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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1年，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平静：甬温事件、日本核灾难、校车失事、利比亚内战、阿拉伯之春，等等。也是这一年，我们却收获了另外的惊喜：在大洋彼岸，来自中国湖南的雕塑家雷宜锌，将他雕刻的高达9.8米的马丁·路德·金巨型石像，永久伫立在了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接见和成千上万美国民众的欢呼。一个是生长在红色中国黄皮肤的雕塑家，一个是正值壮年就为民殒命而永被铭记的黑人民权斗士，一个是美国两百多年来第一位黑人总统，在2011年的10月16日，汇聚成全球瞩目的焦点。
雷宜锌，1953年11月出生于长沙。其曾祖雷铸寰，是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成员，1926年任湖南大学首任校长；祖父雷通鼎毕业于湖南大学，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蒋经国同窗，是一名技术工程专家；父亲雷久长同样于湖南大学毕业，终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母亲则是一位小学美术老师，他的艺术启蒙便来源于此。
1970年，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浪潮中，雷宜锌下乡到了怀化芷江，七年里，劳动之余素描不辍。
1977年，高考恢复，雷宜锌以长沙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
1982年，雷宜锌学成回长，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做美术设计，四年中，他没有喟叹怀才不遇，而是兢兢业业，迅速成为装帧设计的行家里手，并多次获奖。
1986年，雷宜锌调入湖南省文联，任城市雕塑创作室主任，回归了本行，自此，他如鱼得水，在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大潮中大展身手。
10年之后，在大洋彼岸，克林顿总统签署法案，在美国国家广场建立马丁·路德·金纪念园。
2000年，马丁·路德·金基金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最终选择了美国旧金山ROMA设计组的概念方案：“从绝望之山中，劈出一块希望之石！”
自此，基金会开始了长达六年寻找雕塑家的旅程，先后甄选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雕塑家。
2006年5月，马丁·路德·金基金会的负责人在明尼苏达州举办的国际石雕研讨会上，看到了雷宜锌创作的《遐想》。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之后的四年里，雷宜锌用他最深沉的孤独，不仅定格了一位黑人英雄的形容，也雕刻了属于他自己的一段传奇。
“孤独”这个字眼，总是容易使人想起发疯而死的尼采，失魂落魄的青年海涅，或者沿门托钵的晚年李白，甚至是杰克·伦敦笔下的巴克——总之很难使人联想到一个身材高大、长发飘逸、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形象。但这个词从雷宜锌的口中说出来，感觉不到丝毫的矫情，因为你从那声音中嗅不到任何暗自祈望欣赏的气味，在思想和情感的流淌中，你依稀感觉到，宁乡就是他蛰居的塔希提，雷宜锌就是当年那个追随孤独的高更。
我喜欢孤独，享受孤独
孙、蒋：据我们所知，您平时生活简单，社交活动很少。是这样吗？
雷：我这个人喜欢孤独，喜欢安静。艺术家有两类，有一类喜欢热闹，我不是这种人，我从小性格就是这样。社交活动对于我们这种搞艺术的人来说，是个负担。作为雕塑家，尤其是这样。艺术分中国艺术和西洋艺术两大类，我这个是西洋艺术，西洋艺术的创作一般都需要花很长时间，油画、雕塑都是这样。正是因为专业的限制，所以我不可能抽很多时间搞社交。再加上我的性格，我不太喜欢热闹的场合。我喜欢孤独，享受孤独。
孙、蒋：您曾说过一般的国际雕塑研讨会您都不会参加，那么您与国内的同行交流多吗？您觉得艺术交流对艺术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雷：国内的同行交流我也不多，这也是刚才所说的性格原因带来的。艺术交流对我的创作没什么影响。因为现在艺术的交流不是靠人与人的交流，而是靠媒体、靠信息，你可以在网上了解世界的一切，并不见得要跟他本人打交道。
“卧薪尝胆”的知青七年
孙、蒋：您在1970年下乡到湘西芷江，后来被调到县文化馆，76年才回到长沙。您觉得这一段“知青岁月”最值得追忆和感悟的是什么？
雷：稍微更正一下，我并没有调到文化馆，我是“借调”到文化馆。那时我事实上还是农民，如果不到长沙来，我永远会是一个农民。芷江对我的一生真是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一段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它虽然只有七年，但那是我最宝贵的七年。这是一个人吸收知识最有效的七年，实际上我后来读大学所学到的东西还不如这一段。我自认为在芷江的那一段时间，不仅使我的艺术水准提高了很多，而且也使我学会了怎么做人，就是很低调地夹着尾巴走，老老实实地做我的艺术。
孙、蒋：您说过每次创作之前就做到“胸有成竹”，您的这种造型能力主要得益于下乡阶段还是广美求学，或者是毕业之后的创作实践？
雷：可能下乡阶段的成分更大一些，因为我考进美院的时候成绩非常好。我考进美院以后，我画的画，可以说我们系里的老师，大多数都画不了我这么好。我们这一批人进校以后，有很多在社会上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才，老师反过来都很佩服的。比方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画的作品，都是被老师留下来作示范作品的，同时我们老师还把我的作品拿到研究生班去作示范作品，他自己认为画不了我这么好。所以我在学习的时候，老师一般不教我，每次我在做课堂作业的时候，老师一晃就过去了，不会来指点我。
孙、蒋：不管是铜雕还是石雕，城市雕塑还是架上雕塑，抽象的还是写实的，感觉您都能驾驭，而且成绩也已很显著。您的这种“全能”主要得益于天赋还是多年的创作实践？
雷：艺术本身确实需要天赋，但在我个人来说，天赋的作用可能少一些，主要在于我后天确实努力。还是得益于在农村的那几年，因为我不仅要画油画，还要画版画，甚至有时候还要画一些国画、宣传画。
后来我又学过装帧设计，就是因为我在出版社工作，那时我的设计作品在出版局也是获奖最多的。我这个人有一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不管这一行我喜不喜欢。吃这碗饭，就要对这个工作负责，所以我就会很努力地想把它干好一点，干好一点它就会有一点成果，这些成果在以后会帮助你在另外一个领域发展。我后来只做雕塑了，但是这些经历都对我的雕塑有好处。
最满意的就是《马丁·路德·金》
孙、蒋：据说迄今您已经公开的作品已有150多件，这个数据是否准确？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几件？
雷：这个不是准确的，我也没去统计过，根本无法统计，因为很多作品我自己都忘记了。这个城雕，我的处女作关于中国女排的《拼搏》其实我是很满意的，就是郴州的那个，那个我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出来了，大概33岁的样子。《浏阳河》、《老长沙》我也满意。城雕我可能喜欢得多一些，还有就是《陈纳德将军》和在美国作的《遐想》，《马丁·路德·金》喜欢得最多吧。架上雕塑就是《出境》和《英雄泪》，这两个作品都是获了奖的，也都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还有就是《沙水汩汩》，比较满意。当然也有很多不满意的。
孙、蒋：您说到自己最满意的就是《马丁·路德·金》，这件作品您最终的方案，是创造了一个美国民众并不常见和熟悉的马丁·路德·金的姿态。这样的大胆创新，您在心里是否有过冒险的担忧？
雷：没有。我研究了他很多的资料，这种名人或者伟人的像不太好设计，就是因为很容易千篇一律，大家都习惯于他是一个什么动作。马丁·路德·金是个特殊的人物，在那种环境下，他是弱势群体，他是在争取和强势群体平等对话。我始终觉得这个人的动作做出来不能太张扬。但是马丁·路德·金在演讲的时候并不收敛，很激昂，很有表情，语气声调都很好，确实就是一个领袖。他平时走路的时候都不发出声音来，但是他在讲台上，真是把他的性格的锋芒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所有的人一看，这就是一个伟人。但是这个雕塑，就没有使用讲话时的那种张扬。我想他当时是弱势群体，应该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所以他是双手环抱在胸前。凡是含蓄的东西，它一爆发出来，那就有无穷的力量，所以我就取了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实际上，也是根据他千百张照片中有这么一张照片得来的。到后来就有很多人据此批评攻击我，幸亏有这张照片，一拿出来，别人就哑口无言了。
中庸艺术和美国文化有相通之处
孙、蒋：一般来说，成名的艺术家都有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在这一点上，您是怎样考虑和选择的？
雷：我这个人比较中庸，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立马定型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有一天我可能会这样做，但是我目前我还想这个尝试一下那个也尝试一下。我想艺术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语言，只要你表现到了极致，社会是承认的。马丁·路德·金基金会在全球考察了50多个国家，2000多名雕塑家，包括雕塑之国意大利，有很多优秀的雕塑家。但是最终他们总觉得还是欠一点点什么，他们认为我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做到了顶点。
孙、蒋：在许多国人的印象中，美国文化的特征就是自由、奔放和前卫，而您评价自己的艺术风格是“中庸的”、“传统的”。那么您是否认同这座马丁·路德·金的雕像是“中庸艺术”对“美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胜利？还是可以说“中庸艺术”与“美国文化”的一种融合？
雷：后面这句话是讲对了，我认为还是一种融合。因为美国文化实际上和我这个艺术有相通之处，美国是个很包容的国家，他们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东西。美国也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说美国有很多地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它这种进步真是非常显著，你看马丁·路德·金所处的时代，离现在只有短短几十年。那个时候他们还非常不平等，现在居然就出现了黑人总统，只有三四十年啊。美国是个张扬个性的国家，我的作品，它能够接受，我当然应该说感谢他们，不能说是战胜他们。
孙、蒋：您创作的这座马丁·路德·金的雕像之所以能冲破重重非议和阻碍，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该基金会的坚定支持，而他们依据的主要原因是雕像跟他本人“很像”，这实际上是对您所坚持的写实主义的一种肯定。您如何看待雕塑艺术中写实主义风格的远景？
雷：对。中国现在很多艺术家，特别是年轻的艺术家们，都在向西方学习，都在不停地吸收西方当代或者现代的理念。很多年轻人不是很重视传统的基本功了，这种现象实际上西方已经走过来了，中国还开始走。西方的这种变化，导致了西方的雕塑家真正能够来做一种写实作品的，已经不多了。因此在西方寻找一个基本功很好、造型能力很强的人，还是有困难的，这就是西方的现状，所以他们选中了我。现在我们中国很多的艺术工作者追求当代的这些新潮的东西，放弃了一些老老实实很费功夫的努力。我也不反对那些人做这些，因为艺术需要百花齐放，但是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坚持自己的东西。
孙、蒋：您如何看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一些人关于“作者是中国人而非美国黑人”、“作品表现出太多革命性和对抗性”、“施工团队抢美国人饭碗”这三轮抗议？您在这些抗议中是否受到过直接的冲击或压力？
雷：这几轮争论下来，对我的影响确实很大。这几年，有时候真是度日如年。现在立起来了，一切都好像很淡一样的，其实当时是很难熬的。美国方面争论到什么程度，我都很关注，虽然我不懂外语，但我经常在网上通过谷歌翻译了解一些信息。在这件事上，这个基金会就是绝对的老大。很多参议员给他们施压，他们不听，就是总统来说它都可以不理睬。美国的文化就是这样的，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倾向或影响而决定一个事情的发展。
现在是湖南文艺界生态最好的时候
孙、蒋：您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爱吃辣椒的长沙人”，那么湖湘文化对您的艺术创作历程有着怎样的影响？
雷：湖湘文化对我的艺术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所了解的湖湘文化，或者说湘楚文化，总的来说它的特征就是神奇、浪漫、委婉、丰富、细腻，这些在我的雕塑里面也有体现。湖湘的艺术，不管音乐还是美术，都可以做得很精细。我的《浏阳河》也是这样，很优美，这实际上就是湖湘文化的一种体现。
在美国做《遐想》时候，我就这么想过，我应该把中国文化带过去，我是湖南的，那么就是把湖湘文化带过去。我们这种文化，和西方的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更注重线条的处理，而西方的雕塑特别注重面的表达。现存最早的工笔画是出自湖南，最早的雕塑也是湖南的，四羊方尊和人面鼎，就是在宁乡出土的，这两个都是湖湘文化的结晶。它们都很精致，很细腻，我们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所以你看我在美国做的那个雕塑，特别注重细节的描绘、线条的描绘。
孙、蒋：您作为湘籍艺术家的领军人物，也作为省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以及画院的副院长、雕塑院的院长，您对湖南雕塑界的现状和发展乃至整个湖南文艺界的生态有着怎样的认知？
雷：谈到生态，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湖南文艺界生态最好的时候。我这个人特别希望有这样一种和谐的气氛，我从小到大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个社会如果不和谐，你干什么都不能安心，干什么都浮躁。现在这几年是湖南美术界或者说湖南文艺界最好的时期。我觉得现在的文联党组、主席团，他们真是做了很多努力，使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平和的环境，大家都能够专心地创作。所以每一次开会，我都讲，我们的文艺家非常幸福。
孙、蒋：省委书记周强提出要擦亮雷宜锌这张名片，大力发展雷宜锌的雕塑事业和雕塑产业，并牵头筹拨专项资金扶持您的文化品牌打造和雕塑事业发展。作为直接受益人，您对省委省政府强力推动文化产业的举措有何见解？
雷：作为一个省委书记这样重视文化，这是空前的，没有哪个省的省委书记这样做，我非常感动。这个我确实是个受益者，当然受益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是我们整个文艺界的一个好事，这也是文艺界的最好时机。文艺家们真的应该潜下心来，做自己的东西。
现在省委省政府，有这个意识，包括我们长沙市，都很支持，要给我地。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做得更大一点，不应该为我一个人服务，而是借我这个势，把文化产业这一块做得更大，最好把整个湖南的文化产业融合在一个创业园里面，搞一个大的创业园，因为湖南目前还没有一个成规模的创业园。我的想法还不能只做美术这一块，美术家有影响的还是不多的，要把湖南所有的文艺资源整合，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创造一个不同于798的一个亮点，798就是纯美术的。
期待做自己的事
孙、蒋：在您获得这样的世界级的荣誉和肯定之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订单找您设计，那么今后您会在订制作品与自由创作之间怎样做到平衡？
雷：我现在总是被动的，很少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真的期待有一天，我就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我这辈子一直在奋斗，一直在努力，几十年的生活成为了一种习惯。所以，我就喜欢孤独。一句话，把电脑一打开，喝点酒，吃点花生米，嘿！无限的幸福。这就够了。
孙、蒋：作为您的品牌经纪公司，雷宜锌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远期愿景是“打造以雷宜锌大师为品牌的文化产业上市公司”，那么您认为您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雷：这个也是应周强书记的要求，他们今后要把它打造成上市公司。周书记问我，我们就搞一个雷宜锌美术馆怎么样？我说，我自己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把我过去做的作品都搞到一起，小稿做个陈列馆，大的做个雕塑园。当然现在省里面也支持，可能会搞得更大一点。书记就讲你要一个强有力的团队，要有你的经纪人，不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你还是搞你的艺术。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明年就要搞国际雕塑艺术节，邀请全世界的精英雕塑家到湖南来做作品。
责任编辑孙婵
雷宜锌，1953年11月出生于长沙。其曾祖雷铸寰，是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成员，1926年任湖南大学首任校长；祖父雷通鼎毕业于湖南大学，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蒋经国同窗，是一名技术工程专家；父亲雷久长同样于湖南大学毕业，终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母亲则是一位小学美术老师，他的艺术启蒙便来源于此。
1970年，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浪潮中，雷宜锌下乡到了怀化芷江，七年里，劳动之余素描不辍。
1977年，高考恢复，雷宜锌以长沙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
1982年，雷宜锌学成回长，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做美术设计，四年中，他没有喟叹怀才不遇，而是兢兢业业，迅速成为装帧设计的行家里手，并多次获奖。
1986年，雷宜锌调入湖南省文联，任城市雕塑创作室主任，回归了本行，自此，他如鱼得水，在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大潮中大展身手。
10年之后，在大洋彼岸，克林顿总统签署法案，在美国国家广场建立马丁·路德·金纪念园。
2000年，马丁·路德·金基金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最终选择了美国旧金山ROMA设计组的概念方案：“从绝望之山中，劈出一块希望之石！”
自此，基金会开始了长达六年寻找雕塑家的旅程，先后甄选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雕塑家。
2006年5月，马丁·路德·金基金会的负责人在明尼苏达州举办的国际石雕研讨会上，看到了雷宜锌创作的《遐想》。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之后的四年里，雷宜锌用他最深沉的孤独，不仅定格了一位黑人英雄的形容，也雕刻了属于他自己的一段传奇。
“孤独”这个字眼，总是容易使人想起发疯而死的尼采，失魂落魄的青年海涅，或者沿门托钵的晚年李白，甚至是杰克·伦敦笔下的巴克——总之很难使人联想到一个身材高大、长发飘逸、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形象。但这个词从雷宜锌的口中说出来，感觉不到丝毫的矫情，因为你从那声音中嗅不到任何暗自祈望欣赏的气味，在思想和情感的流淌中，你依稀感觉到，宁乡就是他蛰居的塔希提，雷宜锌就是当年那个追随孤独的高更。
我喜欢孤独，享受孤独
孙、蒋：据我们所知，您平时生活简单，社交活动很少。是这样吗？
雷：我这个人喜欢孤独，喜欢安静。艺术家有两类，有一类喜欢热闹，我不是这种人，我从小性格就是这样。社交活动对于我们这种搞艺术的人来说，是个负担。作为雕塑家，尤其是这样。艺术分中国艺术和西洋艺术两大类，我这个是西洋艺术，西洋艺术的创作一般都需要花很长时间，油画、雕塑都是这样。正是因为专业的限制，所以我不可能抽很多时间搞社交。再加上我的性格，我不太喜欢热闹的场合。我喜欢孤独，享受孤独。
孙、蒋：您曾说过一般的国际雕塑研讨会您都不会参加，那么您与国内的同行交流多吗？您觉得艺术交流对艺术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雷：国内的同行交流我也不多，这也是刚才所说的性格原因带来的。艺术交流对我的创作没什么影响。因为现在艺术的交流不是靠人与人的交流，而是靠媒体、靠信息，你可以在网上了解世界的一切，并不见得要跟他本人打交道。
“卧薪尝胆”的知青七年
孙、蒋：您在1970年下乡到湘西芷江，后来被调到县文化馆，76年才回到长沙。您觉得这一段“知青岁月”最值得追忆和感悟的是什么？
雷：稍微更正一下，我并没有调到文化馆，我是“借调”到文化馆。那时我事实上还是农民，如果不到长沙来，我永远会是一个农民。芷江对我的一生真是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一段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它虽然只有七年，但那是我最宝贵的七年。这是一个人吸收知识最有效的七年，实际上我后来读大学所学到的东西还不如这一段。我自认为在芷江的那一段时间，不仅使我的艺术水准提高了很多，而且也使我学会了怎么做人，就是很低调地夹着尾巴走，老老实实地做我的艺术。
孙、蒋：您说过每次创作之前就做到“胸有成竹”，您的这种造型能力主要得益于下乡阶段还是广美求学，或者是毕业之后的创作实践？
雷：可能下乡阶段的成分更大一些，因为我考进美院的时候成绩非常好。我考进美院以后，我画的画，可以说我们系里的老师，大多数都画不了我这么好。我们这一批人进校以后，有很多在社会上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才，老师反过来都很佩服的。比方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画的作品，都是被老师留下来作示范作品的，同时我们老师还把我的作品拿到研究生班去作示范作品，他自己认为画不了我这么好。所以我在学习的时候，老师一般不教我，每次我在做课堂作业的时候，老师一晃就过去了，不会来指点我。
孙、蒋：不管是铜雕还是石雕，城市雕塑还是架上雕塑，抽象的还是写实的，感觉您都能驾驭，而且成绩也已很显著。您的这种“全能”主要得益于天赋还是多年的创作实践？
雷：艺术本身确实需要天赋，但在我个人来说，天赋的作用可能少一些，主要在于我后天确实努力。还是得益于在农村的那几年，因为我不仅要画油画，还要画版画，甚至有时候还要画一些国画、宣传画。
后来我又学过装帧设计，就是因为我在出版社工作，那时我的设计作品在出版局也是获奖最多的。我这个人有一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不管这一行我喜不喜欢。吃这碗饭，就要对这个工作负责，所以我就会很努力地想把它干好一点，干好一点它就会有一点成果，这些成果在以后会帮助你在另外一个领域发展。我后来只做雕塑了，但是这些经历都对我的雕塑有好处。
最满意的就是《马丁·路德·金》
孙、蒋：据说迄今您已经公开的作品已有150多件，这个数据是否准确？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几件？
雷：这个不是准确的，我也没去统计过，根本无法统计，因为很多作品我自己都忘记了。这个城雕，我的处女作关于中国女排的《拼搏》其实我是很满意的，就是郴州的那个，那个我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出来了，大概33岁的样子。《浏阳河》、《老长沙》我也满意。城雕我可能喜欢得多一些，还有就是《陈纳德将军》和在美国作的《遐想》，《马丁·路德·金》喜欢得最多吧。架上雕塑就是《出境》和《英雄泪》，这两个作品都是获了奖的，也都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还有就是《沙水汩汩》，比较满意。当然也有很多不满意的。
孙、蒋：您说到自己最满意的就是《马丁·路德·金》，这件作品您最终的方案，是创造了一个美国民众并不常见和熟悉的马丁·路德·金的姿态。这样的大胆创新，您在心里是否有过冒险的担忧？
雷：没有。我研究了他很多的资料，这种名人或者伟人的像不太好设计，就是因为很容易千篇一律，大家都习惯于他是一个什么动作。马丁·路德·金是个特殊的人物，在那种环境下，他是弱势群体，他是在争取和强势群体平等对话。我始终觉得这个人的动作做出来不能太张扬。但是马丁·路德·金在演讲的时候并不收敛，很激昂，很有表情，语气声调都很好，确实就是一个领袖。他平时走路的时候都不发出声音来，但是他在讲台上，真是把他的性格的锋芒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所有的人一看，这就是一个伟人。但是这个雕塑，就没有使用讲话时的那种张扬。我想他当时是弱势群体，应该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所以他是双手环抱在胸前。凡是含蓄的东西，它一爆发出来，那就有无穷的力量，所以我就取了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实际上，也是根据他千百张照片中有这么一张照片得来的。到后来就有很多人据此批评攻击我，幸亏有这张照片，一拿出来，别人就哑口无言了。
中庸艺术和美国文化有相通之处
孙、蒋：一般来说，成名的艺术家都有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在这一点上，您是怎样考虑和选择的？
雷：我这个人比较中庸，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立马定型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有一天我可能会这样做，但是我目前我还想这个尝试一下那个也尝试一下。我想艺术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语言，只要你表现到了极致，社会是承认的。马丁·路德·金基金会在全球考察了50多个国家，2000多名雕塑家，包括雕塑之国意大利，有很多优秀的雕塑家。但是最终他们总觉得还是欠一点点什么，他们认为我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做到了顶点。
孙、蒋：在许多国人的印象中，美国文化的特征就是自由、奔放和前卫，而您评价自己的艺术风格是“中庸的”、“传统的”。那么您是否认同这座马丁·路德·金的雕像是“中庸艺术”对“美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胜利？还是可以说“中庸艺术”与“美国文化”的一种融合？
雷：后面这句话是讲对了，我认为还是一种融合。因为美国文化实际上和我这个艺术有相通之处，美国是个很包容的国家，他们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东西。美国也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说美国有很多地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它这种进步真是非常显著，你看马丁·路德·金所处的时代，离现在只有短短几十年。那个时候他们还非常不平等，现在居然就出现了黑人总统，只有三四十年啊。美国是个张扬个性的国家，我的作品，它能够接受，我当然应该说感谢他们，不能说是战胜他们。
孙、蒋：您创作的这座马丁·路德·金的雕像之所以能冲破重重非议和阻碍，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该基金会的坚定支持，而他们依据的主要原因是雕像跟他本人“很像”，这实际上是对您所坚持的写实主义的一种肯定。您如何看待雕塑艺术中写实主义风格的远景？
雷：对。中国现在很多艺术家，特别是年轻的艺术家们，都在向西方学习，都在不停地吸收西方当代或者现代的理念。很多年轻人不是很重视传统的基本功了，这种现象实际上西方已经走过来了，中国还开始走。西方的这种变化，导致了西方的雕塑家真正能够来做一种写实作品的，已经不多了。因此在西方寻找一个基本功很好、造型能力很强的人，还是有困难的，这就是西方的现状，所以他们选中了我。现在我们中国很多的艺术工作者追求当代的这些新潮的东西，放弃了一些老老实实很费功夫的努力。我也不反对那些人做这些，因为艺术需要百花齐放，但是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坚持自己的东西。
孙、蒋：您如何看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一些人关于“作者是中国人而非美国黑人”、“作品表现出太多革命性和对抗性”、“施工团队抢美国人饭碗”这三轮抗议？您在这些抗议中是否受到过直接的冲击或压力？
雷：这几轮争论下来，对我的影响确实很大。这几年，有时候真是度日如年。现在立起来了，一切都好像很淡一样的，其实当时是很难熬的。美国方面争论到什么程度，我都很关注，虽然我不懂外语，但我经常在网上通过谷歌翻译了解一些信息。在这件事上，这个基金会就是绝对的老大。很多参议员给他们施压，他们不听，就是总统来说它都可以不理睬。美国的文化就是这样的，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倾向或影响而决定一个事情的发展。
现在是湖南文艺界生态最好的时候
孙、蒋：您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爱吃辣椒的长沙人”，那么湖湘文化对您的艺术创作历程有着怎样的影响？
雷：湖湘文化对我的艺术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所了解的湖湘文化，或者说湘楚文化，总的来说它的特征就是神奇、浪漫、委婉、丰富、细腻，这些在我的雕塑里面也有体现。湖湘的艺术，不管音乐还是美术，都可以做得很精细。我的《浏阳河》也是这样，很优美，这实际上就是湖湘文化的一种体现。
在美国做《遐想》时候，我就这么想过，我应该把中国文化带过去，我是湖南的，那么就是把湖湘文化带过去。我们这种文化，和西方的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更注重线条的处理，而西方的雕塑特别注重面的表达。现存最早的工笔画是出自湖南，最早的雕塑也是湖南的，四羊方尊和人面鼎，就是在宁乡出土的，这两个都是湖湘文化的结晶。它们都很精致，很细腻，我们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所以你看我在美国做的那个雕塑，特别注重细节的描绘、线条的描绘。
孙、蒋：您作为湘籍艺术家的领军人物，也作为省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以及画院的副院长、雕塑院的院长，您对湖南雕塑界的现状和发展乃至整个湖南文艺界的生态有着怎样的认知？
雷：谈到生态，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湖南文艺界生态最好的时候。我这个人特别希望有这样一种和谐的气氛，我从小到大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个社会如果不和谐，你干什么都不能安心，干什么都浮躁。现在这几年是湖南美术界或者说湖南文艺界最好的时期。我觉得现在的文联党组、主席团，他们真是做了很多努力，使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平和的环境，大家都能够专心地创作。所以每一次开会，我都讲，我们的文艺家非常幸福。
孙、蒋：省委书记周强提出要擦亮雷宜锌这张名片，大力发展雷宜锌的雕塑事业和雕塑产业，并牵头筹拨专项资金扶持您的文化品牌打造和雕塑事业发展。作为直接受益人，您对省委省政府强力推动文化产业的举措有何见解？
雷：作为一个省委书记这样重视文化，这是空前的，没有哪个省的省委书记这样做，我非常感动。这个我确实是个受益者，当然受益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是我们整个文艺界的一个好事，这也是文艺界的最好时机。文艺家们真的应该潜下心来，做自己的东西。
现在省委省政府，有这个意识，包括我们长沙市，都很支持，要给我地。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做得更大一点，不应该为我一个人服务，而是借我这个势，把文化产业这一块做得更大，最好把整个湖南的文化产业融合在一个创业园里面，搞一个大的创业园，因为湖南目前还没有一个成规模的创业园。我的想法还不能只做美术这一块，美术家有影响的还是不多的，要把湖南所有的文艺资源整合，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创造一个不同于798的一个亮点，798就是纯美术的。
期待做自己的事
孙、蒋：在您获得这样的世界级的荣誉和肯定之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订单找您设计，那么今后您会在订制作品与自由创作之间怎样做到平衡？
雷：我现在总是被动的，很少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真的期待有一天，我就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我这辈子一直在奋斗，一直在努力，几十年的生活成为了一种习惯。所以，我就喜欢孤独。一句话，把电脑一打开，喝点酒，吃点花生米，嘿！无限的幸福。这就够了。
孙、蒋：作为您的品牌经纪公司，雷宜锌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远期愿景是“打造以雷宜锌大师为品牌的文化产业上市公司”，那么您认为您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雷：这个也是应周强书记的要求，他们今后要把它打造成上市公司。周书记问我，我们就搞一个雷宜锌美术馆怎么样？我说，我自己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把我过去做的作品都搞到一起，小稿做个陈列馆，大的做个雕塑园。当然现在省里面也支持，可能会搞得更大一点。书记就讲你要一个强有力的团队，要有你的经纪人，不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你还是搞你的艺术。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明年就要搞国际雕塑艺术节，邀请全世界的精英雕塑家到湖南来做作品。
责任编辑孙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