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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累 消费 工业化 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6.010
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在二者的动态平衡中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间，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经历了1949～1978年、1979～2012年、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回顾这三个阶段并总结相关经验，对我们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积累与消费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高积累政策（1949～1978）
旧中国落后挨打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业化是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但是，对于工业化的步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内尚无明确统一认识。主持经济工作的有关同志倾向于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待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发展重工业。基于这一设想，新中国的积累率并不高。
但是，朝鲜战争里中美悬殊的工业实力，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尽快发展重工业以巩固国防安全。同时，农业和轻工业也面临着重工业原料短缺的发展瓶颈。因此，重工业成为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优先选择。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开始了以156个项目为核心的“一五”计划，全面建立重工业基础。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有限的工农业产出，满足人民消费需求尚且不够充裕。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从事“一五”计划，中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消费领域，农村在确保农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实行粮棉油计划收购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统一收购制度;城市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和重要生活资料凭票定量供应制度，从而在确保人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尽可能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建设。积累率也由此提高，在“一五”时期达到了24.2%的平均水平（如图1）。
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指出，高积累政策是为完成工业化而不得不采取的“大仁政”，同时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强调要关心生产者个人的利益。他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1]
然而，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1958～1978年的积累率仍达到了年均28.4%的较高水平[2]，其间更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中后期的两轮积累高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既与当时的体制密切相关，更是由于国际环境严峻，亟待快速发展国防工业以保障国家安全。这个目标在70年代初期以“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研发成功而得以基本实现。
由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存在着僵化低效的弊病，为有效调动地方积极性，中央政府于1958年进行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鼓励地方自行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和“左”的急躁情绪，地方政府进行了“大跃进”式的工业投资，尤其是重工业投资，而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不足。这导致1958～1960年的积累率达到39.1%的畸高水平，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衡。1961～1965年，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工业项目关停并转，农业加速补齐短板，积累率降至年均19.3%的水平，国民经济恢复均衡发展态势。
1970年，受国际形势影响，国民经济在“备战”的氛围下进行了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又一次跃进式发展，积累率升至32.9%，1971年进一步升至34.1%，以至于国民经济再度失衡。对此，理应进行新一轮经济调整。但是，调整工作需要中央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政治形势动荡的“文革”中后期难以实现。结果，大量上马的工业项目无法关停并转，持续占用国民经济较多产出，致使1970～1976年的平均积累率高达31.3%。“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又因为经济建设急于求成，进一步加剧了高积累问题。
计划经济后期的高积累率，一方面使中国的工业基础日渐扎实，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解决了国家安全所必备的国防尖端武器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因此，到了改革开放前，改变高积累政策、提高消费率，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除了高积累政策有自我延续的倾向之外，提高消费率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农村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收购比例、放宽家庭经营限制，在城市提高职工工资、提高计划供应量、降低销售价格。这些调整不仅牵涉面广，而且不可避免地触及承包经营、商品经济等敏感问题，这种系统调整与观念突破在形势动荡的“文革”时期，也难以付诸实践。
改革开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积累与消费（1979～201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变了“消费抑制下的高积累”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由此带动积累增长。但随之而来的经济过热，迫使政府不得不采用治理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积累和消费。随着1992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积累与消费再度快速扩张，并在20世纪末出现了新中国第一轮需求约束型的扩张受阻，于是积累与消费只得通过需求刺激政策来度过难关。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的红利释放，积累迎来了新一轮高潮，并带动消费快速增长。但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决定了，此时的消费潜力尚无法得到充分释放，房地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支柱产业。
消费带动下的高积累（1979～1991）。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通过一系列举措提高全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在农村，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一方面通过交售农产品获得更高收入，另一方面获得了土地承包经營权，并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提高非农收入。在城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职工的工资和奖金收入逐步增长，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扩大了就业渠道。这些改革使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1978～198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9%，远高于1953～1978年6.9%的年均增速。 与改革开放前消费与积累此消彼长的关系不同，80年代消费的增长带动了积累的增加，从而维持了较高的积累率。具体来说，居民收入提高引发消费升级，进而带动了投资增长。1981～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高达22.9%，创造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投资高潮。由于投资热情高涨，所以积累率仍然较高，1979～1991年的平均积累率为32.5%，高于1952～1978年27.4%的平均值。然而在这一时期的积累中，非生产性积累的比重上升至40%左右，远高于计划经济时期20%左右的水平，这也反映出80年代的积累主要是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3]
但是在这一时期，消费水平与积累率的双双增长，使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失衡：首先，各行业的积累率出现了两极分化。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投资比重迅速下降;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和其他资金比重上升，而这些资金多以市场为导向，集中投向非生产性领域和消费品生产行业，导致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相对不足。加之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关系国计民生，其产品和服务仍保持较低的计划价格，出现行业利润下降甚至亏损，进一步抑制了投资扩张。而当时地方财政实行包干制，1979～1991年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平均比重仅为31.7%，地方财政热衷于非生产性投资和短平快的消费品行业投资，中央财力不足则限制了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尽管通过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等办法来弥补投资缺口，但仍然捉襟见肘。其次，农业基础地位不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政策，使政府的财政支出负担日益加重。因国营粮食企业亏损导致的财政补贴从1978年的54.1亿元增至1984年的311.1亿元，补贴额占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由2.8%升至21.2%。[4]1985年，国家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一政策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粮食产量下滑，从源头上加剧了生活资料供应的紧张局面。最后，消费与积累的同时增长造成了经济过热。在农业、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消费与投资的膨胀导致了市场的供不应求。在当时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条件下，市场价格远高于计划价格，从而引发了投机倒把、抢购风潮等经济乱象。最终，国民经济从1989年起转入治理整顿，压缩过热的消费和投资需求。1988～1991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8.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5.6%，都远低于1979～1988年的平均水平。
回顾1979～1991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消费潜力的释放带动了积累的增长。但是，在农业、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一味扩大消费和消费品行业投资，导致瓶颈效应加剧，经济比例失衡。此时，需要中央政府出面，保护农业生产，扩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并调控宏观经济，压缩总需求。然而，在财政包干、经济体制转型的条件下，彼时中央政府尚不具备这些调控能力，只能采用以行政指令为主的治理整顿，这也使得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陷入停顿。
第一轮积累过剩与消费徘徊（1992～2002）。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制度。在有效吸取了80年代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教训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升至50%左右，因而有能力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进行投资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建立了粮食保护价收购制度与专项储备制度，稳定了农业基础;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力度，不断缓解国民经济瓶颈和有关问题。
在政府稳定国民经济基础的同时，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积累高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1992年和1993年创下了44.4%和61.8%的超高增速。然而，这一轮积累高潮使中国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骤降，中国进入了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时代。经过近50年的持续投资，中国的外延式积累终于迎来了第一轮饱和，积累与消费达到了低生产力水平下的均衡。
与产能过剩相伴随的，是就业、收入与消费增长的停滞。在城市，由于国有企业产品销路不畅、库存积压，亏损面扩大，职工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甚至出现了大面积下岗失业，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导致1997～2000年间财政收入增速减缓;而分税制改革中，地方政府由于出现了事权大于财权的支出缺口，因此只能增加对农村的税费征收，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导致农村消费增长缓慢。1997～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仅增长7.5%，远低于90年代中期20%左右的增速。
回顾90年代中后期的积累和消费可以发现，外延式积累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达到了饱和，进而导致收入与消费增长的停滞，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循环受阻。
好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制度，可以运用需求管理政策来扩大国内需求。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下，国内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再就业、提高工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轻农村税费负担等一系列政策拉动国内需求，并通过加快技术改造升级开启了新一轮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占比由1997年的2.8%升至2001年的6.7%，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由1997年的14.5%升至2001年的63.5%，在消费增速减缓的危急关头稳定了经济增长。通过扩大内需和升级供给，社会再生产恢复了正常运行，经济增速从2000年起止跌回升。
高增长条件下的积累与消费（2003～2012）。20世纪末的积累过剩，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且国家未完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出现的局部过剩。进入21世纪，几个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相继萌生，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积累高潮。
首先，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物美价廉的“中國制造”迅速占领世界市场，带动国内出口加工工业快速扩张。其次，中国全面启动了国有土地招拍挂制度，开启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阶段，土地出让相关收入使政府有了更加充裕的财力进行投资和民生建设。最后，全球化、城镇化带动了国内各行业的普遍发展，中国工业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上述几个主要经济增长引擎的出现，使得国民经济中的积累得以自发地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扩张迎来新一轮高潮。2002～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而从资金来源上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自筹和其他资金的占比上升，从2002年的68.7%增至2012年的81.7%，反映出这一时期各类主体在市场驱动下扩大投资的趋势。
积累的迅速增长从多种渠道带动了消费的增加。第一，就业规模和收入水平逐年增长，国家有关部门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三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于2008年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着力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第二，我国财政收入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不仅减少了对农村的资源汲取，而且开启了反哺“三农”的新阶段：國家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从2004年起建立粮食托市收购制度，并对种粮农民发放多项补贴，全面提高农民收入。第三，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我国财政加速由“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转变，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完善，建立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多项制度。
上述政策和制度，不断筑牢民生底线，稳步推进了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2002～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7703元增至2456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至7917元，全国居民消费水平由4270元增至14110元，收入和消费增速均步入改革开放以来最快时期。
但是，中国此时的发展模式也决定了经济增长仍然以投资为主导，消费潜力尚无法得到有效释放。由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里仍处于中低端水平，在全球价值链上能够获取的利润有限，还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居民消费水平总体较低。同时，由于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导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等因素，不断拉高居民生活成本，并集中炒高了原材料和房地产价格，抑制了消费需求，加之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备，居民应对养老、医疗、教育等开支的预防性储蓄较高，所以，消费需求受到了长期抑制。
此外，一些社会问题也进一步抑制了消费需求。首先，分配调节制度和法治建设的相对滞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其次，粗放式发展导致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如生态环境被破坏地区的群众、薪酬被拖欠的农民工群体等。最后，一些偏远地区、弱势群体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使得内需无法有效释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积累与消费（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积累与消费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在积累方面，中国重点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积累的质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和产能建设进入新一轮大规模扩张。这轮扩张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是，这轮扩张也存在着一些重复投资、债务累积、产能过剩等问题。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行业利润率下降、就业压力增大、收入增长困难等问题愈加凸显。这些现象表明，现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积累再一次达到饱和，推动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迫在眉睫。
对此，中央于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对方略。一方面，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解决产能低水平过剩问题，化解相关债务风险，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另一方面，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升级，并超前部署新能源、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的积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步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消费方面，以更大力度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全面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不断释放消费潜力。首先，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了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8.4%）超过GDP年均增速（8.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8.9%）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7.5%）的目标。其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分别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由2013年的81962万人、57322万人增至2020年的99882万人、136101万人，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保障兜底的作用。最后，集中全党全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底使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通过上述举措，中国的消费潜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放。2013～2019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0%、39.7%和0.3%，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过去，中国一直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绝大多数时候是通过迅速扩大积累来带动消费。因此，在积累与消费这对矛盾中，积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消费是次要方面。
如今，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中国正步入积累与消费并重的新阶段。首先，随着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和对发达国家由“跟跑”变为“跟跑、并跑、领跑并存”，国内已经很难找到可以大规模进行外延式投资积累的领域，今后的积累必将以人民需求和科技发展前沿为导向。其次，随着产业升级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由过去的互补关系为主转向竞争关系为主，面临的外部冲击增多，有必要改变对出口的过度依赖，积极扩大国内消费。最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人民渴望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也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为应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央于2020年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将走一条“高质量积累创造高收入就业，高水平消费带动高质量积累”的新路，实现积累与消费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党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历史经验
回顾新中国72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走过了曲折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与消费的正确思想，其中有这样三方面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应随着生产力发展阶段和水平需要进行动态调整。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由于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最紧迫，加上经济落后、资本稀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积累，加快现代经济骨架和国防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初期，虽有过消费带动积累的一段时期，但总体上仍是以积累为主。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经济发展格局由过去的技术、市场“两头在外”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也将进入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新阶段。从过去到现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无论处于哪个阶段，都始终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积累要坚持结构均衡。这种均衡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积累与消费均衡，积累不能长期、过度挤占消费，否则会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二是积累要讲求内部结构均衡，即农业、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消费品工业的比重要保持合理，避免出现瓶颈制约。三是积累要不断提质升级，并着眼于未来产业和科技发展趋势，在新基建等领域提前布局。四是积累的主体和资金来源结构要合理，对正外部性强的领域，要由政府和国有经济主导进行投资建设;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投资建设，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最后，消费潜力的释放要与经濟发展阶段相适应，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消费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和改善，但是要与国情、国力相适应，并且要避免短视行为。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的节制消费为国家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当前致力于扩大消费则是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辟道路。无论实行哪种消费政策，都不是孤立地为了消费而消费，而是最终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消费潜力的释放，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尤其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扶持贫困地区和人群、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让利等手段，不断增进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从而普遍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实现消费与积累的良性互动。否则，若使财富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少数人群集中，就有可能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再生产受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坚定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30页。
[2]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库计算得出。本文数据除特别标明出处外，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库。
[3]《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4]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五十年》，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380页。
责 编/张 贝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6.010
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在二者的动态平衡中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间，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经历了1949～1978年、1979～2012年、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回顾这三个阶段并总结相关经验，对我们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积累与消费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高积累政策（1949～1978）
旧中国落后挨打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业化是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但是，对于工业化的步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内尚无明确统一认识。主持经济工作的有关同志倾向于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待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发展重工业。基于这一设想，新中国的积累率并不高。
但是，朝鲜战争里中美悬殊的工业实力，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尽快发展重工业以巩固国防安全。同时，农业和轻工业也面临着重工业原料短缺的发展瓶颈。因此，重工业成为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优先选择。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开始了以156个项目为核心的“一五”计划，全面建立重工业基础。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有限的工农业产出，满足人民消费需求尚且不够充裕。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从事“一五”计划，中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消费领域，农村在确保农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实行粮棉油计划收购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统一收购制度;城市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和重要生活资料凭票定量供应制度，从而在确保人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尽可能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建设。积累率也由此提高，在“一五”时期达到了24.2%的平均水平（如图1）。
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指出，高积累政策是为完成工业化而不得不采取的“大仁政”，同时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强调要关心生产者个人的利益。他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1]
然而，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1958～1978年的积累率仍达到了年均28.4%的较高水平[2]，其间更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中后期的两轮积累高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既与当时的体制密切相关，更是由于国际环境严峻，亟待快速发展国防工业以保障国家安全。这个目标在70年代初期以“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研发成功而得以基本实现。
由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存在着僵化低效的弊病，为有效调动地方积极性，中央政府于1958年进行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鼓励地方自行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和“左”的急躁情绪，地方政府进行了“大跃进”式的工业投资，尤其是重工业投资，而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不足。这导致1958～1960年的积累率达到39.1%的畸高水平，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衡。1961～1965年，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工业项目关停并转，农业加速补齐短板，积累率降至年均19.3%的水平，国民经济恢复均衡发展态势。
1970年，受国际形势影响，国民经济在“备战”的氛围下进行了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又一次跃进式发展，积累率升至32.9%，1971年进一步升至34.1%，以至于国民经济再度失衡。对此，理应进行新一轮经济调整。但是，调整工作需要中央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政治形势动荡的“文革”中后期难以实现。结果，大量上马的工业项目无法关停并转，持续占用国民经济较多产出，致使1970～1976年的平均积累率高达31.3%。“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又因为经济建设急于求成，进一步加剧了高积累问题。
计划经济后期的高积累率，一方面使中国的工业基础日渐扎实，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解决了国家安全所必备的国防尖端武器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因此，到了改革开放前，改变高积累政策、提高消费率，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除了高积累政策有自我延续的倾向之外，提高消费率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农村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收购比例、放宽家庭经营限制，在城市提高职工工资、提高计划供应量、降低销售价格。这些调整不仅牵涉面广，而且不可避免地触及承包经营、商品经济等敏感问题，这种系统调整与观念突破在形势动荡的“文革”时期，也难以付诸实践。
改革开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积累与消费（1979～201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变了“消费抑制下的高积累”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由此带动积累增长。但随之而来的经济过热，迫使政府不得不采用治理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积累和消费。随着1992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积累与消费再度快速扩张，并在20世纪末出现了新中国第一轮需求约束型的扩张受阻，于是积累与消费只得通过需求刺激政策来度过难关。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的红利释放，积累迎来了新一轮高潮，并带动消费快速增长。但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决定了，此时的消费潜力尚无法得到充分释放，房地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支柱产业。
消费带动下的高积累（1979～1991）。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通过一系列举措提高全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在农村，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一方面通过交售农产品获得更高收入，另一方面获得了土地承包经營权，并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提高非农收入。在城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职工的工资和奖金收入逐步增长，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扩大了就业渠道。这些改革使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1978～198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9%，远高于1953～1978年6.9%的年均增速。 与改革开放前消费与积累此消彼长的关系不同，80年代消费的增长带动了积累的增加，从而维持了较高的积累率。具体来说，居民收入提高引发消费升级，进而带动了投资增长。1981～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高达22.9%，创造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投资高潮。由于投资热情高涨，所以积累率仍然较高，1979～1991年的平均积累率为32.5%，高于1952～1978年27.4%的平均值。然而在这一时期的积累中，非生产性积累的比重上升至40%左右，远高于计划经济时期20%左右的水平，这也反映出80年代的积累主要是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3]
但是在这一时期，消费水平与积累率的双双增长，使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失衡：首先，各行业的积累率出现了两极分化。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投资比重迅速下降;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和其他资金比重上升，而这些资金多以市场为导向，集中投向非生产性领域和消费品生产行业，导致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相对不足。加之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关系国计民生，其产品和服务仍保持较低的计划价格，出现行业利润下降甚至亏损，进一步抑制了投资扩张。而当时地方财政实行包干制，1979～1991年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平均比重仅为31.7%，地方财政热衷于非生产性投资和短平快的消费品行业投资，中央财力不足则限制了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尽管通过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等办法来弥补投资缺口，但仍然捉襟见肘。其次，农业基础地位不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政策，使政府的财政支出负担日益加重。因国营粮食企业亏损导致的财政补贴从1978年的54.1亿元增至1984年的311.1亿元，补贴额占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由2.8%升至21.2%。[4]1985年，国家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一政策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粮食产量下滑，从源头上加剧了生活资料供应的紧张局面。最后，消费与积累的同时增长造成了经济过热。在农业、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消费与投资的膨胀导致了市场的供不应求。在当时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条件下，市场价格远高于计划价格，从而引发了投机倒把、抢购风潮等经济乱象。最终，国民经济从1989年起转入治理整顿，压缩过热的消费和投资需求。1988～1991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8.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5.6%，都远低于1979～1988年的平均水平。
回顾1979～1991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消费潜力的释放带动了积累的增长。但是，在农业、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一味扩大消费和消费品行业投资，导致瓶颈效应加剧，经济比例失衡。此时，需要中央政府出面，保护农业生产，扩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并调控宏观经济，压缩总需求。然而，在财政包干、经济体制转型的条件下，彼时中央政府尚不具备这些调控能力，只能采用以行政指令为主的治理整顿，这也使得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陷入停顿。
第一轮积累过剩与消费徘徊（1992～2002）。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制度。在有效吸取了80年代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教训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升至50%左右，因而有能力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进行投资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建立了粮食保护价收购制度与专项储备制度，稳定了农业基础;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力度，不断缓解国民经济瓶颈和有关问题。
在政府稳定国民经济基础的同时，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积累高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1992年和1993年创下了44.4%和61.8%的超高增速。然而，这一轮积累高潮使中国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骤降，中国进入了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时代。经过近50年的持续投资，中国的外延式积累终于迎来了第一轮饱和，积累与消费达到了低生产力水平下的均衡。
与产能过剩相伴随的，是就业、收入与消费增长的停滞。在城市，由于国有企业产品销路不畅、库存积压，亏损面扩大，职工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甚至出现了大面积下岗失业，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导致1997～2000年间财政收入增速减缓;而分税制改革中，地方政府由于出现了事权大于财权的支出缺口，因此只能增加对农村的税费征收，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导致农村消费增长缓慢。1997～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仅增长7.5%，远低于90年代中期20%左右的增速。
回顾90年代中后期的积累和消费可以发现，外延式积累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达到了饱和，进而导致收入与消费增长的停滞，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循环受阻。
好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制度，可以运用需求管理政策来扩大国内需求。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下，国内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再就业、提高工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轻农村税费负担等一系列政策拉动国内需求，并通过加快技术改造升级开启了新一轮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占比由1997年的2.8%升至2001年的6.7%，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由1997年的14.5%升至2001年的63.5%，在消费增速减缓的危急关头稳定了经济增长。通过扩大内需和升级供给，社会再生产恢复了正常运行，经济增速从2000年起止跌回升。
高增长条件下的积累与消费（2003～2012）。20世纪末的积累过剩，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且国家未完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出现的局部过剩。进入21世纪，几个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相继萌生，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积累高潮。
首先，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物美价廉的“中國制造”迅速占领世界市场，带动国内出口加工工业快速扩张。其次，中国全面启动了国有土地招拍挂制度，开启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阶段，土地出让相关收入使政府有了更加充裕的财力进行投资和民生建设。最后，全球化、城镇化带动了国内各行业的普遍发展，中国工业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上述几个主要经济增长引擎的出现，使得国民经济中的积累得以自发地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扩张迎来新一轮高潮。2002～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而从资金来源上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自筹和其他资金的占比上升，从2002年的68.7%增至2012年的81.7%，反映出这一时期各类主体在市场驱动下扩大投资的趋势。
积累的迅速增长从多种渠道带动了消费的增加。第一，就业规模和收入水平逐年增长，国家有关部门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三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于2008年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着力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第二，我国财政收入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不仅减少了对农村的资源汲取，而且开启了反哺“三农”的新阶段：國家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从2004年起建立粮食托市收购制度，并对种粮农民发放多项补贴，全面提高农民收入。第三，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我国财政加速由“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转变，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完善，建立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多项制度。
上述政策和制度，不断筑牢民生底线，稳步推进了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2002～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7703元增至2456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至7917元，全国居民消费水平由4270元增至14110元，收入和消费增速均步入改革开放以来最快时期。
但是，中国此时的发展模式也决定了经济增长仍然以投资为主导，消费潜力尚无法得到有效释放。由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里仍处于中低端水平，在全球价值链上能够获取的利润有限，还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居民消费水平总体较低。同时，由于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导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等因素，不断拉高居民生活成本，并集中炒高了原材料和房地产价格，抑制了消费需求，加之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备，居民应对养老、医疗、教育等开支的预防性储蓄较高，所以，消费需求受到了长期抑制。
此外，一些社会问题也进一步抑制了消费需求。首先，分配调节制度和法治建设的相对滞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其次，粗放式发展导致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如生态环境被破坏地区的群众、薪酬被拖欠的农民工群体等。最后，一些偏远地区、弱势群体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使得内需无法有效释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积累与消费（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积累与消费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在积累方面，中国重点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积累的质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和产能建设进入新一轮大规模扩张。这轮扩张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是，这轮扩张也存在着一些重复投资、债务累积、产能过剩等问题。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行业利润率下降、就业压力增大、收入增长困难等问题愈加凸显。这些现象表明，现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积累再一次达到饱和，推动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迫在眉睫。
对此，中央于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对方略。一方面，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解决产能低水平过剩问题，化解相关债务风险，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另一方面，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升级，并超前部署新能源、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的积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步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消费方面，以更大力度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全面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不断释放消费潜力。首先，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了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8.4%）超过GDP年均增速（8.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8.9%）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7.5%）的目标。其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分别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由2013年的81962万人、57322万人增至2020年的99882万人、136101万人，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保障兜底的作用。最后，集中全党全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底使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通过上述举措，中国的消费潜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放。2013～2019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0%、39.7%和0.3%，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过去，中国一直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绝大多数时候是通过迅速扩大积累来带动消费。因此，在积累与消费这对矛盾中，积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消费是次要方面。
如今，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中国正步入积累与消费并重的新阶段。首先，随着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和对发达国家由“跟跑”变为“跟跑、并跑、领跑并存”，国内已经很难找到可以大规模进行外延式投资积累的领域，今后的积累必将以人民需求和科技发展前沿为导向。其次，随着产业升级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由过去的互补关系为主转向竞争关系为主，面临的外部冲击增多，有必要改变对出口的过度依赖，积极扩大国内消费。最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人民渴望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也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为应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央于2020年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将走一条“高质量积累创造高收入就业，高水平消费带动高质量积累”的新路，实现积累与消费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党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历史经验
回顾新中国72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走过了曲折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与消费的正确思想，其中有这样三方面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应随着生产力发展阶段和水平需要进行动态调整。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由于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最紧迫，加上经济落后、资本稀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积累，加快现代经济骨架和国防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初期，虽有过消费带动积累的一段时期，但总体上仍是以积累为主。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经济发展格局由过去的技术、市场“两头在外”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也将进入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新阶段。从过去到现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无论处于哪个阶段，都始终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积累要坚持结构均衡。这种均衡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积累与消费均衡，积累不能长期、过度挤占消费，否则会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二是积累要讲求内部结构均衡，即农业、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消费品工业的比重要保持合理，避免出现瓶颈制约。三是积累要不断提质升级，并着眼于未来产业和科技发展趋势，在新基建等领域提前布局。四是积累的主体和资金来源结构要合理，对正外部性强的领域，要由政府和国有经济主导进行投资建设;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投资建设，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最后，消费潜力的释放要与经濟发展阶段相适应，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消费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和改善，但是要与国情、国力相适应，并且要避免短视行为。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的节制消费为国家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当前致力于扩大消费则是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辟道路。无论实行哪种消费政策，都不是孤立地为了消费而消费，而是最终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消费潜力的释放，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尤其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扶持贫困地区和人群、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让利等手段，不断增进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从而普遍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实现消费与积累的良性互动。否则，若使财富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少数人群集中，就有可能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再生产受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坚定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30页。
[2]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库计算得出。本文数据除特别标明出处外，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库。
[3]《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4]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五十年》，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380页。
责 编/张 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