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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离经叛道开始
1972年7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一篇写NON（非家长全国协会）的文章里第一次提到“不生养一族（Child-free）”，那时NON还是拥有四百多会员的小团体，他们提出“None is fun（没有孩子就是乐趣）”口号，在当时显得荒谬而大胆，极富冲击力。
1987年4月20日，又是《时代》周刊，刊发题为《丁克族来了》的报道，关注一种日渐普遍的生活方式。丁克（DINK）是英文Double Incomeand No Kids的缩写，指双收入无子女家庭。在以基督教为主要信仰的西方社会中的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放弃延续子嗣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观念。
欧美社会“不生养一族”的正式出现，是在二战婴儿潮之后。在第二波女权主义和70年代经济衰退的共同作用下，女性的角色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选择暂时或永久不生孩子——要么是更强调自身发展，没有生儿育女的意愿，要么是因为机会成本太高。
在欧美国家，从1973年到2002年，已婚女子选择不生养的百分比始终呈上升趋势，而且由于千禧年后的经济衰退，在本世纪初更有不小的增幅。2002年的一份统计结果显示，欧洲多个国家四十岁以上尚未生养的女性所占比例超过了10%，英国和前西德地区则超过20%，后者的数据是令人瞠目的27.8%。
不生养一族，他们是谁？他们在想些什么？
西方社会里“不生养一族”的特质是什么？从调查结果来看，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倾向于无宗教信仰，肤色更浅，更多从事专业工作。
这些特点，很契合《时代》周刊1987年4月那篇报道第一段对丁克家庭生活场景的描绘：“晚9点的芝麻菜冻比目鱼晚餐，巴宝莉大衣，宝马轿车，秋田犬，意大利真皮沙发，高清大屏幕电视……”他们高薪，时髦，工作繁忙，没有子女。
转眼40年过去，不生养一族缓慢壮大的同时，在种族、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特征，未曾改变。调查显示，美国18-44岁决定不生养的男人中，白人比例最高，亚裔次之。
不生养宣言大行其道
40年发展史，不容忽视的佐证，是英文世界里已有超过一百部相关书籍问世。其中，《没孩子，不罪恶》简单直白，《二人世界》侧面说理，《无儿女生活指南》客观又实用，不过最具影响力的，当数法国女作家科琳梅尔的《40个不生孩子的绝妙理由》。
写这本书时，科琳已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一次为迁就孩子而成行的巴黎游，孩子的尖叫打闹毁掉了她的博物馆之旅，她忽然意识到“要让其他女人明白实在不该生孩子”。
2007年，这本妙趣横生的愤怒之作在法国出版，迅速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作品——记者描述：“那段时间无论你走到哪里，好像都能看到这本书封面上大大的字：‘不要孩子（NO KID）。’”
书中这样忠告那些在生育门槛前徘徊的女性：“不要变成移动的哺乳工具，不要开始使用迎合幼儿的白痴语言”，“你总会有一天对孩子失望，这无可避免”，“养孩子太费钱”……
这些理由分别对应了Child-free一族心底的想法——不想失去自我、感觉无法为子女人生负责、机会成本过高。
在Facebook的Child-free小组里，一位女士这样说：“人们忘记了生孩子其实是一个选择题——而非人生必须完成的重点。我倒宁愿成天和丈夫一起外出旅行，做一个酷酷的阿姨。每天下班后回到宁静的家里，给自己调上一杯马提尼。”
社会评价大逆转
40年中，伴随着一本本Child-free宣言的出版，整个欧美社会对Child-free一族的态度发生了堪称戏剧性的转变。
1960年一份调查显示，不愿生养的夫妇被认为“幼稚、神经质、以自我为中心、身体差”；无独有偶，1965年的调查里，哪怕只（想）生一个孩子的夫妇都被视为“缺乏责任感、自私、冷酷、病态”，而对生7个孩子的母亲的评价则是“耐心、善良、甜美、幸运”。
然而时代潮流不可逆，最终，还是有了“惊世骇俗”的不生养概念，有了不生养宣言的出版，有了相关网络论坛、社会组织，这一群体的影响力俨然与日俱增。
提到影响力，更有有心人整理出长长的名单——是的，名单上正是欧美不生养一族里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老帅哥乔治·克鲁尼、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名嘴欧普拉·温弗瑞均在其列。
20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不能生育也好，不愿生养也好，都不再被赋予负面的、消极的评价。从鄙视、不解到客观接受、不逼问、不评判——近三十年的前后反差让人惊喜，似乎再没有什么因素可以阻止夫妇们在生育问题上自主选择。
Child-free一族的力量并未止步于此。在反生育组织施压下，积极意义的“不生养（child-free）一词在美国广泛取代了稍带贬斥色彩的“无子女”（childless）。相关组织、协会早已不满足于消除歧视，他们试图拓展新的空间：宣传不生养观念、美化无子女生活方式，更有激进者开始发掘不生养群体的政治影响力——譬如澳大利亚的ACFP（无后党）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党派。
首次报道丁克族的那本《时代》封面上醒目的“Spy Scandal”和最新一期《时代》的核心文章《Spyfall》，恰如一个不真实的轮回；而Child-free这个始于西方社会的概念，在零星丁克差不多二十年的试水之后，如今水到渠成，已是中國大陆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罗伯特·弗罗斯特那首著名的《无人选择的路》常在Child-free一族的论坛里被人引用——最重要的是：无论选择林间哪条岔道，有着怎样的不同，都无须被评判，不应被干扰。
（参考资料：St. John’s College， Oxford， Stuart Basten， PhD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and being Childfree" ）
1972年7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一篇写NON（非家长全国协会）的文章里第一次提到“不生养一族（Child-free）”，那时NON还是拥有四百多会员的小团体，他们提出“None is fun（没有孩子就是乐趣）”口号，在当时显得荒谬而大胆，极富冲击力。
1987年4月20日，又是《时代》周刊，刊发题为《丁克族来了》的报道，关注一种日渐普遍的生活方式。丁克（DINK）是英文Double Incomeand No Kids的缩写，指双收入无子女家庭。在以基督教为主要信仰的西方社会中的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放弃延续子嗣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观念。
欧美社会“不生养一族”的正式出现，是在二战婴儿潮之后。在第二波女权主义和70年代经济衰退的共同作用下，女性的角色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选择暂时或永久不生孩子——要么是更强调自身发展，没有生儿育女的意愿，要么是因为机会成本太高。
在欧美国家，从1973年到2002年，已婚女子选择不生养的百分比始终呈上升趋势，而且由于千禧年后的经济衰退，在本世纪初更有不小的增幅。2002年的一份统计结果显示，欧洲多个国家四十岁以上尚未生养的女性所占比例超过了10%，英国和前西德地区则超过20%，后者的数据是令人瞠目的27.8%。
不生养一族，他们是谁？他们在想些什么？
西方社会里“不生养一族”的特质是什么？从调查结果来看，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倾向于无宗教信仰，肤色更浅，更多从事专业工作。
这些特点，很契合《时代》周刊1987年4月那篇报道第一段对丁克家庭生活场景的描绘：“晚9点的芝麻菜冻比目鱼晚餐，巴宝莉大衣，宝马轿车，秋田犬，意大利真皮沙发，高清大屏幕电视……”他们高薪，时髦，工作繁忙，没有子女。
转眼40年过去，不生养一族缓慢壮大的同时，在种族、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特征，未曾改变。调查显示，美国18-44岁决定不生养的男人中，白人比例最高，亚裔次之。
不生养宣言大行其道
40年发展史，不容忽视的佐证，是英文世界里已有超过一百部相关书籍问世。其中，《没孩子，不罪恶》简单直白，《二人世界》侧面说理，《无儿女生活指南》客观又实用，不过最具影响力的，当数法国女作家科琳梅尔的《40个不生孩子的绝妙理由》。
写这本书时，科琳已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一次为迁就孩子而成行的巴黎游，孩子的尖叫打闹毁掉了她的博物馆之旅，她忽然意识到“要让其他女人明白实在不该生孩子”。
2007年，这本妙趣横生的愤怒之作在法国出版，迅速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作品——记者描述：“那段时间无论你走到哪里，好像都能看到这本书封面上大大的字：‘不要孩子（NO KID）。’”
书中这样忠告那些在生育门槛前徘徊的女性：“不要变成移动的哺乳工具，不要开始使用迎合幼儿的白痴语言”，“你总会有一天对孩子失望，这无可避免”，“养孩子太费钱”……
这些理由分别对应了Child-free一族心底的想法——不想失去自我、感觉无法为子女人生负责、机会成本过高。
在Facebook的Child-free小组里，一位女士这样说：“人们忘记了生孩子其实是一个选择题——而非人生必须完成的重点。我倒宁愿成天和丈夫一起外出旅行，做一个酷酷的阿姨。每天下班后回到宁静的家里，给自己调上一杯马提尼。”
社会评价大逆转
40年中，伴随着一本本Child-free宣言的出版，整个欧美社会对Child-free一族的态度发生了堪称戏剧性的转变。
1960年一份调查显示，不愿生养的夫妇被认为“幼稚、神经质、以自我为中心、身体差”；无独有偶，1965年的调查里，哪怕只（想）生一个孩子的夫妇都被视为“缺乏责任感、自私、冷酷、病态”，而对生7个孩子的母亲的评价则是“耐心、善良、甜美、幸运”。
然而时代潮流不可逆，最终，还是有了“惊世骇俗”的不生养概念，有了不生养宣言的出版，有了相关网络论坛、社会组织，这一群体的影响力俨然与日俱增。
提到影响力，更有有心人整理出长长的名单——是的，名单上正是欧美不生养一族里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老帅哥乔治·克鲁尼、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名嘴欧普拉·温弗瑞均在其列。
20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不能生育也好，不愿生养也好，都不再被赋予负面的、消极的评价。从鄙视、不解到客观接受、不逼问、不评判——近三十年的前后反差让人惊喜，似乎再没有什么因素可以阻止夫妇们在生育问题上自主选择。
Child-free一族的力量并未止步于此。在反生育组织施压下，积极意义的“不生养（child-free）一词在美国广泛取代了稍带贬斥色彩的“无子女”（childless）。相关组织、协会早已不满足于消除歧视，他们试图拓展新的空间：宣传不生养观念、美化无子女生活方式，更有激进者开始发掘不生养群体的政治影响力——譬如澳大利亚的ACFP（无后党）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党派。
首次报道丁克族的那本《时代》封面上醒目的“Spy Scandal”和最新一期《时代》的核心文章《Spyfall》，恰如一个不真实的轮回；而Child-free这个始于西方社会的概念，在零星丁克差不多二十年的试水之后，如今水到渠成，已是中國大陆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罗伯特·弗罗斯特那首著名的《无人选择的路》常在Child-free一族的论坛里被人引用——最重要的是：无论选择林间哪条岔道，有着怎样的不同，都无须被评判，不应被干扰。
（参考资料：St. John’s College， Oxford， Stuart Basten， PhD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and being Childf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