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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孙云晓”这个名字，是因为他那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文中讲述了中日少年在夏令营中的不同表现，由此引发了一场社会各界参与的教育大讨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近日，记者与孙云晓近距离接触，才了解到他的成长经过和心路历程。小时候，当孙云晓和小伙伴们历尽艰险爬上山东青岛崂山余脉浮山顶峰时，曾经有过想要展翅飞翔的强烈梦想。如今，已经64岁的孙云晓真的“飞”起来了，而支撑他飞翔的两个“翅膀”，一个是儿童文学，一个是教育学。
饥饿的童年
1955年2月8日，孙云晓出生在山东省青岛市一间严重漏雨的危房之中。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据他讲，他父亲记忆很深，说那是邻近田野的西吴家村390号内第2户。户权属于姓孟的人家。14岁即远离家乡进城谋生的父亲，比今日进城的农民还要处境艰难。母亲与父亲同村。一家五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糊口，只能租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勉强度日。
“说来伤心，我最初也最深的记忆是饥饿和母亲的早逝，这一切都发生在1960年。”孙云晓说，那一年他5岁，进了父亲所在工厂的幼儿园。印象最深的一是饥饿，二是恐慌。说恐慌是因为阿姨吓唬他们，说窗外通向大海的河里有妖怪，谁不好好睡觉就吃了谁。当时，赶上了人祸天灾，过上了吃不饱肚子的日子。由于总吃不饱饭，孙云晓常常爬到槐树上捋叶子吃---槐花早被别人摘走了。那是棵碗口粗大的树，在幼儿园院子西侧斜斜地长着，所以他勉强能爬上去。一天夜里，孙云晓被饿醒了，一骨碌爬起来，匆匆走进厨房，在高粱秸编成的筐里找吃的。忽然，一个散发着麦香的白面馒头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眼睛一亮，一把抓过来，飞快地咬了一口。但是，又突然把馒头慢慢地放下了，因为他想起那个白面馒头是留给1岁的妹妹吃的，妹妹还太小，吃不了玉米面窝头。于是，他拿起一个玉米面窝头，填进了嘴里。
在孙云晓的记忆中，在那段日子里，家里喝的粥都很稀很稀，米粒清晰可数。可是，不管是他，还是9岁的哥哥去盛粥的时候，都会先盛出一碗米粒最多的粥，放在锅台上，留给母亲吃。尽管如此，29岁的母亲还是在这一年，在疾病和饥饿中离开了他们。
“那是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记忆，我跟随着父亲和哥哥，来到浮山脚下靠近姑姑庙的一座野山坡，埋葬了吃尽了苦的母亲。”孙云晓说，母亲去世时，妹妹才一岁，而哥哥也只有9岁，父亲也不过31岁。
1962年5月，继母走进了他的生活，使他明显地感觉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继母是手艺人，会做衣服，又心地善良，待他们如亲娘一样。她的到来，使刚刚失去生母的孙云晓有了一种情感上的补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因为“停课闹革命”，孙云晓和小伙伴们经常上山采蘑菇和野草莓，下海捡蛤蜊或用钢叉扎鱼和螃蟹，他们的劳动果实就成了家里餐桌上的上等食品。
“吃”书的少年
比起物质的匮乏，精神的饥渴更让孙云晓无法忍受。因为家里穷，连一本课外书都没有，他也就讲不出一个故事来，这让他感到十分自卑，甚至落下了口吃的毛病。就在他11岁那年，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轉机，在工厂技校读书的哥哥，“偷”回了一书包文学名著，其中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烈火金刚》《风雷》等。那是因为工厂的图书馆要“扫除一切大毒草”，把这些“禁书”扔了一地，准备付之一炬，碰巧被哥哥看到了，就趁没人看管的时候，挑了一书包的书背回了家，从此，成为孙云晓和哥哥的“精神食粮”。
没有文化的父母觉得看书总不会是什么坏事，便没有阻止他们，但又怕他们把眼睛看坏，一到晚上就强行熄灯，让他们睡觉。好在懂点无线电技术的哥哥找来灯泡、电线、电池，做了个手电筒，这样，熄灯后，孙云晓和哥哥就能在被窝里看书了。
就这样，孙云晓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些名著，并且一天天讲给同学们听，不但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而且改掉了口吃的毛病，到后来成为管整个年级的学生干部，为他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孙云晓说：“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到处寻寻觅觅，凡是带字的纸都会引起我的兴趣。此时，尽管报纸和广播里正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我却信奉了‘一本书主义’。作家成了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我也梦想着当一名作家，梦想也写出一部杰作，让天下人津津有味地去阅读。这一朦胧志向的确立，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追梦的青年
1971年，孙云晓在青岛市第16中学初中毕业后，开始在社会上闯荡。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是离不开书和笔的。
“可以说，从离开校门的那一天起，我才开始了真正的学习。”孙云晓说，最初是诗歌迷惑了他。李白、杜甫、苏轼成了他最崇拜的人，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李瑛也让他奉若神明。虽然，为了谋生，他要去工厂干临时工，要上山割草，但他会突然扔了镰刀写起诗来，会面对隆隆的机器发呆。“我知道，自己的魂儿已被缪斯摄走了。可是，缪斯并不肯轻易向我露出微笑。由于我四处投稿不中，哥哥甚至不赞成我走文学的路，说是前景渺茫，吉凶难卜。”
孙云晓在夜校上文学创作课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举着他的诗稿，不但贬得一无是处，还尖刻地嘲讽了他一番。孙云晓说：“那天很热，可我的心凉透了。在那些痛苦与幸福交织的日子里，自卑的情结使我格外敬服高尔基：他不是一个流浪儿吗？走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作品震撼这个世界！这个念头很执拗。在某些情况下，自卑可以孕育出或反弹出一种与自己抗衡的力量，而由于压抑太重或封闭太久，这种力量一旦释放出来就非常惊人。”
做过短暂的瓦工、电工和纸箱装订工的孙云晓，后来又被抽调到公安局的集训大队看管临时羁押的犯人。1972年底，他被选派到青岛市师范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成为青岛市四方区少年宫的辅导员。在那些学员中，就有著名歌手江涛、舞蹈家高娟敏和李红薇。在那段时间里，孙云晓整日沉浸在诗歌的海洋中，几乎每天都在读诗写诗，甚至给同学写信也用诗来表达。 1974年11月1日，孙云晓的一首儿歌《画出公社丰收年》刊登在《青岛日报》的儿歌专版上。1975年元旦的上午8点，又由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播出，使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孙云晓谈起这段经历，脸上浮现出了灿烂的笑容，也正如他新著的书名：《孩子，你有无限可能》。
后来，孙云晓担任了共青团青岛市四方区委副书记和少年宫总辅导员。1978年到中央团校（现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培训，毕业后没有去团中央机关工作，而是选择去了中国少年报社当了记者和编辑。从1981年开始，孙云晓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儿童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英雄少年赖宁》获得了1990年中国图书奖。同年3月，他的长篇传记《赖宁的世界》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后改编成4集电视连续剧，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获得了“飞天奖”和大众电视“金鹰奖”。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圆了他的文学梦。
探索的中年
1987年底，为了研究儿童教育问题，孙云晓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后转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工作，直到2015年退休。
1993年，孙云晓发表了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讲述了中日两国少年在草原探险夏令营中的不同表现，被《读者》全文转载，又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教育报》进行了系列报道，吹響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奏曲，也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不久，他的观点就在媒体上受到批判。接着，《北京青年报》又用一个整版发表了否定《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文章，并十几处点了他的名。为了澄清事实，他为《中国教育报》等报刊撰写了两万多字的反驳文章，到全国几十个城市进行了演讲。最后，经过国家教委的深入调查，终于证实他的报道是真实的。这次事件更加坚定了他进一步探索中国青少年儿童教育问题的决心。
1995年以来，孙云晓先后主持了中国独生子女人格发展与教育、21世纪教育四大支柱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系列调查、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比较系列研究、中国中小学生科学素养调查研究等重大课题研究项目，连续10年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十一五”规划课题，关于少年儿童行为习惯培养的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他还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教育问题的专著，比如：《拯救男孩》《拯救女孩》《发现童年的秘密》《习惯养成有方法》《亲子关系 决定孩子一生幸福的密码》《成功智力 比智商更重要的潜能》《五元家教法 好父母的必修课》《向孩子学习：一种睿智的教育视角》《孩子，你有无限可能》《用心教养——孙云晓与中外心理学名家的对话》等。他提出的一系列教育观点受到广泛关注，比如：“儿童教育的全部使命是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和负责儿童”“应试教育必然导致教育荒废”“21世纪是两代人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世纪”“关系好坏决定教育成败”“良好习惯缔造健康人格”“尊重生命是一切教育的核心理念”等，曾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
“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体验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对于儿童来说，梦想可能就是理想，就是太阳，就是决定其命运的力量。尽管，许多梦想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梦想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它表达了人的强烈愿望，因而是最神奇的成长发动机。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父母与教师应当珍惜儿童的梦想，引导他们把梦想变成真正的理想。”孙云晓说，他自己的人生体验让他刻骨铭心。
同时，孙云晓强调，如今，他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创造和快乐，但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绝对不会有我的今天”。
现在，孙云晓虽然退休了，但他是退而不休的。目前，他还担任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儿童工作智库专家等职，继续为中国的青少年儿童教育贡献心力。
近日，记者与孙云晓近距离接触，才了解到他的成长经过和心路历程。小时候，当孙云晓和小伙伴们历尽艰险爬上山东青岛崂山余脉浮山顶峰时，曾经有过想要展翅飞翔的强烈梦想。如今，已经64岁的孙云晓真的“飞”起来了，而支撑他飞翔的两个“翅膀”，一个是儿童文学，一个是教育学。
饥饿的童年
1955年2月8日，孙云晓出生在山东省青岛市一间严重漏雨的危房之中。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据他讲，他父亲记忆很深，说那是邻近田野的西吴家村390号内第2户。户权属于姓孟的人家。14岁即远离家乡进城谋生的父亲，比今日进城的农民还要处境艰难。母亲与父亲同村。一家五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糊口，只能租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勉强度日。
“说来伤心，我最初也最深的记忆是饥饿和母亲的早逝，这一切都发生在1960年。”孙云晓说，那一年他5岁，进了父亲所在工厂的幼儿园。印象最深的一是饥饿，二是恐慌。说恐慌是因为阿姨吓唬他们，说窗外通向大海的河里有妖怪，谁不好好睡觉就吃了谁。当时，赶上了人祸天灾，过上了吃不饱肚子的日子。由于总吃不饱饭，孙云晓常常爬到槐树上捋叶子吃---槐花早被别人摘走了。那是棵碗口粗大的树，在幼儿园院子西侧斜斜地长着，所以他勉强能爬上去。一天夜里，孙云晓被饿醒了，一骨碌爬起来，匆匆走进厨房，在高粱秸编成的筐里找吃的。忽然，一个散发着麦香的白面馒头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眼睛一亮，一把抓过来，飞快地咬了一口。但是，又突然把馒头慢慢地放下了，因为他想起那个白面馒头是留给1岁的妹妹吃的，妹妹还太小，吃不了玉米面窝头。于是，他拿起一个玉米面窝头，填进了嘴里。
在孙云晓的记忆中，在那段日子里，家里喝的粥都很稀很稀，米粒清晰可数。可是，不管是他，还是9岁的哥哥去盛粥的时候，都会先盛出一碗米粒最多的粥，放在锅台上，留给母亲吃。尽管如此，29岁的母亲还是在这一年，在疾病和饥饿中离开了他们。
“那是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记忆，我跟随着父亲和哥哥，来到浮山脚下靠近姑姑庙的一座野山坡，埋葬了吃尽了苦的母亲。”孙云晓说，母亲去世时，妹妹才一岁，而哥哥也只有9岁，父亲也不过31岁。
1962年5月，继母走进了他的生活，使他明显地感觉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继母是手艺人，会做衣服，又心地善良，待他们如亲娘一样。她的到来，使刚刚失去生母的孙云晓有了一种情感上的补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因为“停课闹革命”，孙云晓和小伙伴们经常上山采蘑菇和野草莓，下海捡蛤蜊或用钢叉扎鱼和螃蟹，他们的劳动果实就成了家里餐桌上的上等食品。
“吃”书的少年
比起物质的匮乏，精神的饥渴更让孙云晓无法忍受。因为家里穷，连一本课外书都没有，他也就讲不出一个故事来，这让他感到十分自卑，甚至落下了口吃的毛病。就在他11岁那年，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轉机，在工厂技校读书的哥哥，“偷”回了一书包文学名著，其中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烈火金刚》《风雷》等。那是因为工厂的图书馆要“扫除一切大毒草”，把这些“禁书”扔了一地，准备付之一炬，碰巧被哥哥看到了，就趁没人看管的时候，挑了一书包的书背回了家，从此，成为孙云晓和哥哥的“精神食粮”。
没有文化的父母觉得看书总不会是什么坏事，便没有阻止他们，但又怕他们把眼睛看坏，一到晚上就强行熄灯，让他们睡觉。好在懂点无线电技术的哥哥找来灯泡、电线、电池，做了个手电筒，这样，熄灯后，孙云晓和哥哥就能在被窝里看书了。
就这样，孙云晓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些名著，并且一天天讲给同学们听，不但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而且改掉了口吃的毛病，到后来成为管整个年级的学生干部，为他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孙云晓说：“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到处寻寻觅觅，凡是带字的纸都会引起我的兴趣。此时，尽管报纸和广播里正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我却信奉了‘一本书主义’。作家成了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我也梦想着当一名作家，梦想也写出一部杰作，让天下人津津有味地去阅读。这一朦胧志向的确立，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追梦的青年
1971年，孙云晓在青岛市第16中学初中毕业后，开始在社会上闯荡。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是离不开书和笔的。
“可以说，从离开校门的那一天起，我才开始了真正的学习。”孙云晓说，最初是诗歌迷惑了他。李白、杜甫、苏轼成了他最崇拜的人，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李瑛也让他奉若神明。虽然，为了谋生，他要去工厂干临时工，要上山割草，但他会突然扔了镰刀写起诗来，会面对隆隆的机器发呆。“我知道，自己的魂儿已被缪斯摄走了。可是，缪斯并不肯轻易向我露出微笑。由于我四处投稿不中，哥哥甚至不赞成我走文学的路，说是前景渺茫，吉凶难卜。”
孙云晓在夜校上文学创作课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举着他的诗稿，不但贬得一无是处，还尖刻地嘲讽了他一番。孙云晓说：“那天很热，可我的心凉透了。在那些痛苦与幸福交织的日子里，自卑的情结使我格外敬服高尔基：他不是一个流浪儿吗？走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作品震撼这个世界！这个念头很执拗。在某些情况下，自卑可以孕育出或反弹出一种与自己抗衡的力量，而由于压抑太重或封闭太久，这种力量一旦释放出来就非常惊人。”
做过短暂的瓦工、电工和纸箱装订工的孙云晓，后来又被抽调到公安局的集训大队看管临时羁押的犯人。1972年底，他被选派到青岛市师范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成为青岛市四方区少年宫的辅导员。在那些学员中，就有著名歌手江涛、舞蹈家高娟敏和李红薇。在那段时间里，孙云晓整日沉浸在诗歌的海洋中，几乎每天都在读诗写诗，甚至给同学写信也用诗来表达。 1974年11月1日，孙云晓的一首儿歌《画出公社丰收年》刊登在《青岛日报》的儿歌专版上。1975年元旦的上午8点，又由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播出，使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孙云晓谈起这段经历，脸上浮现出了灿烂的笑容，也正如他新著的书名：《孩子，你有无限可能》。
后来，孙云晓担任了共青团青岛市四方区委副书记和少年宫总辅导员。1978年到中央团校（现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培训，毕业后没有去团中央机关工作，而是选择去了中国少年报社当了记者和编辑。从1981年开始，孙云晓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儿童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英雄少年赖宁》获得了1990年中国图书奖。同年3月，他的长篇传记《赖宁的世界》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后改编成4集电视连续剧，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获得了“飞天奖”和大众电视“金鹰奖”。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圆了他的文学梦。
探索的中年
1987年底，为了研究儿童教育问题，孙云晓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后转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工作，直到2015年退休。
1993年，孙云晓发表了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讲述了中日两国少年在草原探险夏令营中的不同表现，被《读者》全文转载，又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教育报》进行了系列报道，吹響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奏曲，也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不久，他的观点就在媒体上受到批判。接着，《北京青年报》又用一个整版发表了否定《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文章，并十几处点了他的名。为了澄清事实，他为《中国教育报》等报刊撰写了两万多字的反驳文章，到全国几十个城市进行了演讲。最后，经过国家教委的深入调查，终于证实他的报道是真实的。这次事件更加坚定了他进一步探索中国青少年儿童教育问题的决心。
1995年以来，孙云晓先后主持了中国独生子女人格发展与教育、21世纪教育四大支柱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系列调查、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比较系列研究、中国中小学生科学素养调查研究等重大课题研究项目，连续10年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十一五”规划课题，关于少年儿童行为习惯培养的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他还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教育问题的专著，比如：《拯救男孩》《拯救女孩》《发现童年的秘密》《习惯养成有方法》《亲子关系 决定孩子一生幸福的密码》《成功智力 比智商更重要的潜能》《五元家教法 好父母的必修课》《向孩子学习：一种睿智的教育视角》《孩子，你有无限可能》《用心教养——孙云晓与中外心理学名家的对话》等。他提出的一系列教育观点受到广泛关注，比如：“儿童教育的全部使命是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和负责儿童”“应试教育必然导致教育荒废”“21世纪是两代人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世纪”“关系好坏决定教育成败”“良好习惯缔造健康人格”“尊重生命是一切教育的核心理念”等，曾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
“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体验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对于儿童来说，梦想可能就是理想，就是太阳，就是决定其命运的力量。尽管，许多梦想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梦想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它表达了人的强烈愿望，因而是最神奇的成长发动机。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父母与教师应当珍惜儿童的梦想，引导他们把梦想变成真正的理想。”孙云晓说，他自己的人生体验让他刻骨铭心。
同时，孙云晓强调，如今，他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创造和快乐，但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绝对不会有我的今天”。
现在，孙云晓虽然退休了，但他是退而不休的。目前，他还担任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儿童工作智库专家等职，继续为中国的青少年儿童教育贡献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