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的权力膨胀，正是“人治”的真实含义
　　大清的皇帝老儿住在北京，当时人们把皇城根底下的这片地盘称作“首善之区”，意思大概就是“最GOOD的地方”。那时天下最有头胎、最有学问的人士都号称“王佐之士”，也就是“能辅佐天子干活的人才”，都云集在此。清代的舆论“主旋律”评价一个地方好赖，首先一条是看这地方“人文”是否郁盛，假如当年要搞个什么“百强城市排行榜”之类的，估计“首善之区”绝对是常年榜首，“天下莫强焉”，可惜那年头也不兴这洋玩意儿。
　　不过说来也怪，北京这天底下最“人文”的地方，一到科举考试的考场上好像就抓瞎了，中进士的很少，每科进士题名录上，籍贯写着“顺天”的，往往也就可怜巴巴那么几个，好像从来没凑够过两掌之数。而且，即便这可怜巴巴的几个顺天籍进士，您要是刨根问底儿，查查户口，多半也得是移居北京不过两三代的“外来户”。那些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们都干吗去了呢?
　　原来，那些在外地人眼里神气十足，号称“京民三品官”的老北京们，其实压根就看不起考试、做官这条道路，嫌它又累又不来钱!他们有一个又轻松又发财的好差使可干：当书吏。
　　这书吏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只不过是京城六部及各大衙门里的办事员而已，日常工作是负责衙门公文往来，抄抄写写，也执行一些衙门的零杂政务，和现在政府机关里的“秘书”多少有点像。可别小看这些“秘书”，在清代，书吏阶层的富有程度，恐怕是现在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历史笔记《归里清谭》作者陈恒庆，光绪年间曾在北京做过御史(现在叫管纪检的)，与户部脱籍(开除)的书吏史松泉交往甚密。据《归里清谭》记载，史松泉为人豪奢，爱好宴饮，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陈恒庆经常应邀前往。陈恒庆描写到，史松泉的家，房屋连绵，庭院层层叠叠．深不知几许。院子四面都有回廊环绕，宛若仙境；丫鬟使女多得数不过来，个个面貌姣好非常。陈恒庆对史家印象最为深刻之处，是每次宴饮所喝的酒，都是正宗绍兴酒，五十斤或一百斤装的一大坛子，必陈过十年之后，才开坛享用，“醇如醪，甘如醴”，只消十杯，人就会烂醉如泥，却不会发酒疯。酒醒之后，感到喉润如酥，即便京城装修最豪华的高档饭馆，都没有如此佳酿。而席上所摆设的菜肴，有些是史家独有的，如“白宫燕”、“自制南豆腐”之类，其用料之贵、做工之细，都令人有“不忍下箸”之感，据说这样的菜每道价值高达十两纹银(约合人民币三千元)之多。
　　陈恒庆估计，史松泉家资约有数十万两白银之巨。如果按照粮价折算成人民币，可称得上“亿万富翁”了。但这样的家资在当时的书吏中，只算中等水平而已。毕竟，史松泉只当了六年书吏就“脱籍”了，只能算“道行不深”的新手。
　　史松泉未“脱籍”之前，在户部(相当于兼有现在财政部、民政部、商业部职能的超级大部)任银库的“承经”之职，也就相当于财政部银库的出纳。每月全国各地的税收银子从各地送往银库，有——些是通过票号汇来的，史松泉就利用制度上的漏洞，把这些银子在钱庄里存上一个月，再取出利息，把本金交回银库。如此数年之间就成了巨富。后来虽然东窗事发，但是法规上却没有处理此类事件的条文。所以只是革职了事。
　　史松泉的做法，毕竟有点“违法乱纪”，只是书吏当中的“——小撮”，不具有典型性。更常见的情况，是书吏利用日常工作当中的职务便利，用合法，至少是不违法的手段捞取大量进项，学术一点儿的说法管这种职务之便叫“自由裁量权”。
　　晚清名臣、官至两广总督的浙江秀水(今嘉兴)人陶模，是同治七年(1660年)中的进士，然后又被选入翰林院，三年散馆．以知县月份被发往吏部(相当于中组部)等待任命。从翰林院出来的人，当时叫做“老虎班”，意思是在官场上有任何升迁机会的时候，他们都要优先，他们把位置挑完了，剩下的才轮到别人。陶模以“老虎班”出身到了吏部，而且有制度保证他可以获得立即任用，这一点绝非那些苦等十年二千年也等不到一个实缺的捐纳出身的“候补知县”们可比。但是，制度也只能保证到这一层了，具体到派往哪个县担任知县，就不是制度能预先规定的了。
　　陶模的档案被发到吏部之后，吏部管事的书吏笑容可掬地告诉陶模，有两个位置他可以选择，一个是发达地区、江南膏腴之地的江苏溧阳县，另一个是西部地区、临近藏区的甘肃文县，只要他肯“意思”——下，五百两银子(大概折合一辆POLO轿车吧)，就保证可以去溧阳。然而，陶模家境贫寒，没有这许多银子可以孝敬他，加上为人方正，不善于“官场融资”，结果就真的被派往甘肃文县去任知县了。陶模这一去，就在西部地区工作了29年，终于熬成了清代的“孔繁森式好干部”。
　　陶模遭遇的只是吏部书吏的一点“日常操作”而已，其他的手法，诸如户部书吏在各省每次核销账目之时，以挑刺相威胁索取贿赂；工部书吏在工程项目中索取回扣；礼部书吏经手乡、会试“抡才大典”时，在安排考生住、行、考场编号方面做文章，都是通行已久，成了“人人都知道的秘密”。
　　书吏的能量，来自他们掌管的案牍。没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公文、政策法规方面的文件，政府是无法开展工作的，新的政策也无法制定，因为政策的前期调研、新政策的连续性会无从谈起。没有书吏的工作，任何部门也是无法办公的，因为政策的具体执行，需要大量的具体经验(个人知识)，部门的首长不可能事必躬亲。“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清代的官员按例一般都是三年一任，任期内大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三年任期一满，踩着台阶青云直上了。但官有升，吏却没的动。京城衙门书吏的位置，全都是由北京本地人担任的，而且经常是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担任一个职务，对业务异常精通熟悉。因此不熟悉业务的长官也就不得不听从书吏的钳制，由着他们恣意妄为。
　　如果把清政府比喻为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那它必须具有机器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动力装置、控制装置、工作装置。皇帝无疑是国家统治者，是政策的制定者，相当于“动力装置”，官员相当于控制装置，而书吏则是工作装置。事实上，对于清政府这样一个身处“停滞社会”的巨型帝国组织来说，其组织自身利益所在和行动目标，也正是实现机器化的稳定运转。而世纪运转中，工作装置掌握了组织运转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成了组织结构上的实际控制者。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信息和权威都是最重要的两种资源，在清政府中，信息由书吏掌握，自不待言；而本来应该由官员掌握的权威资源，其使用权却落在书吏手里。书吏的权力膨胀，正是“人治”的真实含义。
　　社会学宗师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社会的组织特征，在于一个非人格化，只依法办事，档案程序化管理，人员有固定任期并且按程序选拔和提升的“官僚制”政府，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是按部就班、机械式运转的“公务员”。这样，组织当中的权威与信息资源才会被纳入一个按照预先制定的程序工作的轨道中。而作为传统社会的清朝，其政府机构的组织方式。恰恰相反，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是长期任职并且掌握了档案中的信息的“书吏”，这样，整个政府就无法摆脱“人治”的窠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