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炮兵成为陆军的主要火力突击力量，各种口径和不同作战用途的火炮发展迅速。然而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国炮兵射击指挥仍然停留在原始的手工作业状态。仅有少数发达国家开始着手研制试装炮兵专用电子计算机，以解决炮兵射击指挥繁锁的射击诸元手工计算问题。原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在原沈后军代表办事处密切配合下，组织有关单位，于1970年开始采用激光、计算机、数字通信等当代前沿科学技术，着手研制地炮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历时十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研制成功了我军第一代地面炮兵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主要战术技术性能达到当代世界先进水平。该系统的研制成功，是我军地面炮兵射击指挥手段的一次革命性飞跃，不仅填补了我军炮兵射击指挥装备的空白，而且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91年，中央电视台反映我军炮兵研制地炮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和炮兵“快反”训练改革成果的专题报导节目《跃出东方的辉煌》，在全国进行了播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系统构想和方案的建立
　　原沈阳军区炮兵部部长张相良同志，早在1969年即提出了研制该系统的设想方案。该同志入伍后，在炮兵部队历任侦察班长、指挥排长、指挥连长，后调入军区炮兵机关任科技参谋、作训参谋、科技处长，多年的训练实践，使他精通炮兵射击指挥专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军大口径火炮射击仍沿用原苏军制式方向盘、炮队镜，使用图解式作业器材和计算盘以手工作业的方式求取炮兵射击诸元。这种落后状况，大大影响了炮兵射击指挥效能，是限制炮兵有效发扬火力的突出薄弱环节。1964年和1970年，张相良同志曾两次参加全军炮兵射击指挥作业器材选型工作，参与定型的我军六五式和七一式射击指挥作业器材，仍然没有摆脱手工作业方式。此间，他接触到了外军研制炮兵专用计算机的相关信息，并萌生了彻底改变炮兵指挥作业器材的想法。
　　1969年，张相良同志在参加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中，深刻的体会到我军炮兵的侦察和射击指挥作业器材等装备的落后，严重地制约了我军炮兵在实战中发扬火力，特别是在山岳丛林地条件下作战，炮兵侦察目标和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非常困难。在珍宝岛作战期间，为了做好火力还击准备，我军调集数个122毫米以上大口径炮兵营，张相良同志时任军区炮兵前指作战参谋，根据首长指示，拟制我军炮兵火力还击计划和绘制炮兵火力还击计划要图，并电传上报军区和总参谋部。因为当时我军炮兵侦察手段单一，装备器材落后，很多目标无法决定其精确座标，甚至目视敌武装直升机缓缓降落在树林后方，夜间看到敌炮兵阵地火炮发射的火光，却无法确定其准确位置，火力还击计划拟制相当艰难。同时，看到苏军炮兵向我方前沿阵地和后方通道发射上万发不同口径的炮弹和冰雹火箭弹，我前沿部队几乎未造成伤亡，反映出苏军炮兵侦察和指挥装备也非常落后和存在严重缺陷，以致其炮兵作战效能很低。这些亲身经历，使张相良同志内心感触极深，由此，强烈地认识到我军炮兵射击指挥手段远不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激发了彻底改革现有炮兵侦察和指挥装备的愿望和责任感。


　　作战结束返回部队后，张相良同志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资料，特别是着重研究了美英等国“法达克”“塔克法”“菲斯”等炮兵射击指挥计算机的有关情况，并先后深入几十个有关科研单位、院校和工厂进行调研，对激光测距机、电子计算机和数字通信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做了认真的探讨和可行性研究。经过大量地论证和分析，大胆地提出了研制地面炮兵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的设想方案，该方案是根据我军炮兵装备现状和作战指挥样式，最大限度地应用当代最先进科技成果，摒弃了外军炮兵发展射击指挥系统的思路和模式，形成我军独有的完全数字化炮兵射击指挥系统的构想，把炮兵侦察、计算、通信等环节合成网络化的统一整体。张相良同志提出的设想方案及其独到的见解和详实的调查分析论证，先后得到了军区和军委炮兵首长的肯定和支持。
　　1970年8月1日，原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率机关人员，专程来沈阳听取该方案的汇报，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返京后即派人与中国科学院协商，商请中科院纳入院军工局支援国防军工项目的国家科研计划。中国科学院遂于当年下发文件将该系统激光定位仪研制任务下达给所属沈阳自动化技术研究所和长春光机所（协作单位沈后3301工厂）；电子计算机下达给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协作單位辽源无线电四厂）；数码通信机下达给长春物理研究所（协作单位通化8201工厂）。至此，地面炮兵射击指挥系统研制工作全面展开。为方便研制工作的协调和保密需要，该系统根据70年8月1日向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汇报立项的时间，命名为“七0八一系统工程”。在以后十余年的研制过程中，在各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支持下，由原沈阳军区炮兵机关牵头（设立系统工程办公室），原沈后军事代表办事处协助，具体组织实施系统科研生产的协调安排。
　　在研制过程中，张相良没有停留在系统的现有配套样式上，又通过查阅资料和外出调研，提出拟将GPS卫星定位装置与系统配套应用，以提高连测炮兵战斗队形的精度和速度。GPS卫星定位装置由中科院下达给广州电子研究所研制，该所已研制出原理样机，但由于当时只能使用国外定位卫星（国内尚未发射定位卫星），定位精度达不到炮兵使用要求，技术条件尚不成熟，只好暂时放弃。为了缩短炮手操作时间，又提出由工厂试制生产系统的终端设备—火炮射击诸元显示器，经多次试验，最终成为系统的组成部分。
　　1980年，在系统进行国家靶场定型试验之前，系统科研项目的带头人张相良同志，又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系统与现部队装备的小322对海侦察雷达、373炮位测定雷达实施直接接口配套方案，以进一步扩充系统侦察目标的能力。通过反复试验，采用RS—232数字接口技术取得了成功，使系统具备了与雷达直接接口配套使用的功能。 　　二、系统研制的组织实施


　　该系统广泛应用的激光、小型电子计算机和数字通信等先进技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处于科研探索阶段的前沿科学技术，没有现成的科技成果可以利用，可以说研制系统的方案科技起点高，技术含量高，系统各部分接口配套模式，在当时世界发达国家尚未有实施的先例，完全是自主创新的高科技科研课题。为了符合我军炮兵作战指挥样式和战术技术使用要求，每部单机重量要求不超过20公斤，既能车载，又能“人背马驮”，更为严苛的是要求能在-40℃至50℃环境温度条件下工作，还要达到常规兵器“冲击”“震动”的试验标准。这在当时我国电子工业基础尚很薄弱的情况下，其技术难度是难以想象的。针对研制工作遇到的许许多多困难，军委炮兵和中科院领导机关，及时协助解决任务立项和科研关系方面的重要问题。原军委炮兵孔丛周副司令员、杨毅副参谋长、魏云飞处长、中科院军工局刘作鉴局长等领导同志，多次在北京、沈阳听取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军委炮兵夏雨、耿基修、贾平原等几位参谋经常深入一线检查指导工作，原军区炮兵毛效义副参谋长负责组织领导这项工作，军区炮兵和沈后军事代表办事处为了发挥和加强部队在科研阶段的协调和技术攻关作用，派出多名教员、部队基层指挥干部和军工产品验收军代表，进入研究所和工厂，与科研人员吃住在一起，并肩作战，一道攻关，实行军民融合“科研、使用、验收”三结合的科研攻关组织方式。在多年的研制和生产过程中，这种三位一体的科研组织形式一直贯彻始终。原沈后军代处主任唐代馨和柏相义同志先后派出李新民（后任沈阳军代局副局长），陈玉（后任沈阳军代室高级工程师）等十余名军代表参与研制工作。这些同志在十余年的研制工作中，从元器件筛选，到产品结构设计；从样机例行试验到实弹射击检验；从项目关系协调，到开展思想工作，无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工作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攻克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夜以继日的和科技人员摸爬滚打在一起。为了使激光定位仪能与电子计算机顺利接口，军代表穿梭于长春光机所和沈阳3301工厂之间，最终在国内首次成功应用超小型绝对式光电轴角编码器先进技术，实现了光电模拟信号的转换。这一成果在当时国内外同类装备中是绝无仅有的。军代表与沈阳计算所科研人员，长期进驻辽源无线电三厂，不畏生活条件的艰苦，奋发努力，解决技术难题。为了使计算机缩小体积，减轻重量（小于20公斤），他们和科研人员一道，多次前往北京电子工业部了解国内最新原器件试制生产动态，并与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等单位联合设计生产计算机专用存储器集成模块和多层线路板，终于使计算机重量减至18公斤以下，开创了当时国内计算机小型化的先河。为了使数码通信机误码率达到部队使用要求，军代表配合科研人员，反反复复在野外各种距离和各种地形条件下进行无线电数传试验，最终采取多种独特的保码先进技术取得成功。使数字通信方式在我军陆军常规通信装备上最先成功应用，实现有无线数据传输误码率小于1×10-7（信燥比12db）的指标要求。


　　为了使单机高低温性能指标能够过关，军代表们一次又一次地忍受酷热和严寒，反复进行元器件测试和整机高低温试验；为了整机冲击、震动设计性能指标能够过关，他们直接参与产品的结构设计，积极吸取其它相关产品的结构特点，出主意，想办法，献计献策，为系统全面达到设计要求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军代表工作成绩突出，贡献显著，系统研制成功后，沈后军事代表办事处顾明海、陈玉等二人荣立个人二等功，驻沈阳动员厂军事代表室刘兆舫、彭闯、李新民、冯小文、汪东喜、钱克贤等六人荣立个人三等功，驻沈阳动员厂军事代表室地炮指挥系统小组荣立集体三等功。地面炮兵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研制全过程实行的“科研，使用，验收”三结合的组织形式，不仅缩短了技术攻关的时间，也为系统研制成功提供了组织保证。科研人员评价说：系统研制成功，军代表们功不可没！
　　1983年，系统完成国家靶场设计定型试验后，总部决定将我军炮兵第一代射击指挥系统列入装备系列，并定名为“八四式地炮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沈阳军区决定先行筹措三百余万元经费，尽快组织生产十套系统下发部队试用。为了加强十套系统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军区特成立七0八一系统工程领导小组，由原军区刘振华政委亲任组长，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孙文清、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唐作厚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张相良、柏祥义和吴敏等同志具体组织协调生产工作。在这十套系统的生产过程中，验收军代表们更是严格把关，坚持质量标准，狠抓系统配套总装调试，确保十套系统按时完成生产，交付部队试用，试用期间军代表们经常下部队了解部队试用情况，帮助解决试用出现的有关的技术问题，有力地保障了部队完成试用任務，及时向总部上报了系统的“部队试用报告”。
　　三、系统单机和配套试验
　　系统从1970年着手研制，经过二年多的艰苦努力，即完成激光定位仪、电子计算机、数字通信机原理样机的研制。因系统单机使用的均是当时国产的原器件，结构设计也未予严格考虑，原理样机单件重量均在二、三十公斤以上。为了验证系统原理样机的主要性能，于1973年由军区炮兵机关组织在大连营城子靶场，进行实弹射击摸底试验。通过122榴弹炮、122加农炮两种火炮先后对不同距离的固定目标和活动拖靶发射数十发炮弹检验，各单机和系统配套的设计方案，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原理样机的试验成功揭示了前沿科学技术应用在炮兵射击指挥上，有效地提高了炮兵射击指挥效能，使炮兵射击指挥迈入了一个全新的自动化指挥方式。通过这次试验，大大地鼓舞了科技人员的信心，也进一步引起了各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支持。之后，在原理样机的基础上，科技人员和军代表们又经过二年多的奋发努力，废寝忘食的工作，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于1975年又研制出新的试验型样机。同年八月，再次由军区炮兵机关组织，在大连营城子靶场进行全面实弹射击试验。122榴、122加、130加、152加榴四种大口径火炮对各种目标共发射200余发炮弹的实弹检验，系统配套从激光定位仪测定目标，到计算机计算出火炮射击开始诸元，并通过数字通信机传到炮兵阵地，炮兵连仅用数秒钟，炮兵营仅用十余秒钟，比过去传统指挥方式缩短数十倍至上百倍的时间，实现了炮兵从传统的手工作业到全自动化射击指挥的质的飞跃。


　　在试验中也发现了单机的技术性能存在突出问题，由于受当时电子原器件水平的限制，电子计算机在太阳直射一段时间后就会“中暑怠工”，不能正常运算，只好“脱裤子”工作，即将机蕊从机壳中拿出来降温，才能恢复正常运算；计算机数学模型采用“射表逼近”方法，远射程和高射界射击的诸元计算精度还不够精确（后改为非标准条件质点弹道方程数学模型）；激光定位仪应用的激光物质“钇铝石榴石”质量不过关，测距只有数千米（设计指标为一万米以上）；数字通信机误码率尚未达到设计要求，特别是使用两瓦电台通过无线传输有错码现象；各单机主机重量太重，人员背负困难等等。总之，通过部队反复地在各种条件下的单机和系统配套试验，暴露和发现的许多问题，为以后进行改进提高，全面达到单机和系统配套设计指标要求，进行了非常必要的探索和铺垫。为了尽可能多地发现问题，并进一步广泛征求炮兵部队指挥员和战士的意见，这次试验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实践证明，系统的研制，没有部队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试验表明，系统的设计方案对炮兵在射击指挥上所产生的革命性变化的前景，非常令人鼓舞。当军区炮兵王亚夫司令员向沈阳军区领导通报试验情况之后，原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当即决定与肖全夫副司令员、邹衍副政委、叶超副参谋长（曾任军区炮兵司令员）等八位首长，乘专机前往大连营城子炮兵靶场观看试验情况。军区首长在观看试验部队利用系统对海上靶船和坦克拖靶等活动目标进行试验科目射击时，看到炮兵营实弹射击火力反应迅速，均达到首群覆盖目标的射击效果后，立即站起来拍手叫“好”！ 李德生司令员兴奋地说：“有了这个先进的东西，将来炮兵打坦克、打装甲车可就厉害了！”当首长观看试验部队122加、130加农炮兵连对八千余米距离上的固定目标，利用系统进行远距离超直射射击，首群炮弹即击毁目标时，都笑逐颜开地说：打得好！这个系统使炮兵如虎添翼了！曾在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中任总指挥的肖全夫司令员更是兴奋地说：“炮兵是边境作战的主要力量，有了这个系统仗就更好打了！ ”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任副总指挥的孙云汉副参谋长（时任23军军长）感到这套系统对部队作战实在是太重要了，动情并严肃的对张相良说：“你就是死了，也要把这套系统给我搞出来！”试验间隙，首长们离开座席，兴致勃勃地来到试验人员中间，详细询问系统各单机的主要性能，并殷切地勉励参试人员：要精益求精，搞好改进提高工作，为国防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部队广大指战员会永远记住你们的！首长的讲话，进一步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决心和意志，成为科研人员刻苦攻关的新的动力。为了使系统满足严寒条件下作戰使用要求，后来军区又抽调部队到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的龙镇，在零下40℃的环境条件下，对系统进行实弹射击试验，全面检验低温条件下系统各单机的配套使用性能，为系统定型和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四、系统汇报表演和定型生产
　　系统试验型样机在大连完成试验后，在定型样机研制过程中，由于受到“四人帮”干扰破坏，科研工作一度被迫停止，主要原因是科研单位领导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某些被新提拨上来的造反派领导干部，以砸烂旧的科研体制为由，不顾部队迫切需要，片面提出：研究所只能为使用单位设计研究功能样机，以后定型工作是生产部门的事，我们的研制任务已经完成，今后不能再搞了。科研工作一度陷入瘫痪，险些夭折。粉碎“四人帮”之后，经军区、总部与中国科学院和各科研单位多次协商，研制工作才得以继续实施。
　　1977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期间，试验样机被送到军事博物馆参加展览，之后又被调往军委炮兵，向总部领导机关进行动态模拟汇报表演，受到总部领导和机关人员的一致好评。但是，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受出国考察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热潮的影响，总部机关也派员到国外考察，并从英国引进五套“菲斯”炮兵连用指挥系统，并打算引进其生产技术，仿制“菲斯”指挥系统装备部队。在发展国产系统还是仿制国外系统的问题上，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出现了竟争的局面。
　　1981年2月3日，中国科学院在第七十三期《科学动态》中央内部刊物上，反映了这一情况。邓小平、胡耀邦、方毅、张爱萍等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都作了圈阅和重要批示。同年八月，经总部安排，原军委炮兵宋承志司令员率有关总部机关人员，前往南京汤山炮兵靶场，观看部队利用“菲斯”指挥系统进行实弹射击汇报表演，并对“菲斯”指挥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进行了评估。九月，宋承志司令员又率人来到了大连营城子炮兵靶场，观看部队使用我们自行研制的射击指挥系统进行实弹射击汇报表演。当首长们看到炮兵营、连应用这套系统对地面各种目标和海上靶船多科目实弹射击，均达成直瞄射击首发命中，间瞄射击首群覆盖目标，在予有准备的情况下，实现了不经试射的直接效力射时，首长们观看得眉飞色舞，非常高兴。宋承志司令员为了鉴别实弹射击的真实性，防止弄虚作假，亲自来到激光定位仪前，仔细搜索目标区域，最终向操作手指定一个远处倾斜度较大山坡上的石头为目标，下令道：“下面就打这个目标。”炮兵营长下达射击口令后，系统从测定目标到计算出射击开始诸元，并数传到炮兵营三个连阵地，仅用数秒钟时间，加上炮手操作和射弹飞行时间，计30余秒钟后，12发炮弹就准确地覆盖了目标，当炮弹爆炸的硝烟消失后，目标不见了，被打掉了！看到这个情况，全场欢声雀跃，掌声四起。
　　两次汇报表演结果表明，我们自行研发的指挥系统在火力反应速度、射击精度、打击运动目标功能等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都明显优越于“菲斯”指挥系统。从指挥方式上看，我们的系统既可以指挥炮兵连射击，又可以指挥炮兵营射击，而“菲斯”指挥系统只能单一的指挥炮兵连射击；从系统造价成本看，我们每套系统仅30万元人民币，而“菲斯”指挥系统一套高达100余万元人民币。
　　汇报表演结束后，经军委炮兵首长办公会研究做出决定：不再引进和仿制国外的指挥系统，加快研发我们自己的国产指挥系统，并尽快通过国家靶场定型试验。尔后在总部、军区首长和机关的鼓励、支持下，科研人员和军代表受到挫折不动摇，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夜以继日地进行设计定型技术攻关，表现了我们中国人的骨气和奋斗精神。经过辛勤的劳动，终于达到了胜利的彼岸，通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三套设计定型样机的研制。在国家靶场（原白城31基地）进行定型试验鉴定的全过程中，军代表们予以积极的配合和协助，严格地进行单机和系统配套检测和试验，并通过四种火炮对各种试验条件和多种试验科目进行实弹射击，共发射四百余发炮弹进行检验，最终全部通过了国家常规兵器军工产品验收标准，所有战术技术指标全部达到设计要求。该系统开创了当时我军常规兵器应用当代激光、计算机、数字通信等前沿科学技术，全面通过国家靶场验收标准的先例。 　　1983年10月26日，由沈阳军区组织在大连隆重召开庆祝我军第一代地炮自动化射击指挥研制成功大会。国防科工委、总参谋部、总后军械部、国家靶场、中国科学院、电子工业部、沈阳军区司、政、后机关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門及科研人员共1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原军区副参谋长杜长青（后任总参炮兵部部长）主持，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聂力、总参装备部部长曹刚川、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孔丛周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分别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沈阳军区张怀瑞副司令员代表沈阳军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同志，向参加研制的单位颁发了奖旗，并向科研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聂力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地炮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研制成功的重要意义，指出广大炮兵指战员彻底改变几十年射击指挥手段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对科技人员和军代表十余年付出的心血和做出的贡献，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表扬。会议强调指出：系统的研制成功，不是小改小革，而是一次深刻的技术革命；系统装备部队使用将有效地提高炮兵部队作战能力，使“战争之神”更显神威。会议人员在观看系统实弹射击汇报表演时，年近八旬的孔丛周副司令员，亲自指示一棵位于目标区域山坡斜面上的小树为目标，看到炮兵营仅用30余秒火力反应时间，十余发炮弹即全部覆盖目标，高兴地说：“我见马克思之前，终于看到我们自己的炮兵自动化指挥系统搞出来了，真是了不起！了不起！”
　　会后，经总部研究决定，将地炮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列入我军炮兵装备系列，并安排生产，陆续装备部队使用。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科学大会上，根据总部安排，八四式系统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展览，会上时任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杨尚昆同志、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先后仔细参观和询问了系统的有关情况，并充分肯定了研制成果的重要意义。会议期间，八四式地炮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系统的研制成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各级首长、领导机关帮助、关心和支持的结果，凝结着众多科技人员和军事代表的聪明才智和心血，浸透着试验部队指战员辛勤的汗水。十三年的研制历程证明，任何一项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都不是一次就能够取得成功的，既要认真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也不能妄自菲薄，没有一股狠劲、韧劲和专劲，没有敢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革命精神，是不能够取得成功的。事实也充分地证明，军事代表只有和科研人员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积极做贡献的高度责任感和坚定信念，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努力拼搏，就会有所作为，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五、系统的科研成果转化为部队战斗力
　　在组织十余套系统的生产过程中，军事代表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了使系统进一步符合部队作战使用要求，每套系统配套一台越野指挥车，在军事代表的协助下，采取必要的减震措施，将系统主机固定在指挥车上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指挥系统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十套系统生产完成后，即下发部队试用，深受部队指战员的欢迎和好评。
　　1983年底和1984年3月，根据军委和总部命令，由沈阳军区分别组成二个轮战分队，携带刚完成设计定型的八四式系统，赴云南老山前线参加轮战。同时由科研和军工企业派出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由驻沈阳动员厂军事代表室地炮指挥系统验收组组长陈玉带队，组成精干的技术保障小组，随系统赴前线进行技术保障工作。他们和参战部队战士一样，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忘我精神，克服敌情复杂、条件艰苦、气候恶劣等多种困难，往返于炮兵阵地和前沿观察所之间，进行技术支前服务，有力地保障了射击指挥系统作战使用效能的充分发挥。
　　两个轮战分队根据广西和云南作战前指的指示，携系统分别配属广州军区炮一师、广西军区炮兵团、陆军第十四军炮兵团、陆军第五十二军炮兵团等炮兵作战部队，先后参加数十次炮兵火力还击作战，火力运用突然、猛烈、迅速、准确，对敌各种目标实施了有效地打击，杀伤了大量敌暴露的有生力量，摧毁了越军若干火炮、车辆、火力点、通讯设施等技术装备，破坏了许多敌掩体、堑壕和观察所（指挥所）等工事设施，出色地完成了指挥员赋予的各种作战任务。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黄德懋还亲临炮兵观察所，观看了炮兵群使用系统进行炮击作战的战况，高度赞扬说：炮兵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是未来炮兵作战的灵魂！
　　战后各参战部队分别向总部上报运用八四式指挥系统作战歼敌的专题报告，对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进行了实战评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我军第一代八四式地炮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方案构想，来源于1969年我国北方的边境作战，十五年后刚刚完成国家靶场设计定型的两套样机，在我国南方边境作战中投入使用，射击指挥系统对炮兵发扬火力、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作用，两次边境作战的对比，做出了最好的印证。
　　轮战结束后，两个轮战分队分别被军区荣记二等功和三等功。沈后军事代表办事处驻沈阳动员厂军事代表室陈玉和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龙治国等因伴随系统参战的全过程，负责技术保障成绩突出，广西前指向沈后军事代表办事处为陈玉请功，陈玉荣立三等功；龙治国由广西前指以参战民兵名义荣记三等功。
　　系统经过长达十个月的轮战实战检验，进一步证明了优先发展炮兵侦察、指挥装备，广泛应用高新科学技术成果，是提高炮兵部队作战效能，改善炮兵武器装备的当务之急，是加强炮兵“质量建军”的重中之重。
　　地炮射击指挥系统研制成功并投入部队使用，为炮兵部队进行训练改革，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沈阳军区炮兵机关于1982年开始，在全军率先指导炮兵部队实现人员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进行提高炮兵整体“快反”能力的改革试点，充分地发挥了试用的地炮射击指挥系统的龙头作用，把提高部队整体战斗力作为深化炮兵“快反”训练改革的出发点，并以“滚雪球”的方式，使快反训练改革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通过几年的探索，炮兵“快反”训练改革已经从连到群、从地炮到高炮、从间瞄到直瞄、从陆地到海上等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成果，这些改革成果对提高我军炮兵装备整体作战能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86年6月，总参炮兵部在沈阳军区大连营城子靶场，召开了全军炮兵“快反”训练改革经验交流会。会议着重推广了沈阳军区炮兵“快反”训练改革的经验和科研成果。这次会议推动了全军炮兵部队的“快反”训练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对全面提高全军炮兵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作战效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5年军区精减整编后，新的领导班子刘精松司令员、石宝源副司令员对系统的进一步研发和炮兵部队“快反”训练改革非常重视和关注，明确指示：要把系统的改进提高和“快反”训练改革继续抓紧抓好。训练改革的深化，又进一步反作用于系统的改进和发展。以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为先导的新技术，在提高炮兵武器装备效能方面的潜力是难以评估的。发达国家把武器装备的技术构成的重点放在微电子和计算机等新技术上，这正是我军武器装备质量上存在差距的关键所在。继研制成功八四式地炮射击指挥系统之后，在沈阳军区炮兵部部长张相良和参谋吴敏的组织下，军代表又积极协同科研人员，充分发挥多年积淀的技术优势，积极追踪当代世界科技先进水平，进一步发扬锲而不舍的攻關精神，积极采用国内外最新推出的原器件，集中了国内外十余项最新技术成果，并充分吸纳了试装部队指战员所提出的系统改进和提高的合理化建议，于1986年又研制成功轻便型炮兵营连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和炮兵专用气象数据处理计算器。轻便型系统配备新研制的手持式终端信息机，使炮兵指挥员在数据的接收、处理、射击口令的传输以及炮兵阵地的勤务保障等方面，更加方便灵活。该系统具有自动接收气象通报，自动管理，自动检错，自动转换语音应答等先进功能。此外，轻便型系统各单机的重量也显著减轻，计算机和数码通信机的重量由原来的十余公斤降至二公斤；系统的的造价也仅几万元。除激光定位仪外，其余原部件部队可以自行采购，在科研单位协助下，改装成简易系统。这套系统一定程度地解决了当时全军炮兵部队装备不足的问题，为推动全军“快反”训练改革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保障。
　　1987年，轻便型系统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由世界十四个国家参加的“国际防务展览会”的展览，赢得了国内外军事专家的高度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炮兵射击指挥系统的发展，已经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会后，国家出版机关将两套系统收编到《世界炮兵年鉴》中，从而使我国自主创新研制的地炮自动化指挥系统展现在世界面前，反映了我军炮兵应用高科技成果的常规装备，已经大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武器装备更新上的跨跃式发展，某些作战使用功能和战术技术性能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88年1月，经全军科学技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轻便型地炮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荣获了全军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991年至1996年，总部组织生产了200多套ZXJ91-200型地炮营连简易射击指挥系统，陆续下发全军炮兵部队装备使用，从而使系统的科研成果真正转化成部队战斗力。这套系统由总部下达给总参炮兵装备技术研究所，做为系统抓总单位组织研制和生产。其中信息机和火炮终端机、激光观测仪的光电轴角编码器等，均由中科院长春物理所、沈阳计算所、长春光机所负责生产配套。原总参炮兵装备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蒋一亭讲：“这个系统基本是按沈阳的模式生产的。”1995年原总参兵种部炮兵局局长郭德华，对沈阳军区多年来研制炮兵指挥系统和推动炮兵部队“快反”训练改革的成果评价说：“沈阳军区炮兵是走在前面的，张相良部长是全军研制炮兵指挥系统的奠基人，是组织炮兵部队“快反” 训练改革的带头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军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各种技术兵器在战争舞台上的更新换代，现代局部战争表明，火力交战已上升为战役样式和战役致胜的关键因素，交战双方的火力角逐，将更加的尖锐、激烈、复杂，火力打击的深度、密度、精度和频度都将有全新的表现，炮兵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陆军的火力骨干和主要火力突击力量。当前，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的技术革命，正对炮兵武器装备的变革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走具有中国特色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质量建军”之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因此，发展炮兵武器装备，要根据我军现有装备的实际情况和军费投入的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走出一条一般装备和高技术相结合的路子，努力使炮兵现有装备作战效能产生质的飞跃。所以着眼于战斗力标准，优先发展炮兵侦察（激光、红外、微光、雷达、无人机等）和指挥（群、营、连计算机、数传信息机）以及相关的配套装备，形成各级炮兵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系统，以更加适应未来高科技信息化条件下全天候的作战要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炮兵装备建设之路。
　　注：本文由张相良回忆口述，张镝整理。
　　（作者简介：张相良，1958年入伍，1960年入党，历任战士、排长、指挥连长，军区炮兵机关作训参谋、处长，军区炮兵部长等职。1969年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后，组织研发成功我军第一代炮兵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实现了我军炮兵指挥装备从手工作业到自动化射击指挥的历时性跨越。同时参与组织我军第一代贫铀弹试验，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