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几年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特别是对军队内部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批判。部队不少腐败者都是少将以上的人物，且多人担任过专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委”职务。人们都在思考，我们党历史上政治工作做得最好的军队系统为什么也出现如此大面积的腐败现象？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放弃和扭曲了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一位担任过省军区政委的人写的《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书就是一部歪曲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扭曲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典型著作。
一、该书的要害是公开为自私心辩护
该书是一部直接阐发人的本性的理论著作。作者把人的本质、本性单纯归结为精神，把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共同人性归结为七种基本之心：“凡是人，从他开始懂事起，头脑里都会自然地成长出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等七个心，或者叫七种意识，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传。”全书围绕这“七心”展开。固然人的精神因素包含了人的这“七心”，但全部或主要归结为这“七心”就既不科学，也不全面，更不深刻。说其不科学，就是把人的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意识现象。这绝对是错误的。自私心是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以后出现的精神现象，而且随着私有制的彻底消灭，私有观念也将彻底消灭。说其不全面，现实中的人的有些精神就没有概括进去。如同情心、兴趣心、爱心、恨心、意志、情感等。说其不深刻，这“七心”实际上是人们实践活动中形成并直接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哪里是什么“遗传”或“头脑里自然地成长出来”的呢？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就不可能对“七心”作出科学的解释。不同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的人对上述“七心”也必然作出不同的解释。同时，作者借助于音乐有七个音符和图画中的七种颜色简单推论出人的思想构成也必有七个心或七个意识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该书的要害是为自私心辩护，且把这一点看作本书的最大创新。作者要 “为自私心说句公道话”。他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永恒现象，在常态情况下，其属性是良性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坏的。作者要纠正多年来对“自私心是世界万恶之源”的各种偏见。而且从对待自私心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人类以往不同社会的特征：原始社会是“不管只用”，奴隶社会是“强管强用”，封建社会是“分管分用”，资本主义社会是“小管纵用”，社会主义社会是“只管不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大管慎用”。笔者认为：一是把自私看作人类的永恒现象是错误的。原始社会是原始公有制，根本不存在私有观念，谈何“不管只用”？二是作者把人们的个人利益与自私观念混为一谈。马克思说过，人们的任何活动都同人们的利益有关。人有个体与群体之分，人们的利益也有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分。同时个人利益也有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之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有时统一，有时是矛盾的、对立的。阶级对立社会必然会出现有些人把个人利益摆在他人和社会利益之上甚至用损害和牺牲他人、社会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所谓自私心或私有观念就是后者这种情况。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制，也根本谈不上存在私有观念。只有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之后，人类才存在自私心，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私心。只是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才是自私心。自私心是阶级社会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本质。农民等劳动者虽有自私观念，但不能说农民的本质、本性是自私的。作者的这种所谓“创新”实质是把剥削阶级的 “人的本质自私论”改头换面，否定共产党人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思想。他攻击毛泽东时代对私有观念的批判是“只管不用”，今天强调共产党人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是对自私心“大管慎用”、“管住用好”。书中说，100多年来，人们都喜欢争论主义好坏，比制度优劣，打了几十年口水仗都没讲清楚。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只有一个标准：“凡是能‘管住’和‘用好’自私心的主义都是好主义；凡是能‘管住’和‘用好’自私心的社会制度都是好制度。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努力创造一个这样的好制度、好主义，它能‘管住’自私心，又能‘用好’自私心。人类只有在这种制度促进下，才能逐步进化到更高境界。” “‘管住’和‘用好’自私心，是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对付自私心的基本方针，也是人类朝着更高境界发展进化的努力方向。”这不显然是为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所谓合理的自私心作理论上的辩护吗？这不显然是否定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吗？这不显然是与《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思想唱对台戏吗？这不典型地反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吗？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腐败分子不都是从所谓自私心的合理性开始走上腐败之路吗？作者所以作出如此错误的观点，从哲学角度就是运用唯心史观。作者这些观点就是受西方“普适价值”严重影响的结果。
二、该书彻底扭曲和否定了共产党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
其实，作者的“人性”内容正是为其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方法提供理论依据的。作者在总政治部青年局局长的采访录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作者认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战争年代，主要抓的是以启发阶级觉悟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阶段是全国解放后，主要抓的是预防阶级复辟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以配合各种具体管理工作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第四阶段是2009年以来，在全军深入开展以培养军人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作者说：“培养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对军人这种具有特殊职业要求的人的教育，是对军人这种纯自然人的教育，而不是对某个阶级的人的教育，是在阶级不再存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社会大环境由革命状态向常态状态下的人的教育。那么人的常态下的人的思想状态是什么样？新的历史时代需要我们作出回答。在社会恢复常态，人的阶级属性淡化以后，纯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党要在处于这种状态的新时期的人和中国人社会实施科学管理和有效服务，迫切需要对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作出科学解释和系统回答。”本书，“正是顺应这个时代的大转折，深入研究和系统回答了处于社会常态下的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时代大课题，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 作者的这段回答，可概括以下几点内容：一是革命和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部隊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因为那是阶级斗争时代。二是改革开放后，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思想政治工作转入具体的管理工作。三是认为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人类的非常态。今天的社会是人类的常态。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研究人类常态下的思想状况。四是常态下的军人已经不是阶级的人，而是“纯自然人”；军队已经不是阶级的军队，而是常态社会状态下的“纯自然人”的无任何阶级属性的军队。这不显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
作者概括我军前两个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对的。第三个阶段指出其基本内容是配合管理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实质是已经放弃了思想政治工作。作者本身的职务是专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委”，于是开始研究所谓“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军人和军队也不再具有阶级属性”下的所谓社会“常态”下究竟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于是他就“创新”出社会常态下的人的本性是“七心”，同时特别强调自私心也是人的永恒的本性，共产党人不能消灭自私心，应该既要管住、制约，又要最大程度利用、用好。“管住”、“用好”自私心就成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和主义优劣的唯一标准。由此推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或主要内容就是紧密围绕“管住”、“用好”自私心。这就是作者新形式下提出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新内容，也是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的最大“创新”。这究竟是创新，还是扭曲、倒退？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核心思想的所谓“创新”绝对不是创新，而是彻头彻尾地扭曲、倒退，是变相推销剥削阶级的腐朽观念，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偏离和背道而驰。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今天究竟是否过时？
新中国建立以后，思想政治工作所进行的阶级教育实质是强调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毛泽东1949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就是这种阶级教育的具体化，无论新中国建立以后国际国内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只要国际上帝国主义没有消灭，共产主义没有最终实现，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就永远不能改变，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和实现“两个决裂”的历史任务就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军人的无产阶级属性永远也不会转换为“纯自然人”的属性，军队也不会转换为脱离任何阶级的“纯粹”的社会军队。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永远不能改变。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再次强调“两个务必”思想对共产党人防止“变质变色”的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他又强调“不当李自成”思想。难道习近平所讲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内容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来说过时了、没有指导意义了吗？
第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还是“非常态”？
作者“创新”实现政治工作的含义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革命战争和存在阶级的社会是人类的社会的“非常态”，不存在阶级和革命的社会是人类的“常态”社会。我们党和军队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态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是人类“常态”状态下的社会，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和进行变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典型的歪曲。大家知道，人类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和阶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导致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这是社会按客观规律发展的结果。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的常态，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人类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是社会的“常态”。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其存在的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常态”。无产阶级革命是“常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新的长征，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都是“常态”。今天共产党人的具体任务、工作特色、形式确实与新中国建立前后发生了极其大的变化，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历史任务、根本宗旨和阶级属性都没有改变，都是历史的“常态”。因此，怎么能够根据今天共产党人的某些具体任务的改变而把共产党的历史区分为“非常态”和“常态”两个历史阶段呢？即使按照1981年《历史决议》的观点，也还承认今天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有时还很激烈。怎么能够按照作者的划分，把新中国建立前后与今天的社会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所谓“非常态”与“常态”社会的区分呢？由此推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发生根本改变能够是正确的吗？
第三，“管住”、“用好”自私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作者由于把人的自私心作为人类社会“常态”下永恒的自然本性，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但又承认一定条件下的自私心的负作用，因此如何制约、管住、利用、用好自私心就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主义优劣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思想出发，作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自私心“只管不用”在三个特殊条件下起极大作用，这三个条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群众较高的阶级觉悟、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群众的感恩思想。但三个条件以后“慢慢弱化和逐步消失”之后，“社会就寸步难行”，“社会由于缺乏对自私心的刺激，人们干工作开始出现动力危机。”“人民没有利益驱动力之后，最初的表现是干工作没有干劲”，且导致“物质匮乏，生活贫穷。”原苏联、东欧国家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自私心管得过紧而管倒的”。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就是“大胆利用人们追求生存发展的自私心”，但前提是“管住”，是“大管慎用”。因此，作者认为，不仅地方上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和具体内容都是如何“管住”、“用好”自私心、“大管慎用”自私心。 作者这里有三个错误。一是作者根本不懂他所说的毛泽东時代没有用自私心的三个特殊条件恰恰是我们党长期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而三个条件的丧失也恰恰是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导致各种私有观念肆意泛滥的结果。作者把“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出现的“人们干劲不足”的所谓负面现象归结为“不用自私心”的结果，这是典型的因果颠倒。事实恰恰相反，这是自私心泛滥的结果。苏联、东欧国家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也是放纵私有观念的结果。二是作者把人们正当个人利益与自私心混为一谈。共产党人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把劳动者的积极性与个人贡献结合起来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与对自私心的利用、“用好”完全是根本不同的问题。三是“‘管住、用好’、‘大管慎用’自私心”思想实际是说，共产党人要允许自私心的存在，要保护好自私心，要创造一切条件最大程度发挥自私心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但实际生活中“管住、大管”自私心是假，“用好”自私心是真。试想，那些所谓要“管住”、“大管”自私心的人本身还要积极“用好”自私心。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管住”别人的自私心吗？能“管住”自己的自私心吗？这种所谓“用好”自私心实质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这个思想实质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名，变相推销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本性自私论”，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性内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改头换面，罩上一层漂亮、华丽的外衣伪装贩卖之，是歪曲和阉割共产党人及其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根本和灵魂，也是中国当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军队中的突出和典型表现。社会上那些贪官包括军队那些贪官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践行作者所说的“用好”自私心的楷模和典范。
三、该书及有关评论和媒体报道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和学者世界观的严重问题
首先表现在作者本人身上。人的本质、人性问题是思想理论界极其重要又难度极大的一个课题。作者号称本书是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称之为“人类第一部对自己作出系统解读的理论著作”。如此自吹自擂，完全是一种“井蛙观天”、“蚂蚁缘槐夸大国”的态度和方法。作者不仅一般社会科学知识贫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更为欠缺。全书只有一处引用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话，还引用错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借用欧洲一句谚语即“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讽刺庸俗唯物主义。而本书引用时却把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当作恩格斯的原话，可见作者根本就没有读过原著，更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问题。
其次，表现在高度评价该书的某些大人物身上。近几十年来学界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著作者为出版和发行，总要请有较高知名度的领导或学者作序或写评论文章。而有些领导或学者基本不看原书或简单粗翻一下，多由该书作者本人起草初稿，评者签名；也有个别作者行贿送礼请高人评书现象。给该书写序或高度赞扬的人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无论什么情况，这些人丧失了作为一个学者最起码的社会责任心。如果自己没有认真阅读或不是真心赞同该书观点，怎么能够随便答应写序或写吹捧性评论文章呢？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水平哪里去了呢？识别、分辨能力哪里去了呢？由于该书的错误而造成社会负面影响，写序或评论赞扬者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呢？
再次，表现在出版社和媒体人身上。如果说写序或评论者有可能没有认真阅读该书，违心写之，那么出版社编辑甚至主编就不可能没有认真阅读该书。书中错误如此之多，特别是其主要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怎么没有发现呢？且作者本人已经在党校学习进修过，该书初稿也多次经过审查。笔者所看到的该书实际是第二版。该书出版后，某些重要媒体以及地方一些报刊杂志吹捧之声一个高于一个，又是为什么呢？有份杂志不仅刊载对作者的采访录，而且出版专刊。我们编辑的基本理论素质和水平究竟哪里去了呢？
笔者以为，尽管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重新学习毛泽东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精神，2014年年初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年底新古田会议上又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和强化军队政治是军队的生命线等思想，但作者本人、赞扬其书的某些领导、学者、相关编辑等至今也未必都认识到该书的错误。为什么？最根本的就是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放弃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军队等问题，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思想。他们之所以沉浸在理论“创新”的自豪和喜庆之中，说明这些人的世界观已经被西方“普世价值”的荒谬理论侵蚀到何种严重程度。虽然这些人目前还挂着共产党人的招牌、穿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其实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企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军队了，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西方敌对势力“第五纵队”的角色。军队腐败如此严重，所谓“‘管住’、‘用好’自私心”的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荒谬理论功不可没，郭、徐流毒从书中可见一斑。
一、该书的要害是公开为自私心辩护
该书是一部直接阐发人的本性的理论著作。作者把人的本质、本性单纯归结为精神，把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共同人性归结为七种基本之心：“凡是人，从他开始懂事起，头脑里都会自然地成长出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等七个心，或者叫七种意识，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传。”全书围绕这“七心”展开。固然人的精神因素包含了人的这“七心”，但全部或主要归结为这“七心”就既不科学，也不全面，更不深刻。说其不科学，就是把人的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意识现象。这绝对是错误的。自私心是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以后出现的精神现象，而且随着私有制的彻底消灭，私有观念也将彻底消灭。说其不全面，现实中的人的有些精神就没有概括进去。如同情心、兴趣心、爱心、恨心、意志、情感等。说其不深刻，这“七心”实际上是人们实践活动中形成并直接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哪里是什么“遗传”或“头脑里自然地成长出来”的呢？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就不可能对“七心”作出科学的解释。不同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的人对上述“七心”也必然作出不同的解释。同时，作者借助于音乐有七个音符和图画中的七种颜色简单推论出人的思想构成也必有七个心或七个意识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该书的要害是为自私心辩护，且把这一点看作本书的最大创新。作者要 “为自私心说句公道话”。他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永恒现象，在常态情况下，其属性是良性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坏的。作者要纠正多年来对“自私心是世界万恶之源”的各种偏见。而且从对待自私心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人类以往不同社会的特征：原始社会是“不管只用”，奴隶社会是“强管强用”，封建社会是“分管分用”，资本主义社会是“小管纵用”，社会主义社会是“只管不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大管慎用”。笔者认为：一是把自私看作人类的永恒现象是错误的。原始社会是原始公有制，根本不存在私有观念，谈何“不管只用”？二是作者把人们的个人利益与自私观念混为一谈。马克思说过，人们的任何活动都同人们的利益有关。人有个体与群体之分，人们的利益也有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分。同时个人利益也有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之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有时统一，有时是矛盾的、对立的。阶级对立社会必然会出现有些人把个人利益摆在他人和社会利益之上甚至用损害和牺牲他人、社会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所谓自私心或私有观念就是后者这种情况。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制，也根本谈不上存在私有观念。只有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之后，人类才存在自私心，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私心。只是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才是自私心。自私心是阶级社会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本质。农民等劳动者虽有自私观念，但不能说农民的本质、本性是自私的。作者的这种所谓“创新”实质是把剥削阶级的 “人的本质自私论”改头换面，否定共产党人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思想。他攻击毛泽东时代对私有观念的批判是“只管不用”，今天强调共产党人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是对自私心“大管慎用”、“管住用好”。书中说，100多年来，人们都喜欢争论主义好坏，比制度优劣，打了几十年口水仗都没讲清楚。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只有一个标准：“凡是能‘管住’和‘用好’自私心的主义都是好主义；凡是能‘管住’和‘用好’自私心的社会制度都是好制度。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努力创造一个这样的好制度、好主义，它能‘管住’自私心，又能‘用好’自私心。人类只有在这种制度促进下，才能逐步进化到更高境界。” “‘管住’和‘用好’自私心，是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对付自私心的基本方针，也是人类朝着更高境界发展进化的努力方向。”这不显然是为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所谓合理的自私心作理论上的辩护吗？这不显然是否定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吗？这不显然是与《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思想唱对台戏吗？这不典型地反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吗？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腐败分子不都是从所谓自私心的合理性开始走上腐败之路吗？作者所以作出如此错误的观点，从哲学角度就是运用唯心史观。作者这些观点就是受西方“普适价值”严重影响的结果。
二、该书彻底扭曲和否定了共产党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
其实，作者的“人性”内容正是为其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方法提供理论依据的。作者在总政治部青年局局长的采访录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作者认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战争年代，主要抓的是以启发阶级觉悟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阶段是全国解放后，主要抓的是预防阶级复辟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以配合各种具体管理工作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第四阶段是2009年以来，在全军深入开展以培养军人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作者说：“培养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对军人这种具有特殊职业要求的人的教育，是对军人这种纯自然人的教育，而不是对某个阶级的人的教育，是在阶级不再存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社会大环境由革命状态向常态状态下的人的教育。那么人的常态下的人的思想状态是什么样？新的历史时代需要我们作出回答。在社会恢复常态，人的阶级属性淡化以后，纯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党要在处于这种状态的新时期的人和中国人社会实施科学管理和有效服务，迫切需要对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作出科学解释和系统回答。”本书，“正是顺应这个时代的大转折，深入研究和系统回答了处于社会常态下的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时代大课题，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 作者的这段回答，可概括以下几点内容：一是革命和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部隊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因为那是阶级斗争时代。二是改革开放后，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思想政治工作转入具体的管理工作。三是认为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人类的非常态。今天的社会是人类的常态。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研究人类常态下的思想状况。四是常态下的军人已经不是阶级的人，而是“纯自然人”；军队已经不是阶级的军队，而是常态社会状态下的“纯自然人”的无任何阶级属性的军队。这不显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
作者概括我军前两个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对的。第三个阶段指出其基本内容是配合管理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实质是已经放弃了思想政治工作。作者本身的职务是专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委”，于是开始研究所谓“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军人和军队也不再具有阶级属性”下的所谓社会“常态”下究竟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于是他就“创新”出社会常态下的人的本性是“七心”，同时特别强调自私心也是人的永恒的本性，共产党人不能消灭自私心，应该既要管住、制约，又要最大程度利用、用好。“管住”、“用好”自私心就成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和主义优劣的唯一标准。由此推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或主要内容就是紧密围绕“管住”、“用好”自私心。这就是作者新形式下提出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新内容，也是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的最大“创新”。这究竟是创新，还是扭曲、倒退？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核心思想的所谓“创新”绝对不是创新，而是彻头彻尾地扭曲、倒退，是变相推销剥削阶级的腐朽观念，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偏离和背道而驰。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今天究竟是否过时？
新中国建立以后，思想政治工作所进行的阶级教育实质是强调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毛泽东1949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就是这种阶级教育的具体化，无论新中国建立以后国际国内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只要国际上帝国主义没有消灭，共产主义没有最终实现，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就永远不能改变，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和实现“两个决裂”的历史任务就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军人的无产阶级属性永远也不会转换为“纯自然人”的属性，军队也不会转换为脱离任何阶级的“纯粹”的社会军队。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永远不能改变。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再次强调“两个务必”思想对共产党人防止“变质变色”的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他又强调“不当李自成”思想。难道习近平所讲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内容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来说过时了、没有指导意义了吗？
第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还是“非常态”？
作者“创新”实现政治工作的含义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革命战争和存在阶级的社会是人类的社会的“非常态”，不存在阶级和革命的社会是人类的“常态”社会。我们党和军队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态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是人类“常态”状态下的社会，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和进行变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典型的歪曲。大家知道，人类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和阶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导致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这是社会按客观规律发展的结果。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的常态，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人类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是社会的“常态”。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其存在的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常态”。无产阶级革命是“常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新的长征，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都是“常态”。今天共产党人的具体任务、工作特色、形式确实与新中国建立前后发生了极其大的变化，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历史任务、根本宗旨和阶级属性都没有改变，都是历史的“常态”。因此，怎么能够根据今天共产党人的某些具体任务的改变而把共产党的历史区分为“非常态”和“常态”两个历史阶段呢？即使按照1981年《历史决议》的观点，也还承认今天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有时还很激烈。怎么能够按照作者的划分，把新中国建立前后与今天的社会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所谓“非常态”与“常态”社会的区分呢？由此推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发生根本改变能够是正确的吗？
第三，“管住”、“用好”自私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作者由于把人的自私心作为人类社会“常态”下永恒的自然本性，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但又承认一定条件下的自私心的负作用，因此如何制约、管住、利用、用好自私心就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主义优劣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思想出发，作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自私心“只管不用”在三个特殊条件下起极大作用，这三个条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群众较高的阶级觉悟、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群众的感恩思想。但三个条件以后“慢慢弱化和逐步消失”之后，“社会就寸步难行”，“社会由于缺乏对自私心的刺激，人们干工作开始出现动力危机。”“人民没有利益驱动力之后，最初的表现是干工作没有干劲”，且导致“物质匮乏，生活贫穷。”原苏联、东欧国家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自私心管得过紧而管倒的”。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就是“大胆利用人们追求生存发展的自私心”，但前提是“管住”，是“大管慎用”。因此，作者认为，不仅地方上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和具体内容都是如何“管住”、“用好”自私心、“大管慎用”自私心。 作者这里有三个错误。一是作者根本不懂他所说的毛泽东時代没有用自私心的三个特殊条件恰恰是我们党长期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而三个条件的丧失也恰恰是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导致各种私有观念肆意泛滥的结果。作者把“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出现的“人们干劲不足”的所谓负面现象归结为“不用自私心”的结果，这是典型的因果颠倒。事实恰恰相反，这是自私心泛滥的结果。苏联、东欧国家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也是放纵私有观念的结果。二是作者把人们正当个人利益与自私心混为一谈。共产党人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把劳动者的积极性与个人贡献结合起来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与对自私心的利用、“用好”完全是根本不同的问题。三是“‘管住、用好’、‘大管慎用’自私心”思想实际是说，共产党人要允许自私心的存在，要保护好自私心，要创造一切条件最大程度发挥自私心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但实际生活中“管住、大管”自私心是假，“用好”自私心是真。试想，那些所谓要“管住”、“大管”自私心的人本身还要积极“用好”自私心。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管住”别人的自私心吗？能“管住”自己的自私心吗？这种所谓“用好”自私心实质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这个思想实质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名，变相推销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本性自私论”，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性内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改头换面，罩上一层漂亮、华丽的外衣伪装贩卖之，是歪曲和阉割共产党人及其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根本和灵魂，也是中国当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军队中的突出和典型表现。社会上那些贪官包括军队那些贪官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践行作者所说的“用好”自私心的楷模和典范。
三、该书及有关评论和媒体报道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和学者世界观的严重问题
首先表现在作者本人身上。人的本质、人性问题是思想理论界极其重要又难度极大的一个课题。作者号称本书是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称之为“人类第一部对自己作出系统解读的理论著作”。如此自吹自擂，完全是一种“井蛙观天”、“蚂蚁缘槐夸大国”的态度和方法。作者不仅一般社会科学知识贫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更为欠缺。全书只有一处引用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话，还引用错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借用欧洲一句谚语即“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讽刺庸俗唯物主义。而本书引用时却把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当作恩格斯的原话，可见作者根本就没有读过原著，更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问题。
其次，表现在高度评价该书的某些大人物身上。近几十年来学界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著作者为出版和发行，总要请有较高知名度的领导或学者作序或写评论文章。而有些领导或学者基本不看原书或简单粗翻一下，多由该书作者本人起草初稿，评者签名；也有个别作者行贿送礼请高人评书现象。给该书写序或高度赞扬的人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无论什么情况，这些人丧失了作为一个学者最起码的社会责任心。如果自己没有认真阅读或不是真心赞同该书观点，怎么能够随便答应写序或写吹捧性评论文章呢？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水平哪里去了呢？识别、分辨能力哪里去了呢？由于该书的错误而造成社会负面影响，写序或评论赞扬者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呢？
再次，表现在出版社和媒体人身上。如果说写序或评论者有可能没有认真阅读该书，违心写之，那么出版社编辑甚至主编就不可能没有认真阅读该书。书中错误如此之多，特别是其主要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怎么没有发现呢？且作者本人已经在党校学习进修过，该书初稿也多次经过审查。笔者所看到的该书实际是第二版。该书出版后，某些重要媒体以及地方一些报刊杂志吹捧之声一个高于一个，又是为什么呢？有份杂志不仅刊载对作者的采访录，而且出版专刊。我们编辑的基本理论素质和水平究竟哪里去了呢？
笔者以为，尽管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重新学习毛泽东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精神，2014年年初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年底新古田会议上又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和强化军队政治是军队的生命线等思想，但作者本人、赞扬其书的某些领导、学者、相关编辑等至今也未必都认识到该书的错误。为什么？最根本的就是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放弃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军队等问题，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思想。他们之所以沉浸在理论“创新”的自豪和喜庆之中，说明这些人的世界观已经被西方“普世价值”的荒谬理论侵蚀到何种严重程度。虽然这些人目前还挂着共产党人的招牌、穿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其实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企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军队了，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西方敌对势力“第五纵队”的角色。军队腐败如此严重，所谓“‘管住’、‘用好’自私心”的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荒谬理论功不可没，郭、徐流毒从书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