使目前出于现实的需求，两国能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进行反应，从长远来看，更大的阴影仍将横亘于亚太上空。
　　回顾历史，大国的有效军事对话、磋商和协作，历来是管控地区军事危机和确保地区安全最可靠的途经，反之，在大国近邻从事单边的军事行动则从来都是恶化地区军事形势，引发军备和敌意升级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