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的研究室中，翻阅着十大本姜黄色封面、线装的《胡适手稿》，不由地想起远在北京九十高龄的顾起潜先生，记得是在三年前吧，有一天我去淮海中路顾老上海家中看望，顾老正忙着写一篇文章，纪念胡适之先生，说是台北要举行胡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特地约顾老写这篇文章，顾老从华东师大借来《胡适手稿》第三集，以集中所收胡先生与顾老来往的一批信件作参考，一边说着四十多年前胡先生旧事，一边拿书翻给我看着，在书中卷三收有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卅夜的信结尾几句道：
　　
　　此次不曾见着森玉先生，千万请代致候。并乞代候揆初先生，并代谢嫂夫人盛馔。弟胡适敬上卅七、十、卅夜
　　
　　顾老一边指给我看，一边笑着对我说：“你看这‘盛馔’二字，将来看书研究历史的人，还不知说我用什么高级菜招待他呢！他那天突然到我新闸路家中来，当时正是金元券飞涨的时候，小菜极难买，一时也来不及买。他老先生突然来了，又没有吃饭，家里只有青菜、鸡蛋，便炒了点青菜，鸡蛋，吃了个简单的便饭……看了这‘盛馔’二字，想想真是可笑，也不胜感慨、抱歉……”
　　当时我听着也不由地笑了。捧着那本《胡适手稿》第三集，心想多看看，但顾老写文章要用，我又不好带回家去看，匆匆一翻，也看不了多少，连书中收了顾、胡之间几封信也没有弄清，便放下书与顾老闲谈了一会儿，告辞走了。这次有幸应中研院文哲所之邀，来台北访问，在胡先生纪念馆中，得以静静地重读此书，一边情不自禁地想着几年前的旧事，一面又感到这也是十分幸运的文字缘。
　　《胡适手稿》是在胡先生去世后，于一九六六年影印出版的。胡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后期对《水经注》的研究花了很大功夫，因而这十大本手稿，其中有六集是关于《水经注》研究的。研究的焦点，是世传戴震校《水经注》，全是偷赵一清的，而赵一清、戴震又都是偷全祖望的。胡先生对此开始相信，在《手稿》第一集第一篇写给魏建功的信中说：
　　昨天莘田说，心史先生有一长文给季刊，亦是证实戴东原偷赵东潜《水经注》一案。莘田说你颇有点怀疑，我读心史两篇文字，觉得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东原作伪似无可疑。古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东原是绝顶聪明之人，其治学精神确有甚可佩服之处，其思想之透辟也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但聪明滥用其聪明，取巧而讳其所自出，以为天下后世皆可欺，而不料世人可欺于一时，终不可欺于永久也……东原之于《水经注》，当时也许只是抄袭赵书，躲懒取巧，赶完一件官中工作而已。初不料皇帝大赏识此书，题词以光宠之，又不料他死后段玉裁等力辩赵书袭戴，乃更加重东原作伪之罪……
　　
　　这信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写的，信中所说“莘田”是罗常培先生，心史是孟森先生。当时胡先生是完全相信戴东原抄袭赵书的。而后来胡先生发现了疑点，开始注意此说，找书参看，资料越多，疑点越多，研究兴趣越浓，找出大批证据，进行大量考证，证明了此说的不可信，努力澄清戴偷赵，赵、戴皆偷全的疑点。进而证实全祖望校《水经注》往往假托先世，是“英雄欺人”、“不老实”。《胡适手稿》是根据五千多页原件影印的，其中关于《水经注》的抄件、批注、片段文字、来往信件，占了十分之六，胡、顾二人书信均收在第三集，前引原文是胡先生写给顾老的第一封信。另有数信。在这组函件前，附有胡先生手写编目如下：
　　
　　胡适给顾起潜的信
　　卅七(一九四八)十、卅夜
　　又(一九四八)十、卅一夜
　　附白(一九四八)十、卅一夜
　　顾起潜鉴胡适之
　　卅七(一九四八)十一、十三
　　胡适给顾起潜
　　卅七(一九四八)，十一、廿八夜
　　附白(一九四八)，十一、廿九夜
　　顾起潜鉴书
　　卅七(一九四八)，十二、六夜
　　
　　这些信都是商榷详细考校《水经注》文字的。当时顾老正在主持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是在浙江兴业银行及叶揆初、张元济等老辈学人支持下办的私人图书馆，馆中藏有全祖望重校《水经注》残抄本，黄友录本、陈劢录本三部，胡先生找顾老借阅此书，并托影印其中一叶，所以前引信中开头就写着：
　　
　　起潜先生：谢谢你几天的厚待，谢谢你种种帮忙！承你影印谢山重校本卷二首叶，已收到了，谢谢。此叶谢山手迹即薛刻本卷二‘河水又南入葱岭山’之下的话……
　　
　　信的开头，只两行字就写了三个“谢谢”，神情如见，可以想见老辈学人的情谊真切，也可想见胡先生学术研究之乐。此信共写了三张经常使用的先生自己特印的二百字直行稿纸，主要内容是校订此页谢山手迹的话，提到薛刻本、张氏约园本，信中还提到顾老问及的沈文起《水经注疏证》稿本的事等等。信中说起此事时写道：
　　
　　日内当代为一问，连日为教员罢教事累我奔忙，故尚未能去访问，傅晋生兄。
　　
　　这几句跳出学术之外，留下了历史的影子。当时胡先生是北大校长，北平解放前夕，学运斗争剧烈，金圆券迅速贬值，物价一日数涨，教员罢教，胡先生在上海看完书后，去南京为罢教事向当时教育部及其它各方，谋求解决办法，多要些钱，救急解决北大教职员的临时生活、过冬煤、米等等。读了这两句，令经过的人立时想起当时的苦难年代。因之顾老托向中央研究院傅晋生先生访求沈文起《水经注疏证》的事，一时无暇顾及，但信中还特别说明情况，表示歉意。这信是从南京寄到上海的。信的结尾说“此次不曾见着森玉先生，千万请代致候”，森玉即徐森玉先生，代致候并加“千万”二字，可见多么珍重，至沪时间多么匆忙。
　　信原件边上又批注云：“重校本跋，稍迟当写寄。”这是顾老请胡先生给三部书写跋，因此所作十月卅一日的第二函中，一开始就写道：
　　
　　今天开始写合众馆三本跋，有一点须请教。我的笔记说：陈劢咏桥录本有下列缺卷……我写此跋，深悔当时不曾多费一日时光，细细比勘此陈录本与黄友本。我想请兄试为我校钞卷十一……
　　
　　在信的结尾处写道：“匆匆草此，竟是长函，一切费神，至感！胡适敬上卅七、十、卅一夜”。此信是前函后一天写的，写了五页，后面又附了两页“附白”，全信七页二百字稿纸，共千四百字，全是逐条逐字考订文字，不便多引。正文页上有几处尚有小注，如第三页文中“今日偶见薛刻本全校卷十一的叶一上的须水条”句上便有眉批云：“湛水叶须水请特别注意陈、黄二本有无作‘水’？约园本作‘水’，张氏约园本尚不止此四条称‘重校本’……共六条之多！”至此不必多举这种有关《水经注》的纯学术商榷批注的例子，只引上面一两点，就可看到其治学多么勤，多么细，多么认真谨严了。
　　胡先生的信都是钢笔写的，顾老的回信则是毛笔小楷，开头较工整，第三页后作行书，信很长，每页十三行，行二十字，共十一页。有的单行大字下，再加双行小注，全信约三千字。开头云：
　　
　　适之先生：两奉手教，敬悉种切。命查各节，条复如下……
　　
　　将胡先生函中托查各条，逐一回答。此函结尾处写道：“谢山《鲒奇亭集稿》，已选照一叶，俟印出，即寄上。”当时没有复印设备，要复制原件，只能拍照片，或者影抄。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所收胡先生给顾老信件都是寄给顾老的，所印三份原件如何又回到胡先生手中，编在手稿里印出来，这事我说不清，也未问过顾老，自然这种事现在不成问题，写好信未发之前，马上留个复印件，印书制版和原件一样，太方便了。可惜当时尚无此设备。因而这时期内二人通讯并未全收在此书内，如胡致顾最后一信开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