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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回回’民族的文化认同”为主题，探讨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对于自身、对于汉民族以及伊斯兰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望对这一民族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回回”民族；文化认同；伊斯兰文化；汉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以及历史学家的分析，回回民族的先民最早来到中国是在唐代，唐代与宋代相关文献中所描绘的“蕃客”一词，指的就是古代从中亚西亚、阿拉伯国家来中国经商的回回穆斯林。在元代，由蒙古人所统治的区域，平民被划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其中回回民族在这一时期从属于色目人行列，仅次于蒙古人的社会地位，甚至很多回回人在元朝中央政府中担任要职。而在明朝，鉴于明政府对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的开明政策（如敕诏修建清真寺并制定清真寺的阿訇管理制度），使回回民族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宽容最终导致了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在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其不断处于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汉民族、中国文化的认同的迁移过程中。也恰恰是这种文化意识的变化与觉醒，促使了其民族共同体的诞生。
一、文化表述上的民族自我认同
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奠定其当代人类学地位的巨制）一书中曾表示，其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拥有同样的观点，都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此在其观念体系当中，认为对于文化的探知与分析，并非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后现代人类学家）以“深度描写”和“地方性知识”为旗帜，站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的立场上，倡导一种文化的主体性与个性，以“在解释之上的理解”为目标，给当代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想体系。鉴于此，要想真正了解回回民族的发展历程，就需要先理解其文化，探索其文化发展脉络之中的特征和规律，并要在一定程度上做出符合其民族特点和社会心理的解释。著名的穆斯林作家张承志先生近年来所阐释的关于“文化主体”的“自我阐释”的论点，与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所提及的论点有相似之处，这种不谋而合恰恰反映了后现代对文化“地方性”和差异性的强调，以及对现代意识中的全球化、统一性的反思与反动。
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同
唐代的李彦升（本大食人），是中国回回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其于唐至五代后周（907—960）时期侨居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并有了很高的学识。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卢钧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其曾经任岭南的节度使期间，熟知广州蕃坊波斯人、大食人的情况，正是由于他的推荐，拥有极高儒学造诣的大食人李彦升考中了唐朝的进士。众所周知，在唐代考取进士需要通五经、明时务，换言之，如果李彦升不是对中华文化拥有相当深厚的造诣，是不可能取得这一结果的。陈垣先生在他所撰《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将李彦升列为“西域人华化先导”；周敦颐论李词，说他以“清疏之笔，下开北宋人体格，这是很有见地的话”。在唐代，亚洲各国来唐朝学习的人数众多， 为了体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盛唐风度，唐王朝把科举制度运用在了外国留学生身上，专门为留学生设立了“宾贡科”，宾贡及第即中进士。李参加过“宾贡科”考试，各种记载都说“有诗名，预宾贡焉”，“宾贡李”，李属“宾贡登第”。
回族诗人丁鹤年生于元统三年（1335），卒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 ，终年90岁。一生处元明朝代更迭之时，他年届33岁而入明代。丁鹤年博览经史，精于算术、方药之学，著有《海巢集》《丁孝子诗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生于泉州的李贽（1527—1602），是明代后期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元明时期，泉州对外贸易，商业发达，而李贽的先辈，历代从事海上贸易。李贽的著述，主要有《焚书》六卷、《续焚书》五卷，这是理论性的著作，反映了李贽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是李贽的代表作。《藏书》是明代以前的历史人物传论；《续藏书》是明以后的传记。两部书反映他的历史观点。李贽继承泰州学派思想，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否认把孔子言论作为是非的标准，但他没有对孔子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而是明辨是非，分别对待；他反对道学家的虚伪，揭露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雅儒，行若狗彘”。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我们也不可忽略伊斯兰教对李贽幼年的影响，从他死前所立遗言，所细致讲述的葬式为伊斯兰教葬式并追求死后灵魂的清洁来看，李贽打骨子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这种信仰始于其幼年。它给予李贽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洁癖与好洁的心理；二是反对偶像崇拜。李贽后半生学三教之学却不拘于某一教，喜欢净心、童心等，都可看出这两个方面影响的影子。
通过以上提到的这些回族的代表人物，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文化对回回民族精神世界的熏陶是悠久而深远的。到了近代，由于时局的变化，回族的知识分子也勇敢地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爱国保教”这一口号是回族在面临中华被外族蹂躏的情境下喊出的，回族作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有责任、有义务在祖国被列强侵占日甚的情况下站出来和中国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外御其辱”，历史证明，回族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个时期的回族也是人才辈出，马坚、纳忠、纳训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但翻译了很多的阿拉伯书籍，为中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积极地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中。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回族这一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对于祖国的认同和觉醒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各种社团组织的成立，比如“中国回族救国协会”、“回族俱进会”等；各种报刊的出版发行，比如《月华》《晨熹》《清真铎报》等，他们一边以报刊作为口舌摇旗呐喊，一边组织社团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以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国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回族的抗战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如前文所言，回回民族的自我认同是先于对中华的认同的，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基本都是先认同于自己所在的族群共同体，继而由所在族群认同升华为对祖国的感情集体认同，这一点上，回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是一样的。
三、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
上一部分总结的是回族对于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而这个民族对于自己所信奉的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则从回民出生环境——作为家庭的穆斯林就已经开始了。从回民的“诞生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出生的婴儿在7日之内，必须由阿訇到家里给婴儿取经名，命名后由阿訇念清真言，先诵《古兰经》首章，再分别在婴儿的右耳、左耳旁低念一次“邦克”与“戈麦”，等等。与此同时，“宗教仪式是以一个系统为基础的特定组合的充满象征的程序化和规范化的行为，其中不仅渗透着参与者对神圣的尊重、崇敬和敬畏等情感，而且承载着特定的使命或实现特定的目的”。
总结全文不难发现，对于“回回”民族而言，“回回”二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符号，而是寓意着一种对于自我文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这种认同赋予了“回回”民族更多的含义，也促使其在对汉民族文化不断吸收、对伊斯兰文化不断承继的过程中，实现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孙俊萍.试论回族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J].宁夏社会科学，2009，1.
[2]喇秉德.论回回民族特征[J].回族研究，2000，2.
【关键词】“回回”民族；文化认同；伊斯兰文化；汉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以及历史学家的分析，回回民族的先民最早来到中国是在唐代，唐代与宋代相关文献中所描绘的“蕃客”一词，指的就是古代从中亚西亚、阿拉伯国家来中国经商的回回穆斯林。在元代，由蒙古人所统治的区域，平民被划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其中回回民族在这一时期从属于色目人行列，仅次于蒙古人的社会地位，甚至很多回回人在元朝中央政府中担任要职。而在明朝，鉴于明政府对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的开明政策（如敕诏修建清真寺并制定清真寺的阿訇管理制度），使回回民族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宽容最终导致了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在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其不断处于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汉民族、中国文化的认同的迁移过程中。也恰恰是这种文化意识的变化与觉醒，促使了其民族共同体的诞生。
一、文化表述上的民族自我认同
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奠定其当代人类学地位的巨制）一书中曾表示，其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拥有同样的观点，都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此在其观念体系当中，认为对于文化的探知与分析，并非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后现代人类学家）以“深度描写”和“地方性知识”为旗帜，站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的立场上，倡导一种文化的主体性与个性，以“在解释之上的理解”为目标，给当代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想体系。鉴于此，要想真正了解回回民族的发展历程，就需要先理解其文化，探索其文化发展脉络之中的特征和规律，并要在一定程度上做出符合其民族特点和社会心理的解释。著名的穆斯林作家张承志先生近年来所阐释的关于“文化主体”的“自我阐释”的论点，与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所提及的论点有相似之处，这种不谋而合恰恰反映了后现代对文化“地方性”和差异性的强调，以及对现代意识中的全球化、统一性的反思与反动。
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同
唐代的李彦升（本大食人），是中国回回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其于唐至五代后周（907—960）时期侨居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并有了很高的学识。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卢钧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其曾经任岭南的节度使期间，熟知广州蕃坊波斯人、大食人的情况，正是由于他的推荐，拥有极高儒学造诣的大食人李彦升考中了唐朝的进士。众所周知，在唐代考取进士需要通五经、明时务，换言之，如果李彦升不是对中华文化拥有相当深厚的造诣，是不可能取得这一结果的。陈垣先生在他所撰《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将李彦升列为“西域人华化先导”；周敦颐论李词，说他以“清疏之笔，下开北宋人体格，这是很有见地的话”。在唐代，亚洲各国来唐朝学习的人数众多， 为了体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盛唐风度，唐王朝把科举制度运用在了外国留学生身上，专门为留学生设立了“宾贡科”，宾贡及第即中进士。李参加过“宾贡科”考试，各种记载都说“有诗名，预宾贡焉”，“宾贡李”，李属“宾贡登第”。
回族诗人丁鹤年生于元统三年（1335），卒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 ，终年90岁。一生处元明朝代更迭之时，他年届33岁而入明代。丁鹤年博览经史，精于算术、方药之学，著有《海巢集》《丁孝子诗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生于泉州的李贽（1527—1602），是明代后期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元明时期，泉州对外贸易，商业发达，而李贽的先辈，历代从事海上贸易。李贽的著述，主要有《焚书》六卷、《续焚书》五卷，这是理论性的著作，反映了李贽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是李贽的代表作。《藏书》是明代以前的历史人物传论；《续藏书》是明以后的传记。两部书反映他的历史观点。李贽继承泰州学派思想，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否认把孔子言论作为是非的标准，但他没有对孔子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而是明辨是非，分别对待；他反对道学家的虚伪，揭露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雅儒，行若狗彘”。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我们也不可忽略伊斯兰教对李贽幼年的影响，从他死前所立遗言，所细致讲述的葬式为伊斯兰教葬式并追求死后灵魂的清洁来看，李贽打骨子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这种信仰始于其幼年。它给予李贽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洁癖与好洁的心理；二是反对偶像崇拜。李贽后半生学三教之学却不拘于某一教，喜欢净心、童心等，都可看出这两个方面影响的影子。
通过以上提到的这些回族的代表人物，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文化对回回民族精神世界的熏陶是悠久而深远的。到了近代，由于时局的变化，回族的知识分子也勇敢地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爱国保教”这一口号是回族在面临中华被外族蹂躏的情境下喊出的，回族作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有责任、有义务在祖国被列强侵占日甚的情况下站出来和中国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外御其辱”，历史证明，回族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个时期的回族也是人才辈出，马坚、纳忠、纳训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但翻译了很多的阿拉伯书籍，为中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积极地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中。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回族这一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对于祖国的认同和觉醒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各种社团组织的成立，比如“中国回族救国协会”、“回族俱进会”等；各种报刊的出版发行，比如《月华》《晨熹》《清真铎报》等，他们一边以报刊作为口舌摇旗呐喊，一边组织社团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以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国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回族的抗战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如前文所言，回回民族的自我认同是先于对中华的认同的，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基本都是先认同于自己所在的族群共同体，继而由所在族群认同升华为对祖国的感情集体认同，这一点上，回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是一样的。
三、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
上一部分总结的是回族对于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而这个民族对于自己所信奉的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则从回民出生环境——作为家庭的穆斯林就已经开始了。从回民的“诞生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出生的婴儿在7日之内，必须由阿訇到家里给婴儿取经名，命名后由阿訇念清真言，先诵《古兰经》首章，再分别在婴儿的右耳、左耳旁低念一次“邦克”与“戈麦”，等等。与此同时，“宗教仪式是以一个系统为基础的特定组合的充满象征的程序化和规范化的行为，其中不仅渗透着参与者对神圣的尊重、崇敬和敬畏等情感，而且承载着特定的使命或实现特定的目的”。
总结全文不难发现，对于“回回”民族而言，“回回”二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符号，而是寓意着一种对于自我文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这种认同赋予了“回回”民族更多的含义，也促使其在对汉民族文化不断吸收、对伊斯兰文化不断承继的过程中，实现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孙俊萍.试论回族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J].宁夏社会科学，2009，1.
[2]喇秉德.论回回民族特征[J].回族研究，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