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玻西瓦尔·大维德爵士（Sir Pe rcival Victor David Ezekiel David，1892-1964年）所藏中国陶瓷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收藏之一，而大维德爵士本身也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鲜为人知；对他而言，收藏并非只是一项业余的休闲爱好，而是他毕生的热情所在。大维德爵士承袭了中国文人鉴赏家的传统，不仅欣赏藏品本身，也努力考证它们的历史和地域背景，以及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相关的鉴赏和研究。这需要卓越的学识和研究、掌握中国语言、去中国考察，甚至包括对古代文献资料的研读。从22岁年轻时期开始，经过40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大维德爵士成就了世界上最可观的中国陶瓷私人收藏。
清王朝溃亡的前后几十年，是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们千载难逢的收获期。权贵家族的传家品开始出现在古董市场上，来自清官器物的贩卖也并非罕见。经由内务府这个曾经的皇家管理处、继而照看前清皇室遗老和宫殿的机构，或经由一些有机会接近皇家财产的人，紫禁城中的宫廷珍宝被当做银行借贷的抵押品，或被半公开地出售【早在清朝结束前的19世纪。一些西方收藏家已经开始积极地收藏中国的精品瓷器。据记载，早在1900年之前，查尔斯·奥斯瓦德·利德尔（C.Oswald Liddell）就从清朝皇族购买了一些瓷器（详见毕宗陶：《藏家、藏品及博物馆：英国1560-1960年间的中国陶瓷收藏》（Collectors，Collect ons and Museums：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in Britain，1560-1960），伯尔尼，彼得朗出版社，2007年，第99页）。1917年美国纽约艺术协会公开拍卖了一批多达500件的“清宫旧藏家具与装饰品”，其中一批是“上个春季清朝皇室所变卖”】。遗憾的是，大维德爵士的收藏究竟从何种渠道购得却无从考证——他的很多藏品很可能来源于清官，却没有一件可以直接追溯到清官旧藏【根据大维德夫人所述，大维德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盐业银行购关了一批清宫抵押的藏品，约有50余件（详见苏玫瑰所写“导论”中的相关描述，《大维德基金会中国艺术》，伦敦，伦敦大学，1989年，第10页；珍妮特·山姆鲍·埃利奥特（Jeannette Shambaugh Elliot）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中国皇家艺术珍品的奇幻之旅》（The Odyssey of China’sImperial Art Treasures），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注释15）。据说还有一些清宫旧藏是他间接通过其他收藏家购得的，如利德尔（Ljddell）、德-福雷斯特（De Forest）和莱布隆德（LeBlond）等人】。
大维德爵士最重要的收藏成就，恐怕就是将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合璧。该对瓷瓶有1351年的制作铭文，是中国最早的青花瓷的断代标准器，也因此以收藏家之名而命名为“大维德瓶”。其中一只于20世纪20年代得自英国收藏家蒙斯图沃德·鄂芬斯东（Mountstuart Elphinstone），而另一只为大维德爵士于1935年从伦敦苏富比举办的英国收藏家查尔斯·E·罗素（Charles E.Russell）藏品拍卖中购得（详见伦敦苏富比1935年6月6号拍卖图录，89号拍品）。值得一提的是，新成立的大维德基金会在1952年正式对外开放之前，收到了一批来自鄂芬斯东的捐赠，其中绝大部分是单色釉瓷器。而在此之前，大维德爵士的收藏一直是流动的，各种器物不断入藏又出手，而且他也曾给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大英博物馆捐赠过大量藏品。
大维德爵士甄选收藏品的原则是教育意义先于艺术品位。在人们还只把中国陶瓷当做装饰品大量购买的时代，他已经在追求藏品的精湛工艺及其历史价值。大维德爵士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位对宋代或更早期中国陶瓷感兴趣的收藏家，当时已有一小批英国收藏家开始涉猎宋瓷，并于1921年在英格兰成立了东方陶瓷学会。但大维德爵士在收藏明清瓷器上更具慧眼，比同时期收藏家更早地开始收藏明代和清代的官窑瓷器。同时，他意识到了器物上铭文及款识的历史价值，也非常重视皇家收藏的出处，特别是镌刻在瓷器上的乾隆皇帝御题诗。
大维德爵士收藏的目的并非是想涵盖整个中国陶瓷史。胎质松软、渗透性强的陶器，与世界其他地区产品的生产工艺和性能相差不大，并不在他的收藏范围内。他的收藏集中在胎质细密坚硬的炻器和瓷器上，而后者就是中国以产瓷之国闻名世界的根本。大维德爵士的收藏常常被誉为是中国以外最重要的官窑瓷器珍藏，而事实不止于此。重要的是，这批珍藏还代表性地概括了中国独特的陶瓷发展史。
20世纪30年代，大维德爵士认为出版藏品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委托了当时首屈一指的陶瓷专家霍布森（R.L.Hobson）撰写图录【霍布森，《大维德爵士收藏中国陶瓷目录》（A 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David Bt FSA），伦敦，1934年。译者注：霍布森对大维德收藏的陶瓷进行了系统地分类和整理，从中遴选了180件最重要的器物，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为此书题写了中文书名。在选入的这些器物中，主要是宋，明、清官窑瓷器，其中宋代官窑瓷器居多，占选八器物的一大半】。早在1931年，他便出资在伦敦大学设立了中国艺术与考古的教席，教授英国第一个关于中国艺术与考古学位的课程，之后又于1950年向伦敦大学捐赠了他的藏品。伦敦大学选定了位于布卢姆茨伯里的哥顿广场（Gordon Square）的一处楼房作为这些赠品的临时存放处，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从1952年到2007年之间，这里接待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热爱好者。随着被迁移安置在大英博物馆的新家何鸿卿爵士陶瓷研究中心（Sir Joseph Hotung Centrefor Ceramic Studies），并于2009年对外开放，这批藏品终于有了一个为其量身定做的展厅以及一个相邻的研究室。 通过资助其他学者和他自己的研究，大维德爵士为中国陶瓷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大维德爵士之后的学术研究也有许多重大进展。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全国范围的考古发现和系统性考古发掘报告的发表，清官旧藏的开放和相关藏品的出版，以及对越来越多历史文献的研读诠释，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会令人在回顾这些馆藏时产生一些新的看法，甚至有一些惊奇的新发现，其中一些将会在下文详述。
必须指出的是，以下概要式的介绍实在无法完全展示大维德爵士收藏的辉煌，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因篇幅所限只得略过。唯望此文能稍稍呈现出大维德爵士收藏的非凡之处及其蕴涵的收藏之乐趣，也希望藉此鼓舞人们更多地前往何鸿卿爵士陶瓷研究中心欣赏大维德爵士所藏中国陶瓷精品。早期陶瓷
早在公元前2000年晚期的青铜时代，中国陶工便开创了陶瓷技术中的新突破。在中国东南的浙江、江苏地区的窑址可以发现，一些陶瓷的烧制温度已经高于1200℃，呈现玻化，即成品胎质坚硬、致密、抗磨蚀、耐用、洁净且极具实用性，成为炻胎器【译者注：英文中根据陶瓷胎体的原料、烧成温度及理化特征等多项指标，将陶瓷分为pottery、stoneware、porcein三大类；而中国仅将陶瓷分为陶和瓷两大类，其中瓷器包括英文中的stonoware和porcelain两类，划分标准颇为不同，为免混淆，特作说明。其中英文里的pottery即陶器，也称earthenware（土器），典型者如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汉代低温铅釉陶、用黄土制作的一部分唐三彩等。Porcelain译为瓷器，胎体的烧成温度、瓷化程度、细白度、透明度、硬度等最高，烧制技术难度最大，典型者如明清景德镇瓷器、唐代邢窑的少数优质透光白瓷等。Stoneware译为炻器，是我国陶瓷考古中很少使用的概念。唐宋时期的越窑、巩县窑、耀州窑、龙采窑、汝窑、官窑、钧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众多窑场产品，在我国陶瓷界公认为“瓷器”，而在英文中则因各项指标不及景德镇等窑瓷器标准而不称为porcelain，仅为stoneware。作为译文，为忠实原文并反映西方学术观点，将这三大类陶瓷分别对应译为陶器、炻器、瓷器】。在窑炉中自由浮动的草木灰，如果落在陶瓷胎表面，就会成为天然釉，窑工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并有意利用它为陶瓷表面人工上釉。这些炻胎器的物理特性以及其表面橄榄绿色釉光的美学魅力，是在以往只有珍贵材料上才能见到的特性。在西方，直到15世纪才烧造出可以相媲美的陶瓷。尽管南北方遥远的距离阻碍了这些器物的更广泛传播，但长江南部地区制作的这些器物仍然到达了中国北方黄河流域附近的一些政治权力中心。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唐代（618-907年）之前，中国的主要陶瓷产品是陶器，其胎体主要是由相对较软的黏土制成，胎质疏松，烧成温度一般低于1100℃。如果说这些陶器在新石器时代（始于约公元前7000年）就开始被当做最主要和基本的容器使用。那么商代（约公元前1600-前1050年）青铜器的出现则使它变成了廉价的替代品，成为比较次要的日常生活用品，或者被用来替代陪葬品中比较珍贵的物品。大维德爵士的藏品中并未见到这类器皿。
六朝时期（222-589年），中原王朝的都城建在江苏的南京。而北方地区则处于少数民族的控制之下，南方陶瓷生产获得很大的发展。此时，施釉的炻器已经在浙江北部大规模生产，不但品质稳定，装饰方法也丰富多样，釉色以黄绿为主，偶见黑釉产品。大维德爵士的藏品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虽然在一首公元3世纪的诗中【在潘岳（247-300年）的诗中，用“缥瓷”描述一件酒器，其中“缥”字指自然界清亮的蓝绿色，而“瓷”则指高温烧制的炻胎器或瓷器。详见柯玫瑰（Rose Kerr）及奈杰尔·武德（Nigel Wood）所著李约瑟（Joseph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系列，第五卷“化学与化学技术”（chemistry andchemical technology），第十二册“陶瓷技术”（ceramic technology），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译者注：晋代诗人潘岳在《笙赋》中写道：“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醹”】，提到了一种青釉酒器，但实际上这些早期的青釉器物很多是作为陪葬品使用的。一些鸡首壶的流部太细很难出水，或根本未打通，有些托盘和上边的杯子、汤匙烧结在一起，一些盆状器皿上的环柄纯为装饰无法使用等，均说明这些器物并无真正的实用功能。
中国北方陶瓷业的发展此时有所落后。由于中国南北方的自然地理差异，导致南北农作物种植不同，北方多黄土，以小麦、粟为主要农作物；而南方地质构造则富含石英，主要种植水稻。这为南北方的陶瓷业者提供了不同的陶瓷原料和烧窑燃料，由此也发展出不同的窑炉和烧制技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位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山东、河南、陕西和甘肃大部分地区都被归为北方，而江苏、安徽、湖北和四川大部分地区则属于南方地区。
在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386-557年）统治下。中国北方经历了一段动荡不安的战乱时期，但同样也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和来自西亚地区的货品和观念的传人，从此意义上来讲，中国仿佛迎来了一个新纪元，也促进了陶瓷制造业的新发展。至北齐时期（550-577年），河北和河南地区的一些窑场已能烧制精美的炻胎器，不仅有类似南方窑场的青釉与黑釉，同时也有了白釉器物。而且一种胎体细白、透光度好、烧造温度高达约1300℃的器物很快又烧造成功，这便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预示着此后中国在瓷器上长达千年的垄断，也使中国成了瓷器的代名词【韩国到15世纪才开始制作白瓷，但产量很小；日本从17世纪开始制造出口瓷器，但直到18世纪德国人伯特格尔（Bottger）发明西方瓷器后，瓷器才开始在全世界范围生产】。
到唐代时，陶瓷，主要是炻胎器，开始成为名贵的物品。如在都城长安附近的一座尊贵的佛寺遗址所发现的唐代皇室供奉的华贵物品中，就包括陶瓷（唐王室截止874年向西安附近供奉佛祖舍利的法门寺进奉的贡品中，除丰富的金银器外，还包括一些越窑青釉器）；整船的陶瓷也西行远销，并引起当地陶工的仿造【考古学家在一艘9世纪早期沉没的沉船里发现六万多件产于中国的炻器，沉船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Bolitung），推测是前往伊朗；也是在这个时期，美索布迭尼亚开始效仿中国唐代白釉器物的生产。在中原内地，饮茶文化的盛行，引起了人们对精心挑选配置的各式茶具的鉴赏。一些烧造中心声誉鹊起，其产品开始有专名。浙江北部上林湖附近的越州地区，拥有最悠久的烧造炻胎器的历史，其青釉釉色可与碧玉媲美，得名越窑；远在北方的陕西铜川黄堡镇的耀州窑，效仿越窑生产青釉器物，尽管并不十分相似。河北南部邢州地区今内丘和临城则以生产“如银似雪”的白釉器物著称，名为邢窑；而相距不远的定州曲阳。也烧制出了与邢窑十分相似、有时难以区分的定窑白釉器物。在长达数世纪中，中国陶瓷业一直保持着“南青北白”的格局。
（译文由Art Asia艺术亚洲提供）
（责任鳊辑：李珍萍）
清王朝溃亡的前后几十年，是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们千载难逢的收获期。权贵家族的传家品开始出现在古董市场上，来自清官器物的贩卖也并非罕见。经由内务府这个曾经的皇家管理处、继而照看前清皇室遗老和宫殿的机构，或经由一些有机会接近皇家财产的人，紫禁城中的宫廷珍宝被当做银行借贷的抵押品，或被半公开地出售【早在清朝结束前的19世纪。一些西方收藏家已经开始积极地收藏中国的精品瓷器。据记载，早在1900年之前，查尔斯·奥斯瓦德·利德尔（C.Oswald Liddell）就从清朝皇族购买了一些瓷器（详见毕宗陶：《藏家、藏品及博物馆：英国1560-1960年间的中国陶瓷收藏》（Collectors，Collect ons and Museums：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in Britain，1560-1960），伯尔尼，彼得朗出版社，2007年，第99页）。1917年美国纽约艺术协会公开拍卖了一批多达500件的“清宫旧藏家具与装饰品”，其中一批是“上个春季清朝皇室所变卖”】。遗憾的是，大维德爵士的收藏究竟从何种渠道购得却无从考证——他的很多藏品很可能来源于清官，却没有一件可以直接追溯到清官旧藏【根据大维德夫人所述，大维德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盐业银行购关了一批清宫抵押的藏品，约有50余件（详见苏玫瑰所写“导论”中的相关描述，《大维德基金会中国艺术》，伦敦，伦敦大学，1989年，第10页；珍妮特·山姆鲍·埃利奥特（Jeannette Shambaugh Elliot）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中国皇家艺术珍品的奇幻之旅》（The Odyssey of China’sImperial Art Treasures），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注释15）。据说还有一些清宫旧藏是他间接通过其他收藏家购得的，如利德尔（Ljddell）、德-福雷斯特（De Forest）和莱布隆德（LeBlond）等人】。
大维德爵士最重要的收藏成就，恐怕就是将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合璧。该对瓷瓶有1351年的制作铭文，是中国最早的青花瓷的断代标准器，也因此以收藏家之名而命名为“大维德瓶”。其中一只于20世纪20年代得自英国收藏家蒙斯图沃德·鄂芬斯东（Mountstuart Elphinstone），而另一只为大维德爵士于1935年从伦敦苏富比举办的英国收藏家查尔斯·E·罗素（Charles E.Russell）藏品拍卖中购得（详见伦敦苏富比1935年6月6号拍卖图录，89号拍品）。值得一提的是，新成立的大维德基金会在1952年正式对外开放之前，收到了一批来自鄂芬斯东的捐赠，其中绝大部分是单色釉瓷器。而在此之前，大维德爵士的收藏一直是流动的，各种器物不断入藏又出手，而且他也曾给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大英博物馆捐赠过大量藏品。
大维德爵士甄选收藏品的原则是教育意义先于艺术品位。在人们还只把中国陶瓷当做装饰品大量购买的时代，他已经在追求藏品的精湛工艺及其历史价值。大维德爵士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位对宋代或更早期中国陶瓷感兴趣的收藏家，当时已有一小批英国收藏家开始涉猎宋瓷，并于1921年在英格兰成立了东方陶瓷学会。但大维德爵士在收藏明清瓷器上更具慧眼，比同时期收藏家更早地开始收藏明代和清代的官窑瓷器。同时，他意识到了器物上铭文及款识的历史价值，也非常重视皇家收藏的出处，特别是镌刻在瓷器上的乾隆皇帝御题诗。
大维德爵士收藏的目的并非是想涵盖整个中国陶瓷史。胎质松软、渗透性强的陶器，与世界其他地区产品的生产工艺和性能相差不大，并不在他的收藏范围内。他的收藏集中在胎质细密坚硬的炻器和瓷器上，而后者就是中国以产瓷之国闻名世界的根本。大维德爵士的收藏常常被誉为是中国以外最重要的官窑瓷器珍藏，而事实不止于此。重要的是，这批珍藏还代表性地概括了中国独特的陶瓷发展史。
20世纪30年代，大维德爵士认为出版藏品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委托了当时首屈一指的陶瓷专家霍布森（R.L.Hobson）撰写图录【霍布森，《大维德爵士收藏中国陶瓷目录》（A 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David Bt FSA），伦敦，1934年。译者注：霍布森对大维德收藏的陶瓷进行了系统地分类和整理，从中遴选了180件最重要的器物，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为此书题写了中文书名。在选入的这些器物中，主要是宋，明、清官窑瓷器，其中宋代官窑瓷器居多，占选八器物的一大半】。早在1931年，他便出资在伦敦大学设立了中国艺术与考古的教席，教授英国第一个关于中国艺术与考古学位的课程，之后又于1950年向伦敦大学捐赠了他的藏品。伦敦大学选定了位于布卢姆茨伯里的哥顿广场（Gordon Square）的一处楼房作为这些赠品的临时存放处，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从1952年到2007年之间，这里接待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热爱好者。随着被迁移安置在大英博物馆的新家何鸿卿爵士陶瓷研究中心（Sir Joseph Hotung Centrefor Ceramic Studies），并于2009年对外开放，这批藏品终于有了一个为其量身定做的展厅以及一个相邻的研究室。 通过资助其他学者和他自己的研究，大维德爵士为中国陶瓷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大维德爵士之后的学术研究也有许多重大进展。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全国范围的考古发现和系统性考古发掘报告的发表，清官旧藏的开放和相关藏品的出版，以及对越来越多历史文献的研读诠释，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会令人在回顾这些馆藏时产生一些新的看法，甚至有一些惊奇的新发现，其中一些将会在下文详述。
必须指出的是，以下概要式的介绍实在无法完全展示大维德爵士收藏的辉煌，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因篇幅所限只得略过。唯望此文能稍稍呈现出大维德爵士收藏的非凡之处及其蕴涵的收藏之乐趣，也希望藉此鼓舞人们更多地前往何鸿卿爵士陶瓷研究中心欣赏大维德爵士所藏中国陶瓷精品。早期陶瓷
早在公元前2000年晚期的青铜时代，中国陶工便开创了陶瓷技术中的新突破。在中国东南的浙江、江苏地区的窑址可以发现，一些陶瓷的烧制温度已经高于1200℃，呈现玻化，即成品胎质坚硬、致密、抗磨蚀、耐用、洁净且极具实用性，成为炻胎器【译者注：英文中根据陶瓷胎体的原料、烧成温度及理化特征等多项指标，将陶瓷分为pottery、stoneware、porcein三大类；而中国仅将陶瓷分为陶和瓷两大类，其中瓷器包括英文中的stonoware和porcelain两类，划分标准颇为不同，为免混淆，特作说明。其中英文里的pottery即陶器，也称earthenware（土器），典型者如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汉代低温铅釉陶、用黄土制作的一部分唐三彩等。Porcelain译为瓷器，胎体的烧成温度、瓷化程度、细白度、透明度、硬度等最高，烧制技术难度最大，典型者如明清景德镇瓷器、唐代邢窑的少数优质透光白瓷等。Stoneware译为炻器，是我国陶瓷考古中很少使用的概念。唐宋时期的越窑、巩县窑、耀州窑、龙采窑、汝窑、官窑、钧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众多窑场产品，在我国陶瓷界公认为“瓷器”，而在英文中则因各项指标不及景德镇等窑瓷器标准而不称为porcelain，仅为stoneware。作为译文，为忠实原文并反映西方学术观点，将这三大类陶瓷分别对应译为陶器、炻器、瓷器】。在窑炉中自由浮动的草木灰，如果落在陶瓷胎表面，就会成为天然釉，窑工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并有意利用它为陶瓷表面人工上釉。这些炻胎器的物理特性以及其表面橄榄绿色釉光的美学魅力，是在以往只有珍贵材料上才能见到的特性。在西方，直到15世纪才烧造出可以相媲美的陶瓷。尽管南北方遥远的距离阻碍了这些器物的更广泛传播，但长江南部地区制作的这些器物仍然到达了中国北方黄河流域附近的一些政治权力中心。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唐代（618-907年）之前，中国的主要陶瓷产品是陶器，其胎体主要是由相对较软的黏土制成，胎质疏松，烧成温度一般低于1100℃。如果说这些陶器在新石器时代（始于约公元前7000年）就开始被当做最主要和基本的容器使用。那么商代（约公元前1600-前1050年）青铜器的出现则使它变成了廉价的替代品，成为比较次要的日常生活用品，或者被用来替代陪葬品中比较珍贵的物品。大维德爵士的藏品中并未见到这类器皿。
六朝时期（222-589年），中原王朝的都城建在江苏的南京。而北方地区则处于少数民族的控制之下，南方陶瓷生产获得很大的发展。此时，施釉的炻器已经在浙江北部大规模生产，不但品质稳定，装饰方法也丰富多样，釉色以黄绿为主，偶见黑釉产品。大维德爵士的藏品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虽然在一首公元3世纪的诗中【在潘岳（247-300年）的诗中，用“缥瓷”描述一件酒器，其中“缥”字指自然界清亮的蓝绿色，而“瓷”则指高温烧制的炻胎器或瓷器。详见柯玫瑰（Rose Kerr）及奈杰尔·武德（Nigel Wood）所著李约瑟（Joseph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系列，第五卷“化学与化学技术”（chemistry andchemical technology），第十二册“陶瓷技术”（ceramic technology），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译者注：晋代诗人潘岳在《笙赋》中写道：“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醹”】，提到了一种青釉酒器，但实际上这些早期的青釉器物很多是作为陪葬品使用的。一些鸡首壶的流部太细很难出水，或根本未打通，有些托盘和上边的杯子、汤匙烧结在一起，一些盆状器皿上的环柄纯为装饰无法使用等，均说明这些器物并无真正的实用功能。
中国北方陶瓷业的发展此时有所落后。由于中国南北方的自然地理差异，导致南北农作物种植不同，北方多黄土，以小麦、粟为主要农作物；而南方地质构造则富含石英，主要种植水稻。这为南北方的陶瓷业者提供了不同的陶瓷原料和烧窑燃料，由此也发展出不同的窑炉和烧制技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位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山东、河南、陕西和甘肃大部分地区都被归为北方，而江苏、安徽、湖北和四川大部分地区则属于南方地区。
在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386-557年）统治下。中国北方经历了一段动荡不安的战乱时期，但同样也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和来自西亚地区的货品和观念的传人，从此意义上来讲，中国仿佛迎来了一个新纪元，也促进了陶瓷制造业的新发展。至北齐时期（550-577年），河北和河南地区的一些窑场已能烧制精美的炻胎器，不仅有类似南方窑场的青釉与黑釉，同时也有了白釉器物。而且一种胎体细白、透光度好、烧造温度高达约1300℃的器物很快又烧造成功，这便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预示着此后中国在瓷器上长达千年的垄断，也使中国成了瓷器的代名词【韩国到15世纪才开始制作白瓷，但产量很小；日本从17世纪开始制造出口瓷器，但直到18世纪德国人伯特格尔（Bottger）发明西方瓷器后，瓷器才开始在全世界范围生产】。
到唐代时，陶瓷，主要是炻胎器，开始成为名贵的物品。如在都城长安附近的一座尊贵的佛寺遗址所发现的唐代皇室供奉的华贵物品中，就包括陶瓷（唐王室截止874年向西安附近供奉佛祖舍利的法门寺进奉的贡品中，除丰富的金银器外，还包括一些越窑青釉器）；整船的陶瓷也西行远销，并引起当地陶工的仿造【考古学家在一艘9世纪早期沉没的沉船里发现六万多件产于中国的炻器，沉船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Bolitung），推测是前往伊朗；也是在这个时期，美索布迭尼亚开始效仿中国唐代白釉器物的生产。在中原内地，饮茶文化的盛行，引起了人们对精心挑选配置的各式茶具的鉴赏。一些烧造中心声誉鹊起，其产品开始有专名。浙江北部上林湖附近的越州地区，拥有最悠久的烧造炻胎器的历史，其青釉釉色可与碧玉媲美，得名越窑；远在北方的陕西铜川黄堡镇的耀州窑，效仿越窑生产青釉器物，尽管并不十分相似。河北南部邢州地区今内丘和临城则以生产“如银似雪”的白釉器物著称，名为邢窑；而相距不远的定州曲阳。也烧制出了与邢窑十分相似、有时难以区分的定窑白釉器物。在长达数世纪中，中国陶瓷业一直保持着“南青北白”的格局。
（译文由Art Asia艺术亚洲提供）
（责任鳊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