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近年经考古发掘研究证实,位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冬奥会赛区的太子城遗址即为金章宗时期的皇家行宫泰和宫,这是金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本文进而充分结合历史文献,考察太子城在明清方志中的记载情况,辨析太子城名称的由来,并重点考证金泰和宫的营造背景及其兴废史事.泰和宫当始建于明昌六年(1195年),盖得名于皇都大内的泰和殿,泰和二年(1202年)落成后更名庆宁宫,章宗曾两次驻夏于此,今可略窥其捺钵活动,至宁元年(1213年)因蒙古入侵毁于兵燹.泰和宫的修建出于防范北方鞑靼侵袭的军事需要,将原本“草居露宿”的简陋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经考古发掘研究证实,位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冬奥会赛区的太子城遗址即为金章宗时期的皇家行宫泰和宫,这是金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本文进而充分结合历史文献,考察太子城在明清方志中的记载情况,辨析太子城名称的由来,并重点考证金泰和宫的营造背景及其兴废史事.泰和宫当始建于明昌六年(1195年),盖得名于皇都大内的泰和殿,泰和二年(1202年)落成后更名庆宁宫,章宗曾两次驻夏于此,今可略窥其捺钵活动,至宁元年(1213年)因蒙古入侵毁于兵燹.泰和宫的修建出于防范北方鞑靼侵袭的军事需要,将原本“草居露宿”的简陋行宫筑造成“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的堡垒,体现了金代捺钵制度的演变,由此也能更好地理解太子城遗址的建筑特点和历史价值.
其他文献
南京地区南朝墓葬大致可依其砖室总长分为六个阶层.其中,第一、二阶层的面貌特征较为统一,第三至六阶层的内部皆存在一定差异,不过它们的内部差异性均隶属于其整体同一性之下.因此,第三至六阶层之间的区别即便不是出于制度上的规定,也构成了实质上的等级差异.南京地区南朝墓葬的等级差异可在有关南朝礼制的文献记载中得到部分印证.较之于东晋,南京地区南朝墓葬的阶层序列发生了明显的细化和固化,反映了皇权政治抬头对墓葬领域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的地域范围有限,致使南京地区南朝墓葬的等级制度在邻近的浙北地区都得不到较好的贯彻.从
植物平结图像,即平结与植物纹样组合造型.平结由植物藤蔓系缚而成,用于连接相邻缠枝单元或波段,通常表现在图像对称中心位置,在纹样构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域植物平结图像在丝路南北两道均有发现,主要流行于3-7世纪前后,平结与波形、环形、纺锤形、对波形、桃形等缠枝纹样,以及折枝纹样组合表现.这种图像渊源于古埃及,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发展成熟,东传印度与中亚后融入佛教文化,并延续至粟特文化繁荣时期.西域波形、环形缠枝平结和折枝平结从古希腊古罗马,经犍陀罗地区传播而来,纺锤形缠枝平结自犍陀罗传入后,又向东影响到汉文化地
清中叶以来省内外移民持续进入滇南地区,黑树林地区得到开发.移民带来的水利灌溉技术促进了土地的开发和产量的增加,哈尼族白宏人传统的社会形态发生变迁.移民通过葬坟圈地的方式获取荒地开发权,这一实践是对哈尼族先占制度的一种固化,激发了本地哈尼族与移民共同开垦荒地、改造山区的能动性.本文通过呈现清中叶以来滇南黑树林地区五姓外来移民立碑葬坟继而圈地开发的案例,探讨边疆民族地区的外地移民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的基础上,运用文化资本拓展生存空间,并与本地民族发生深刻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双方各有进退,水乳交融,命运与共.
基于朗—普罗索(Long和Plosser)的分析方法,引入信息通信技术(ICT)资本和行业异质性,构建一个具有投入产出结构的多行业实际经济周期(RBC)分析框架,对ICT产业冲击对宏观经济和行业经济的动态效应进行分析后发现:ICT产业冲击对行业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本行业受到的冲击影响最大;短期内ICT冲击可能导致部分行业产出、就业、消费及增加值出现下降现象,但长期而言ICT冲击促进了其他行业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升;ICT技术进步提高了工业和建筑业的生产率;此外,ICT产品消费的扩大影响了ICT冲击对
龙山时代的空三足器具有制作工艺复杂、器形多样、器型组合和制作工艺的区域性明显等特征,本文从空三足器制作工艺的研究入手,建立器形变化与制作工艺之间的有效联系,以空三足器器形和组合关系为依据,将北方地区细分为三北、关中、中原、华北、山东等五个地区.复原三北、中原、山东等地区空三足器的制作工艺及各地区器物形态变化过程,对各地区空三足器进行分期研究.在分期基础上对各类空三足器的分布形势进行复原研究,认识空三足器之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现龙山时代的北方地区形成了以三北地区和山东地区为代表的两个文化系统,两者在龙
故宫博物院藏传李公麟《西岳降灵图》被沈从文等学者认为是宋代临摹的唐人画稿.通过研究画史对《西岳降灵图》诸版本的记载并着重解读故宫本《西岳降灵图》的一些细节与特征,笔者试图重建题跋中记录的原作构图,并对原作与现存版本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从而揭示摹写与媒介转换对于图像的影响.此外,借助史料中对《西岳降灵图》及其作者、收藏者和临摹者的记载,笔者在文章后半部分提出对《西岳降灵图》原作以及宋代摹本的作者身份的猜想.
本文基于彩绘瓷模拟实验的结果,再以长沙窑不同类型的彩绘瓷为研究对象,并结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探讨长沙窑的彩饰特征.揭示:彩绘颜料在釉中的显微特征以及元素分布特征,很难反映彩绘的施加顺序,即高温釉下彩或高温釉上彩.根据检测,长沙窑着彩颜料分色料、色釉两种.彩瓷制作均受中原地区工艺技术影响,以色釉作彩是受唐三彩工艺影响而创烧的,属高温釉上彩;以色料做精细绘画,则受中原地区彩绘陶影响,即在胎上施化妆土后彩绘,南传后其上罩—层透明青釉,属高温釉下彩.有些精细绘画还存在釉下彩绘与釉上色釉平涂两种技法共用的现象,这
岭南地区汉代彩绘陶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发展演变历程.本文对岭南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的形制、彩绘纹样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将岭南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组合、形制、表面处理方式、彩绘纹样、色彩运用的阶段性变化和发展演变规律,尝试解读岭南地区汉代彩绘陶器面貌所反映的文化变迁.可以看出,岭南地区汉代彩绘陶器在西汉早期最为发达,西汉中期之后,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及釉陶迅速发展,彩绘陶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幅减少,器类也发生了变化.岭南地区汉代彩绘陶器的器形、装饰手法与彩绘纹样,是继
辽宁省博物馆藏宋代佚名《九歌图》卷以左图右文的布局精心构筑了文本独特的视觉阐释空间,拓展了《九歌》文学的多元内涵.若将该图器物的图像遗存形态、位置等因素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探赜索隐,考辨画中组佩玉、壶(或罍)、鼎、爵、悬鼓、悬钟等礼器的文本和历史依据,可发现此图的诠释角度与图释语言不仅与经籍礼图、金石图谱有着密切关联,而且还呈现出宋人复兴三代礼制的思想倾向,其背后有着多重政治、文化意蕴.如此避免了以往对文图转译的中间环节(礼器)的文化内涵的忽视,有助于重新审视《九歌图》以多重审美理想观照现实物质文化的观念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