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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是采访体育活动的摄影记者，都知道一张场地证是多么地让人眼红。
在1998年曼谷亚运会采访游泳比赛时，允许在池边拍摄的特殊证件只有8个，论资排辈，作为新华社唯一的一名采访游泳的摄影记者，我荣幸地争得了一个席位。但在比赛开始之后，我却做出了让许多同行不解的选择，主动放弃了那张显示豪华身份的证件而毅然走上了看台。原因很简单，根据我多次单独采访游泳比赛的经验，根据我对现场拍摄条件的观察，我认为看台上的拍摄位置更有利。采访大型体育赛事，记者的竞争总是被称为第二战场，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抢占有利地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每天我都拉着一个大箱子，提前一个多小时到看台上的记者席占座。占好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大炮”架上，焦距600毫米的镜头加上一个1.4倍的增距镜，再加上遮光罩，探出去足有小一米；箱子放在左边的位子上；装满胶卷的特制网兜和另外一台随时准备抢新闻的装着闪灯的相机放在右边的位子上，如此张扬是为了跑马占地，虽然我没有权力占三个位子，但哪位记者看到这种架势还愿意挤在我身边呢？为自己营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心态。前后左右的干扰越少，就越能够使我将精力集中在拍摄上。
居高临下拍摄游泳还有几个好处：首先是便于纵览全局，能够清楚地看到哪一泳道的运动员游在最前面，从而使你不至于漏拍金牌，而且运动员到终点后都会回过头来看成绩，当得知自己获得冠军后，往往会有激动的表现，但这种激动的表现可谓瞬息即失，如果你事先不知道该把镜头对准谁，那是无法拍到这种瞬间的。其二，除了蛙泳以外，其他三种泳姿的手臂划水动作都很大，溅起的水花也很大，再加上比赛紧张激烈，运动员前后相差无几，如果拍摄角度低，前后遮挡是很难避免的，选择高角度拍摄，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第三个好处是用长镜头拍摄发奖时，由于位置高，运动员领奖时又是站在领奖台上，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下面的记者会挡你的镜头，而且你还可以用下面那些记者作前景，说不定拍出的发奖照片更有气氛。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场地证的确可以说是采访竞技体育的命根子。
1998年我到法国去采访世界杯，由于组委会的工作失误，将我错划在了文字记者的行列里。尽管向我道了歉并给我补办了摄影记者证，但各个赛场第一阶段小组赛的场地票却早已按照电脑中错登的名单分发一空了。这意味着我在开赛后的前21天中，每天不仅要为火车票操心，还要为每场球的场地票伤脑筋，因为没有场地票就只能在看台上拍摄。好在巴黎分社有我的同行搭档，凭他的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每天都提前两三个小时到达赛场去交涉场地票。经过几次尝试，辛苦不说，关键是效果不好，真有点“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的味道。最难缠的是那些国际足联的官员，他们大都以权威的组织者自居，很难通融。既然如此，我们决定调整战略。首先是要避开与国际足联的官员打交道，干脆不到新闻中心去交涉什么场地票，而是直奔比赛场地与把大门的法国人周旋，周旋的秘诀是装聋拌哑。我们身着大会统一配备的摄影背心；胸前挂着摄影记者证；扛着“大炮”；这足以证明我们是专程到法国采访世界杯的外国摄影记者，但我们有语言障碍，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法语，更不知道还需要什么场地票，这可给那些把门的法国人出了难题，因为他们在我们面前也等于丧失了语言表达的能力，而解决难题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进去算了”。
每当我们的诡计得逞之后，我的同行搭档都会大喘一口气，因为他是什么都听得懂，却要装作听不懂，如果没有点表演天才就难免会露马脚；而我本来就听不懂，所以演戏时就比他轻松自然得多。现在说起这些事就象在讲故事、说笑话，但在当时可没有这么轻松，因为我们肩负着新华社的图片报道任务，如果发不回照片来，谁还会有心思听你讲这些。我觉得单独到国外执行任务，拍摄水平似乎已经降到第二位了，而需要更多的却是你的外出经验、交际能力和应变能力。当然，还有一点是最起码的，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的责任心。
有人说，“淹死的大都是会游泳的”。不管这句话的科学性如何，反正我在采访重要赛事时总是用这句话来告诫自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经验而“大意失荆州”。因为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允许失败的。
刘黎敏·1996年奥运会 罗更前摄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我负责采访游泳。游泳比赛是上午预赛晚上决赛，如果你能保证在晚上的决赛中拍摄不失误，上午的预赛不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刘黎敏100米蝶泳比赛那天，我凌晨两点才回到住处，上午九点开始的预赛我是真不想去了。于是我躺在床上开始在脑子里过电影，这可以说是我多年养成的好习惯，在完成重要拍摄任务之前，总是先凭借我的经验，将有可能出现的场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一个大致的设想，以决定我将带什么镜头，抢占哪个角度。我记得刘黎敏游蝶泳头部出水后不是面向正前方，而是偏向一侧，但具体是偏向哪一侧我却记不清了。于是我拿出了以前拍过的照片资料，照片上显示的是她的脸向右偏，这样我的心里就有数了。记者席就在运动员入水的右面，我只要选择折返点的位置就能在前50米比赛中拍到刘黎敏的正脸，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但我还是不能安然入睡，因为刘黎敏的100米蝶泳是冲击奥运金牌的项目，容不得半点闪失，万一……虽然我当时也想不出会有什么万一，反正就是心里不踏实，大概就是怕自己自认为会游泳而被淹死吧。所以一咬牙，上午的预赛我还是去了。一进赛场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折返点的拍摄位置，胸有成竹地只等刘黎敏入水后就开始按快门，谁知她的头刚一露出水面我就傻眼了，哪是什么向右偏，分明是向左偏。这样一来，前50米我只能拍到她的右耳朵，后50米就更别提了，镜头里只剩下后脑勺了。幸亏这是预赛，要是决赛，那可真是一砸到底了。事后才知道那张资料照片是暗房的技术人员放大时一不留神将底片放反了。由于上午受了惊吓，晚上我提前两个半小时就去排队占位子，就这样还排了个第三位。排在我前面的加拿大记者看了看我胸前的记者证，很客气地跟我搭讪，“中国？”“是的。”“刘黎敏？”“是的。”“刘黎敏很出色，能拿冠军吗？”“也许。”进赛场后他让我先挑位子，然后很自然地紧挨着我坐了下来，看到他那副信任我的样子，我心想，要是我选择上午的拍摄角度，岂不又多了一个受害者？这回我选择的是起点的位置，又赶上刘黎敏被分在离我们较近的第二泳道，当他返回来游后50米的时候，我正好拍到她冲刺的正脸，结像大、清晰度高、视觉冲击力强，这张照片后来在奥运会摄影比赛中获了个银奖，与刘黎敏在比赛中获得的名次相同。所不同的是，刘黎敏的名次是用平时的热汗换来的，我的这张照片却是用预赛中的一身冷汗换来的。至今我想起来还后怕，如果那天上午的预赛我要是没去呢？一念之差呀！◆
在1998年曼谷亚运会采访游泳比赛时，允许在池边拍摄的特殊证件只有8个，论资排辈，作为新华社唯一的一名采访游泳的摄影记者，我荣幸地争得了一个席位。但在比赛开始之后，我却做出了让许多同行不解的选择，主动放弃了那张显示豪华身份的证件而毅然走上了看台。原因很简单，根据我多次单独采访游泳比赛的经验，根据我对现场拍摄条件的观察，我认为看台上的拍摄位置更有利。采访大型体育赛事，记者的竞争总是被称为第二战场，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抢占有利地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每天我都拉着一个大箱子，提前一个多小时到看台上的记者席占座。占好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大炮”架上，焦距600毫米的镜头加上一个1.4倍的增距镜，再加上遮光罩，探出去足有小一米；箱子放在左边的位子上；装满胶卷的特制网兜和另外一台随时准备抢新闻的装着闪灯的相机放在右边的位子上，如此张扬是为了跑马占地，虽然我没有权力占三个位子，但哪位记者看到这种架势还愿意挤在我身边呢？为自己营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心态。前后左右的干扰越少，就越能够使我将精力集中在拍摄上。
居高临下拍摄游泳还有几个好处：首先是便于纵览全局，能够清楚地看到哪一泳道的运动员游在最前面，从而使你不至于漏拍金牌，而且运动员到终点后都会回过头来看成绩，当得知自己获得冠军后，往往会有激动的表现，但这种激动的表现可谓瞬息即失，如果你事先不知道该把镜头对准谁，那是无法拍到这种瞬间的。其二，除了蛙泳以外，其他三种泳姿的手臂划水动作都很大，溅起的水花也很大，再加上比赛紧张激烈，运动员前后相差无几，如果拍摄角度低，前后遮挡是很难避免的，选择高角度拍摄，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第三个好处是用长镜头拍摄发奖时，由于位置高，运动员领奖时又是站在领奖台上，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下面的记者会挡你的镜头，而且你还可以用下面那些记者作前景，说不定拍出的发奖照片更有气氛。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场地证的确可以说是采访竞技体育的命根子。
1998年我到法国去采访世界杯，由于组委会的工作失误，将我错划在了文字记者的行列里。尽管向我道了歉并给我补办了摄影记者证，但各个赛场第一阶段小组赛的场地票却早已按照电脑中错登的名单分发一空了。这意味着我在开赛后的前21天中，每天不仅要为火车票操心，还要为每场球的场地票伤脑筋，因为没有场地票就只能在看台上拍摄。好在巴黎分社有我的同行搭档，凭他的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每天都提前两三个小时到达赛场去交涉场地票。经过几次尝试，辛苦不说，关键是效果不好，真有点“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的味道。最难缠的是那些国际足联的官员，他们大都以权威的组织者自居，很难通融。既然如此，我们决定调整战略。首先是要避开与国际足联的官员打交道，干脆不到新闻中心去交涉什么场地票，而是直奔比赛场地与把大门的法国人周旋，周旋的秘诀是装聋拌哑。我们身着大会统一配备的摄影背心；胸前挂着摄影记者证；扛着“大炮”；这足以证明我们是专程到法国采访世界杯的外国摄影记者，但我们有语言障碍，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法语，更不知道还需要什么场地票，这可给那些把门的法国人出了难题，因为他们在我们面前也等于丧失了语言表达的能力，而解决难题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进去算了”。
每当我们的诡计得逞之后，我的同行搭档都会大喘一口气，因为他是什么都听得懂，却要装作听不懂，如果没有点表演天才就难免会露马脚；而我本来就听不懂，所以演戏时就比他轻松自然得多。现在说起这些事就象在讲故事、说笑话，但在当时可没有这么轻松，因为我们肩负着新华社的图片报道任务，如果发不回照片来，谁还会有心思听你讲这些。我觉得单独到国外执行任务，拍摄水平似乎已经降到第二位了，而需要更多的却是你的外出经验、交际能力和应变能力。当然，还有一点是最起码的，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的责任心。
有人说，“淹死的大都是会游泳的”。不管这句话的科学性如何，反正我在采访重要赛事时总是用这句话来告诫自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经验而“大意失荆州”。因为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允许失败的。
刘黎敏·1996年奥运会 罗更前摄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我负责采访游泳。游泳比赛是上午预赛晚上决赛，如果你能保证在晚上的决赛中拍摄不失误，上午的预赛不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刘黎敏100米蝶泳比赛那天，我凌晨两点才回到住处，上午九点开始的预赛我是真不想去了。于是我躺在床上开始在脑子里过电影，这可以说是我多年养成的好习惯，在完成重要拍摄任务之前，总是先凭借我的经验，将有可能出现的场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一个大致的设想，以决定我将带什么镜头，抢占哪个角度。我记得刘黎敏游蝶泳头部出水后不是面向正前方，而是偏向一侧，但具体是偏向哪一侧我却记不清了。于是我拿出了以前拍过的照片资料，照片上显示的是她的脸向右偏，这样我的心里就有数了。记者席就在运动员入水的右面，我只要选择折返点的位置就能在前50米比赛中拍到刘黎敏的正脸，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但我还是不能安然入睡，因为刘黎敏的100米蝶泳是冲击奥运金牌的项目，容不得半点闪失，万一……虽然我当时也想不出会有什么万一，反正就是心里不踏实，大概就是怕自己自认为会游泳而被淹死吧。所以一咬牙，上午的预赛我还是去了。一进赛场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折返点的拍摄位置，胸有成竹地只等刘黎敏入水后就开始按快门，谁知她的头刚一露出水面我就傻眼了，哪是什么向右偏，分明是向左偏。这样一来，前50米我只能拍到她的右耳朵，后50米就更别提了，镜头里只剩下后脑勺了。幸亏这是预赛，要是决赛，那可真是一砸到底了。事后才知道那张资料照片是暗房的技术人员放大时一不留神将底片放反了。由于上午受了惊吓，晚上我提前两个半小时就去排队占位子，就这样还排了个第三位。排在我前面的加拿大记者看了看我胸前的记者证，很客气地跟我搭讪，“中国？”“是的。”“刘黎敏？”“是的。”“刘黎敏很出色，能拿冠军吗？”“也许。”进赛场后他让我先挑位子，然后很自然地紧挨着我坐了下来，看到他那副信任我的样子，我心想，要是我选择上午的拍摄角度，岂不又多了一个受害者？这回我选择的是起点的位置，又赶上刘黎敏被分在离我们较近的第二泳道，当他返回来游后50米的时候，我正好拍到她冲刺的正脸，结像大、清晰度高、视觉冲击力强，这张照片后来在奥运会摄影比赛中获了个银奖，与刘黎敏在比赛中获得的名次相同。所不同的是，刘黎敏的名次是用平时的热汗换来的，我的这张照片却是用预赛中的一身冷汗换来的。至今我想起来还后怕，如果那天上午的预赛我要是没去呢？一念之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