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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欧洲到亚洲，从文艺复兴到当代艺术。在伊斯坦布尔，室内设计大师SERDAR GüLGüN带你穿越奥斯曼王朝。
伊斯坦布尔从来都是一个充满着偶然的城市，欧洲的东缘与亚洲的西缘交汇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座千年古城注定要目睹许多融合与冲突。然而伊斯坦布尔作为这个城市正式的名字，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在这之前的十几个世纪，西方人叫它“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称它为“伊斯坦布尔”。丝绸之路的年代，它是许多东方商人西行的终点、拜占庭王朝的首都、奥斯曼王朝的发源地，几经兴衰，12世纪之前的几百年它都是欧洲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我们乘坐的轮渡从伊斯坦布尔欧洲一端缓缓向小亚细亚半岛驶去，放眼眺望，远处的山坡一片一片红顶白楼中间仍穿插着许多绿色。当船逐渐靠近申哲科伊（Cengelkoy）港，我们才发现山坡上的建筑颇有些文章，大部分是看起来很普通的住宅建筑，而被成片绿色包围的，却是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别墅。下船，沿坡而上，不到五分钟，我们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土耳其著名的设计大师Serdar Gülgün的家，由他花费近十年心血翻修而成，可谓是当今奥斯曼装饰风格独一无二的代表作：费祖拉帕夏宅邸（Macar Feyzullah Pssa koskü）。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从拜占庭王朝手中夺下这座千年名城，继承了原有的城市规划，保存了许多建筑，但为了明确伊斯兰教义的统治，苏丹默罕默德二世决定将拜占庭王朝的标志性建筑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在保持整体结构的基础上，添加各种阿拉伯和伊斯兰元素，比如移去祭坛，换以米哈拉布凹壁，用灰泥覆盖基督教镶嵌画，换以阿拉伯文形装饰等。
地理位置上，伊斯坦布尔一半是欧洲一半是亚洲。宗教历史方面，15世纪前它是与罗马平起平坐的基督教重镇，15世纪后又成为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统治中心。建筑方面，更是拜占庭、希腊与伊斯兰风格的有机融合。
对奥斯曼时代情有独钟的Serdar Gülgün一直想买一幢老房子。2002年，一位从事历史遗迹相关工作的朋友向他推荐了这座有140多年历史的总督狩猎行宫。尽管Gülgün去看的时候房子的状况相当差，至少已经被废弃了二三十年，却是货真价实的奥斯曼古宅。木造结构、十字对称格局、大理石楼梯，尤其是二楼传统游牧风格的椭圆形仿帐篷式屋顶，百年间这座房子的结构从未被修整或改变过，一切正如Gülgün所愿。
Serdar Gülgün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一个重工业企业家庭，从小受的是比较西化的教育，上的是法语学校，后到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商业管理。预设的路线大概是继承家族产业，然而对奥斯曼艺术的迷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Gülgün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深造伊斯兰艺术，逐渐成为一位奥斯曼时期书法、纺织品和内部装潢的专家，在过去的25年中，他从未停止对奥斯曼艺术历史的研究。机缘巧合，原本只是想走学术研究道路的Gülgün常被企业和设计行业的朋友邀请对产品和设计方案提供参考意见。渐渐地，他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已经从学者演变成了一个“翻译家”。“一心想做研究的我忽然就明白了，”Gülgün笑着说道，“如果历史不能被’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如果传统的设计不能被应用于当今的生活，而仅仅是作为博物馆玻璃陈列柜中的一个摆件，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他决定将自己对奥斯曼艺术的理解积极地运用到商业和艺术设计中，赋予这由多元文化历史累积而成的艺术结晶以新的生命。
究竟何谓奥斯曼风格？奥斯曼艺术首先是一种皇家艺术，始于宫廷正统的氛围。奥斯曼帝国几百年的统治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因此奥斯曼风格在本土文化之上融合了多种文化基因，包括中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埃及等等，是一种多层次、多宗教和多文化的综合体。这种融合并不是生硬拼凑或者混搭，而是在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几个世纪的并存与相互影响下孕育出的一种“fushion”，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不强行加以人为导向的。
与他的一些奥斯曼艺术专家同行相反，Gülgün说自己绝不是一个怀旧的人，“我真心地喜欢我们的时代，我热爱我们所拥有的自由以及由科技进步而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在他看来，怀旧心态的结果就是复制历史，而不可能创新，更不可能将传统应用于当代设计。
费祖拉帕夏宅邸现在的样子，被Gülgün定义为“Ottoman Chic”（奥斯曼雅致风格）。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将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的这片土地赐予匈牙利流亡将领费祖拉帕夏，后者于19世纪60年代建成了这座地下半层、地上三层的夏季狩猎居所。前文所提到椭圆形仿帐篷式屋顶，即是土耳其人从中亚游牧生活中抽取的元素。水晶吊灯则是意大利威尼斯穆拉诺玻璃岛的高级工匠所制，与威尼斯商人之间的贸易传统自古流传至今。中国的青花瓷、红木桌、灯笼，法国的酒杯、餐具，土耳其传统经典oushak地毯，叙利亚珍珠镶嵌镜，还有Gülgün收藏的奥斯曼书法、刺绣、绘画作品，以及他个人设计的系列寿龟摆件。大部分的家具都包有精心选择的古董面料，或者是Gülgün设计的Vakko品牌面料。看似不经意的组合，却包含着主人在色彩和图案方面独有的品位和把握。
奥斯曼的传统认为炫富是非常没有风度的行为，因此尽管许多达官贵人在伊斯坦布尔欧亚两侧各有冬夏不同的府邸，但所有建筑的外表都是相当简单朴素的。推开大门，才得以窥得贵族阶级的生活和品位。
在费祖拉帕夏宅邸，大门之后，一张巨大的红色织毯与大厅两边的中式矮桌相呼应，大厅中央木雕腿大理石圆桌上是几件奥斯曼书法木雕摆件，这是Gülgün最得意的收藏之一。传统的奥斯曼书法作品多是以挂画、墙绘等二维形式展示，Gülgün认为这些木雕作品将书法这样一个平面艺术形式延展到三维空间，传统的阿拉伯文字的艺术结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不无抽象和当代艺术的随机感。一层的一侧是餐厅和厨房，长餐桌上的桌布是古董级的乌兹别克斯坦Suzani针绣布料，Gülgün经常在此宴请宾朋。另一侧则是他的卧室和工作室，卧室门口和床头挂的都是中国古代朝臣群像。 大理石楼梯将客人引向二楼，正如威尼斯时代的意大利人，奥斯曼传统中，真正的客厅是在二楼而非一楼，据说这是为了保证客人身份的私密性。二楼开放式的十字结构是典型的拜占庭建筑特色，椭圆屋顶中央是手绘的圆形复杂图案，从圆心发散出去的金色放射性条纹与白色郁金香图案相呼应。十字结构的两臂是两个开放式的会客厅，分别为男宾和女宾而设，每个会客厅都三面环绕着奥斯曼时代典型的无背长沙发。你也许会注意到，客厅里并没有单独或者可以自由移动的坐具，这是因为传统上所有来宾都不应以背示人，三面长沙发的坐法可以保证每个人都面向其他人。值得一提的是女宾区域墙面紫色刺绣挂锦中央这幅肖像，正是将土地赐予费祖拉帕夏的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这位58岁即去世的苏丹，短短一生中娶了25位妻子，育有子嗣数十人。
由二楼中心十字区域所隔开的四个角落，除了一间是土耳其式hamam浴室之外，其他三间颜色分明，孔雀蓝色的书房，浅蓝色的起居室，还有精致的粉色客房。
Gülgün十分乐意分享这样一处美好的奥斯曼雅致居所，他的外甥女Begüm Kiroglu是半地下一层的主人。这个80后土耳其女孩现在上海发展自己的袖扣品牌BegümKhan，每次回到伊斯坦布尔就会回到舅舅这里。作为奥斯曼艺术收藏家庭的第二代，Kiroglu对美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所居住的这一层，除了有从世界各地收藏的古董家具和装饰品之外，最有特色的就是延伸到房顶的分格墙绘。如果去过伊斯坦布尔被中国游客誉为“奥斯曼紫禁城”的托普卡珀皇宫，你就会一眼看出这屋顶的彩绘水果盘及花卉样式与皇宫中艾哈迈德三世私人宫殿“水果宫”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水果宫”金碧辉煌、色彩斑斓，而Kiroglu则运用了较为内敛的藕灰色，每格中的彩绘留白也更多，更显低调。
Kiroglu年幼时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家人有多么艺术和高雅。在她眼中，舅舅只不过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跳蚤市场淘货的、酷酷的，还有点好玩的人。“我小时候，伊斯坦布尔的跳蚤市场是真的有跳蚤的，我被咬得够呛！”尽管如此，现在的Begüm已经是上海乃至北京的旧货市场达人了。“上海我最喜欢去的是东台路古玩市场，还有浦东的一个warehouse。”
当然，淘古董只是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创业则是一个勇敢又自然的决定。同舅舅一样，Kiroglu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商业管理，不同的是，之后她在米兰进修的是奢侈品管理学位，以及之后在复旦学习的中国文化专业，将她的人生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她热爱中国的文化、历史、艺术以及生活方式。在奥斯曼雅致风格的环境中长大的她，找到了袖扣这一个独特又略显空白的市场机遇，从带着自己设计的五个袖口样品，单枪匹马去到上海新天地的精品店Alter自我推荐开始，现在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已经将自己的袖扣系列发展为一个在二十个国家都有销售点的高档品牌。
其实，并不是只有自家人才能享受费祖拉帕夏宅邸的独到之美，Gülgün将宅邸的三层设计为单独的客用公寓，并将之赋予“美景”（Belvedere）之名。这一层当年是费祖拉帕夏最喜欢的私人区域。从窗口望去，博斯普鲁斯第一大桥就在眼前，海峡对岸就是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一侧。白天是繁华的城市景象，夜晚则充盈着大桥的灯光与海峡里浪尖闪动的光芒，仿佛点亮的是Gülgün心中对美丽人生的向往。
正如Gülgün在2014年法国Assouline出版社所出版的《奥斯曼雅致风格》（Ottoman Chic）一书结尾处所写的：
“奥斯曼雅致风格既朴实又娇艳，既都市又声色，既层次丰富又无比高雅，同时具有永恒的美感。但愿我能在这永恒之美中，优雅地老去。”
伊斯坦布尔从来都是一个充满着偶然的城市，欧洲的东缘与亚洲的西缘交汇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座千年古城注定要目睹许多融合与冲突。然而伊斯坦布尔作为这个城市正式的名字，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在这之前的十几个世纪，西方人叫它“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称它为“伊斯坦布尔”。丝绸之路的年代，它是许多东方商人西行的终点、拜占庭王朝的首都、奥斯曼王朝的发源地，几经兴衰，12世纪之前的几百年它都是欧洲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我们乘坐的轮渡从伊斯坦布尔欧洲一端缓缓向小亚细亚半岛驶去，放眼眺望，远处的山坡一片一片红顶白楼中间仍穿插着许多绿色。当船逐渐靠近申哲科伊（Cengelkoy）港，我们才发现山坡上的建筑颇有些文章，大部分是看起来很普通的住宅建筑，而被成片绿色包围的，却是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别墅。下船，沿坡而上，不到五分钟，我们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土耳其著名的设计大师Serdar Gülgün的家，由他花费近十年心血翻修而成，可谓是当今奥斯曼装饰风格独一无二的代表作：费祖拉帕夏宅邸（Macar Feyzullah Pssa koskü）。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从拜占庭王朝手中夺下这座千年名城，继承了原有的城市规划，保存了许多建筑，但为了明确伊斯兰教义的统治，苏丹默罕默德二世决定将拜占庭王朝的标志性建筑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在保持整体结构的基础上，添加各种阿拉伯和伊斯兰元素，比如移去祭坛，换以米哈拉布凹壁，用灰泥覆盖基督教镶嵌画，换以阿拉伯文形装饰等。
地理位置上，伊斯坦布尔一半是欧洲一半是亚洲。宗教历史方面，15世纪前它是与罗马平起平坐的基督教重镇，15世纪后又成为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统治中心。建筑方面，更是拜占庭、希腊与伊斯兰风格的有机融合。
对奥斯曼时代情有独钟的Serdar Gülgün一直想买一幢老房子。2002年，一位从事历史遗迹相关工作的朋友向他推荐了这座有140多年历史的总督狩猎行宫。尽管Gülgün去看的时候房子的状况相当差，至少已经被废弃了二三十年，却是货真价实的奥斯曼古宅。木造结构、十字对称格局、大理石楼梯，尤其是二楼传统游牧风格的椭圆形仿帐篷式屋顶，百年间这座房子的结构从未被修整或改变过，一切正如Gülgün所愿。
Serdar Gülgün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一个重工业企业家庭，从小受的是比较西化的教育，上的是法语学校，后到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商业管理。预设的路线大概是继承家族产业，然而对奥斯曼艺术的迷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Gülgün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深造伊斯兰艺术，逐渐成为一位奥斯曼时期书法、纺织品和内部装潢的专家，在过去的25年中，他从未停止对奥斯曼艺术历史的研究。机缘巧合，原本只是想走学术研究道路的Gülgün常被企业和设计行业的朋友邀请对产品和设计方案提供参考意见。渐渐地，他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已经从学者演变成了一个“翻译家”。“一心想做研究的我忽然就明白了，”Gülgün笑着说道，“如果历史不能被’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如果传统的设计不能被应用于当今的生活，而仅仅是作为博物馆玻璃陈列柜中的一个摆件，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他决定将自己对奥斯曼艺术的理解积极地运用到商业和艺术设计中，赋予这由多元文化历史累积而成的艺术结晶以新的生命。
究竟何谓奥斯曼风格？奥斯曼艺术首先是一种皇家艺术，始于宫廷正统的氛围。奥斯曼帝国几百年的统治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因此奥斯曼风格在本土文化之上融合了多种文化基因，包括中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埃及等等，是一种多层次、多宗教和多文化的综合体。这种融合并不是生硬拼凑或者混搭，而是在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几个世纪的并存与相互影响下孕育出的一种“fushion”，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不强行加以人为导向的。
与他的一些奥斯曼艺术专家同行相反，Gülgün说自己绝不是一个怀旧的人，“我真心地喜欢我们的时代，我热爱我们所拥有的自由以及由科技进步而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在他看来，怀旧心态的结果就是复制历史，而不可能创新，更不可能将传统应用于当代设计。
费祖拉帕夏宅邸现在的样子，被Gülgün定义为“Ottoman Chic”（奥斯曼雅致风格）。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将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的这片土地赐予匈牙利流亡将领费祖拉帕夏，后者于19世纪60年代建成了这座地下半层、地上三层的夏季狩猎居所。前文所提到椭圆形仿帐篷式屋顶，即是土耳其人从中亚游牧生活中抽取的元素。水晶吊灯则是意大利威尼斯穆拉诺玻璃岛的高级工匠所制，与威尼斯商人之间的贸易传统自古流传至今。中国的青花瓷、红木桌、灯笼，法国的酒杯、餐具，土耳其传统经典oushak地毯，叙利亚珍珠镶嵌镜，还有Gülgün收藏的奥斯曼书法、刺绣、绘画作品，以及他个人设计的系列寿龟摆件。大部分的家具都包有精心选择的古董面料，或者是Gülgün设计的Vakko品牌面料。看似不经意的组合，却包含着主人在色彩和图案方面独有的品位和把握。
奥斯曼的传统认为炫富是非常没有风度的行为，因此尽管许多达官贵人在伊斯坦布尔欧亚两侧各有冬夏不同的府邸，但所有建筑的外表都是相当简单朴素的。推开大门，才得以窥得贵族阶级的生活和品位。
在费祖拉帕夏宅邸，大门之后，一张巨大的红色织毯与大厅两边的中式矮桌相呼应，大厅中央木雕腿大理石圆桌上是几件奥斯曼书法木雕摆件，这是Gülgün最得意的收藏之一。传统的奥斯曼书法作品多是以挂画、墙绘等二维形式展示，Gülgün认为这些木雕作品将书法这样一个平面艺术形式延展到三维空间，传统的阿拉伯文字的艺术结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不无抽象和当代艺术的随机感。一层的一侧是餐厅和厨房，长餐桌上的桌布是古董级的乌兹别克斯坦Suzani针绣布料，Gülgün经常在此宴请宾朋。另一侧则是他的卧室和工作室，卧室门口和床头挂的都是中国古代朝臣群像。 大理石楼梯将客人引向二楼，正如威尼斯时代的意大利人，奥斯曼传统中，真正的客厅是在二楼而非一楼，据说这是为了保证客人身份的私密性。二楼开放式的十字结构是典型的拜占庭建筑特色，椭圆屋顶中央是手绘的圆形复杂图案，从圆心发散出去的金色放射性条纹与白色郁金香图案相呼应。十字结构的两臂是两个开放式的会客厅，分别为男宾和女宾而设，每个会客厅都三面环绕着奥斯曼时代典型的无背长沙发。你也许会注意到，客厅里并没有单独或者可以自由移动的坐具，这是因为传统上所有来宾都不应以背示人，三面长沙发的坐法可以保证每个人都面向其他人。值得一提的是女宾区域墙面紫色刺绣挂锦中央这幅肖像，正是将土地赐予费祖拉帕夏的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这位58岁即去世的苏丹，短短一生中娶了25位妻子，育有子嗣数十人。
由二楼中心十字区域所隔开的四个角落，除了一间是土耳其式hamam浴室之外，其他三间颜色分明，孔雀蓝色的书房，浅蓝色的起居室，还有精致的粉色客房。
Gülgün十分乐意分享这样一处美好的奥斯曼雅致居所，他的外甥女Begüm Kiroglu是半地下一层的主人。这个80后土耳其女孩现在上海发展自己的袖扣品牌BegümKhan，每次回到伊斯坦布尔就会回到舅舅这里。作为奥斯曼艺术收藏家庭的第二代，Kiroglu对美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所居住的这一层，除了有从世界各地收藏的古董家具和装饰品之外，最有特色的就是延伸到房顶的分格墙绘。如果去过伊斯坦布尔被中国游客誉为“奥斯曼紫禁城”的托普卡珀皇宫，你就会一眼看出这屋顶的彩绘水果盘及花卉样式与皇宫中艾哈迈德三世私人宫殿“水果宫”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水果宫”金碧辉煌、色彩斑斓，而Kiroglu则运用了较为内敛的藕灰色，每格中的彩绘留白也更多，更显低调。
Kiroglu年幼时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家人有多么艺术和高雅。在她眼中，舅舅只不过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跳蚤市场淘货的、酷酷的，还有点好玩的人。“我小时候，伊斯坦布尔的跳蚤市场是真的有跳蚤的，我被咬得够呛！”尽管如此，现在的Begüm已经是上海乃至北京的旧货市场达人了。“上海我最喜欢去的是东台路古玩市场，还有浦东的一个warehouse。”
当然，淘古董只是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创业则是一个勇敢又自然的决定。同舅舅一样，Kiroglu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商业管理，不同的是，之后她在米兰进修的是奢侈品管理学位，以及之后在复旦学习的中国文化专业，将她的人生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她热爱中国的文化、历史、艺术以及生活方式。在奥斯曼雅致风格的环境中长大的她，找到了袖扣这一个独特又略显空白的市场机遇，从带着自己设计的五个袖口样品，单枪匹马去到上海新天地的精品店Alter自我推荐开始，现在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已经将自己的袖扣系列发展为一个在二十个国家都有销售点的高档品牌。
其实，并不是只有自家人才能享受费祖拉帕夏宅邸的独到之美，Gülgün将宅邸的三层设计为单独的客用公寓，并将之赋予“美景”（Belvedere）之名。这一层当年是费祖拉帕夏最喜欢的私人区域。从窗口望去，博斯普鲁斯第一大桥就在眼前，海峡对岸就是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一侧。白天是繁华的城市景象，夜晚则充盈着大桥的灯光与海峡里浪尖闪动的光芒，仿佛点亮的是Gülgün心中对美丽人生的向往。
正如Gülgün在2014年法国Assouline出版社所出版的《奥斯曼雅致风格》（Ottoman Chic）一书结尾处所写的：
“奥斯曼雅致风格既朴实又娇艳，既都市又声色，既层次丰富又无比高雅，同时具有永恒的美感。但愿我能在这永恒之美中，优雅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