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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成都一家媒体报道，当地建筑工人平均月工资8300元；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那10%的人，月工资可以拿到12000～20000元。这个收入水平瞬间把月收入只有3800元左右的助理、秘书、文员等白领比了下去。
包括当地人在内的网友给予一片骂声，认为采编这条新闻的人不知人间冷暖：建筑工人赚的都是血汗钱，辛苦劳累不说，多数没有“五险一金”，朝不保夕，说不定还会被欠薪，拿这个高薪是应该的。
网友骂人的理由，毋宁说是一种价值观的宣泄，理直气壮，无论如何都是成立的。
不过，联想到两三年前，上海的单位办公室小装修，我曾问过装修工人的收入状况，与上述的成都建筑工人收入状况相比，两者已经相差无几。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四川，最市场化的建筑用工市场，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填平工资鸿沟，说明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正在往纵深方向发展。
那些年，我见证的劳务输出
四川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我几乎全程见证了它的兴起。
上世纪80年代，四川的劳务输出主要有两个方向，一开始是去往西藏、青海的建筑工地，当地很多包工头都在那里挖到第一桶金，在这些工地上诞生了第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稍后，另一批人往广东方向去打工，但规模很小，有极少部分挣到钱，回来盖上了“广东样式”的住房。这些都是当时作为中学生的我能够听到和看到的。
1993年春节后，刚上大一不久的我带着行李，去成都火车北站赶火车。一进站，我就傻眼了——售票大厅里人山人海，根本难以靠近售票窗口，更遑论买到火车票了。后经人指点，我在临时开辟的学生窗口前挤得满头大汗，才终于买到学生票。上了火车，也是水泄不通，千辛万苦，熬到了上海。
吸取这次教训之后，我学会了每次都在县城订车票，但也免不了在火车上拥挤几十个小时。由于坐车的人太多，后来加开了两趟车，春节期间达到五趟车，仍然供不应求。我没有从成都往北京和广州方向去过，但据说拥挤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去往长三角的。
每次春节后出发去上海上学，站在成都火车北站的广场上，看到潮水般的四川老乡，吃力地背着蛇皮袋往外走，有买不到票，忍受着寒风在广场上挨排打地铺的，有等上两三天甚至更久的，要么发呆，要么睡觉……此情此景让我心里很不舒坦，不禁想，天府之国，不过尔尔。
从人口统计上，也可以看出相当长一段时间，四川的常住人口在不断减少。2000年，四川常住人口有8329万，到了2010年，减少到8045万，10年间减少了近300万人。扣除人口自然增长，至少有300万人跨省谋生。
其它劳务输出大省，基本也是如此。安徽省从高峰时期的2004年6228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5957万，6年时间同样减少了将近300万人；河南省从2004年的9717万减少到2010年的9405万，减少300万人左右；重庆市的人口在2000年到2010年间，增减呈“U”型，略有增加……其它劳务输出大省，不再一一列举。
与之相对照的是劳务输入省份，2000到2010年间，北京人口从1364万增长到1962万；上海从1609万增长到2303万；浙江从4680万增长到5447万；江苏从7327万增长到7869万；广东从8650万增长到10441万。
劳务输出会逐渐停止吗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在2010年，输出地和输入地的人口增减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有的省份显现明显拐点。
比较典型的是四川，常住人口从2010年的8045万增长到2015年的8204万；安徽从5957万增长到2015年的6144万；5年时间也让河南增长了75万人口；重庆人口则从2885万增加3000万以上。另外一些在2000年到2010年常住人口增长缓慢的劳务输出大省，从2010年开始，人口增长都有明显加快的迹象。
再来看看原来的人口高速流入地在这5年间的人口增长情况：北京增长209万；浙江增长不足100万；江苏增长107万；上海在2014年到2015年度，人口还出现了负增长；广东增长408万。
一系列数据表明，这些人口输入地的人口增速大大放缓。从增长曲线的趋势看，人口绝对数的减少恐怕为时不远。
近几年来，媒体反复掀起“逃离北上广”和“重返北上广”的讨论，有人认为这是个伪问题——怎么会有人舍得离开“北上广”呢？即便离开，不是还会很快回来吗？但人口统计的数据表明，即便人口还在涌入，但速度已经大大放缓。
产业迁徙带动人口迁徙
该如何解释人口版图在短时间内的巨变？
最大的原因是產业内迁。由于内地用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普遍比沿海地区要低廉，一些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降低成本而内迁，恰好也带走了就业人口。这个解释是站得住脚的。2012年的数据显示，此前三年，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从1200多亿元增至3400余亿元，增长了近两倍。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当像成都这样的内地城市，最市场化的建筑工人的工资都已经与沿海相差无几，而且当这种劳动力价格传导到其它行业的时候，内地劳动力价格便宜的优势恐怕很快就会丢失。
事实上，能够在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2015年冬季求职期，北京的平均工资是9227元，上海8664元，深圳7728元，广州6913元；与之相对，成都是6249元，重庆是6181元，合肥与郑州都是5600多元。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与过去动辄两倍以上的差距相比，已经明显缩小许多。实际上，劳动力价格便宜的优势，消失得可能比想象的要快得多。
2017年春节，《华西都市报》就报道，除了家政服务行业用工短缺外，餐饮、外卖等需要大量人力支撑的行业，也在岁末年初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记者走访发现，并非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用工荒”，即便IT、房地产、金融等行业，也会在春节前后出现员工流失的情形。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春节期间人手短缺不同，IT、房地产等行业的担心往往是春节前不少员工酝酿跳槽，春节一过，立刻出现员工大量流失的现象。
收入鸿沟逐步填平
这种过去只会频繁出现在一线城市的跳槽现象，现在也逐渐频繁地出现在二线城市。
在中国，员工普遍以跳槽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当跳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说明劳动者已经有了相当的议价能力。2016年初，成都的员工主动离职率一度高居榜首，跳槽频繁，说明工资上涨还有相当的空间。
当北京、上海还在为城市人口太多而发愁，正在设法控制人口规模之时，从上面的一系列数据看来，不劳政策费力，劳动力可能也在主动离开。这种离开，更多的可能出于经济理性，政策限制可能只是推波助澜。说到底，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市场之下，自会逐渐填平沟壑。
值得注意的是，与北上广深收入差距接近两倍的，过去一直是那些传统的中西部城市，而现在，这顶“桂冠”落到了东北和山西的头上。这是因为，一方面，东北老工业基地持续衰落，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反映在收入上，就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产业大转移中，这些地区因种种原因，缺乏产业进入，当地劳动者因而难以获益。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传统的人口输出地很可能在沿海地区带回更多的人口。这种变局，将有可能使有的学者曾经设想的在珠三角、长三角建立超大城市群的设想落空；同时，由于人口流入速度大幅降低，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根本内驱力将逐渐消失；此外，由于交通便利化程度空前，统一大市场已然成型，你所在的地区拿得出手的产业有哪些？核心竞争力又在哪里？
（作者系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包括当地人在内的网友给予一片骂声，认为采编这条新闻的人不知人间冷暖：建筑工人赚的都是血汗钱，辛苦劳累不说，多数没有“五险一金”，朝不保夕，说不定还会被欠薪，拿这个高薪是应该的。
网友骂人的理由，毋宁说是一种价值观的宣泄，理直气壮，无论如何都是成立的。
不过，联想到两三年前，上海的单位办公室小装修，我曾问过装修工人的收入状况，与上述的成都建筑工人收入状况相比，两者已经相差无几。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四川，最市场化的建筑用工市场，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填平工资鸿沟，说明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正在往纵深方向发展。
那些年，我见证的劳务输出
四川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我几乎全程见证了它的兴起。
上世纪80年代，四川的劳务输出主要有两个方向，一开始是去往西藏、青海的建筑工地，当地很多包工头都在那里挖到第一桶金，在这些工地上诞生了第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稍后，另一批人往广东方向去打工，但规模很小，有极少部分挣到钱，回来盖上了“广东样式”的住房。这些都是当时作为中学生的我能够听到和看到的。
1993年春节后，刚上大一不久的我带着行李，去成都火车北站赶火车。一进站，我就傻眼了——售票大厅里人山人海，根本难以靠近售票窗口，更遑论买到火车票了。后经人指点，我在临时开辟的学生窗口前挤得满头大汗，才终于买到学生票。上了火车，也是水泄不通，千辛万苦，熬到了上海。
吸取这次教训之后，我学会了每次都在县城订车票，但也免不了在火车上拥挤几十个小时。由于坐车的人太多，后来加开了两趟车，春节期间达到五趟车，仍然供不应求。我没有从成都往北京和广州方向去过，但据说拥挤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去往长三角的。
每次春节后出发去上海上学，站在成都火车北站的广场上，看到潮水般的四川老乡，吃力地背着蛇皮袋往外走，有买不到票，忍受着寒风在广场上挨排打地铺的，有等上两三天甚至更久的，要么发呆，要么睡觉……此情此景让我心里很不舒坦，不禁想，天府之国，不过尔尔。
从人口统计上，也可以看出相当长一段时间，四川的常住人口在不断减少。2000年，四川常住人口有8329万，到了2010年，减少到8045万，10年间减少了近300万人。扣除人口自然增长，至少有300万人跨省谋生。
其它劳务输出大省，基本也是如此。安徽省从高峰时期的2004年6228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5957万，6年时间同样减少了将近300万人；河南省从2004年的9717万减少到2010年的9405万，减少300万人左右；重庆市的人口在2000年到2010年间，增减呈“U”型，略有增加……其它劳务输出大省，不再一一列举。
与之相对照的是劳务输入省份，2000到2010年间，北京人口从1364万增长到1962万；上海从1609万增长到2303万；浙江从4680万增长到5447万；江苏从7327万增长到7869万；广东从8650万增长到10441万。
劳务输出会逐渐停止吗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在2010年，输出地和输入地的人口增减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有的省份显现明显拐点。
比较典型的是四川，常住人口从2010年的8045万增长到2015年的8204万；安徽从5957万增长到2015年的6144万；5年时间也让河南增长了75万人口；重庆人口则从2885万增加3000万以上。另外一些在2000年到2010年常住人口增长缓慢的劳务输出大省，从2010年开始，人口增长都有明显加快的迹象。
再来看看原来的人口高速流入地在这5年间的人口增长情况：北京增长209万；浙江增长不足100万；江苏增长107万；上海在2014年到2015年度，人口还出现了负增长；广东增长408万。
一系列数据表明，这些人口输入地的人口增速大大放缓。从增长曲线的趋势看，人口绝对数的减少恐怕为时不远。
近几年来，媒体反复掀起“逃离北上广”和“重返北上广”的讨论，有人认为这是个伪问题——怎么会有人舍得离开“北上广”呢？即便离开，不是还会很快回来吗？但人口统计的数据表明，即便人口还在涌入，但速度已经大大放缓。
产业迁徙带动人口迁徙
该如何解释人口版图在短时间内的巨变？
最大的原因是產业内迁。由于内地用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普遍比沿海地区要低廉，一些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降低成本而内迁，恰好也带走了就业人口。这个解释是站得住脚的。2012年的数据显示，此前三年，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从1200多亿元增至3400余亿元，增长了近两倍。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当像成都这样的内地城市，最市场化的建筑工人的工资都已经与沿海相差无几，而且当这种劳动力价格传导到其它行业的时候，内地劳动力价格便宜的优势恐怕很快就会丢失。
事实上，能够在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2015年冬季求职期，北京的平均工资是9227元，上海8664元，深圳7728元，广州6913元；与之相对，成都是6249元，重庆是6181元，合肥与郑州都是5600多元。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与过去动辄两倍以上的差距相比，已经明显缩小许多。实际上，劳动力价格便宜的优势，消失得可能比想象的要快得多。
2017年春节，《华西都市报》就报道，除了家政服务行业用工短缺外，餐饮、外卖等需要大量人力支撑的行业，也在岁末年初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记者走访发现，并非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用工荒”，即便IT、房地产、金融等行业，也会在春节前后出现员工流失的情形。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春节期间人手短缺不同，IT、房地产等行业的担心往往是春节前不少员工酝酿跳槽，春节一过，立刻出现员工大量流失的现象。
收入鸿沟逐步填平
这种过去只会频繁出现在一线城市的跳槽现象，现在也逐渐频繁地出现在二线城市。
在中国，员工普遍以跳槽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当跳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说明劳动者已经有了相当的议价能力。2016年初，成都的员工主动离职率一度高居榜首，跳槽频繁，说明工资上涨还有相当的空间。
当北京、上海还在为城市人口太多而发愁，正在设法控制人口规模之时，从上面的一系列数据看来，不劳政策费力，劳动力可能也在主动离开。这种离开，更多的可能出于经济理性，政策限制可能只是推波助澜。说到底，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市场之下，自会逐渐填平沟壑。
值得注意的是，与北上广深收入差距接近两倍的，过去一直是那些传统的中西部城市，而现在，这顶“桂冠”落到了东北和山西的头上。这是因为，一方面，东北老工业基地持续衰落，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反映在收入上，就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产业大转移中，这些地区因种种原因，缺乏产业进入，当地劳动者因而难以获益。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传统的人口输出地很可能在沿海地区带回更多的人口。这种变局，将有可能使有的学者曾经设想的在珠三角、长三角建立超大城市群的设想落空；同时，由于人口流入速度大幅降低，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根本内驱力将逐渐消失；此外，由于交通便利化程度空前，统一大市场已然成型，你所在的地区拿得出手的产业有哪些？核心竞争力又在哪里？
（作者系冰川思想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