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不是好流泪和好哭的人。当我接到王海光转来的他和李春生的十几封通信后，内容还未来得及看，首先看了他们最后通信的时间。当看到最后的日期“2013年6月16日”，我再也忍不住了，当即流下泪来，大哭一场，久久不能平静。
李春生与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系友，比我晚一年毕业（我是1961年，他是1962年）。毕业后，我分配到红旗杂志社，跟着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1966年到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后来又当了江青的第一任秘书。李春生则到了军队，1964年到了林办，当了林彪的学习秘书。我们虽然都知道对方，但“各为其主”，也只是工作上的来往。1968年1月，我被江青抓了起来，关在秦城，一直到1975年才释放，又被下放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在那里劳动和工作5年。李春生在林彪身边一直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前后工作了7年。林彪出逃的那天晚上，李春生就在北戴河值班，当夜和其他同志乘车一直追到了山海关机场。事件发生后，李春生也被软禁起来，集中审查了好几年，后来分配回上海。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2013年3月，我专程去上海访友，与李春生又联系上了，送给他再版的《问史求信集》。行前，研究“文革史”的王海光教授要我向他请教几个关于“九一三”事件的问题，我转达给了他，还说：“把我们在‘文革’中经历和知道的事情都写出来吧，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责任’（这是借用经历‘文革’全过程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陆小宝先生的名言——笔者按）了。”李春生很同意我的意见。
此后，李春生和王海光建立了联系。仅仅三个月时间，他们来往通信十几封，有些通信也转发给了我。我认为这是历史学家与历史当事人的对话，很有意义的事情，有存史的价值，澄清了许多不实的传言，对他们的通信联系很感欣慰，还去信鼓励他们。
2013年9月13日，我到上海，一心想再见见李春生，下榻后马上往他家挂了电话，他夫人接的。我说：“我是北京来的，叫阎长贵，春生在吧？”
“他走了！”他夫人沉重而又缓慢地说。
什么？我一下子懵了！不知再说什么，半天才缓过劲来，又怯生生地问：“什么时候走的？什么病？”
“刚走不久。心脏病。”他夫人哽咽着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我讷讷地说：“您节哀顺变吧！多多保重！”就挂上了电话。
李春生才76岁，只比我稍长几个月，怎么就走了？好长时间，我木木愣愣，不知再干什么好。
我算了算，从我2013年3月8日到上海，3月10日李春生到我下榻的宾馆去看我并一起进餐，到9月13日的这次通话，仅仅半年零三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谁能不悲痛？怎能不悲痛？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6月16日，李春生躺在医院里还在给王海光写信，讨论“文革史”的问题。正如王海光同日回信中所说：“您在住院治疗期间，还抽空给我发信说明情况，太让我感佩了！您的身体为重，学问的事情可以长远计议。您们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健康长寿，本身也就是传承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些晚辈学人可以触摸历史的一种福分。”
抓住現在，以我们夕阳的余晖，给后来人留下什么，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这是我因李春生突然过世产生的第一个想法。
李春生突然过世，使我又想到抢救“文革”历史资料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
四年前，我和王广宇合出《问史求信集》的时候，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有“一个半”，“一个”指戚本禹，“半个”指穆欣，三年前穆欣已经作古，现在只剩下一个戚本禹了，“硕果仅存”。戚本禹也已八十有三。俗话说：“七十不保年，八十不保月。”最近，戚本禹写了一篇回忆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文章，很多人认为他这篇文章对了解“文革”、对认识毛为什么发动“文革”很有价值。而戚本禹仅仅了解这一件事情吗？当然决不是这样的。他亲历了“文革”准备、发动和进行的前两年，他不仅和最高层零距离接触，而且他自己也做了很多事情——尽管他作为“文革”的负面人物，被判了18年徒刑。如果不让他如实地写出来，这对历史、对社会，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吗？而需要这样对待和需要这样做的，并不止戚本禹一个，还有不少人，如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谢静宜等，都是熟悉不少情况的“活史料”。
古话说：“欲灭其国，先毁其史”。欲兴其国呢，要不要先知史、治史？无数事实已经表明，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应该说，让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文革”历史的人开口说话——说真话、说实话，恐怕这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一招。衷心希望当政者留意，所有经历过“文革”的当事人留心，把这段痛心、曲折的历史记忆保留下来，给后人以镜鉴，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按——笔者把戚本禹的文章发给了学界几位朋友，他们看后都有诚恳的评价。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谢谢，看了，我相信，可信。”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导王海光说：“这是一份很重要的东西，可以当史料用的。”求是杂志社科教部主任姚眉平说：“戚本禹的这段回忆很珍贵！算是关于‘五七指示’的第一手资料吧？‘五七指示’可说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精华’。如果能找到陈伯达、杨成武的相关回忆，就更好了，那样可以加以佐证。”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郑文林说：“这篇东西对研究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文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等，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材料。如果能找到戚本禹被汪东兴没收的原件，则价值更大。”
开诚布公地切磋和商榷之风，也是心平气和即真正地贯彻百家争鸣。兹将戚本禹的修改稿以附录方式发表于此，以飨广大读者。）
李春生与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系友，比我晚一年毕业（我是1961年，他是1962年）。毕业后，我分配到红旗杂志社，跟着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1966年到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后来又当了江青的第一任秘书。李春生则到了军队，1964年到了林办，当了林彪的学习秘书。我们虽然都知道对方，但“各为其主”，也只是工作上的来往。1968年1月，我被江青抓了起来，关在秦城，一直到1975年才释放，又被下放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在那里劳动和工作5年。李春生在林彪身边一直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前后工作了7年。林彪出逃的那天晚上，李春生就在北戴河值班，当夜和其他同志乘车一直追到了山海关机场。事件发生后，李春生也被软禁起来，集中审查了好几年，后来分配回上海。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2013年3月，我专程去上海访友，与李春生又联系上了，送给他再版的《问史求信集》。行前，研究“文革史”的王海光教授要我向他请教几个关于“九一三”事件的问题，我转达给了他，还说：“把我们在‘文革’中经历和知道的事情都写出来吧，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责任’（这是借用经历‘文革’全过程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陆小宝先生的名言——笔者按）了。”李春生很同意我的意见。
此后，李春生和王海光建立了联系。仅仅三个月时间，他们来往通信十几封，有些通信也转发给了我。我认为这是历史学家与历史当事人的对话，很有意义的事情，有存史的价值，澄清了许多不实的传言，对他们的通信联系很感欣慰，还去信鼓励他们。
2013年9月13日，我到上海，一心想再见见李春生，下榻后马上往他家挂了电话，他夫人接的。我说：“我是北京来的，叫阎长贵，春生在吧？”
“他走了！”他夫人沉重而又缓慢地说。
什么？我一下子懵了！不知再说什么，半天才缓过劲来，又怯生生地问：“什么时候走的？什么病？”
“刚走不久。心脏病。”他夫人哽咽着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我讷讷地说：“您节哀顺变吧！多多保重！”就挂上了电话。
李春生才76岁，只比我稍长几个月，怎么就走了？好长时间，我木木愣愣，不知再干什么好。
我算了算，从我2013年3月8日到上海，3月10日李春生到我下榻的宾馆去看我并一起进餐，到9月13日的这次通话，仅仅半年零三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谁能不悲痛？怎能不悲痛？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6月16日，李春生躺在医院里还在给王海光写信，讨论“文革史”的问题。正如王海光同日回信中所说：“您在住院治疗期间，还抽空给我发信说明情况，太让我感佩了！您的身体为重，学问的事情可以长远计议。您们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健康长寿，本身也就是传承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些晚辈学人可以触摸历史的一种福分。”
抓住現在，以我们夕阳的余晖，给后来人留下什么，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这是我因李春生突然过世产生的第一个想法。
李春生突然过世，使我又想到抢救“文革”历史资料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
四年前，我和王广宇合出《问史求信集》的时候，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有“一个半”，“一个”指戚本禹，“半个”指穆欣，三年前穆欣已经作古，现在只剩下一个戚本禹了，“硕果仅存”。戚本禹也已八十有三。俗话说：“七十不保年，八十不保月。”最近，戚本禹写了一篇回忆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文章，很多人认为他这篇文章对了解“文革”、对认识毛为什么发动“文革”很有价值。而戚本禹仅仅了解这一件事情吗？当然决不是这样的。他亲历了“文革”准备、发动和进行的前两年，他不仅和最高层零距离接触，而且他自己也做了很多事情——尽管他作为“文革”的负面人物，被判了18年徒刑。如果不让他如实地写出来，这对历史、对社会，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吗？而需要这样对待和需要这样做的，并不止戚本禹一个，还有不少人，如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谢静宜等，都是熟悉不少情况的“活史料”。
古话说：“欲灭其国，先毁其史”。欲兴其国呢，要不要先知史、治史？无数事实已经表明，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应该说，让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文革”历史的人开口说话——说真话、说实话，恐怕这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一招。衷心希望当政者留意，所有经历过“文革”的当事人留心，把这段痛心、曲折的历史记忆保留下来，给后人以镜鉴，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按——笔者把戚本禹的文章发给了学界几位朋友，他们看后都有诚恳的评价。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谢谢，看了，我相信，可信。”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导王海光说：“这是一份很重要的东西，可以当史料用的。”求是杂志社科教部主任姚眉平说：“戚本禹的这段回忆很珍贵！算是关于‘五七指示’的第一手资料吧？‘五七指示’可说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精华’。如果能找到陈伯达、杨成武的相关回忆，就更好了，那样可以加以佐证。”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郑文林说：“这篇东西对研究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文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等，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材料。如果能找到戚本禹被汪东兴没收的原件，则价值更大。”
开诚布公地切磋和商榷之风，也是心平气和即真正地贯彻百家争鸣。兹将戚本禹的修改稿以附录方式发表于此，以飨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