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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七十二军起义，气得蒋介石大骂“娘希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绝境。郭汝瑰回忆说：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
顾祝同不知郭汝瑰真心是想趁机离开避祸，引咎只不过是饰词，所以还善意地留郭。另一方面郭看见形势急转直下，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1948年10月以后郭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其心愿转告党。任廉儒一直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与郭联络。他到南京常住《益世报》报馆。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郭说：“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郭于是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他又找参谋总长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这时，蒋介石怀疑郭汝瑰又苦无凭证，他一时任命郭汝瑰为第十军军长，一时又改任第十八军军长，“望早日到职”，但不久又莫名其妙地免职，改任第七十二军军长。七十二军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包围，军长率部投降，跑出来的一部分官兵。蒋介石于是命令重组这支部队，并立即开赴四川。郭在履军长之职前，晋见蒋介石，蒋说：“你不行，唔！你要好好历练！”
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的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1949年8月间，郭汝瑰到宜宾视察部队，任廉儒带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联络部的侦察科长赵力钧到宜宾见郭。经商量，为直接密供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和西南的情报，他委任赵力钧为第七十二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员，为收发情报更方便提供条件。同年10月，当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蒋介石又召见郭汝瑰，让其集中主力在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不久便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渡江。
随着解放军进军西南，郭汝瑰也加快了起义的准备。他剪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也就是1949年12月11日，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在四川宜宾地区通电宣布率七十二军起义。此举破坏了国民党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撕开了一个缺口，立了奇功。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郭汝瑰！”并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报纸也有“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的说法。宜宾起义后，郭汝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踏上了新的征程。
几经坎坷，重新加入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分为四个省级行政区，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6月，郭向党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请求，时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对他说：“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同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人世，何从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于是，郭又争取重新入党，以求不违初衷。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由原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学院初创之际，刘伯承为广罗人才，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郭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长的职务，于1951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当时，到军事学院任教的有上百名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高级将领。
郭汝瑰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后，曾先后向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写信，董回信说：“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任廉儒虽然清楚地知道郭在解放战争中的功绩，但郭作为国民党中将，以前又曾是中共党员，若没有上级的态度，任也不可能解决郭汝瑰的入党问题，因此仍劝郭：“耐心经受考验，争取早日入党。”但是，入党一事始终无人出面解决。昔日早期中共党员、堂堂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兼军长，只好屈就做一个普遍的军事教员。他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都因种种原因被搁置下来。成都军区政治部离休干部、军旅作家宁松勋曾多次采访郭汝瑰，并参与《郭汝瑰回忆录》的定稿。他指出：“解放后运动不断，‘左’的思潮是导致郭汝瑰长期不能入党的原因之一。”
在军事学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郭汝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曾经与党的许多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1956年6月，在肃反运动中，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教员程宗晋“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号，并胡乱编造假材料指郭汝瑰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致使郭汝瑰于8月8日遭到隔离审查。
郭汝瑰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反遭人诬陷为假起义的真特务。但他不管如何逼供诱供，始终不说假话。在审问时，审问员提到郭汝瑰等“特务”在玄武湖船上召开会议一事。郭陡然想起，5月1日他不在南京。他对审问员说：“我5月1日在临淮关演习，怎么飞到玄武湖开会呢？”不久事情真相大白。当时任军事学院副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肃反运动后，一些准备转业的教员要求评军衔，让郭汝瑰起草一份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信。郭希望党组织能接受肃反中轻信一些人作假坦白的教训，在信中写了几句尖锐的话：“……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憧憧，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这封信因一些同志嫌言词过于激烈一些，决定将分发征求意见的打印稿全部收回。但有个觊觎者却心怀鬼胎，把一份打印稿收藏起来。等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一来，就作为炮弹抛出来，说郭汝瑰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加上郭汝瑰在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帮助整风座谈会上，受市委书记王昭全的启发，郭汝瑰将心里积怨与不满，一古脑儿地倾倒出来：“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这就是一个是法制，一个是民主，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本来是正确的话，反映了他的政治诉求，竟被说成郭汝瑰“攻击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于是，一些原来是郭汝瑰部下的教员，都纷纷站出来批判他。军事学院曾准备将他划为右派分子打入另册，结果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郭汝瑰又逃过一劫。
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当时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的处长，四处散布说史料处成分复杂，动员一些年轻学员在“点鬼台”上点鬼，把副处长郭汝瑰点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并让史料处所属六个组轮番批斗。郭汝瑰见过人硬顶挨打，觉得白挨一顿打不值得，不肯吃眼前亏，批斗时给他加上的罪名他都一概承认，于是就斗不下去了。军院的造反派闯入郭汝瑰住宅抄家，得知他的女儿郭相慰与他们同属一派，不但没有抄家，还与她握手连称同志，弄得郭汝瑰啼笑皆非。由于造反派忙于内斗，再无暇顾及郭汝瑰，在挨了一阵批斗之后，就被安排到军事学院所属的农场进行体力劳动，倒没有遭受被关押、殴打等痛苦。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被遣散安置到四川巴县政府所在地渔洞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才移居重庆北碚。
1977年11月至1978年7月，郭汝瑰两次书面申请入党。1974年4月10日，在巴县武装部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同意接收郭为中共党员。之后，巴县武装部党委、重庆警备区党委、四川省军区党委逐级作了审查，分别提出了统一接收郭汝瑰入党的请示报告。经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审查讨论，同意接收郭入党，并将《关于接收郭汝瑰同志入党的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之后，郭汝瑰直接给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反映多年的入党要求，并最终得到同意吸收入党的批示。1980年4月，郭汝瑰被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1981年转为正式党员。郭汝瑰孜孜追求重新入党，年逾古稀才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入党，已经跨越了本个多世纪。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又根据郭汝瑰的优异表现，将他评为全军区的优秀共产党员。
粉碎“四人帮”后，郭汝瑰先后被推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并由中央军委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他以古稀之年，不惜东奔西走，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洋洋六百余万言的鸿篇巨著《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道出历史事实：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多万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他以事实说明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抗日的，为败军败将讲实话，令人肃然起敬。这些著作，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
在耄耋之年，郭汝瑰还完成了近40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郭汝瑰将军有一女一子。女儿郭相慰从南京到重庆祝贺父亲九十大寿，与弟弟郭相操陪伴父亲度过一段全家团聚的日子。女儿辞别时，郭汝瑰爱女心切，坚持要亲自送女儿去重庆江北机场，不幸中途发生车祸，抢救无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丽的人生，享年90岁。盖棺论定，中央军委称其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位军事家与同样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人的恩恩怨怨，既是国共两党合作和斗争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一段传奇。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绝境。郭汝瑰回忆说：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
顾祝同不知郭汝瑰真心是想趁机离开避祸，引咎只不过是饰词，所以还善意地留郭。另一方面郭看见形势急转直下，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1948年10月以后郭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其心愿转告党。任廉儒一直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与郭联络。他到南京常住《益世报》报馆。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郭说：“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郭于是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他又找参谋总长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这时，蒋介石怀疑郭汝瑰又苦无凭证，他一时任命郭汝瑰为第十军军长，一时又改任第十八军军长，“望早日到职”，但不久又莫名其妙地免职，改任第七十二军军长。七十二军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包围，军长率部投降，跑出来的一部分官兵。蒋介石于是命令重组这支部队，并立即开赴四川。郭在履军长之职前，晋见蒋介石，蒋说：“你不行，唔！你要好好历练！”
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的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1949年8月间，郭汝瑰到宜宾视察部队，任廉儒带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联络部的侦察科长赵力钧到宜宾见郭。经商量，为直接密供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和西南的情报，他委任赵力钧为第七十二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员，为收发情报更方便提供条件。同年10月，当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蒋介石又召见郭汝瑰，让其集中主力在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不久便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渡江。
随着解放军进军西南，郭汝瑰也加快了起义的准备。他剪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也就是1949年12月11日，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在四川宜宾地区通电宣布率七十二军起义。此举破坏了国民党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撕开了一个缺口，立了奇功。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郭汝瑰！”并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报纸也有“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的说法。宜宾起义后，郭汝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踏上了新的征程。
几经坎坷，重新加入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分为四个省级行政区，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6月，郭向党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请求，时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对他说：“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同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人世，何从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于是，郭又争取重新入党，以求不违初衷。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由原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学院初创之际，刘伯承为广罗人才，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郭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长的职务，于1951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当时，到军事学院任教的有上百名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高级将领。
郭汝瑰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后，曾先后向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写信，董回信说：“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任廉儒虽然清楚地知道郭在解放战争中的功绩，但郭作为国民党中将，以前又曾是中共党员，若没有上级的态度，任也不可能解决郭汝瑰的入党问题，因此仍劝郭：“耐心经受考验，争取早日入党。”但是，入党一事始终无人出面解决。昔日早期中共党员、堂堂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兼军长，只好屈就做一个普遍的军事教员。他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都因种种原因被搁置下来。成都军区政治部离休干部、军旅作家宁松勋曾多次采访郭汝瑰，并参与《郭汝瑰回忆录》的定稿。他指出：“解放后运动不断，‘左’的思潮是导致郭汝瑰长期不能入党的原因之一。”
在军事学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郭汝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曾经与党的许多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1956年6月，在肃反运动中，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教员程宗晋“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号，并胡乱编造假材料指郭汝瑰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致使郭汝瑰于8月8日遭到隔离审查。
郭汝瑰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反遭人诬陷为假起义的真特务。但他不管如何逼供诱供，始终不说假话。在审问时，审问员提到郭汝瑰等“特务”在玄武湖船上召开会议一事。郭陡然想起，5月1日他不在南京。他对审问员说：“我5月1日在临淮关演习，怎么飞到玄武湖开会呢？”不久事情真相大白。当时任军事学院副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肃反运动后，一些准备转业的教员要求评军衔，让郭汝瑰起草一份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信。郭希望党组织能接受肃反中轻信一些人作假坦白的教训，在信中写了几句尖锐的话：“……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憧憧，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这封信因一些同志嫌言词过于激烈一些，决定将分发征求意见的打印稿全部收回。但有个觊觎者却心怀鬼胎，把一份打印稿收藏起来。等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一来，就作为炮弹抛出来，说郭汝瑰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加上郭汝瑰在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帮助整风座谈会上，受市委书记王昭全的启发，郭汝瑰将心里积怨与不满，一古脑儿地倾倒出来：“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这就是一个是法制，一个是民主，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本来是正确的话，反映了他的政治诉求，竟被说成郭汝瑰“攻击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于是，一些原来是郭汝瑰部下的教员，都纷纷站出来批判他。军事学院曾准备将他划为右派分子打入另册，结果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郭汝瑰又逃过一劫。
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当时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的处长，四处散布说史料处成分复杂，动员一些年轻学员在“点鬼台”上点鬼，把副处长郭汝瑰点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并让史料处所属六个组轮番批斗。郭汝瑰见过人硬顶挨打，觉得白挨一顿打不值得，不肯吃眼前亏，批斗时给他加上的罪名他都一概承认，于是就斗不下去了。军院的造反派闯入郭汝瑰住宅抄家，得知他的女儿郭相慰与他们同属一派，不但没有抄家，还与她握手连称同志，弄得郭汝瑰啼笑皆非。由于造反派忙于内斗，再无暇顾及郭汝瑰，在挨了一阵批斗之后，就被安排到军事学院所属的农场进行体力劳动，倒没有遭受被关押、殴打等痛苦。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被遣散安置到四川巴县政府所在地渔洞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才移居重庆北碚。
1977年11月至1978年7月，郭汝瑰两次书面申请入党。1974年4月10日，在巴县武装部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同意接收郭为中共党员。之后，巴县武装部党委、重庆警备区党委、四川省军区党委逐级作了审查，分别提出了统一接收郭汝瑰入党的请示报告。经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审查讨论，同意接收郭入党，并将《关于接收郭汝瑰同志入党的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之后，郭汝瑰直接给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反映多年的入党要求，并最终得到同意吸收入党的批示。1980年4月，郭汝瑰被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1981年转为正式党员。郭汝瑰孜孜追求重新入党，年逾古稀才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入党，已经跨越了本个多世纪。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又根据郭汝瑰的优异表现，将他评为全军区的优秀共产党员。
粉碎“四人帮”后，郭汝瑰先后被推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并由中央军委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他以古稀之年，不惜东奔西走，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洋洋六百余万言的鸿篇巨著《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道出历史事实：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多万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他以事实说明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抗日的，为败军败将讲实话，令人肃然起敬。这些著作，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
在耄耋之年，郭汝瑰还完成了近40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郭汝瑰将军有一女一子。女儿郭相慰从南京到重庆祝贺父亲九十大寿，与弟弟郭相操陪伴父亲度过一段全家团聚的日子。女儿辞别时，郭汝瑰爱女心切，坚持要亲自送女儿去重庆江北机场，不幸中途发生车祸，抢救无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丽的人生，享年90岁。盖棺论定，中央军委称其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位军事家与同样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人的恩恩怨怨，既是国共两党合作和斗争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