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19年出生于河北曲阳县，从小在煤窑干活。抗战爆发后，我投奔八路军，分在晋察冀边区第三分区炮兵连。
　　1938年7月，我到晋察冀军区培养干部的随营学校学习。10月学习期满，我被安排到后方医院工作，担任白求恩所在医疗队的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但他来到中国后依然每月按时交党费，由我来收。
　　白求恩年近四十岁，没有一点专家的架子。那时生活条件艰苦，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专门交代我给白求恩开小灶，可白求恩每次开饭时都要先去看看战士吃什么，如果是战士没有吃的饭菜，他坚决不吃。一次，聂荣臻把一些钱交给我，让我转交给白求恩大夫，购置一些生活用品，白求恩把这些钱全部交到了伙房。
　　在医疗队的附近村庄，有一个小男孩唇腭裂，白求恩给他做了矫正手术。孩子母亲送来一篮鸡蛋作为答谢，白求恩坚决不收，孩子母亲哭着要给白求恩跪下，白求恩只好把鸡蛋收下，让我送到了伙房。
　　那时，我和白求恩大夫相处得非常好。白求恩对我很尊重，有什么事情总找我商量。白求恩常常不顾聂荣臻等首长的劝阻，把医疗队开到最前线。许多次，日军的炮弹就在手术台不远处爆炸，我要求立刻转移地方，但白求恩却坚持做完手术再转移。这时，我不得不命令道：“我是书记，你得听我的！”我带人把白求恩给抬走，迅速转移手术地点。最危险的一次，一颗炮弹在包扎所附近爆炸，我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白求恩。
　　在黄土岭战斗中，有一位叫张明的战士流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白求恩说自己是O型血，让护士抽他的血。我说：“我也是O型血，抽我的吧。”白求恩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庞书记年轻，这一次就抽他的吧。”因为和白求恩抢着输血，第二天记者还来采访了我。
　　白求恩的手被划伤的那一次手术，我就在旁边。1939年10月下旬，在河北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为了更灵敏地触摸到嵌在伤员身体内的弹片，白求恩没有戴手套，结果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感染。这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这期间，我一直陪在白求恩身边，送了他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