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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传播是在一定的传播环境下进行的,也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安史之乱后,唐中央集权制式微,藩镇割据现象屡见不鲜。本文通过梳理敦煌历史文献资料,分析晚唐归义军时期敦煌同外界(其它地方政权以及唐王朝中央)政治、经济等信息传播,诸如驿传制度,邸吏和进奏院,客司,僧人使者等,试图揭示唐帝国中央同地方藩镇之间信息传播方式的一般性和敦煌地区的传播方式的特殊性。
【关键词】晚唐 归义军时期 敦煌 新闻传播
一、归义军前期敦煌地区传播环境
新闻传播,即“社会信息的沟通和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①社会传播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这些社会关系如历史背景、地缘政治、行政制度等构成了传播环境。晚唐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同外界(其他的割据政权以及唐王朝中央)的政治、经济信息传播,其传播环境包括:
(一)历史背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了河西广大地区。唐大中二年(847)张议潮率众起事,收复瓜州(今敦煌),之后几年陆续收复河西失地。归义军时期是从公元851年唐朝设立归义军,建节敦煌,册封张义潮为节度使正式开始,直到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沙州方告结束。归义军时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晚唐时代从归义军政权的建立到唐朝灭亡(851—907),也称晚唐归义军时期。后期主要就是五代、宋时期直到归义军政权被西夏消灭(907—1036)。
(二)地缘政治。敦煌地处西北军事交通要塞,是一个畜牧业和农业并作、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中央政权控制力不能及、地方豪强势力强盛、民族政权纷立并且独立性强的军事重镇。
(三)制度沿革。自秦汉以降,驿站传递制度和朝集使制度就一直延续后世王朝。安史之乱后,新的进奏院制度取代朝集使制度,反映出唐中央同地方关系的微妙变化,过去中央对地方州(郡)的强权关系,已转变为无力的中央同地方藩镇的关系,体现唐中央集权制的式微。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敦煌进奏院状。新闻学界一些权威学者把敦煌进奏院状称为中国报纸的源头,如方汉奇认为它是报纸的前身,李彬也认为这是新闻信,王风超先生则直接指出“这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报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②虽然对于进奏院状是不是报纸这个问题历史学界和新闻界存在很大争议,但必须承认的是,敦煌进奏院状无疑影响着后世报纸的产生和发展,它在新闻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同唐中央的纵向传播
社会传播中,传播的方向包括水平方向(横向)和垂直方向(纵向),传播的方向取决于双方的地位和力量对比。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同唐中央之间信息的互动,是一种纵向传播,既包括唐中央信息上令下达到归义军政权所在的敦煌地区,也包括敦煌地区下情上达到唐中央。
首先,从唐中央王朝对敦煌地区的 “上令下达”来看,是一种由上到下的纵向传播方式,在该过程中,信息传播源是唐中央系统,其主要部分是三省六部,“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受而行之。”③中书、门下发出的制敕,皆由尚书省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州县,或者根据制敕精神形成政令下达有关部门。也就是说,作为政令信息传播源系统的唐中央,其中央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的同时,在其内部系统(也就是三省部门)中也进行着部门之间信息的横向传播。
其次,敦煌归义军政权向唐中央的由下到上的纵向传播,信息传播源就是节度使下设的以进奏院为主的传播体系,该体系中如节度使下的掌书记、判官,孔目官等可以参与节度使机密要事、归义军地方政策法令的制定和颁布。其中进奏院是归义军跟唐中央的重要传播枢纽。
安史之乱后,随着唐中央集权制的式微,新的进奏院制度取代了以往的朝集使制度。进奏院由藩镇设立,进奏院的官员称之为邸吏,邸吏由藩镇幕府自主选定任免,唐中央无权也无力干涉,进奏院在归义军政权与唐中央的信息传播中,不仅起着下情上达的作用,同时还肩负窥探中央朝廷的责任。唐朝的邸吏称“邸务留后使”,办事机构称“上都留后院”,由各地藩镇节度使派邸吏驻京城长安,负责向朝廷呈进奏章和向地方通报消息。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邸务留后使改称进奏官,上都留后院改名为“上都知进奏院”。当时的邸报就是由进奏院和进奏官们选刊官方文书负责向地方发布的。邸报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不同的名称,如报状、杂报、朝报、条报、状报、状、报、邸吏状、宫门抄、邸抄、阁报等。由于早期的邸报大都没有报头名称,因而不同时期其称谓难免出现差异。中国历朝邸报所发布文件、信息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皇帝的起居言行。二是皇帝的诏令谕旨以及国家的重大决策、法令、政令等。三是有关地方官员升黜、任免、选拔、赏恤、褒奖、贬斥等之类的政务消息。四是大小臣工的奏章表笺,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的工作计划、报告以及各地驻军塘报、言官和其他官员对朝廷政务的规谏与建议等。唐代以后各个封建王朝均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以加强对官方文书发布工作的管理。
除进奏院外,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出现的僧人使者组团进奏朝廷,也是归义军政权同唐中央纵向垂直传播体系中的重要补充。以张议潮多次派遣使者入唐为例,第一次是当张议潮于晚唐大中二年(847-859)率众起事,收复瓜州后,就立即派遣十道使者分赴长安,献表朝廷。十道使者中,除了归义军相关外事使节官员,还有唐悟真等僧人入朝献款。《敕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云:“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年,遂差押牙高进达,驰表函入长安,以献天子。上达天闻。”④《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记载大中初年唐悟真参与张议潮起义,立有军功,并奉命出使京城受到唐宣宗接见⑤。
第二次是张议潮陆续收复河西十一州失地后,再度派遣使者奉图籍入朝,这次出使唐中央的也是僧俗两界,俗界代表是张议潮的兄长张议潭与使者吴安正,僧界则是沙州僧人慧菀。这在杜牧撰写的《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二十九人授官制》与《敦煌郡僧正慧菀除临坛大德制》中有所反映⑥。
第三次是咸通二年(861)归义军攻克河西最后一个重镇凉州后,河西到此全部收复。此时张议潮又派使团进奏朝廷,《宋高僧传》中记载张议潮那时所派僧人法信进献乘恩所著之《百法论疏》及《钞》⑦。
第四次是咸通七年(866)七月,张议潮再次遣使入唐,使团中有僧人昙延。”⑧
以上敦煌文献记载中,僧使的多次出现表明了当时归义军政权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体系中,僧使也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僧俗两界同为传播体系中重要环节,这也反映出了当时敦煌地区政治与佛教的密切联系,同时也说明了佛教在敦煌地区的兴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归义军时期敦煌同唐中央王朝的互动的纵向传播系统来看,驿传制度始终贯穿其中,驿传是我国历代封建政府供官员往来和文书邮递用的交通组织,驿传制度在官方传播自然占据主流与主导地位。三省中尚书省六部中的兵部是唐代驿传系统的最高管理部门。而驿传就属兵部里“兵部”、“职方”、“驾部”、“库部”中的驾部。
三、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与周边政权间信息的横向传播
敦煌归义军政权除了跟唐中央进行信息传递交流以外,同时还要与周边各地区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就是一种横向的水平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归义军政权下设立的客司部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客司,卢向前曾指出:“客司:归义军衙门下属机构,掌接待使客事。”⑨虽然该时期随着归义军政权的轮替与反复,客司的名称也有多次变化,例如金山国曾改之为鸿胪寺,但客司负责处理归义军政权的周边外交事务的本质属性没有太多变化。一方面,客司部门接待周边政权使客,同时,客司也分派使者出使邻邦。客司在敦煌归义军与周边政权之间的信息的横向传播中起到巨大作用。
根据敦煌文书和相关史料记载,归义军政权无论是出使唐廷,还是处理与周边政权外事活动,都有僧使的出现。另外还有很多关于晚唐五代时期归义军政权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僧使交往的记载,表明僧使在归义军政权与其他地方政权横向信息交流传播中的重要性,客司和僧使共同构成了归义军政权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
四、结语
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传播环境,使得敦煌地区在与外界传播方式上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唐中央三省负责政令的制定和下达,驿传制度在其中发挥了枢纽作用,另一方面,归义军政权的下情上达,主要依靠以进奏院为核心的传播体系,同时僧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在归义军政权与周边其他民族政权的交往中,其中客司以及僧人使者在该过程中共同发挥着巨大作用。
归义军政权官方组织(如客司、进奏院等)僧使共同构成了其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这也是该时期敦煌同外界传播当中较为特殊的现象。僧俗两界同为传播体系中重要环节,这也反映出了当时敦煌地区政治与佛教的密切联
系,同时也说明了佛教在敦煌地区的兴盛。■
注释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②李彬,《新闻信:唐代进奏院状报新解》,《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91—92页
③(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④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第401页
⑤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第116页
⑥(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5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7770—7771頁
⑦(宋)赞宁,《宋高僧传》卷6《唐京师西明寺乘恩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第128页
⑧(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660页
⑨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的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P4640背面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
(作者:兰州大学08级历史文化学院硕士)
【关键词】晚唐 归义军时期 敦煌 新闻传播
一、归义军前期敦煌地区传播环境
新闻传播,即“社会信息的沟通和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①社会传播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这些社会关系如历史背景、地缘政治、行政制度等构成了传播环境。晚唐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同外界(其他的割据政权以及唐王朝中央)的政治、经济信息传播,其传播环境包括:
(一)历史背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了河西广大地区。唐大中二年(847)张议潮率众起事,收复瓜州(今敦煌),之后几年陆续收复河西失地。归义军时期是从公元851年唐朝设立归义军,建节敦煌,册封张义潮为节度使正式开始,直到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沙州方告结束。归义军时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晚唐时代从归义军政权的建立到唐朝灭亡(851—907),也称晚唐归义军时期。后期主要就是五代、宋时期直到归义军政权被西夏消灭(907—1036)。
(二)地缘政治。敦煌地处西北军事交通要塞,是一个畜牧业和农业并作、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中央政权控制力不能及、地方豪强势力强盛、民族政权纷立并且独立性强的军事重镇。
(三)制度沿革。自秦汉以降,驿站传递制度和朝集使制度就一直延续后世王朝。安史之乱后,新的进奏院制度取代朝集使制度,反映出唐中央同地方关系的微妙变化,过去中央对地方州(郡)的强权关系,已转变为无力的中央同地方藩镇的关系,体现唐中央集权制的式微。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敦煌进奏院状。新闻学界一些权威学者把敦煌进奏院状称为中国报纸的源头,如方汉奇认为它是报纸的前身,李彬也认为这是新闻信,王风超先生则直接指出“这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报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②虽然对于进奏院状是不是报纸这个问题历史学界和新闻界存在很大争议,但必须承认的是,敦煌进奏院状无疑影响着后世报纸的产生和发展,它在新闻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同唐中央的纵向传播
社会传播中,传播的方向包括水平方向(横向)和垂直方向(纵向),传播的方向取决于双方的地位和力量对比。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同唐中央之间信息的互动,是一种纵向传播,既包括唐中央信息上令下达到归义军政权所在的敦煌地区,也包括敦煌地区下情上达到唐中央。
首先,从唐中央王朝对敦煌地区的 “上令下达”来看,是一种由上到下的纵向传播方式,在该过程中,信息传播源是唐中央系统,其主要部分是三省六部,“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受而行之。”③中书、门下发出的制敕,皆由尚书省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州县,或者根据制敕精神形成政令下达有关部门。也就是说,作为政令信息传播源系统的唐中央,其中央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的同时,在其内部系统(也就是三省部门)中也进行着部门之间信息的横向传播。
其次,敦煌归义军政权向唐中央的由下到上的纵向传播,信息传播源就是节度使下设的以进奏院为主的传播体系,该体系中如节度使下的掌书记、判官,孔目官等可以参与节度使机密要事、归义军地方政策法令的制定和颁布。其中进奏院是归义军跟唐中央的重要传播枢纽。
安史之乱后,随着唐中央集权制的式微,新的进奏院制度取代了以往的朝集使制度。进奏院由藩镇设立,进奏院的官员称之为邸吏,邸吏由藩镇幕府自主选定任免,唐中央无权也无力干涉,进奏院在归义军政权与唐中央的信息传播中,不仅起着下情上达的作用,同时还肩负窥探中央朝廷的责任。唐朝的邸吏称“邸务留后使”,办事机构称“上都留后院”,由各地藩镇节度使派邸吏驻京城长安,负责向朝廷呈进奏章和向地方通报消息。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邸务留后使改称进奏官,上都留后院改名为“上都知进奏院”。当时的邸报就是由进奏院和进奏官们选刊官方文书负责向地方发布的。邸报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不同的名称,如报状、杂报、朝报、条报、状报、状、报、邸吏状、宫门抄、邸抄、阁报等。由于早期的邸报大都没有报头名称,因而不同时期其称谓难免出现差异。中国历朝邸报所发布文件、信息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皇帝的起居言行。二是皇帝的诏令谕旨以及国家的重大决策、法令、政令等。三是有关地方官员升黜、任免、选拔、赏恤、褒奖、贬斥等之类的政务消息。四是大小臣工的奏章表笺,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的工作计划、报告以及各地驻军塘报、言官和其他官员对朝廷政务的规谏与建议等。唐代以后各个封建王朝均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以加强对官方文书发布工作的管理。
除进奏院外,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出现的僧人使者组团进奏朝廷,也是归义军政权同唐中央纵向垂直传播体系中的重要补充。以张议潮多次派遣使者入唐为例,第一次是当张议潮于晚唐大中二年(847-859)率众起事,收复瓜州后,就立即派遣十道使者分赴长安,献表朝廷。十道使者中,除了归义军相关外事使节官员,还有唐悟真等僧人入朝献款。《敕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云:“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年,遂差押牙高进达,驰表函入长安,以献天子。上达天闻。”④《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记载大中初年唐悟真参与张议潮起义,立有军功,并奉命出使京城受到唐宣宗接见⑤。
第二次是张议潮陆续收复河西十一州失地后,再度派遣使者奉图籍入朝,这次出使唐中央的也是僧俗两界,俗界代表是张议潮的兄长张议潭与使者吴安正,僧界则是沙州僧人慧菀。这在杜牧撰写的《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二十九人授官制》与《敦煌郡僧正慧菀除临坛大德制》中有所反映⑥。
第三次是咸通二年(861)归义军攻克河西最后一个重镇凉州后,河西到此全部收复。此时张议潮又派使团进奏朝廷,《宋高僧传》中记载张议潮那时所派僧人法信进献乘恩所著之《百法论疏》及《钞》⑦。
第四次是咸通七年(866)七月,张议潮再次遣使入唐,使团中有僧人昙延。”⑧
以上敦煌文献记载中,僧使的多次出现表明了当时归义军政权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体系中,僧使也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僧俗两界同为传播体系中重要环节,这也反映出了当时敦煌地区政治与佛教的密切联系,同时也说明了佛教在敦煌地区的兴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归义军时期敦煌同唐中央王朝的互动的纵向传播系统来看,驿传制度始终贯穿其中,驿传是我国历代封建政府供官员往来和文书邮递用的交通组织,驿传制度在官方传播自然占据主流与主导地位。三省中尚书省六部中的兵部是唐代驿传系统的最高管理部门。而驿传就属兵部里“兵部”、“职方”、“驾部”、“库部”中的驾部。
三、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与周边政权间信息的横向传播
敦煌归义军政权除了跟唐中央进行信息传递交流以外,同时还要与周边各地区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就是一种横向的水平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归义军政权下设立的客司部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客司,卢向前曾指出:“客司:归义军衙门下属机构,掌接待使客事。”⑨虽然该时期随着归义军政权的轮替与反复,客司的名称也有多次变化,例如金山国曾改之为鸿胪寺,但客司负责处理归义军政权的周边外交事务的本质属性没有太多变化。一方面,客司部门接待周边政权使客,同时,客司也分派使者出使邻邦。客司在敦煌归义军与周边政权之间的信息的横向传播中起到巨大作用。
根据敦煌文书和相关史料记载,归义军政权无论是出使唐廷,还是处理与周边政权外事活动,都有僧使的出现。另外还有很多关于晚唐五代时期归义军政权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僧使交往的记载,表明僧使在归义军政权与其他地方政权横向信息交流传播中的重要性,客司和僧使共同构成了归义军政权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
四、结语
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传播环境,使得敦煌地区在与外界传播方式上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唐中央三省负责政令的制定和下达,驿传制度在其中发挥了枢纽作用,另一方面,归义军政权的下情上达,主要依靠以进奏院为核心的传播体系,同时僧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在归义军政权与周边其他民族政权的交往中,其中客司以及僧人使者在该过程中共同发挥着巨大作用。
归义军政权官方组织(如客司、进奏院等)僧使共同构成了其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这也是该时期敦煌同外界传播当中较为特殊的现象。僧俗两界同为传播体系中重要环节,这也反映出了当时敦煌地区政治与佛教的密切联
系,同时也说明了佛教在敦煌地区的兴盛。■
注释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②李彬,《新闻信:唐代进奏院状报新解》,《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91—92页
③(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④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第401页
⑤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第116页
⑥(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5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7770—7771頁
⑦(宋)赞宁,《宋高僧传》卷6《唐京师西明寺乘恩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第128页
⑧(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660页
⑨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的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P4640背面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
(作者:兰州大学08级历史文化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