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生态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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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步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在70年代开始形成一股强大的生态主义运动思潮。生态批评也随之兴起,并在八九十年代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国内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态问题迅速契合,在新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一门显学。然而,观览目前国内的生态批评状况,不难发现其中的困惑:一方面是可供作范例的成熟生态文学作品比较匮乏;另一方面生态批评往往胶着于对生态危机的警醒式反思,只在理论框架上叠床架屋,对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作品有所忽视。当然,“生态批评”的时代语境是广阔的,可以从生态学视角对古今中外广博的文学作品进行阐释,但是,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更可以为生态批评提供深入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大自然文学的不断发展,为生态批评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一、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的主张与生态主义运动
  “中国当代大自然文学”是安徽作家刘先平先生率先提出的文学主张。他以40年大自然探险经历,以近300万字的大自然探险作品,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大自然文学空间。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自然探险长篇系列,到新世纪前后的纪实性散文系列,再到近期的纪实性散文体小说系列,虽体裁、题材各异,但其作品却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呼唤生态道德,书写自然与人的关系。
  刘先平生态主义实践的立足点是他的大自然探险考察经历。与某些作家书斋式的工作方法不同,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的创作灵感和思路源自于他探险大自然的体验与感悟。这位从祖国中部的奇山秀水中走出来的作家,与生俱来对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情谊,山野探险为他打开了一扇奇异之窗,原生态的大自然生命之美向他迎面扑来,让他品尝到与自然相处,融入自然的感性认知的快乐。行走自然的步伐调整着他凝视山川海洋的角度,改变了他与自然的相处之道。随着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困境,高原、森林、海洋等科学考察的深入,作家的笔触开始凝重,进入对自然、生命价值的理性的沉思,进入对“大自然属于人类”还是“人类属于大自然”的深层思考,这迫使他产生一种急切的愿望,即“用大自然探险奇遇,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大自然世界,激活人类曾有的记忆,接通人类与大自然相连的血脉,让人们接受生态道德的洗礼、启蒙,同时启迪人们对人类自身的未来予以思考”。刘先平:《走进帕米尔高原——穿越柴达木盆地》封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他将这种愿望付诸大自然文学创作中,从此笔耕不辍。
  一方面,刘先平大自然文学不是单纯描写自然风光的文学,也非借自然之景抒一己之情怀的自然书写,而是以大自然为主体,“描写人与自然的故事,歌颂人与自然的和谐”刘先平:《跋涉在大自然文学的30年》,《大自然文学研究》首卷,第11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的自然文学。程虹女士在长期致力于自然文学研究过程中发现:“近年来,自然文学之所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并非仅仅是由于自然环境屡遭破坏和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而且也是由于它包含的美学价值、道德伦理和精神之光。”程虹:《自然文学的美学价值》,《外国文学》2016年第4期。以刘先平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大自然文学作家以鲜活的笔触书写自然、生命之美;以执着的精神行走自然,唤醒人们对自然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以灌注其中的精氣神畅写“大自然创造的最为神奇的动植物结合的命运共同体”,刘先平:《追梦珊瑚——献给为保护珊瑚而奋斗的科学家》,第20页,武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作品中闪烁着现代自然文学的美学光辉。
  另一方面,以刘先平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大自然文学作家敏锐地察觉到文明进步中人与自然的疏离,自觉地站在时代精神的前沿,为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大声呐喊,因此他的大自然文学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王诺先生源于欧美生态文学现状分析,对“生态文学”一词做了界定:“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的特点。”王诺:《欧美生态文学》,第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这虽然对新兴的“生态文学”难以尽绘,总体上的特征把握仍然是比较中肯的。正是在“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这个主旨观念上,刘先平大自然文学与国内兴起的生态文学思潮形成汇流。
  被誉为“欧洲社会心理学之父”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赛尔日·莫斯科维奇
  在《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一书中指出:在现代社会里,自然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消失在技术科学中,然而,“没有自然的人类生活是多么奇怪,自然的缺失使人们在感情和思想上都陷入混乱”“自然问题已经成为当今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法〕赛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第207页,庄晨燕、邱寅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在人们普遍对自然生态日益遭到严重破坏而有所警醒,对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而大声疾呼时,生态主义运动开始了。生态主义运动致力于唤醒人类的“自然意识”,敦促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希望将“自然问题”提升为新世纪每一个人共同关注的问题。
  著名学者周来祥将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生的环保和生态运动思潮统称为生态主义,并分析西方当前出现的生态主义本质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以自然为本,二是反人类中心主义,三是认为人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人和动物是完全平等的。”周来祥:《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产生、发展及其辩证解决》,《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这可能是某些生态“中心”主义的主要特征,但不能代表西方生态主义的全部。赵白生在《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中提倡使用“生态主义”以避免各种“中心”主义(包括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浓厚的人文主义术语色彩,认为“生态主义能成为新世纪甚至新千年的‘思想范式’,这是因为生态危机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⑨ 赵白生:《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他同时也提出生态主义的主旨:一是自然为本;二是反人类中心主义;三是理性激情。但他理解“以自然为本”是要“融入自然,取法自然”;反人类中心主义是“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成见,把关怀、尊重向人以外的世界扩展”。而人类仅靠培育理性是不能找到与自然的新的和谐的,还需要激情,需要发自内心的对自然的深情体认,需要用我们的理解力和心来看自然。   ⑨他对生态主义内涵做了一个较为客观的归纳。
  赛尔日·莫斯科维奇以其几十年的生态主义运动者的视角是这样看待的西方生态主义运动的:他将自己参加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主义运动分成三个阶段:一是60年代末生态主义运动的萌芽;二是90年代生态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三是21世纪的自然问题与自然政治。与此相关的是对自然主义的三种意识阶段:“反应性生态主义运动”,其主旨是“回归自然”;“批判性生态主义运动”,旨在反思自然,批判现代文明对自然的祛魅;“积极性生态主义运动”,从批判转向一种积极的实践姿态,努力恢复世界之魅,以求实现生活方式的变革,让自然和社会共同得以塑造,“通过动摇根深蒂固的理性习惯,改造我们内在的思维,在科学、技术、常识、艺术中改变理念的形式,消除对热情和各种存在方式的限制——并且换一种眼光审视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长期存在”。〔法〕赛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第152页,庄晨燕、邱寅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换一种眼光审视世界,这也是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的主要出发点,他的作品记录了他40年的生态主义实践,并在某种程度上与赛尔日·莫斯科维奇的生态主义运动殊途同归,当然他们一个以活泼生动的文学作品,另一个凭博大精深的理论著作而闻名。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5期
  二、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的生态意识演变
  (一)感性认知:回归自然
  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开始复苏发展,中国文学的主旋律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潮流中奏响,而这时安徽作家刘先平却将目光投向了大自然。他在《跋涉在大自然文学的30年》中说,1978年,因遇生活中的挫折,他跟着科考队走进山野,寻求内心的安宁,而大自然也不期然地回馈了他,抚慰着他,给了他生活的信心和新的梦想:“是的,就是面对着山谷里升起的一朵朵白云,我决定恢复文学创作,写在大自然中的见闻、思考,写我和大自然息脉相承的对话。”刘先平:《跋涉在大自然文学的30年》,《大自然文学研究》首卷,第6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自此他开始了最初的创作阶段。
  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的初期创作成果是大自然探险系列小说,均是以野生动植物科学考察为背景,围绕大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展开,文中充满对神秘大自然认知的快乐,同时表达出对山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隐隐忧虑。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百废待兴,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大自然开始退出人们的视线。然而,依然有一群人关注着大自然的变化。生态环境的恶化、珍稀物种的灭绝,让他们感觉到保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那就是致力于自然保护的科学考察员们。他们走入山野进行实践考察,组建科学兴趣小组,追踪短尾猴、梅花鹿、相思鸟、大熊猫的生存状况,与猎杀野生动物和破坏自然环境的不法分子做斗争。他们将目光投向大自然,而刘先平创作的目光则投向他们,并跟随着他们投向大自然。无论是《云海探奇》《呦呦鹿鸣》,还是《千鸟谷追踪》《大熊猫传奇》,作品的基调都是明朗的、欢快的,作品的视角是儿童的、少年的。小说中关于大自然的描写,处处流金溢彩,俯拾皆是,随处可见大自然蓬勃的生机,充盈着认识和发现自然奥秘的豪情和快乐。
  另一方面,大自然正在受難,众多野生动植物正走向濒危,无论是短尾猴、梅花鹿,还是大熊猫,都艰难地生活在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这其中有自然原因,更有人为因素。在《大熊猫传奇》中,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令人惊心的大熊猫生存困境:一边是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竹子大片开花死亡,一边是大熊猫不断遭遇跟踪而至的“独眼豹”和偷猎者们的侵袭和猎杀,而其中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后者,作者借用作品中草瓦老爹的话说:“最残暴的‘独眼’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刘先平:《大熊猫传奇》,第75页,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活泼可爱的大熊猫被牧民们称为洞尕神兽,“从不伤人,倒是专和老虎、豹子作对,保卫牧场的牛羊。而人却要去猎杀它,取它的皮张”,刘先平:《大熊猫传奇》,第75页,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这让草瓦老爹和一切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作品中,来自山野的关于大熊猫生存灾难将至的科学预测,隐喻着作者对来自大自然的生态危机将至的忧思;胡蜀锦等一线科考工作者们根据实际考察发出的科学预警被当作谣言而遭禁,更包含着作者对生态危机将至而世人浑然不觉,仍然肆意妄为的焦虑。为此,他采用融科学性、文学性、趣味性为一体的语言,在小说中以大量的篇幅为我们展示各种生物种群的生态习性,以主人公对短尾猴、梅花鹿、相思鸟、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的科学观察和保护行动为主线,积极导引读者增强自然意识、保护意识,句里行间洋溢着重新发现大自然的热情和对大自然的拳拳守护之心。
  (二)理性思索:讴歌自然
  如果说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的初期创作还只是停留在对大自然的感性认知上,还属于一种反应性的生态主义意识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随着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的不断加剧,大自然文学也开始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关注自然,把握自然。新旧世纪之交,生态主义思潮在国内进一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中开始出现一批对现代工业社会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精神危机进行反思的作品,如以徐刚《伐木者,醒来!》为代表的生态报告文学,以姜戎《狼图腾》为代表的生态小说,而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也开始朝着这条生态文学之路汇聚。
  这一阶段可以从1987年的《山野寻趣》的出版算起,到2008年《走进帕米尔高原——穿越柴达木盆地》的出版为主要标志。前者着眼于对初期几部长篇小说创作的文体创新,开始以纪实性散文形式记录大自然探险中的见闻,如刘先平自己所说,“1983年,在写完《大熊猫传奇》初稿之后,我想对这一阶段的创作进行思考,希望有新的尝试,希望我国的大自然文学更加多样化。1987年,记叙大自然探险中奇遇的《山野寻趣》结集出版了,这种新的尝试,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评论家的关注,它也影响着我以后的创作”。刘先平:《跋涉在大自然文学的30年》,《大自然文学研究》首卷,第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而后者则自觉地运用了纪实性散文便于抒情、便于哲思的特点,不仅探究大自然的奥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更便于作者“仰望山川的壮观,领悟生命的真谛”,⑤ 刘先平:《走进帕米尔高原——穿越柴达木盆地》,第3、49页,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更好地表达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交流。   生态报告文学常以“自然的灾难性预警”为出发点,大自然文学却以“对生命的礼赞”为起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一种根本性传统,曾繁仁先生在论“天人合一”美学命题中认为,“天人合一”既包含着古人的生态智慧,也包含着“生生为易”的生命美学思想,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见曾繁仁:《“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生态——生命美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空间》,第4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天地生物”是具有生命情感甚至道德情感的,这也是大自然文学作家在与自然相处相融中讴歌自然、讴歌生命的“家园意识”的自然体现。大自然中无论是动物、植物,都面临着生存的残酷竞争,但在刘先平的眼里,“正是在这种悲壮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焕发了生命的灿烂,生命的壮美!”
  ⑤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多姿多彩的生命状态进行讴歌:大漠胡杨不可抗拒的魅力来自于它对生命的坚持,即使已经倒下,也要在枯倒的老树上拱出新芽,再撑起一片绿荫世界。而野生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则更加激烈:野狼的威胁驱使原羚在速度与机敏的殊死较量中养成善于奔跑的特点;黑雕的高空俯视让练成用翅膀挟着儿女潜入水中的绝技,麝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学会上树以逃避饿狼追捕……一草一木,飞禽走兽,无不洋溢着生命的庄严和欢快,彰显着自然的奥秘:万物在自然中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存在着,而自然也在万物的繁荣存在中存在着。
  在大自然文学作品中,作者对自然砥砺生命的方式有着深深的思索。大自然犹如作者笔下的热带雨林,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有光明与黑暗、美丽与残酷、生存与死亡;感受到生物体之间、生物体与自然之间的依附与抗争。为了生存,可鲁克湖边的黑颈鹤以兄弟相残的方式留下最强壮的幼鹤,为维持种群的繁盛打牢了根基;为了生存,身体柔弱的藏羚羊踏上数千公里的生育大迁徙之路。正如美国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所阐述的那样:“每一生物体或物种都与其他生物体与物种有一种敌对,但这样具有自己价值的每一个生物体或物种又都依附于一个整体,在其中与别的个体与物种交换价值,结果是使价值得以保存。从这个角度看,资源的转换乃是从一条生命之流转到另一条,是织成生态系统的生命之线间的联结。”〔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第227页,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只是这个生命整体中的一个不可或缺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连接点。只有关注到一切生命的自然状态与精神状态,感受到人与自然的生命联系与体验,人类才会自觉地去爱护自然,保护自然,诚挚地同其他生物成为互相鼓舞的存在,而不是肆意去掠夺和破坏。
  (三)理性实践:肩撑自然
  讴歌自然,是为了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和对世界的祛魅,唤回人类对自然的情感;记录鲜活的野性生命之花,是为了向人类确证:自然是生命之母,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来源。在行走自然的实践中,面对日益被以现代科技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所遮蔽的人与自然的联系,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再次调整了方向,从单纯的对大自然的思索转向对人的主动性、能动性的思考,转向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这一阶段的作品以《追梦珊瑚》(2016年)《一个人的绿龟岛》(2017年)为代表,作品因加入了人类的行动而具有了散文化小说的文体意味。《追梦珊瑚》采用复线结构,一方面在“我”的考察之旅中展示了美丽迷人的海洋世界奇观,另一方面书写了为保护海洋生态而进行着艰苦卓绝工作的科学家的故事。《一个人的绿龟岛》在“我”跟着渔民阿山二探绿龟岛的情节中穿插了阿山海上遇险,偶入绿龟岛的传奇式故事。作品共同的主旨是:维护自然的完整、稳定与美丽,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和谐统一。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倡导大地伦理意识,指出人只有对土地热爱、尊重和赞赏,认识到大地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而非仅仅是经济实用价值,人和土地间的伦理关系才能健康发展。“一件事情如果有助于维护生物群的完整、稳定和美感,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郡年记》,第228页,李静滢译,汕頭,汕头大学出版社,2010。大自然文学表达了相同的意愿。在观察野生麋鹿群的生存状况中,刘先平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归还濒危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比之于对它们的野放更为困难。人类对野生动物的猎杀,只是大量物种消失的原因之一。其实,剥夺了它们的生存的空间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刘先平:《孤独麋鹿王》,第165页,北京,天天出版社,2018。而要缓解这种危机以及尽可能恢复自然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态度和行动。为此,我们可以看到,相比前一阶段的《走进帕米尔高原》,《追梦珊瑚》不仅为我们展示了美轮美奂的海洋生物世界,展示了珊瑚对构建美丽、稳定的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而且增加了一条主线,即讲述以黄甫晖为代表的现代有识之士为恢复海洋顶级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实施“封海育珊瑚,植珊瑚造礁”的故事。黄甫晖不贪图海底发现的珊瑚珍宝,凡事从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安全角度出发,冒险下海科考,连采标本都是花费大量功夫去找已断在海底的残枝,这在渔民小笪的眼中简直就是“端着金饭碗去讨饭”,然而正是这种科学精神和生态意识感染了这个以船为家的疍家人,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海洋和人类的关系。小笪冒着被解雇的压力也没把科考发现的黑珊瑚的位置告诉珠宝公司老板,避免了一场珍贵珊瑚被盗的灾难。在《一个人的绿龟岛》中,以海为生的渔民阿山遭遇了一场海洋风暴,在荒岛求生过程中邂逅了来此产卵的海龟,海龟顽强不屈的生命状态激起了他的崇敬之心。看着这些柔弱易欺已到濒临灭绝地步的绿龟,他心潮起伏,胸中涌起一股保卫海龟的豪情,一个人默默开始了保卫绿龟岛、保卫海洋的计划。然而,因追逐绿龟高昂的经济价值,盗猎者来往不绝。面对盗猎者的贪婪和疯狂,人们不禁感叹:一个人的保护力量是多么的微弱啊!法制虽具有立竿见影的强制性,却难以克制住人类在贪念指挥下的无度挥霍和肆意妄为。只有改变人的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才能自觉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成为大自然文学一以贯之的生态主义实践指南。   三、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的“生态道德”理念
  在梳理西方生态理论的发展时,王岳川教授指出,西方生态理论的发端与两个重大危机相关,其一为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危机,其二是基于现代性文化断根和消费主义日盛而来的人类精神生态危机。前者毋庸赘言,后者则表现为当代人感知方式、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断裂。见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文论》,荆亚平编选:《中外生态文学文论选》,第226页,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人的精神陷入工具理性的怪圈,自然则失去了生命的神性,沦为可供人类随心所欲支配的资源,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恶化。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刘先平先生在其大自然文学创作中提出了鲜明的主张:呼唤生态道德。他坚信,“只有人们以生态道德修身济国,人与自然之花才会遍地开放!”刘先平:《跋涉在大自然文学的30年》,《大自然文学研究》,第3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生态道德理念在其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
  一是个人生态道德层面。人们常将自然的受难归罪为科技文明的不断进步,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正如塞尔日·莫斯科维奇所说:“如果我们的道德没有给予支持,那么伤害自然的行径就不可能发生。”〔法〕赛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第116页,庄晨燕、邱寅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不同哲学流派和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如道家强调自然、自由,儒家强调人文、道德,但都指向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强调人“为天地立心”的德性主体,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目的。刘先平正是怀着“为天地立心”的理想抱负,以仁爱之心在大自然中行走,以关心、尊重、爱护自然万物为天职,用丰沛的感情和细腻的笔触展现大自然和生命的壮美,批判对自然万物贪婪无情的破坏。在《海猎红树林》中,我们看到阿嫂们有节制地挖土笋的情形,不伤树根,不竭泽而渔;在《追梦珊瑚》中,我们看到黄甫晖面对珍贵珊瑚毫不动心,“端着金饭碗”却做着“讨饭”的苦差;在《一个人的绿龟岛》中,我们看到阿山救助受伤海洋动物,虔诚地守护着绿龟产卵圣地,都会为之击掌叫好。唯有热爱自然,才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二是社会生态道德层面。大自然文学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但并没有像西方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者那样将人降到与其他生物平等的地步,而是积极肯定人的“主体性”,肯定“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倡导科学的、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在《走进帕米尔高原》中,我们看到了藏羚羊大迁徙的惨烈,看到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美丽的西沙群岛》中,我们看到了充满生机奇趣的海洋世界,与一群默默守卫着祖国海疆、守护着海洋的战士们,自然美与心灵美交相辉映,更彰显海军战士守疆护海的重大意义;在《追梦珊瑚》里,我们看到了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看到了科学家们封海育珊瑚的宏伟蓝图和伟大梦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学也如是。摒除技术理性的魅惑,恢复科学精神,大自然文学以其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融入充沛的生态人文主义情怀,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唯有合理有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而不是无度地、冷漠地浪费和消耗,对待自然才会是建设性的。
  三是“和谐共生”的宇宙观。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的,人类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人类是有意识、有目的、能动的社会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和谐共生”才能共生共荣,这是大自然文学不懈追求的理想和不断书写的主题。
  说到自然规律,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是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原则。的确,大自然是神秘奇妙的,各种生物物种形成复杂而精密的生物链,一边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边是共同缔造的生命华章。对此,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有着大量精彩生动的描述,如他超越普通人的经济实用眼光,对木材低劣的高山榕扎根于价值高昂的青梅树,以后者的死亡为代价前者却茂盛地生长的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发出疑问:“可是,如果允许高山榕申辩呢?它不也应该有生存的权利?它如果不去争夺一块宝贵的热带土地,又何处立身?”刘先平:《魔鹿》,第7页,北京,天天出版社,2016。在可鲁克湖畔,当看到两只黑颈鹤幼鸟同胞相残殊死搏斗,而其父母却在一旁悠然自在无动于衷时,作者也对野生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发出了感叹:“大自然有大自然的‘人格’,有自然的法規,所有的生物都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刘先平:《走进帕米尔——穿越柴达木盆地》,第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然而,在大自然的规律中,更有合作共生的一面,这在刘先平近期的大自然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追梦珊瑚》中,作者多处对生物的“共生”现象进行展现,从虫黄藻与珊瑚、海葵与小丑鱼等海洋动植物的功能性奇妙组合,到浮游生物集体群居的智慧表现,以及珊瑚礁系统与海洋生物的群落繁荣,并将“共生”的视域扩展到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宇宙。同时,作者将大自然的共生现象与以黄甫晖为核心的科考队“封海育珊瑚,植珊瑚造礁”的宏伟追梦之举相呼应,采用科学的办法,让虫黄藻重回珊瑚体内,在共生的状态下重现共荣,喻示了这是珊瑚礁生态系统中各类生物实现共生共荣的需要,也是人与自然实现共生共荣的科学之路。张玲:《大自然文学的“追梦”之旅——〈追梦珊瑚——献给为保护珊瑚而奋斗的科学家〉的生态审美诉求》,《科普创作》2019年第2期。在现代工业社会生态问题空前凸显并以出乎人类想象的速度和程度继续恶化的当前,大自然文学自觉地承担起歌颂人与自然共荣共存,并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永续发展为重任,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结语
  在对生态主义运动的思考中,塞尔日·莫斯科维奇不断强调一点:“生态主义者解决自然问题的使命并不主要体现于在某个地方对自然的捍卫和保护,而在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的深刻趋势。”〔法〕赛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第87页,庄晨燕、邱寅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大自然文学的使命也在于此,即唤醒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正如《一个人的绿龟岛》上自觉扛起守护海洋大旗的守岛人,刘先平担起守护着大自然文学的使命,继承着“文章合为时而作”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著作等身实践着他的生态人文主义运动,期待更多同道者的到来和参与!
  〔本文系安徽大学大自然文学协同创新中心2019年招标课题“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的审美诉求”(ADZWP19-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玲,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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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印象主义音乐代表、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应舞蹈家伊达·鲁宾斯坦的委托,创作出交响乐曲《波莱罗舞曲》。“全曲由两个主题(主题A和主题B)在同一个固定的节奏节拍型的背景下反复交替8次而构成,主题的每一次呈现旋律都保持不变,但主题每次出现都在配器上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汪甍:《音乐的色彩魔方——拉威尔配器艺术风格艺术》,《文艺争鸣》2011年第4期。长笛、大管、单簧管、双簧管、萨克斯、短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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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一句流行语,每一部醒目标示着年份数字的年度文学作品选,都好像在无声地感慨:又一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尤其小说的年度精选,满本所载,都是对于虚构的人与事绘声绘色的叙述。这叙述无中生有,却又俨然为真,全靠字字句句砖石砌墙似的堆垒筑造、细针密线似的连缀缝合。在处处喧嚣、时时躁动已成世情常态的当下,还耐得住性子着力于创制、经营虚构的世界和虚构的故事,乍看起来,这简直有点遗世独立、御风而行的奇逸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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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铁凝以短篇小说《会飞的镰刀》走上文坛。在此后几年里,铁凝在风生水起的80年代文学中脱颖而出,1982年的短篇小说《哦,香雪》和1983年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成为近40年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两篇小说在后来也成为铁凝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如果我们在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中考察,会发现新时期文学中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比如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女性写作等,铁凝都参与其中,却又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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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子集,隐含在传统对于“南方”文化的理解中,江南文化是跟中原文化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相对性概念,起于六朝,伴随着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迁徙至江南的北方世家与江南世家经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产生了新的文化形态与精神。梅新林、陈玉兰主编:《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总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自六朝以降,文学层面上的“文质之辩”“文笔之辩”“文道之辩”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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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已经去世四十年了。今回首,四十年,弹指间。奶奶昔日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和奶奶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不断浮现。  其实,多年前我就想写点过世多年的奶奶的文章。可是,掂了几次笔又放下;原因是不知道如何写是好,不知道如何表达才能将奶奶的真实影像呈现给读者。近半年来,思考再三,觉着就写写奶奶与之有“牵连”或“关联”的那些往事儿吧!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奶奶的既慈善又严厉、既勤劳又朴实、既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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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遥研究的难度  在当代已经故去的作家中,许多成为持续关注、深入研究的对象,比如老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他们都是跨代作家,他们的文学探索和创作成果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如果设一个时间限度考察,在新时期起家又谢世的当代作家中,一些也已成为深入研究的对象,这其中,路遥研究无疑是显学之一。有人做过统计,在新时期起家又离世的作家中,研究、评论最多的可能就是路遥。据赵学勇统计,1993年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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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岁那年,凡高开枪自杀,孙闯闯没有枪,也不想搞死自己,只是对着镜子里的那个人愤愤地骂了一句,“妈的,这孙子今天居然三十七了”。乐评人孙闯闯不得不面对自己人到中年这个现实,但相比“三十七岁了”的无奈,也许最令他尴尬的事情莫过于引起了孟小书的注意,因为在孟小书的“孙闯闯系列”作品中,他的秘密一览无余。  孙闯闯于某个深秋坐在依旧寒冷的房间里,也因为这寒冷,前妻“埋怨了四五年,终于搬走了,再也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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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的佼佼者,军旅文坛的“重量级”拳手,西元近几年频频推出佳作,打出一组漂亮的“组合拳”,显现了其不可小觑的创作实力与潜力。《Z日》《死亡重奏》《炸药婴儿》《无名连》等一系列战争历史题材小说,从甲午海战写到抗日战争、朝鲜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战争史,不仅视野宏大、笔力开阔,且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与写作技术等方面均有突破,作品在注重对战争及人性本质深层勘探的同时,亦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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