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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益圈里的后起之秀，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SEE”）也许是中国众多本土NGO中最具关注度的一个。SEE的头顶笼罩着许多光环：“最多资本方注资的本土NGO”、“企业家参与环保事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佳平台”、“最具有国际眼光和远见的NGO组织”……但自诞生之日起，它便被置于公众和舆论的重重监督与检阅之下，变数与争议也频频“眷顾”于它。原因很简单——还有哪个NGO能像SEE一样拢聚起一群重量级的企业家？
曾有业内人士戏谑称：“中国企业界最调皮的‘猴儿’几乎都在SEE里”。翻开SEE长长的会员名单：刘晓光、田溯宁、陈东升、王石、任志强、张树新、冯军、冯仑、王维嘉……随便挑出某位来，其“轶闻野史”也足够普通百姓议论个好几天，而当这群习惯了在自己地盘上“大闹天宫”的“猴儿们”都聚到一起的时候，所引发的公众争议更是呈几何倍增长。
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SEE这个“富豪们自己捣鼓出的新玩意儿”的性质和价值上：它到底是企业家们图名利而上演的一场新型“环保秀”，还是其出于社会责任感而为中国公益环保事业做出的实际努力呢？
如今，这种讨论已经持续了6年，却依旧众说纷纭。而在参与了项目全过程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现任秘书长聂晓华看来，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阿拉善就像一所学校，每位企业家都在这里学习到了如何真正介入公益事业，而在此过程中，每个人也都得到了成长。”
启蒙课：一个沙漠“震撼”了一群企业家
不管SEE的发展历程中曾有过多少难忘故事，最令SEE成员们津津乐道的，恐怕仍是6年前的某夜发生在月亮湖边的那一幕。而现在，它也几乎已被公认为是一堂唤起中国企业家公益环保意识的集体启蒙课。
2004年的6月5日，一群为北京乃至整个东亚的沙尘暴忧心忡忡的中国企业家，来到了内蒙古阿拉善腾格里沙漠。那一夜，他们聚集在阿拉善腾格里沙漠腹地月亮湖边，倾听着北京首创集团老总刘晓光的讲述。
此前，刘晓光就曾来过这里。当时，望着满眼无尽的沙漠，世界仿佛也在沙尘的震慑下颤抖呼救，这位京城房地产大亨不禁“跪倒沙地，仰天长叹”，发出了“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的哀叹，同时他也开始思考，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细胞，企业家们能不能行动起来治理沙漠呢？
有了这样的初步构想后，刘晓光开始四处寻找具有共同理想的企业家加盟。随后，清华同方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荣强、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树新、盘龙云海药业集团董事长焦家良、巨人投资公司董事长史玉柱、新浪总裁汪延等近百名中国企业家，陆续来到了阿拉善，并最终达成了治理沙漠的共识。
2004年的6月5日，正是一个“世界环境日”，企业家们将这一天选为放飞绿色梦想的起点，以社会（society）责任为己任、以企业家（entrepreneur）为主体、以保护地球生态（ecology）为实践目标的环保NGO公益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同时宣告成立。企业家们还承诺：在未来十年里，每人每年捐款10万元，投入生态环保事业，以减缓阿拉善的沙尘暴为起点，致力于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治沙，由此成为这群企业家的共同理想，也成为了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之外，寻找灵魂充实的一个切入点。
而对于企业家们的这次行动，有人担心不过是一场“情人节的集体情感出轨”。因为此前也曾有人把30多位企业家拉到内蒙古，决心搞一个大规模的沙尘暴治理活动，结果众企业家信誓旦旦前往，之后却都没了动静。此外，谈到治沙，企业家们实际上并无经验可言，而对于非营利组织，恐怕有经验的人也不多。
因此，仅凭一帮企业家们的一时“头脑发热”，又能指望SEE为阿拉善乃至全中国的环保事业做些什么实际贡献呢？
实践课：探索“授人以渔”的公益路径
外界的质疑也并非毫无道理的。在SEE的初创期，的确曾经历过一个空前茫然的阶段。
阿拉善盟，全国沙尘暴四大发源地之一，也是传说中京津地区沙尘暴的源头。遮天蔽日的黄沙、寸草不生的大漠、啃食草根的羊群、一片荒凉的西北大漠图景，而受风沙影响，许多地方的人畜已失去生存条件——这就是阿拉善6年前的真实面貌。
“多年来，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草场大量超载，以及人为的过度利用，造成天然梭梭林严重退化，大量土地出现新的沙化。牧民被迫迁往他乡，沦落为‘生态难民’。举个简单的例子，阿拉善原有的一个800公里长、30公里宽的梭梭林，曾经茂密如森林，保护了贺兰山，也防止了沙尘暴。但自解放以来，乱砍滥伐现象日益严重，又经历了多年‘以粮为纲’的垦荒过程，现在已经大大缩水，仅剩面积不到原来的20%，而且断断续续连不成带了，”聂晓华回忆说。
面对这样一种极端恶劣的生态环境，“究竟该怎么治沙”，成为当时SEE的企业家们最大的困惑。同时，“如果砍伐梭梭林是老百姓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那么，能靠简单地给老百姓送一点钱来彻底解决问题吗？肯定不行。”
于是，有些企业家建议种树治沙，而来自中科院的专家则提醒，种树将破坏植被和水资源，是破坏环境；有人希望通过移民让当地牧民离开草原就业，但牧民反对这个计划；有的理事提出企业化操作，但其他理事则拒绝商业化……大家一时间都傻了眼。
其后，历经两年时间，通过组织9次专家团队实地考察，SEE的企业家们终于初步认定，导致当地沙尘和荒漠化的原因主要是自然成因和人为成因两方面。基于此，SEE将项目目标确定于引导当地人权利和责任关系的变化，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达到平衡的状态，实现一种“内生式发展”。
这种由SEE自创的“内生式社区发展模式”，以农牧民为主体，自下而上，融农牧民、项目管理委员会、SEE、政府和专家为一体，对提高社会公共事务能力和调动基层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即使在协会项目结束后，当地人在有效的公共管理机制的作用下，仍然能够自我管理、自我保护、自我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几年后，阿拉善协会会员、东亚包装公司董事长杨利川，曾专程去旁听了一个村民项目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八九个民选的委员，在认真地讨论修水渠、养羊品种改良等项目。在共同的约定下，他们减少并限制了羊只的数量，不再去砍伐梭梭林，甚至不去捡拾枯木；而且，他们还一次性清理了多年积累的公共垃圾，建起沼气池、太阳灶、节水灌渠、风力发电机，甚至组织了内部的信用合作。这些普通农民的智慧令杨利川相当震惊。
“我们的NGO团队在阿拉善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授人以渔’的公益路径，而这种路径也得到了SEE的企业家们的一致认可。我们认为，这才是公益真正的含义，即通过积极的实际行动，配合科学的致富理念，逐渐改变人们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最后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持续发展的目的。”聂晓华自豪地说。
在阿拉善，还很多农牧民因为生态环境恶化被迫搬过三次家，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粗放型农牧业方式，势必会造成重复破坏、不断搬迁的恶性循环，而且，被破坏掉的区域大多是难以恢复的。因此，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缓对现有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把稳定的生活与可持续发展融合为一，也是SEE的重要目标。
在这一领域，SEE主要通过生态农业、资源节约、现代生产技术等项目载体的介入，适当地调整适合于当地生态规律的生产方式，使居民在现有的生存区域里建立起合理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SEE的工作实效也深深感染了阿拉善当地政府。“2008年，我们在一个村做膜下滴灌的时候，近30万元的硬件资金投入全是政府掏的，我们只出了3万培训费。那一年，我们总共做了267亩，而当地政府在发现该项目可以达到节水50%的效果时，便迅速确立了在2010年将该项目推广到3万亩的目标，尽管最后由于技术原因而未达到，但6000亩的最终面积也已是一份十分令人欣慰的成绩单了。”
毕业考：企业家们的个人答卷
作为SEE的“元老级”人物，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杨鹏已经很少穿羊绒衫，“你知道一件羊绒衫的羊绒，需要多少只羊吗？10只！而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1只羊要吃掉100亩的草场。”
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也不再开私人飞机，“我偶然看到一组数据：一棵树平均一年吸收18.3公斤二氧化碳，我的飞机从长沙到北京往返3000公里排出的二氧化碳，相当于8棵大树生长60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从那天开始，我乘坐私人飞机商务出行，就成了历史。”
SEE现任会长、台湾企业家韩家寰则说，“原来满脑子都是鸡，现在要腾一半想沙漠。”
而且，SEE里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知道，“只要一天时间，沙尘就能从阿拉善吹到北京。”
……
6年来，在SEE这个“企业家公益环保学校”里，每位企业家都在努力学习着如何实际参与到环保事业中，从简单地签一张支票，到身体力行去考察、制订方案、解决问题、反思成果……这个过程正如SEE第二任会长王石所言：“SEE的历史，正是我们这些企业家认真学习实践环保公益事业的历史。SEE像一个公益孵化器，我们这些参与者的公益精神和公益能力在几年中都有了提高。”
2008年，SEE还组织了19名企业家会员赴美考察公益基金会。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企业家组团到美国取“公益经”。
在美国惠利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等15个民间公益机构，中国的企业家们受到了“超乎想像的热情招待”。而此次远行对大家内心的震动，与月亮湖边的那个夜晚几乎等量齐观。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是除了美国联邦政府之外的第二大地主，参与管护着总面积达600万公顷的1600多个自然保护区！”杨鹏说。在感叹之余，大家也发现，“虽然污染不可避免，但是我们的环保空间更加巨大。”
今天，如果你能亲眼看到那些平时日理万机的企业家们在年度理事大会上，一本正经地计算自己为协会工作的天数，如果你能亲眼看到许多企业家真的在为协会亲历亲为做项目，也许你就不会再怀疑，SEE是否仅是这些企业家们自娱自乐的“新游戏”，也不会再怀疑，SEE究竟能为公益环保事业做出几分实际贡献了。
【记者手记】
SEE给了我们什么？
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北京工作站采访的当天，正值一个大风天，狂风夹卷着细细的沙尘扑面而来，一时间，我无法呼吸，也不敢睁眼……“环境恶化”，似乎最爱以这种硬生生的方式，不时向人提醒着它的存在。
30年前，“环保”、“绿色”在中国还只是很陌生的词汇。而最近十年，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国家，早已成为许多政治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共识。人们都希望能实际参与到这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转型中去，因为这不仅代表着一种意识的觉醒，更代表着一种责任的担当。
6年前，当SEE的一群企业家们激情澎湃地集合在月亮湖边时，心中必定也怀揣着这样一个美丽的“绿色梦想”。而在当时的中国，环保NGO还属于一个新生事物，许多理论有待探讨，许多模式有待探寻，但总要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先去探路。
纵观SEE的公益环保历程，虽有过迷茫，也有过曲折，但6年来的点滴成绩，却充分证明了其努力兑现承诺的诚意与执着；总结SEE几年来的环保实践，恐怕即使最严苛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它为我国本土环保NGO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宝贵启示与案例，无论是在项目选择与制度建设方面，还是在操作流程和考核机制方面，都足可供政府部门、行业后来者以及相关专业人士分析和借鉴。
或许，关于SEE的争议与讨论永远没有止息的一天。而作为与SEE有过一次“亲密接触”的旁观者，有两个问题也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
第一，究竟应该以何种心态去品评SEE的价值和成绩？正因为SEE是由一群重量级的企业家组成，所以，很多人理所应当地认为，SEE交出的公益环保“答卷”应该是成绩“惊人”的，甚至有人进一步总结，“SEE几年来在阿拉善的环保实践是彻底失败的”。这种说法显然既荒谬也不客观。阿拉善的恶劣环境是多年来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只有采用多种科学的治理方法，并辅以持久的努力，才能将之彻底改变。但这个漫长过程又岂是一日之功？那些幻想在一夜之间就让“荒漠披绿衣”的人，要么太愚蠢，要么太邪恶。
此外，SEE始终致力于寻找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因此，其所选取的项目点都看似渺小但实际却意义深远。比如引导农牧民减少每亩草场放牧的羊只，以防止土地荒漠化蔓延；再如推广膜下滴灌技术，以拯救几近枯竭的地下水资源。正是这些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行动”，却切切实实地改变了当地很多落后的生产生存方式，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几个村庄的面貌与未来。心怀宏伟梦想却甘心从小处做起，不图一时显赫功绩只关注地区长远发展，谁能说这不是作为一个环保NGO最为珍贵的态度和品质呢？
第二，对于一个环保NGO的发展来说，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专业、专业、再专业！如果没有一批专业的环保专家和一个专业的环保NGO团队的孜孜以求，SEE恐怕仍在为找不到合适而有价值的项目方向而挠头，或正陷入NGO组织管理的泥淖里苦苦挣扎。反观眼下许多其他本土环保NGO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在成员结构和管理机制上缺乏专业人才和专业手法所致。
王石曾被一位SEE生态奖得主的话触动：“专职从事环境NGO，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专业团队和人才不断进入，环保NGO的影响和示范作用才会越来越大。令人欣喜的是，许多专业人才如今已开始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聚拢，尤其是体制内人才。典型案例有：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政策室主任，曾经担任阿拉善协会的秘书长，现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环境促进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现服务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而今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执行总监，几年前曾是林业科学院的研究员……
结束对SEE的采访，重新置身于漫天的尘土，我的心情却已宁静了许多。也许依旧有来自阿拉善的沙尘在拍打着我的面颊，但我已经找到了足够的理由去相信：因为有着一个坚定执着充满勇气的团队的不懈努力，未来的天空应该会明媚许多。
如果今后有人问我，怎么看待这些擅长创造财富的人究竟能给我们的公益环保事业带来多大价值，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可估量！
曾有业内人士戏谑称：“中国企业界最调皮的‘猴儿’几乎都在SEE里”。翻开SEE长长的会员名单：刘晓光、田溯宁、陈东升、王石、任志强、张树新、冯军、冯仑、王维嘉……随便挑出某位来，其“轶闻野史”也足够普通百姓议论个好几天，而当这群习惯了在自己地盘上“大闹天宫”的“猴儿们”都聚到一起的时候，所引发的公众争议更是呈几何倍增长。
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SEE这个“富豪们自己捣鼓出的新玩意儿”的性质和价值上：它到底是企业家们图名利而上演的一场新型“环保秀”，还是其出于社会责任感而为中国公益环保事业做出的实际努力呢？
如今，这种讨论已经持续了6年，却依旧众说纷纭。而在参与了项目全过程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现任秘书长聂晓华看来，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阿拉善就像一所学校，每位企业家都在这里学习到了如何真正介入公益事业，而在此过程中，每个人也都得到了成长。”
启蒙课：一个沙漠“震撼”了一群企业家
不管SEE的发展历程中曾有过多少难忘故事，最令SEE成员们津津乐道的，恐怕仍是6年前的某夜发生在月亮湖边的那一幕。而现在，它也几乎已被公认为是一堂唤起中国企业家公益环保意识的集体启蒙课。
2004年的6月5日，一群为北京乃至整个东亚的沙尘暴忧心忡忡的中国企业家，来到了内蒙古阿拉善腾格里沙漠。那一夜，他们聚集在阿拉善腾格里沙漠腹地月亮湖边，倾听着北京首创集团老总刘晓光的讲述。
此前，刘晓光就曾来过这里。当时，望着满眼无尽的沙漠，世界仿佛也在沙尘的震慑下颤抖呼救，这位京城房地产大亨不禁“跪倒沙地，仰天长叹”，发出了“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的哀叹，同时他也开始思考，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细胞，企业家们能不能行动起来治理沙漠呢？
有了这样的初步构想后，刘晓光开始四处寻找具有共同理想的企业家加盟。随后，清华同方环境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荣强、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树新、盘龙云海药业集团董事长焦家良、巨人投资公司董事长史玉柱、新浪总裁汪延等近百名中国企业家，陆续来到了阿拉善，并最终达成了治理沙漠的共识。
2004年的6月5日，正是一个“世界环境日”，企业家们将这一天选为放飞绿色梦想的起点，以社会（society）责任为己任、以企业家（entrepreneur）为主体、以保护地球生态（ecology）为实践目标的环保NGO公益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同时宣告成立。企业家们还承诺：在未来十年里，每人每年捐款10万元，投入生态环保事业，以减缓阿拉善的沙尘暴为起点，致力于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治沙，由此成为这群企业家的共同理想，也成为了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之外，寻找灵魂充实的一个切入点。
而对于企业家们的这次行动，有人担心不过是一场“情人节的集体情感出轨”。因为此前也曾有人把30多位企业家拉到内蒙古，决心搞一个大规模的沙尘暴治理活动，结果众企业家信誓旦旦前往，之后却都没了动静。此外，谈到治沙，企业家们实际上并无经验可言，而对于非营利组织，恐怕有经验的人也不多。
因此，仅凭一帮企业家们的一时“头脑发热”，又能指望SEE为阿拉善乃至全中国的环保事业做些什么实际贡献呢？
实践课：探索“授人以渔”的公益路径
外界的质疑也并非毫无道理的。在SEE的初创期，的确曾经历过一个空前茫然的阶段。
阿拉善盟，全国沙尘暴四大发源地之一，也是传说中京津地区沙尘暴的源头。遮天蔽日的黄沙、寸草不生的大漠、啃食草根的羊群、一片荒凉的西北大漠图景，而受风沙影响，许多地方的人畜已失去生存条件——这就是阿拉善6年前的真实面貌。
“多年来，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草场大量超载，以及人为的过度利用，造成天然梭梭林严重退化，大量土地出现新的沙化。牧民被迫迁往他乡，沦落为‘生态难民’。举个简单的例子，阿拉善原有的一个800公里长、30公里宽的梭梭林，曾经茂密如森林，保护了贺兰山，也防止了沙尘暴。但自解放以来，乱砍滥伐现象日益严重，又经历了多年‘以粮为纲’的垦荒过程，现在已经大大缩水，仅剩面积不到原来的20%，而且断断续续连不成带了，”聂晓华回忆说。
面对这样一种极端恶劣的生态环境，“究竟该怎么治沙”，成为当时SEE的企业家们最大的困惑。同时，“如果砍伐梭梭林是老百姓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那么，能靠简单地给老百姓送一点钱来彻底解决问题吗？肯定不行。”
于是，有些企业家建议种树治沙，而来自中科院的专家则提醒，种树将破坏植被和水资源，是破坏环境；有人希望通过移民让当地牧民离开草原就业，但牧民反对这个计划；有的理事提出企业化操作，但其他理事则拒绝商业化……大家一时间都傻了眼。
其后，历经两年时间，通过组织9次专家团队实地考察，SEE的企业家们终于初步认定，导致当地沙尘和荒漠化的原因主要是自然成因和人为成因两方面。基于此，SEE将项目目标确定于引导当地人权利和责任关系的变化，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达到平衡的状态，实现一种“内生式发展”。
这种由SEE自创的“内生式社区发展模式”，以农牧民为主体，自下而上，融农牧民、项目管理委员会、SEE、政府和专家为一体，对提高社会公共事务能力和调动基层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即使在协会项目结束后，当地人在有效的公共管理机制的作用下，仍然能够自我管理、自我保护、自我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几年后，阿拉善协会会员、东亚包装公司董事长杨利川，曾专程去旁听了一个村民项目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八九个民选的委员，在认真地讨论修水渠、养羊品种改良等项目。在共同的约定下，他们减少并限制了羊只的数量，不再去砍伐梭梭林，甚至不去捡拾枯木；而且，他们还一次性清理了多年积累的公共垃圾，建起沼气池、太阳灶、节水灌渠、风力发电机，甚至组织了内部的信用合作。这些普通农民的智慧令杨利川相当震惊。
“我们的NGO团队在阿拉善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授人以渔’的公益路径，而这种路径也得到了SEE的企业家们的一致认可。我们认为，这才是公益真正的含义，即通过积极的实际行动，配合科学的致富理念，逐渐改变人们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最后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持续发展的目的。”聂晓华自豪地说。
在阿拉善，还很多农牧民因为生态环境恶化被迫搬过三次家，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粗放型农牧业方式，势必会造成重复破坏、不断搬迁的恶性循环，而且，被破坏掉的区域大多是难以恢复的。因此，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缓对现有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把稳定的生活与可持续发展融合为一，也是SEE的重要目标。
在这一领域，SEE主要通过生态农业、资源节约、现代生产技术等项目载体的介入，适当地调整适合于当地生态规律的生产方式，使居民在现有的生存区域里建立起合理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SEE的工作实效也深深感染了阿拉善当地政府。“2008年，我们在一个村做膜下滴灌的时候，近30万元的硬件资金投入全是政府掏的，我们只出了3万培训费。那一年，我们总共做了267亩，而当地政府在发现该项目可以达到节水50%的效果时，便迅速确立了在2010年将该项目推广到3万亩的目标，尽管最后由于技术原因而未达到，但6000亩的最终面积也已是一份十分令人欣慰的成绩单了。”
毕业考：企业家们的个人答卷
作为SEE的“元老级”人物，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杨鹏已经很少穿羊绒衫，“你知道一件羊绒衫的羊绒，需要多少只羊吗？10只！而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1只羊要吃掉100亩的草场。”
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也不再开私人飞机，“我偶然看到一组数据：一棵树平均一年吸收18.3公斤二氧化碳，我的飞机从长沙到北京往返3000公里排出的二氧化碳，相当于8棵大树生长60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从那天开始，我乘坐私人飞机商务出行，就成了历史。”
SEE现任会长、台湾企业家韩家寰则说，“原来满脑子都是鸡，现在要腾一半想沙漠。”
而且，SEE里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知道，“只要一天时间，沙尘就能从阿拉善吹到北京。”
……
6年来，在SEE这个“企业家公益环保学校”里，每位企业家都在努力学习着如何实际参与到环保事业中，从简单地签一张支票，到身体力行去考察、制订方案、解决问题、反思成果……这个过程正如SEE第二任会长王石所言：“SEE的历史，正是我们这些企业家认真学习实践环保公益事业的历史。SEE像一个公益孵化器，我们这些参与者的公益精神和公益能力在几年中都有了提高。”
2008年，SEE还组织了19名企业家会员赴美考察公益基金会。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企业家组团到美国取“公益经”。
在美国惠利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等15个民间公益机构，中国的企业家们受到了“超乎想像的热情招待”。而此次远行对大家内心的震动，与月亮湖边的那个夜晚几乎等量齐观。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是除了美国联邦政府之外的第二大地主，参与管护着总面积达600万公顷的1600多个自然保护区！”杨鹏说。在感叹之余，大家也发现，“虽然污染不可避免，但是我们的环保空间更加巨大。”
今天，如果你能亲眼看到那些平时日理万机的企业家们在年度理事大会上，一本正经地计算自己为协会工作的天数，如果你能亲眼看到许多企业家真的在为协会亲历亲为做项目，也许你就不会再怀疑，SEE是否仅是这些企业家们自娱自乐的“新游戏”，也不会再怀疑，SEE究竟能为公益环保事业做出几分实际贡献了。
【记者手记】
SEE给了我们什么？
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北京工作站采访的当天，正值一个大风天，狂风夹卷着细细的沙尘扑面而来，一时间，我无法呼吸，也不敢睁眼……“环境恶化”，似乎最爱以这种硬生生的方式，不时向人提醒着它的存在。
30年前，“环保”、“绿色”在中国还只是很陌生的词汇。而最近十年，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国家，早已成为许多政治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共识。人们都希望能实际参与到这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转型中去，因为这不仅代表着一种意识的觉醒，更代表着一种责任的担当。
6年前，当SEE的一群企业家们激情澎湃地集合在月亮湖边时，心中必定也怀揣着这样一个美丽的“绿色梦想”。而在当时的中国，环保NGO还属于一个新生事物，许多理论有待探讨，许多模式有待探寻，但总要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先去探路。
纵观SEE的公益环保历程，虽有过迷茫，也有过曲折，但6年来的点滴成绩，却充分证明了其努力兑现承诺的诚意与执着；总结SEE几年来的环保实践，恐怕即使最严苛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它为我国本土环保NGO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宝贵启示与案例，无论是在项目选择与制度建设方面，还是在操作流程和考核机制方面，都足可供政府部门、行业后来者以及相关专业人士分析和借鉴。
或许，关于SEE的争议与讨论永远没有止息的一天。而作为与SEE有过一次“亲密接触”的旁观者，有两个问题也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
第一，究竟应该以何种心态去品评SEE的价值和成绩？正因为SEE是由一群重量级的企业家组成，所以，很多人理所应当地认为，SEE交出的公益环保“答卷”应该是成绩“惊人”的，甚至有人进一步总结，“SEE几年来在阿拉善的环保实践是彻底失败的”。这种说法显然既荒谬也不客观。阿拉善的恶劣环境是多年来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只有采用多种科学的治理方法，并辅以持久的努力，才能将之彻底改变。但这个漫长过程又岂是一日之功？那些幻想在一夜之间就让“荒漠披绿衣”的人，要么太愚蠢，要么太邪恶。
此外，SEE始终致力于寻找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因此，其所选取的项目点都看似渺小但实际却意义深远。比如引导农牧民减少每亩草场放牧的羊只，以防止土地荒漠化蔓延；再如推广膜下滴灌技术，以拯救几近枯竭的地下水资源。正是这些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行动”，却切切实实地改变了当地很多落后的生产生存方式，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几个村庄的面貌与未来。心怀宏伟梦想却甘心从小处做起，不图一时显赫功绩只关注地区长远发展，谁能说这不是作为一个环保NGO最为珍贵的态度和品质呢？
第二，对于一个环保NGO的发展来说，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专业、专业、再专业！如果没有一批专业的环保专家和一个专业的环保NGO团队的孜孜以求，SEE恐怕仍在为找不到合适而有价值的项目方向而挠头，或正陷入NGO组织管理的泥淖里苦苦挣扎。反观眼下许多其他本土环保NGO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在成员结构和管理机制上缺乏专业人才和专业手法所致。
王石曾被一位SEE生态奖得主的话触动：“专职从事环境NGO，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专业团队和人才不断进入，环保NGO的影响和示范作用才会越来越大。令人欣喜的是，许多专业人才如今已开始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聚拢，尤其是体制内人才。典型案例有：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政策室主任，曾经担任阿拉善协会的秘书长，现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环境促进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现服务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而今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执行总监，几年前曾是林业科学院的研究员……
结束对SEE的采访，重新置身于漫天的尘土，我的心情却已宁静了许多。也许依旧有来自阿拉善的沙尘在拍打着我的面颊，但我已经找到了足够的理由去相信：因为有着一个坚定执着充满勇气的团队的不懈努力，未来的天空应该会明媚许多。
如果今后有人问我，怎么看待这些擅长创造财富的人究竟能给我们的公益环保事业带来多大价值，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