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到觉醒:“吹哨者”们的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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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哨者”,英文为whistle blowers,特指那些在国家机关、机构内部任职,却站出来揭发当局违规、违法行为的人。斯诺登是一个“吹哨者”。在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位神奇的“吹哨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他不仅终结了尼克松的总统任期,而且为越战画上了句号。
  2009年,美国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美国最危险的男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五角大楼文件》,回顾了那段“从愚昧到觉醒、从盲从到反抗”历史的深刻思考。
  美国最危险的男人与“五角大楼文件”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举报人,今年82岁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曾经是美国著名的冷战政策鼓吹者,当年坚决拥护美军入侵越南。战争伊始,他认为越战是个难缠的问题,后来意识到越战可能会陷入僵局,最后他发现,这场战争是一场道德、政治和人性灾难,是美国当局的一宗罪行。
  为了结束越战,埃尔斯伯格以一己之力做了种种努力。身为兰德公司顾问,他曾向时任国家安全助理的亨利·基辛格当面表达越战的不确定因素,1969年和1970年期间,他秘密复印了47册的五角大楼文件,这7000多页的文件是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设立的专门工作小组编写的美国对越南政策。
  埃尔斯伯格将文件转交给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在没有回复的情况下,1971年,他破釜沉舟,把文件复印件转发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另外七家报社,并予以刊登,震动了舆论。
  事情的后果很严重,联邦法院很快对埃尔斯伯格提起诉讼,涉及12项联邦重罪。如果罪名成立,埃尔斯伯格会在监狱中服刑115年。与此同时,白宫还动用公权力,试图采取非法手段让埃尔斯伯格保持沉默,或是让他永远闭嘴。
  不过正是由于白宫一系列非法手段,法院最终撤销对他的指控。而且,总统办公室所犯的种种罪行,以及随后曝光的“水门事件”,最终迫使尼克松下台,并加速了越战的终结。
  以后的日子里,埃尔斯伯格延续了作为“吹哨者”的哨声,他反对核武器,反对伊拉克战争,等等,为此被拘70多次。
  “披露六位总统的秘密,对我们的民主制度大有裨益”
  2009年,美国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美国最危险的男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五角大楼文件》,该片获得2010年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
  在纪录片中,埃尔斯伯格是一个有着起码善心和价值观的人,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直至今天,他依然这样坚持:“披露六位总统曾经保守的秘密,戳穿他们讲述的谎言,对我们的民主制度大有裨益。为了国家和黎民百姓,我甘愿冒此风险。”
  当年的埃尔斯伯格同今天的斯诺登有着一些相似的经历。埃尔斯伯格出生于美国底特律,年轻时入读哈佛大学,后来又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1959年加入全球知名的兰德公司,成为经济部的分析家。上世纪60年代初,曾在美海军陆战队担任两年连长。1964年到1967年,作为高级公务人员,他前往越南服役。
  埃尔斯伯格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曾经充当政府高级智囊。他泄密前受聘于五角大楼,曾为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等政军高层进行军情分析,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受到亨利·基辛格的赞赏,基辛格1968年曾对兰德公司的人称:“我从埃尔斯伯格那里得到的有关越南的知识,比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得到的都要多。”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相关的争议仍在继续:埃尔斯伯格披露绝密文件是否非法?他这样做,是否背叛政府,是否背叛国家?
  英雄还是罪人
  《卫报》将斯诺登和埃尔斯伯格相比,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吹哨者”之一。埃尔斯伯格面临着和斯诺登相似的处境,埃尔斯伯格以违反《间谍法》为罪名被捕,成为首位因为泄密行为而不是间谍活动触犯《间谍法》的人。他和斯诺登都受到了人格上的诋毁。
  但斯诺登和埃尔斯伯格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寻求《纽约时报》的帮助,公布五角大楼文件之前,埃尔斯伯格尝试了各种“体制内”的途径。他将文件泄密给国会反战派议员,鼓励他们向政府发起挑战,以早日结束越战。
  但包括当时的主和派头面人物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在内,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也不愿因为越战问题在两党斗争中留下把柄。公开秘密文件,是埃尔斯伯格的唯一选择。
  没有证据显示斯诺登曾做过这样的挣扎。他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联系异见人士、美国纪录片女导演普瓦特拉斯。普瓦特拉斯2006年拍摄制作了纪录片《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描绘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并为此登上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名单。
  斯诺登没有尝试“体制内”的途径,可能是由于他对体制内已经失望,但另一方面,这种途径是否存在呢?《华盛顿邮报》民调显示,56%的美国公众支持NSA的监控行为,且有62%的人愿意放弃隐私从而帮助反恐。
  “埃尔斯伯格今天仍被看作一个英雄也是因为历史按照他期待的方向发展。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那正是我们撤出越战的恰当时机,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布并没有对国家安全造成真正的伤害。”《时代》周刊因此评论说,“历史对斯诺登的裁定取决于他在这一权衡中的位置:我们成为一个监控国家的危险是否大过我们受到恐怖袭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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