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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6日，方志敏烈士在江西南昌下沙窝慷慨赴难，英勇就义。1955年，中共中央作出寻找方志敏遗骨的决定。在刘少奇同志的直接指示下，江西省成立了以方志纯(方志敏的堂弟，省委、省政府领导人之一)等领导组成的方志敏遗骨调查小组。由于方志敏烈士是被秘密杀害的，一直找不到可靠的线索。直到1957年春天，江西化纤厂在南昌下沙窝破土动工了，一天，基建工作挖地基时突然发现一堆骨骸。其中两根胫骨还套着一付铁镣!经过各方人士实地勘查，最终确认，这就是方志敏。那个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
当时的张伟纳，刚从法医研究训练班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接到辨认遗骨的任务，心都颤抖了
一只大木箱送到了江西省公安厅的法医工作室，木箱内装的是从下沙窝方志敏就义处小心翼翼收集到的残缺不全的骨骸，共计79块。
这79块骨骸哪些是方志敏的遗骨呢？这项辨别遗骨的重任交给了青年法医张伟纳。
那时的张伟纳，刚从法医研究训练班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缺乏工作经验，省公安厅技术设备又匮乏。可是，公安厅的领导向他交待任务他没有丝毫含糊：“省委对遗骨鉴定极为重视，指示我们通过法医技术作出鉴定。这是一项光荣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分辨烈士的遗骨，一定要绝对准确!”
箱子打开了，只见所有的骨骸由于年代太久都已发黄变黑，有的松脆断裂。张伟纳小心翼翼一块一块地清点。他拿起其中已确信无疑的两块胫骨，他的心都颤抖了。
张伟纳先来到挖出骨骸的现场勘察。下沙窝濒临赣江，方志敏就义时，这里是不长草木一片荒滩。由于江水淹浸，这里泥沙沉积，土质潮湿。但他勘察发现掩埋骨骸的地方地势较高，而且是黄泥土，因而现存的骨骸未全部松脆粉裂。骨骸表面风化，骨质脱落，呈棕褐色。根据现在这种土质情况推算，年代应在20年左右，这与方志敏就义的时间大致吻合。
为了准确鉴别烈士的遗骨，方志纯、缪敏(方志敏遗孀)、凌凤梧(同情方志敏的看守所所长)等方志敏的亲友共同向张伟纳提供有关方志敏人体的情况。通过法医的技术鉴定，只有9块骨骸是方志敏的遗骨，其它70块骨在最后的鉴定书已下了明确结论，被排除在外：“其它骨骼在最后的鉴定书已下了明确结论，被排除在外：‘其它骨骼均属短小男人或女人、儿童骨骼，均不属方志敏遗骨。’”
为了确保鉴定无误，张伟纳把遗骨带到上海，于1957年12月28日交送当时的司法部法医研究所，请求再次予以审定。研究所所长张颐昌和法医陈世贤都曾是张伟纳的老师。他们与张伟纳一起对遗骨再次极其慎重地进行各种复杂的技术检验。其间还得到法医研究所顾问苏联专家以及复旦大学人类学考古组长吴定良教授的帮助。专家们反复切磋，化验分析，对遗骨的埋葬年限、性别、年龄、身高等通过检验和推算得出科学资料，结果证明张伟纳的鉴定是正确的。
法医研究所的专家所正式签署了鉴定书，宣告这9块遗骨确凿无疑是方志敏的遗骨。
中共江西省委向党中央报告了发现和鉴定方志敏遗骨的经过，党中央及时批示了安葬烈士遗骨。
张伟纳激动了，愤怒地高喊起来：“这是一般的标本么？不!这是伟大的烈士的遗骨!”
正当方志敏遗骨安葬前的一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之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内乱在神州大地降临了。在“砸烂公检法”的狂嚣中，江西省公安厅很快就瘫痪了。在极左的“群众专政”的旗号下，各种档案被破坏，侦察数据和技术设备遭洗劫，科学严谨的法医工作被诬为“神秘主义”、“放着活人不治，跟着死人打交道。”烈士的遗骨怎么办？原先领导决定，在安葬前，张伟纳保管烈士的遗骨。于是他特地选了一只3尺长、1尺宽的皮纸箱，把遗骨一块块包好，放进箱内，箱盖上贴了一张红纸，上书“方志敏同志遗骨”。他视若珍宝般地爱护这只皮纸箱，把它小心翼翼放在工作室的一角，从不让人碰撞。可现在“文革”的烈火已如火如荼，在“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口号下，所有正常的秩序全被打乱了，眼前一切实在令人担心。
1967年初的一个上午，张伟纳来到工作室，推开门一看，他惊呆了：室内原来整整齐齐堆放着的十几个骨骸箱和许多标本瓶不翼而飞。张伟纳慌了，急忙去找他的助手。他得到的回答是：“军代表下了命令，搞群众专政用不着这些死人骨头，统统搬到赣江边烧了。”
“什么？烧了？方志敏烈士的遗骨呢？”
他的助手指着墙角落：“喏，就剩这两个箱子了。我想，今天问过你再送去!”张伟纳疾步走上前一看，正是烈士的遗骨!他忙双手捧起纸箱，紧紧抱在怀中。助手见他如此紧张的神情，揶揄地说：“省委被夺权了，公安厅也砸了，谁还会来管这事？你还想留着它做标本么？”
张伟纳激动了。这位平时说话轻声慢气的法医突然愤怒地高喊起来：“这是一般的标本么？不，这是伟大的烈士的遗骨!”他凛然宣布：“烈士遗骨，由我保管，这是我神圣的职责!”
张伟纳冷静下来了。他此时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如将遗骨仍放在原处已不可靠。转移，往哪儿搬呢？偌大一个箱子，搬进搬出引人注意，弄不好还会损坏。一时间，他焦虑万分。张伟纳终于想出个主意，将遗骨藏在工作室的水池里。他知道法医的工作已停止，这个洗刷器皿的水池废弃不用了，把箱子藏在这里既安全，又不易为人察觉。于是他捋起衣袖就干了起来，先把杂物一件件挪开，把水池揩干净，然后把装有遗骨的箱子放进池内。
为了便于保管，张伟纳把贴在箱盖上的“方志敏同志遗骨”的红纸撕了下来，并在箱上盖上一块大木板，做成一个工作台的样子，再把瓶瓶罐罐等杂物堆在上面。
烈士的遗骨在哪里，张伟纳的心就系在哪里。此后，他每天都要到办公楼来，每次都要去工作室看看坐坐，而且常常一坐就是好半天。缪敏为感激他鉴别烈士遗骨，曾赠送他一本《方志敏在狱中》，他就放在办公室内，已经读了好几遍了。张伟纳的同事们有的冲冲杀杀地去“闹革命”了，有的回家“逍遥”去了，他的助手也回湖北老家去了。于是这间屋子就成了他的“独立王国”，平日里无人问津。尽管如此，张伟纳每离开一会儿，都要把门锁紧，以防不测。
1967年夏的一个闷热的下午，张伟纳像往常一样坐在工作室内。突然，楼下大院里传来了一阵阵狂呼乱叫。他站在窗口朝下一看，不得了!只见院子里已冲进黑压压一群人，声称是造反派。他们戴着袖章，手持木棍，杀气腾腾。只见造反派头领站在台阶上将手一挥，一伙人就朝办公楼冲来。张伟纳见这阵势知道不妙，连忙关紧房门。
“咚，咚，咚”，随着一阵狂呼乱喊，门很快就踢开了。一个头头带着七八个汉子闯进了工作室，冲着张伟纳毫不客气地说：“你是这儿的？”
“嗯，这是法医工作室，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张伟纳十分不满地反问。
“干什么？你不知道公检法要彻底砸烂吗？今天我们就是对公安厅采取联合革命行动!快走开，我们要搜查你们搞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证!”话未说完，跟进来的一伙人便在屋内翻腾起来。桌子被搬移，抽屉内的东西倒弃一地，椅凳被甩倒，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丢弃在地，“哐啷”、“哐啷”地被踢来踢去……
一个家伙指着一个箱子问：“这是什么东西？”张伟纳答：“现场勘察箱，里面都是检验的工具。”“带走!”张伟纳面对造反派种种野蛮无礼的举动没吭一声，他的眼睛盯着水池，心里只是叨念：烈士的遗骨千万不能被亵渎!
眼看着木板上的杂物搬得差不多了，就要掀动木板了，张伟纳的心都悬吊起来了。突然“砰”地一声，楼下院子里响起枪声，屋里顿时乱成一团。一个造反派头头住手喊道：“快，快下去，老保要翻天了!”说着，他一挥手，这伙人又一下子奔下了楼……张伟纳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赶忙把散乱在地下的杂物一件件又堆到水池的木板上来。烈士的忠骨化险为夷，张伟纳那颗悬吊的心也落到实处。
张伟纳如同一名忠城的卫士，一直守护着方志敏的遗骨。就这样，在那狂热动乱的年月里，烈士的忠骨在法医工作室的水池里珍藏了10年。
张伟纳在江西干了29年，受理过3000多个案件，在埋葬了烈士忠骨不到一个月之后，他回了老家广东
1976年10月是个不寻常的金秋。随着“文革”宣告结束，共和国的命运有了良好的转机。
1976年底，张伟纳郑重地向江西省公安厅领导报告了烈士遗骨保存的情况。省委立即指示，重新抓紧基建工程，早日安葬烈士遗骨。
早在“文革”前省委就根据中央的批示选址建墓。方志敏的亲密战友，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同志直接主持这项工作，并同方志纯、缪敏等烈士亲友一道亲自勘察选址，最后墓址定在南昌市北郊梅岭脚下。
建墓工程是于1960年开始的，延至1985年春基本建成。
当时还计划1965年8月在纪念方志敏英勇就义30周年的时候，中共江西省委为烈士举行遗骨安葬仪式。此前，省委还向毛主席发出函请，要求为烈士墓碑题字。毛主席很快就亲笔题写了“方志敏烈士之墓”七个大字，并在复函中谦逊地说“已写一张，不知可用否？”
1977年8月6日是方志敏烈士殉难42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人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迟到而隆重的葬礼。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前，张伟纳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在省公安厅领导的陪护下，庄重地捧出遗骨箱，把他珍藏达20年之久的9块烈士遗骨，当着各有关领导及烈士亲属的面如数清点，然后用红丝绒包好放进汉白玉特制的棺内。
尽管在江西公安厅工作29年，先后受理鉴定了3000多个案件，但张伟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保护了烈士遗骨。如今心愿终于了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调回老家广东，在广东省人民警察学校担任法医教师，直到1993年2月退休。
当时的张伟纳，刚从法医研究训练班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接到辨认遗骨的任务，心都颤抖了
一只大木箱送到了江西省公安厅的法医工作室，木箱内装的是从下沙窝方志敏就义处小心翼翼收集到的残缺不全的骨骸，共计79块。
这79块骨骸哪些是方志敏的遗骨呢？这项辨别遗骨的重任交给了青年法医张伟纳。
那时的张伟纳，刚从法医研究训练班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缺乏工作经验，省公安厅技术设备又匮乏。可是，公安厅的领导向他交待任务他没有丝毫含糊：“省委对遗骨鉴定极为重视，指示我们通过法医技术作出鉴定。这是一项光荣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分辨烈士的遗骨，一定要绝对准确!”
箱子打开了，只见所有的骨骸由于年代太久都已发黄变黑，有的松脆断裂。张伟纳小心翼翼一块一块地清点。他拿起其中已确信无疑的两块胫骨，他的心都颤抖了。
张伟纳先来到挖出骨骸的现场勘察。下沙窝濒临赣江，方志敏就义时，这里是不长草木一片荒滩。由于江水淹浸，这里泥沙沉积，土质潮湿。但他勘察发现掩埋骨骸的地方地势较高，而且是黄泥土，因而现存的骨骸未全部松脆粉裂。骨骸表面风化，骨质脱落，呈棕褐色。根据现在这种土质情况推算，年代应在20年左右，这与方志敏就义的时间大致吻合。
为了准确鉴别烈士的遗骨，方志纯、缪敏(方志敏遗孀)、凌凤梧(同情方志敏的看守所所长)等方志敏的亲友共同向张伟纳提供有关方志敏人体的情况。通过法医的技术鉴定，只有9块骨骸是方志敏的遗骨，其它70块骨在最后的鉴定书已下了明确结论，被排除在外：“其它骨骼在最后的鉴定书已下了明确结论，被排除在外：‘其它骨骼均属短小男人或女人、儿童骨骼，均不属方志敏遗骨。’”
为了确保鉴定无误，张伟纳把遗骨带到上海，于1957年12月28日交送当时的司法部法医研究所，请求再次予以审定。研究所所长张颐昌和法医陈世贤都曾是张伟纳的老师。他们与张伟纳一起对遗骨再次极其慎重地进行各种复杂的技术检验。其间还得到法医研究所顾问苏联专家以及复旦大学人类学考古组长吴定良教授的帮助。专家们反复切磋，化验分析，对遗骨的埋葬年限、性别、年龄、身高等通过检验和推算得出科学资料，结果证明张伟纳的鉴定是正确的。
法医研究所的专家所正式签署了鉴定书，宣告这9块遗骨确凿无疑是方志敏的遗骨。
中共江西省委向党中央报告了发现和鉴定方志敏遗骨的经过，党中央及时批示了安葬烈士遗骨。
张伟纳激动了，愤怒地高喊起来：“这是一般的标本么？不!这是伟大的烈士的遗骨!”
正当方志敏遗骨安葬前的一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之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内乱在神州大地降临了。在“砸烂公检法”的狂嚣中，江西省公安厅很快就瘫痪了。在极左的“群众专政”的旗号下，各种档案被破坏，侦察数据和技术设备遭洗劫，科学严谨的法医工作被诬为“神秘主义”、“放着活人不治，跟着死人打交道。”烈士的遗骨怎么办？原先领导决定，在安葬前，张伟纳保管烈士的遗骨。于是他特地选了一只3尺长、1尺宽的皮纸箱，把遗骨一块块包好，放进箱内，箱盖上贴了一张红纸，上书“方志敏同志遗骨”。他视若珍宝般地爱护这只皮纸箱，把它小心翼翼放在工作室的一角，从不让人碰撞。可现在“文革”的烈火已如火如荼，在“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口号下，所有正常的秩序全被打乱了，眼前一切实在令人担心。
1967年初的一个上午，张伟纳来到工作室，推开门一看，他惊呆了：室内原来整整齐齐堆放着的十几个骨骸箱和许多标本瓶不翼而飞。张伟纳慌了，急忙去找他的助手。他得到的回答是：“军代表下了命令，搞群众专政用不着这些死人骨头，统统搬到赣江边烧了。”
“什么？烧了？方志敏烈士的遗骨呢？”
他的助手指着墙角落：“喏，就剩这两个箱子了。我想，今天问过你再送去!”张伟纳疾步走上前一看，正是烈士的遗骨!他忙双手捧起纸箱，紧紧抱在怀中。助手见他如此紧张的神情，揶揄地说：“省委被夺权了，公安厅也砸了，谁还会来管这事？你还想留着它做标本么？”
张伟纳激动了。这位平时说话轻声慢气的法医突然愤怒地高喊起来：“这是一般的标本么？不，这是伟大的烈士的遗骨!”他凛然宣布：“烈士遗骨，由我保管，这是我神圣的职责!”
张伟纳冷静下来了。他此时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如将遗骨仍放在原处已不可靠。转移，往哪儿搬呢？偌大一个箱子，搬进搬出引人注意，弄不好还会损坏。一时间，他焦虑万分。张伟纳终于想出个主意，将遗骨藏在工作室的水池里。他知道法医的工作已停止，这个洗刷器皿的水池废弃不用了，把箱子藏在这里既安全，又不易为人察觉。于是他捋起衣袖就干了起来，先把杂物一件件挪开，把水池揩干净，然后把装有遗骨的箱子放进池内。
为了便于保管，张伟纳把贴在箱盖上的“方志敏同志遗骨”的红纸撕了下来，并在箱上盖上一块大木板，做成一个工作台的样子，再把瓶瓶罐罐等杂物堆在上面。
烈士的遗骨在哪里，张伟纳的心就系在哪里。此后，他每天都要到办公楼来，每次都要去工作室看看坐坐，而且常常一坐就是好半天。缪敏为感激他鉴别烈士遗骨，曾赠送他一本《方志敏在狱中》，他就放在办公室内，已经读了好几遍了。张伟纳的同事们有的冲冲杀杀地去“闹革命”了，有的回家“逍遥”去了，他的助手也回湖北老家去了。于是这间屋子就成了他的“独立王国”，平日里无人问津。尽管如此，张伟纳每离开一会儿，都要把门锁紧，以防不测。
1967年夏的一个闷热的下午，张伟纳像往常一样坐在工作室内。突然，楼下大院里传来了一阵阵狂呼乱叫。他站在窗口朝下一看，不得了!只见院子里已冲进黑压压一群人，声称是造反派。他们戴着袖章，手持木棍，杀气腾腾。只见造反派头领站在台阶上将手一挥，一伙人就朝办公楼冲来。张伟纳见这阵势知道不妙，连忙关紧房门。
“咚，咚，咚”，随着一阵狂呼乱喊，门很快就踢开了。一个头头带着七八个汉子闯进了工作室，冲着张伟纳毫不客气地说：“你是这儿的？”
“嗯，这是法医工作室，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张伟纳十分不满地反问。
“干什么？你不知道公检法要彻底砸烂吗？今天我们就是对公安厅采取联合革命行动!快走开，我们要搜查你们搞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证!”话未说完，跟进来的一伙人便在屋内翻腾起来。桌子被搬移，抽屉内的东西倒弃一地，椅凳被甩倒，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丢弃在地，“哐啷”、“哐啷”地被踢来踢去……
一个家伙指着一个箱子问：“这是什么东西？”张伟纳答：“现场勘察箱，里面都是检验的工具。”“带走!”张伟纳面对造反派种种野蛮无礼的举动没吭一声，他的眼睛盯着水池，心里只是叨念：烈士的遗骨千万不能被亵渎!
眼看着木板上的杂物搬得差不多了，就要掀动木板了，张伟纳的心都悬吊起来了。突然“砰”地一声，楼下院子里响起枪声，屋里顿时乱成一团。一个造反派头头住手喊道：“快，快下去，老保要翻天了!”说着，他一挥手，这伙人又一下子奔下了楼……张伟纳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赶忙把散乱在地下的杂物一件件又堆到水池的木板上来。烈士的忠骨化险为夷，张伟纳那颗悬吊的心也落到实处。
张伟纳如同一名忠城的卫士，一直守护着方志敏的遗骨。就这样，在那狂热动乱的年月里，烈士的忠骨在法医工作室的水池里珍藏了10年。
张伟纳在江西干了29年，受理过3000多个案件，在埋葬了烈士忠骨不到一个月之后，他回了老家广东
1976年10月是个不寻常的金秋。随着“文革”宣告结束，共和国的命运有了良好的转机。
1976年底，张伟纳郑重地向江西省公安厅领导报告了烈士遗骨保存的情况。省委立即指示，重新抓紧基建工程，早日安葬烈士遗骨。
早在“文革”前省委就根据中央的批示选址建墓。方志敏的亲密战友，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同志直接主持这项工作，并同方志纯、缪敏等烈士亲友一道亲自勘察选址，最后墓址定在南昌市北郊梅岭脚下。
建墓工程是于1960年开始的，延至1985年春基本建成。
当时还计划1965年8月在纪念方志敏英勇就义30周年的时候，中共江西省委为烈士举行遗骨安葬仪式。此前，省委还向毛主席发出函请，要求为烈士墓碑题字。毛主席很快就亲笔题写了“方志敏烈士之墓”七个大字，并在复函中谦逊地说“已写一张，不知可用否？”
1977年8月6日是方志敏烈士殉难42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人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迟到而隆重的葬礼。
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前，张伟纳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在省公安厅领导的陪护下，庄重地捧出遗骨箱，把他珍藏达20年之久的9块烈士遗骨，当着各有关领导及烈士亲属的面如数清点，然后用红丝绒包好放进汉白玉特制的棺内。
尽管在江西公安厅工作29年，先后受理鉴定了3000多个案件，但张伟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保护了烈士遗骨。如今心愿终于了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调回老家广东，在广东省人民警察学校担任法医教师，直到1993年2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