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外来文化的浸淫,点点滴滴地渗入到这座城市的各个历史层面中,在多元文化的滋养下,孕育出这座达嘎瓦河畔独特别致的国际化城市。
　　
　　达嘎瓦河东岸老城
　　
　　我由霄雷搭上一辆从乌克兰发出的列车去拉脱维亚的里加。上车后才发现我的座位在这趟列车的卧铺车厢里,周围都是已乘了一夜火车的旅客们,各个睡眼惺忪,许多人依旧和衣而卧。这节卧铺车厢的设施和旅客们乘车的状态让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多年前的大陆。
　　里加是波罗的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作为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首府,它又是今天该地区最为国际化和现代化的首都。里加具有如此的城市特征并非一日之功,从13世纪日耳曼商人的控制,16世纪波兰和俄罗斯的涉足,到17世纪成为瑞典的第二大城,以及一个世纪后俄罗斯重新对它的全面占领,里加自古以来便是强大的邻里们角逐力量的舞台。长期外来文化浸淫,点点滴滴地渗入到这座城市的各个历史层面中,在多元文化的丰富滋养下,孕育出一座独特别致的国际化城市。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斗炮火硝烟和长达半个世纪的苏维埃,拉脱维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重返欧洲大家庭。重返欧洲后的拉脱维亚,在政治和经济的风风雨雨中步履艰难地走进了欧盟,然而,与立陶宛一样,重塑自己的“欧洲形象”似乎是现政府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里加的发展历史中,独特的地理位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那条将今日里加一分为二的达嘎瓦河(Daugava),让里加有了一条直抵波罗的海的宽阔水道。里加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木材运输港和俄罗斯帝国中仅次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第三大工业城市,这都与家门前的达嘎瓦河直接相关。
　　里加老城位于达嘎瓦河东岸,我徒步横跨达嘎瓦河阿克曼斯大桥(Akmens Bridge),对面便是老城中著名的市政厅广场(Ratslaukums-Town Hall Square)。
　　市政厅广场的环境有些奇特。虽然这是一座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的老广场,但广场上尽是崭新的仿古建筑,特别是那座重建的博拉克海德斯屋(House of Blackheads),看上去远比历史图片中的日耳曼单身商人会所更加精美玲珑。我对这座新建的古迹端详许久,希望能发现一些现代建筑手段所留下痕迹,但除了几股延伸出墙面的电线外,它制作精细的门窗、外墙以及外墙上的圣像,甚至圣像手中的宝剑以及巨大的天文钟,都不漏半点现代痕迹。可是就是那份极难复制的陈旧和无处不在的崭新让我觉得别扭。面对它的市政厅大楼也是一座气势不凡的仿古建筑,只是感应式的玻璃大门和内部前卫的钢架建筑结构不如博拉克海德斯屋耐看,但这绝不是被建筑师忽略了的细节,而是有意被保留下的现代化点缀。为市政厅工程的实施,前里加技术大学的老建筑被一劈为二。
　　“挥剑的罗兰达”雕像(Statue of a sword-wielding Roland)是市政厅广场上的又一件仿古艺术作品。这位持剑的守护者尽管来自中世纪的里加,但她洁白崭新的雕像却丝毫没有什么古意,她倒让我想起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赌城,美国人在那里复制了惟妙惟肖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和庞大的罗马遗迹。我想拉托维亚人一定不愿意我将他们仿古的动机与美国人的相提并论。这种古为今用无非都是希望借助历史为今天的政治或经济服务。
　　在随后停留里加的日子里我又发现,里加老城的仿古建筑和旅游开发的关系比我想象的还要密切。此外,老城中多数的民用古建筑都已被改建成办公室、餐馆、精品店或旅游纪念品商店,许多改建更影响了古建的原有结构,尽管它成功地发掘出了这些老建筑在欧洲房地产市场上的价值,但躲过了多次战火和动荡历史风云的这些老宅子,可能最终会被追求欧元的蓬勃经济活动所摧毁。
　　过度商业开发不仅影响了老城古建筑本身的保护,而且对老城环境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每天傍晚,当华灯初上时,白天里出没在老城大街小巷中的旅行团队此时则挤满了各家餐馆、酒吧和露天咖啡座,整个老城这时变成了一个喧嚣的大酒吧,走过傍晚的纷乱的老城,看到酒肆饭铺永远火爆的生意时才知道里加的旅游业开展得非常成功。可我也常想,既然这是一个如此尊重自己历史的国家,为何人们不能把这些乱哄哄的酒徒食客安置得稍微远点,让这八百年的疲惫不堪的老城得以在太平盛世的清风明月中稍事休息?在这样一座古城中我以为至少应该少一些喧哗,多一点对历史低首垂目的景仰。
　　
　　寻找逝去的品牌米诺克斯
　　
　　作为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城市,里加长期以来也是该地区的工业中心。19世纪,俄国历史上的第一辆汽车就在里加诞生。二次世界大战后,里加更成为推动前苏联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从大型的重工业产品到摩托车、洗衣机、电视机等轻工业品都以里加为基地进行生产,“里加制造”在当时成为俄罗斯工业产品的佼佼者的代名词。然而,除了这些“大件”产品,精密机械制造在当地也很发达,特别是20世纪初诞生在里加的米诺克斯相机(Minox),更成为世界光学和精密工业技术的传奇。
　　来拉脱维亚前我心里就惦记着米诺克斯相机,尽管许多摄影器材商店都出售德国制造的米诺克斯相机,但那都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了。早年在里加生产的相机有“里加的米诺克斯”之称,它们才是这个品牌中的珍品,我希望能在它的诞生地一睹其风采。到了里加后整日东奔西走忙于采拍,暂时将这台传奇相机的事丢在了脑后。哪曾想没过几天里加也开始了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户外活动受阻使我又想起了米诺克斯,于是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进了老城拥挤的旅游咨询中心。
　　在长长的等待后我终于站到了问讯台前,一个面带倦容的小姑娘懒洋洋地朝我抬了抬眼,我几乎有点不情愿地说出了我的问题,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忽然精神一振,回答道:“我知道米诺克斯相机。”但在何处可以看到这种相机她却毫无线索。小姑娘不厌其烦地在电脑里和厚厚的活页资讯夹里搜索着,最后递给我一张写着地址的小纸条,告诉我这是当地有名的一家古董店,在这里我或许可以看到“里加的米诺克斯”。
　　推门入内,宽大的店堂里满着老画和旧家具,但却不见掌柜的踪影。我径自开始搜寻起来。可是我前前后后找了个遍,除了看到几台前苏联时代生产的旧相机,根本没有米诺克斯的踪影。百般无奈,我只好摇起了柜台上的铜铃。随着天花板上响起一串沉重的脚步声,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当他问明了我的来意后先摇了摇头,随后告诉我,若找现有型号的米诺克斯相机可去摄影器材店,而“里加的米洛克斯”早已是可遇不可求的稀有之物了。若只想看一看,可以去以下地址。他边说边给我写了个纸条。毫无疑问,我又遇到了一位知道米诺克斯大名的里加人,希望他的指引能把我最终带到这种传奇的相机面前。
　　古董店老板的字条让我找到了拉脱维亚摄影博物馆 (Latvian Photography Museum)。该博物馆展品原是当地一位摄影家的私人收藏,由于不久前才升级为“国家级”博物馆,因此我的导游书上甚至当地的旅游资讯中心都未提及。跨进博物馆厚重的木门后我问的一个问题便是这里是否收藏着“里加的米诺克斯”?在得到了管理人员的肯定回答后我才购票,进入展厅后一位上了年纪的女管理员向我招手示意,我跟随她直接来到了米诺克斯相机的展台前。
　　一台不锈钢外壳的米诺克斯相机和与其配套的附件群整齐地排列在陈列柜里,伴随着这套相机的还有米诺克斯原型的设计草图、制作模型以及相关技术数据的资料,同时展出的还有与这台相机有关的众多历史照片,以及用早期米诺克斯拍摄的照片。望着这台巴掌大的小相机,我庆幸自己的搜寻没有白费,我终于看到了“里加的米诺克斯”。
　　米诺克斯是一种使用110底片的超小型照相机。它的原型机由德裔拉脱维亚人沃尔特-查普(Walter Zapp)于1936年在爱沙尼亚的塔林设计。从1937年起,里加的国家电气技术工厂(缩写为VEF)开始批量生产米洛克斯相机。因此早期的米诺克斯相机便有“里加的米诺克斯”或“VEF米诺克斯”之称。
　　米诺克斯相机最大的特点就是超小的体积结合了高精度的镜头和快门系统。据介绍,沃尔特-查普之所以设计制造一台如手指大小的相机是希望“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享受摄影带来得乐趣”。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完全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技术设计了这台在摄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相机,而拉脱维亚在20世纪30年代的精密工业生产能力更给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直到今天,这款设计独特、结构精密的小相机依旧是拉脱维亚人引以为豪的国货和民族工业的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米诺克斯因其小巧的体积,简易的操作以及可近摄至8英寸的镜头,使它诞生不久便成为各国谍报机构趋之若鹜的间谍利器。据统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里加生产的一万七千台米诺克斯相机中,有相当大数量为各国情报机构所购置。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所有参战国的谍报人员都装备了米诺克斯。到了冷战时代,不仅各国情报系统大量使用米诺克斯相机,它更成为当时间谍小说、间谍影片中不可缺少的道具,“间谍相机”遂成了米诺克斯的代名词。这是沃尔特-查普先生当初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沃尔特-查普与先前的几位同事在西德定居下来。米诺克斯相机在德国开始了其生命的第二个春天,其产品的种类也由此开始逐渐增加。在电子技术主导米诺克斯的今天,米诺克斯这一著名品牌已并入德国的徕卡公司。“里加米诺克斯”已不再只是间谍们情有独钟,它已成为全世界无数相机爱好者和收藏者们梦寐以求的经典作品。
　　
　　阴晴不定的里加
　　
　　里加的阴雨让我心烦意乱,我带着一种逃避的心情去了里加湾边的度假胜地杰玛拉(Jurmala)。哪曾想当地的天气比里加还糟,连日大雨加上从里加湾刮来的刺骨海风赶跑了满街的游人,把一个原本热闹拥挤的小城变得萧瑟冷清。与灿烂的阳光同名的杰玛拉,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了风雨与阴冷。
　　由杰玛拉返回里加后当地的天气似乎开始转好,我在一个太阳露头的下午走上了达嘎瓦河(Daugava River)上的阿克曼斯大桥,这座依旧保留着苏维埃建筑装饰物的大桥将我带到了里加的西南城区。尽管这里与里加老城一水之隔,近年来也拔地而起了许多新颖的旅馆和办公大楼,但苏联时代的火柴盒公寓依旧主宰着这里的许多街区。
　　与里加老城不同,这里几乎没有生活必需以外的奢侈,商店的橱窗里看不到能唤起购买欲望的陈设和布置,就连商品本身也是如此。换句话说,食品店出售的食物看上去并不美味可口,多是那种为果腹的大包装食品,服装店里也无时尚可言,橱窗里都是色彩平淡或极度刺眼的平价布料衣衫。我路过了一家鞋店,宽大的橱窗里陈设着上百双皮鞋,但无论是皮靴还是皮鞋,童鞋还是成人鞋一律都是黑色,样式也都相似,有着几十年不变的呆板。看来里加普通居民区的商店的内容与老城区的西欧式百货商店、便利店有着天壤之别。这里的商品完全与时尚的设计和精美的品质无缘,它们让人感觉最多的是平淡甚至沉闷,这种由商店橱窗中反映出的平淡与沉闷也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写照。
　　里加的这个地区有开阔的人行道但少见行人,更没有游客东张西望的身影。偶尔路过一个露天咖啡座,除了鲜艳夺目的美女啤酒的广告,其他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低沉,似乎这里出售的啤酒的酒精含量不够,无法制造出老城露天咖啡里的喧嚣气氛。对于我这样一个探头探脑的外来人,无人流露敌意,瞄我一眼后多是默然和回避。这里没有人讲英语,多数人似乎在讲俄语。
　　太阳下山前我回到了达嘎瓦河畔,对岸古老的里加城堡和由教堂尖塔撑起的老城天际线在夕阳的映照下犹如一幅美术馆中的古画,平静和祥,意境深远。
　　就在我驻足的达嘎瓦河岸边还坐着两位中年妇女,她们一边欣赏着对岸落日余晖下的古城,一边喝着啤酒,很是悠然自得。她们很友善地用英语与我打招呼,并邀我一起喝上一杯。我们便这么聊了起来。富态的娜塔莎原本在一艘国际油轮上当护士,而苗条的柳芭曾是里加一家工厂的技术员,她俩从小一起长大,直到几十后的今天依旧是最好的朋友。她们两人都是生活在当地的俄罗斯人后裔。在今天的里加,拉脱维亚人只占人口总数的41.2%,俄罗斯人则占43.7%。
　　记得我曾在里加遇上了一位英文流利的出租车司机,他曾是当地一所技术学院的老师,在理应退休的年龄依旧驾驶着出租车。他指着车窗下的出租车营业证说,“我的名字是亚历山大·伊万诺夫,但因为这是俄语,在这张营业证上我的名字便只能改为拉脱维亚语的亚历山大·伊万诺夫斯”。老人无奈地说,他为了保持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必须改名。
　　或许,一个在二十一世纪里期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在弘扬本民族历史传统的同时,若能在国家政治中融入更多的宽容与理解,这才是推动国家繁荣进步的最需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