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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研究电影与电视剧两个不同版本的《红高粱》，从小说到影视改编过程中叙事的转换、造型元素上的取舍，以及受众在接受影视作品时方式上的转换，分析作品在艺术创作道路上的成功与不足，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从而更深一步的了解电影和电视剧应如何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使观众能够在不同版本中感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
【关键词】：色彩;人物;区别;叙事元素;改编
“红高粱”三个字，承载了太多的荣耀。小说《红高粱家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最满意的作品之一，而由此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1988年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样的荣耀，如两座大山横在面前，让后来者不敢轻易触碰。时隔20多年，一群勇敢而无畏的人尝试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了这个故事，将它拍成了电视剧。
一、电影版《红高粱》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
《红高粱》在语言运用、色彩运用等方面有许多新的探索，在音乐表现艺术方面的运用也大胆精细而又准确，尤其是通过音乐来衬托主体颜色、表现人物的基调更是独具匠心。色彩的巧妙运用不仅奠定了他的艺术风格，而且征服了观众，征服了世界。
（一）色彩的魅力
在张艺谋电影中，色彩的运用成为了他独特的艺术表现和深刻的内涵，某种程度上说，张艺谋的电影之路就是他的色彩之路，他善于利用色彩表现电影内容、自身的感情倾向，并赋予其特殊的象征意义，更让世界了解了尘封的中国电影，和影片运用红色准备强烈的表达了怒放的生命、澎湃的激情、印象深刻的中国文化。在他的力作《红高粱》的开头，铺天盖地的大红色，身着红色嫁衣的九儿，红花轿、红盖头、红色绣花鞋，还有红色高粱地里火红的野合，这些不但给我们视觉上的强烈冲击，更是心灵深处的洗礼。
（二）音乐的艺术表现
该影片最为成功的地方体现在独特的画面造型以及音响的处理上，朴实无华的西北民谣和画外音在影片中占了很大比重，也是这部电影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张艺谋对中国民俗音乐非常痴迷，影片中“颠轿”“野合”“敬酒神”“伏击日军”等几个重要场景都离不开音乐的配合，在“颠轿”这个场景中，以音画同步的形式出现，轿夫们几近癫狂又带美感的夸张动作，并唱着野性十足的民间小调，“我奶奶”一身红，连脸都是红的，使得音乐情绪与画面情绪完美结合，音乐在这里强调了画面所提供的视觉内容，与电影主题“红”交相辉映。
二、电视剧版与电影版的区别
（一）叙事形态的区别
电视画面的功能总体来说以叙事为主，利用充足的时间来展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电影画面的功能，由于时间有限，大多在两个小时后左右，所以故事的情节感较弱，导演往往会选择其中的一件或者几件故事进行描述，并且还负载了很大程度上的艺术表现手法。
张艺谋在《红高粱》中运用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即不关心历史本身，而是关心的是历史背景下的人，影片虽是抗日题材电影，但并未像过去的电影一样，讲述英雄儿女的故事，而是通过红高粱、黄土地这个背景，讴歌最普通百姓的故事，他们敢爱敢恨，奔放豪迈。后半部分讲述日本鬼子入侵，践踏高粱地践踏生命，“我爷爷”带领众伙计和日本鬼子英勇抗战，最后站在血泊中的“我爷爷”，映着天边的日食，更是对主题的升华，是由对生命的渴望升华为对自由的追求。
电视剧版的《红高粱》在编剧赵冬苓的改编下，尊重了电影故事中的基本精神，电视剧由于时间和剧集充足，故事情节更细腻完善，更加侧重于戏剧性和叙事性。电视剧版的九儿不仅要与青梅竹马的张俊杰和血性汉子余占鳌上演三角爱情戏，还要在新增添的剿匪、抗日故事线中演绎一个女人的智谋与大义，可谓一部女人的成长史。相比影版人物线更复杂，故事更丰富。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故事情节时有断裂，九儿对干爹干娘的几次态度变化，对青梅竹马的张俊杰的突然绝情，特别是唆使玉郎诱惑淑贤出轨这种旧小说常见情节，就是在极端理念指导下拍出来的，大大损害了九儿正直善良、爱憎分明的性格。
电影和电视剧题材选择的不同特点或者说不同的关注点、关注层面的确较为明显。两部作品的取材是完全相同的，但不同的叙事形态和模式，就会出现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电影侧重于人性的变化和独特的艺术造型，善于运用“神来之笔”;电视剧则侧重于表现人在历史中的成长与变迁，叙事显示了史剧气质。
（二）主线的改变
电影版《红高粱》主要以余占鳌的视角来讲述故事的，在一次偶然的抬轿经历中，他热烈而不顾一切的爱上了“我奶奶”九儿，张艺谋赋予了余占鳌最粗狂豪爽的人物个性，他的爱热情放肆，自由豪迈，冲出了伦理道德的束缚，表现了最原始的激情。以余占鳌的视角為主线，可以使人们更清晰的聆听到被被压抑、摧残的人性在呼唤，一种精神和肉体抗争的声音，从余占鳌的视角出发可以探索出深刻的民族精神，那是一种只有长在这片黄土地中的人才能感受到的人的价值、伦理道德、历史的记忆，张艺谋把这条主线融入到余占鳌的视觉中，去追求原始的和自由的的性格中，使他身上发出了独特的人性的光辉，在原生态的艺术中呼唤了人性之美。
电视剧版的《红高粱》则以九儿的经历为主线，这也是电视剧的艺术规律所要求的，电影可以片断化叙事，电视剧则需要一个整体统一的叙事线索，剧中余占鳌的土匪身份不利于充分的表现人物的社会关系和大的时代背景。以九儿的经历为主线是因为编剧了解女性的角色占有重要的位置，更利于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关系的刻画。九儿的“前传”如此悲惨不堪，这也为她以后和余占鳌打破束缚的爱情坐了铺垫，接着九儿和干爹朱豪三的恩恩怨怨，与单家大奶奶的斗智斗勇，又仿佛移是一场清宫戏一般，这样的主线，让观众在看到九儿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在这一系列的经历中，使得九儿这个角色更加立体，故事内容更紧凑复杂，密集的矛盾冲突，也使得观众应接不暇。
四、影视作品对文学改编的思考
文学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一现象由来已久，早在电影诞生之初就出现了改编名著的现象，古今中外有很多文学名著不断被搬上银幕，影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学作品视觉叙事的不足，又能适时引发思考而逐步被人们所认可。除此之外影视作品扩展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渠道，也无形的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影视作品通过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使观众仅靠视觉和听觉就能获得审美体验，这样看来即使是没有阅读爱好、没有精力看书、甚至不识字的人都可以了解文学名著的内容和精神，这也决定了影视剧的受众对象更加广泛。同时经过改编的文学，会根据导演的个人经验和功底进行取舍，融入了导演的审美体验，是导演的艺术再创造，使改编后的作品更加立体、通俗易懂，观众随着剧情的深入更容易被吸引。
参考文献：
[1] 陈永国.视觉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谢筠：《电视剧名著改编的审美特点与适度原则》，2000年第4期.
[3] 王萌.论音乐与电影之间的关系[J].科学时代，2009（02）.
[4] 张芹、郭玲珍：《浅析媒介化时代的影视消费特点》，浙江大学网站，2009.
[5] 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
【关键词】：色彩;人物;区别;叙事元素;改编
“红高粱”三个字，承载了太多的荣耀。小说《红高粱家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最满意的作品之一，而由此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1988年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样的荣耀，如两座大山横在面前，让后来者不敢轻易触碰。时隔20多年，一群勇敢而无畏的人尝试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了这个故事，将它拍成了电视剧。
一、电影版《红高粱》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
《红高粱》在语言运用、色彩运用等方面有许多新的探索，在音乐表现艺术方面的运用也大胆精细而又准确，尤其是通过音乐来衬托主体颜色、表现人物的基调更是独具匠心。色彩的巧妙运用不仅奠定了他的艺术风格，而且征服了观众，征服了世界。
（一）色彩的魅力
在张艺谋电影中，色彩的运用成为了他独特的艺术表现和深刻的内涵，某种程度上说，张艺谋的电影之路就是他的色彩之路，他善于利用色彩表现电影内容、自身的感情倾向，并赋予其特殊的象征意义，更让世界了解了尘封的中国电影，和影片运用红色准备强烈的表达了怒放的生命、澎湃的激情、印象深刻的中国文化。在他的力作《红高粱》的开头，铺天盖地的大红色，身着红色嫁衣的九儿，红花轿、红盖头、红色绣花鞋，还有红色高粱地里火红的野合，这些不但给我们视觉上的强烈冲击，更是心灵深处的洗礼。
（二）音乐的艺术表现
该影片最为成功的地方体现在独特的画面造型以及音响的处理上，朴实无华的西北民谣和画外音在影片中占了很大比重，也是这部电影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张艺谋对中国民俗音乐非常痴迷，影片中“颠轿”“野合”“敬酒神”“伏击日军”等几个重要场景都离不开音乐的配合，在“颠轿”这个场景中，以音画同步的形式出现，轿夫们几近癫狂又带美感的夸张动作，并唱着野性十足的民间小调，“我奶奶”一身红，连脸都是红的，使得音乐情绪与画面情绪完美结合，音乐在这里强调了画面所提供的视觉内容，与电影主题“红”交相辉映。
二、电视剧版与电影版的区别
（一）叙事形态的区别
电视画面的功能总体来说以叙事为主，利用充足的时间来展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电影画面的功能，由于时间有限，大多在两个小时后左右，所以故事的情节感较弱，导演往往会选择其中的一件或者几件故事进行描述，并且还负载了很大程度上的艺术表现手法。
张艺谋在《红高粱》中运用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即不关心历史本身，而是关心的是历史背景下的人，影片虽是抗日题材电影，但并未像过去的电影一样，讲述英雄儿女的故事，而是通过红高粱、黄土地这个背景，讴歌最普通百姓的故事，他们敢爱敢恨，奔放豪迈。后半部分讲述日本鬼子入侵，践踏高粱地践踏生命，“我爷爷”带领众伙计和日本鬼子英勇抗战，最后站在血泊中的“我爷爷”，映着天边的日食，更是对主题的升华，是由对生命的渴望升华为对自由的追求。
电视剧版的《红高粱》在编剧赵冬苓的改编下，尊重了电影故事中的基本精神，电视剧由于时间和剧集充足，故事情节更细腻完善，更加侧重于戏剧性和叙事性。电视剧版的九儿不仅要与青梅竹马的张俊杰和血性汉子余占鳌上演三角爱情戏，还要在新增添的剿匪、抗日故事线中演绎一个女人的智谋与大义，可谓一部女人的成长史。相比影版人物线更复杂，故事更丰富。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故事情节时有断裂，九儿对干爹干娘的几次态度变化，对青梅竹马的张俊杰的突然绝情，特别是唆使玉郎诱惑淑贤出轨这种旧小说常见情节，就是在极端理念指导下拍出来的，大大损害了九儿正直善良、爱憎分明的性格。
电影和电视剧题材选择的不同特点或者说不同的关注点、关注层面的确较为明显。两部作品的取材是完全相同的，但不同的叙事形态和模式，就会出现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电影侧重于人性的变化和独特的艺术造型，善于运用“神来之笔”;电视剧则侧重于表现人在历史中的成长与变迁，叙事显示了史剧气质。
（二）主线的改变
电影版《红高粱》主要以余占鳌的视角来讲述故事的，在一次偶然的抬轿经历中，他热烈而不顾一切的爱上了“我奶奶”九儿，张艺谋赋予了余占鳌最粗狂豪爽的人物个性，他的爱热情放肆，自由豪迈，冲出了伦理道德的束缚，表现了最原始的激情。以余占鳌的视角為主线，可以使人们更清晰的聆听到被被压抑、摧残的人性在呼唤，一种精神和肉体抗争的声音，从余占鳌的视角出发可以探索出深刻的民族精神，那是一种只有长在这片黄土地中的人才能感受到的人的价值、伦理道德、历史的记忆，张艺谋把这条主线融入到余占鳌的视觉中，去追求原始的和自由的的性格中，使他身上发出了独特的人性的光辉，在原生态的艺术中呼唤了人性之美。
电视剧版的《红高粱》则以九儿的经历为主线，这也是电视剧的艺术规律所要求的，电影可以片断化叙事，电视剧则需要一个整体统一的叙事线索，剧中余占鳌的土匪身份不利于充分的表现人物的社会关系和大的时代背景。以九儿的经历为主线是因为编剧了解女性的角色占有重要的位置，更利于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关系的刻画。九儿的“前传”如此悲惨不堪，这也为她以后和余占鳌打破束缚的爱情坐了铺垫，接着九儿和干爹朱豪三的恩恩怨怨，与单家大奶奶的斗智斗勇，又仿佛移是一场清宫戏一般，这样的主线，让观众在看到九儿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在这一系列的经历中，使得九儿这个角色更加立体，故事内容更紧凑复杂，密集的矛盾冲突，也使得观众应接不暇。
四、影视作品对文学改编的思考
文学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一现象由来已久，早在电影诞生之初就出现了改编名著的现象，古今中外有很多文学名著不断被搬上银幕，影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学作品视觉叙事的不足，又能适时引发思考而逐步被人们所认可。除此之外影视作品扩展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渠道，也无形的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影视作品通过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使观众仅靠视觉和听觉就能获得审美体验，这样看来即使是没有阅读爱好、没有精力看书、甚至不识字的人都可以了解文学名著的内容和精神，这也决定了影视剧的受众对象更加广泛。同时经过改编的文学，会根据导演的个人经验和功底进行取舍，融入了导演的审美体验，是导演的艺术再创造，使改编后的作品更加立体、通俗易懂，观众随着剧情的深入更容易被吸引。
参考文献：
[1] 陈永国.视觉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谢筠：《电视剧名著改编的审美特点与适度原则》，2000年第4期.
[3] 王萌.论音乐与电影之间的关系[J].科学时代，2009（02）.
[4] 张芹、郭玲珍：《浅析媒介化时代的影视消费特点》，浙江大学网站，2009.
[5] 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