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隋朝是中国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重要朝代。唐朝与隋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一脉相承，作为两朝初期的一代帝王，隋炀帝和唐太宗身份地位特殊，人生经历、政治理想和文化政策都惊人的相似，但在文学创作观念，尤其是对待宫体诗态度上又存在诸多的不同。笔者认为这既是唐太宗对隋炀帝人生阅历总结提炼的结果，又是对其文学思想的扬弃，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关键词：隋炀帝 唐太宗 文学观 评价 扬弃
　　一、引言
　　作为隋唐易代大背景下的一代君王，唐太宗李世民在战火中夺取了终结南北战乱的隋代帝祚，所以评论前朝得失，鼓吹自己建立的王朝合法性问题，自然成为探讨王朝兴衰之理离不开的话题。针对隋炀帝性格、才德与治国、文艺和文化政策，对外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唐太宗一人的评价就多达几十条。从 《资治通鉴》 《贞观政要》《旧唐书》等史料中，可以看到这些评论的特点便是把隋炀帝作为一部反面教材，具有显著的鉴戒属性。而当唐太宗评论炀帝的目光放在文学领域的时候发现他对炀帝的文学创作的认知与对炀帝其人的评价是具有颠覆性反转的。如《资治通鉴》载：唐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就对大臣们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知已至覆亡也。”a唐太宗疑惑那个治理国家时常施以桀纣之行的昏庸帝王何故在文学创作中却有一股难得的尧舜之音？贞观史臣的魏征更是极力赞扬：“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行》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b
　　这种存雅体、归典制、去骄淫、无浮荡的创作风格是被唐太宗、魏征及其他贞观朝同僚所极力推崇的，更是成为唐太宗贞观一朝的诗学理想。何以至此？我们不得不深思其背后的原因。
　　二、唐太宗對隋炀帝文学观的推崇及其原因
　　正如前文中评价的那样，隋炀帝的诗文既讲究华辞丽藻又追求远奥博深的内旨。这种内旨与唐太宗所推行的偃武兴文的弘文观念所契合，所以用文治去抚平战乱的创伤，借以恢复国力、发奋图强是唐太宗对现实的深层考量。隋炀帝和唐太宗同为在军旅戎马生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帝王文学家，其开阔的视野和胸襟造就了他们边塞诗的雄浑壮阔，对开启唐朝典正雅致之风有重要作用，所以两人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态度和看法是一致的。首先就边塞题材来说，隋炀帝的军旅诗刚健豪迈，慷慨质朴，改变了南北朝以来的那种颓废低靡的诗风。其《拟饮马长征窟行》一洗颓风，变浮艳为清刚劲健，深厚质朴。这种变革既是对南朝以来浮靡、轻侧文风的变革，又开初盛唐边塞诗的先河，故而能将北方诗人的慷慨意气与南方诗人的细腻情怀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深沉蕴藉的诗境来。c刘师培盛赞炀帝：“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唯隶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杨薛之作，渐浮隋炀，吐音近北，螭藻师南。故隋唐文体，力刚于王谢，采缛于潘张，折中于南体北体之间而自成一派。”d唐太宗则极力效仿炀帝的边塞诗，他不光有与炀帝同题并且风格极度相似的《拟饮马长城窟行》传世，而且还创作了大量同等题材的边塞诗，他和炀帝一起为盛唐边塞诗的开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次，唐太宗效法炀帝学庾信体。庾信本来是宫体诗的主要作者，其后期的诗文创作中一变清绮为刚健之风，由此成为促进南北文风合流的重要文士。据《隋书·五行志上》载炀帝“属文为庾信体”，唐太宗《秋日敩庾信》e将庾信的清丽浮荡、富于辞采之美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他们都表现出了对雅正文学的推崇和提倡。《隋书·音乐志》载炀帝初为太子曾经飨于太庙，听到太庙中演奏音乐的歌辞很不雅正，于是上言：“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宣述功德，清更议定。”f唐太宗则想：“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g主张将雅正之音用于促进政教的功用。这种提倡如若没有文学观念上这么多的共同点，我们很难相信一向将炀帝贬斥为昏庸无能的暴君的唐太宗会在泄愤之余端出炀帝的诗文来欣赏。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文学观在诸多的相同点背后又有着各自独特的内涵，下文试做简要梳理。
　　三、唐太宗与隋炀帝文学观之分歧
　　隋炀帝与唐代宗文学观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文章的功用上，前文提到虽然二人都以帝王的身份提出了文章必须有益于政教，也采取了一定的政治措施去干预文学发展，但不同的是，隋炀帝杨广只是提出了政策，却没能矢志不渝地去践行理念，他所做的，要么纯粹用政令去棒喝当朝文人，要么带头写艳情诗，甚至色情的诗，实在是以一种偏颇去反对另一种偏颇，是违背文学特制的纯功利文学观。所以才会有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的评价：“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h结合炀帝后期的文学实践就能看到，炀帝后期因贪念美色，无心治国理政，所写诗篇多虚浮缥缈，无存一点早期边塞诗的风骨，所以说，魏征此语实在是对炀帝最辛辣的嘲讽。相比于炀帝，唐太宗则一直本色当行，他反对释实求华，纵欲淫放，述《帝京篇》以明其雅志，唐太宗虽然提出了文章必须有益于政教，但同时他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没有完全否定文采，主张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并举，并且认为国家败亡不能完全归罪于文艺。如《贞观政要·礼乐》载：“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撑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i可见，他并不认为文艺具有决定政权兴亡那么大的力量。其次，二者的文学观之分歧还表现在对文学的“德”的层面。唐太宗从为政者的角度来崇尚德治，从文学创作主体的角度来以德配文，自隋炀帝荒淫无度、残暴统治导致灭国之后，他认为为政者必须自重自省，才能避免像炀帝那样纵情傲物，做到抑情损欲。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安宁，国祚才能长久，为此他专门写就《君体》篇作为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角度论述君主正身修德的理想境界；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是一样，他时常以隋炀帝德不配文的例子告诫身边的群臣，具有现实借鉴意义。这种重德的思想在隋炀帝的作品中从没有体现出来。最后，二者的文学观之异还表现在对待齐梁宫体的态度上，隋炀帝的宫体诗直接承袭了齐梁余弊，更将其发扬光大，由此将宫体诗从宫廷咏物诗转向了宣泄淫情、艳情的工具。这一点完全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直观显现出来。而唐太宗对待齐梁宫体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褪去了其庸俗淫艳的内质，转而以清新脱俗填充，从而营造出了一番文质彬彬的浓郁氛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