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原本栖息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10余头亚洲象一路向北迁移，造访云南省玉溪市、红河州、昆明市等地。其间，当地政府部门对象群所经区域进行交通管制，并疏散人群。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也用无人机对象群实施全天候跟踪。政府和当地民众为保护大象，确保人象和平相处作出了大量努力，通过顺其自然、尊重自然的方式将可能的危险降到了最低。
　　那么，该象群为何一路向北迁移？有专家表示，象群北上是因为原有栖息地遭到破坏，食物匮乏，北上是为了找食物。也有学者说，这个象群的“首领”可能是经验不足，出现迷路狀况。此外，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暨国际磁生物学前沿研究中心研究员谢灿推测，亚洲象一路向北，像是烙印在其基因中的迁徙本能偶然间被激发，这可能与太阳活动有关。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云南亚洲象项目主管曹大藩则表示，象群北迁应该是个特例，原因很多，实际上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出一个科学的、有针对性的结论。
　　虽然该象群北迁可能是特例，原因也尚无定论，但记者注意到，云南的野生亚洲象不止一次“进城”。人象冲突既关乎大象的存亡，也涉及人的安全;不仅是学术议题，更成为了当地的公共安全问题。有没有持续有效的方法可以缓解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如何平衡好野生动物保护和居民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层次思考。

人象冲突依旧存在

　　亚洲象是我国国家Ⅰ级保护野生动物和欧亚大陆最大的陆生野生动物，被列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物种，具有极高的国际关注度和保护生物学价值。
　　几十年来，中国在生态和野生象保护上作出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自1958年建立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来，亚洲象分布区已建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5处，面积3527.99平方公里，使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热带森林得到有效保护。我国亚洲象数量从1985年约180头增长到约210头，再到目前约300头。然而，受人口增加、城镇发展、电站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许多亚洲象历史分布区成为橡胶、茶叶、咖啡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地，导致热带森林碎片化、保护地孤岛化情况日益严重。同时，由于野象种群数量增长、分布范围扩大、取食行为改变等原因，人象活动空间高度重叠，人象冲突较为严重。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0年之间，亚洲象平均每年造成人员伤亡超10人，每年造成经济损失超过3000万元。
　　在亚洲象一路向北迁移的事件发生之前，今年3月，几头亚洲象“到访”云南省普洱市一户村民的简易房，房顶被掀翻，存放的玉米散落一地。据悉，2014年至2019年，普洱市因野象肇事致使12人死亡、12人受伤，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另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统计，2011年至2019年6月，勐海县共发生野生亚洲象肇事案件381起，涉及受灾户4580户，保险理赔案件累计金额高达994.522万元。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徐彬关注到了人象冲突问题。他指出，人象冲突给云南的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干扰，也给居民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和巨大的安全隐患，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

多重困局亟待破解

　　对于人象冲突等问题，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当地政府一直在积极探讨解决办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引导地方政府开展亚洲象分布区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结合亚洲象保护工程的实施，预防亚洲象对人畜、农作物、村庄的损害。为避免人象冲突，云南省聘请监测员，长期跟踪野象行踪，在野生亚洲象“进村入户”前发出预警，提前采取措施防范规避。2010年以来，云南省开展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试点，由政府全额出资投保，保险公司勘损赔付。
　　记者注意到，西双版纳于2020年5月启动亚洲象监测预警保护系统，截至2021年5月，已成功发布5000余次预警信息。2020年，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府与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支付宝公益基金会共同签署协议，在中国亚洲象保护发展全领域开展合作。
　　尽管如此，人象冲突的形势依然严峻，亚洲象肇事事件数量逐年上升，给当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威胁，这对亚洲象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缓解人象冲突，促进人象和谐共生。一些业内人士也指出，在缓解人象冲突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多重困局亟待破解。
　　首先是资金投入的问题。云南省2019年组织编制了亚洲象保护工程5年行动计划和12年长期规划，但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导致规划难以落实。亚洲象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3个州市的9个县市区。相较于旅游胜地西双版纳，与之一衣带水的普洱市较少获得关注。有媒体报道，普洱市澜沧县防范亚洲象基础设施薄弱，当地财政自给率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其安防综合管理平台，就因付不起网费一度停用。
　　同时，健全完善补偿机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将大象造成的人员伤亡赔偿增至如今的40万元，还是有部分群众觉得补偿金额较低。此外，野象进村入田愈加频繁，不但造成了更多的经济损失，还由于群众畏惧野象而影响了正常生产生活，造成间接损失，群众对于间接损失不能获得补偿等问题也有所反映。
　　其次是技术革新、科研滞后的问题。有专家建议，应当设立国家亚洲象保护与“人象冲突”防范重大科研课题，支持云南建立亚洲象研究、监测中心，搭建开放研究、监测平台，开展相关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为缓解人象冲突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
　　近年来，在亚洲象分布区建立国家公园也成为了专家学者及动物保护人士热议的话题。建立国家公园不仅能增加亚洲象栖息地面积，有效缓解亚洲象食物源短缺、栖息地破碎化等问题，还能通过系统修复，实现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
　　记者注意到，关于将亚洲象活动频繁的区域纳入亚洲象国家公园规划范围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也将根据亚洲象相关国家公园设立工作进展情况，及其相应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具体需求，对亚洲象监测预警相关机构给予重点考虑和倾斜支持。

从“搏斗”到“共生”

　　西方学者伊懋可教授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中提到，4000年前，大象出没于后来成为北京（在东北部）的地区，以及中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今天，在中国境内，野象仅存于西南部与缅甸接壤的几个孤立的保护区。他认为，大象在时间和空间上退却的模式，与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有关。历史上，人与大象的“搏斗”在三条战线上展开，第一条战线是清理土地用于农耕，从而毁坏了大象的森林栖息地;第二条战线是农民为保护庄稼免遭大象的踩踏和侵吞，而与大象搏斗;第三条战线是战争、运输或仪式所需。
　　放眼全球，人类与大自然、野生生物的关系，有着漫长的历史。近两百年间，全球上演了“紧张——纾缓——和谐”三部曲，中国目前也已进入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阶段。这种“共生”，一方面是要平衡野生动物保护与原住居民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需要观念的转变，应避免极端化和娱乐化。
　　由于人象冲突的加剧，部分群众强烈要求将活动在人类居住区附近的大象杀死以降低风险。对于大象来说，目前更需要的是保护，因为大象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是濒危动物。
　　为了引导观念转变，公益组织“中南屋”正准备在云南大树脚村建立公益项目基地，一方面安装太阳能防兽灯，缓解人象冲突;另一方面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开办农家乐，建立“野象茶”公益品牌，让村民从大象身上“受益”，从而改变对野象的刻板印象。“中南屋”表示，所有的盈利会用于当地缓解人象冲突的项目。
　　野象群向北迁移事件发生后，部分网友忽略了大象的危险性，还有网络主播为了博眼球，在象群途经地点进行直播。对此，专家告诫，大象固然“可爱”，但请记住它们依旧充满野性和危险，保持足够的距离，保持足够的尊重，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它们的！
　　从长远来看，将各方的声音引导到一个平和的语境下，从而进一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会更有利于各种问题的良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