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向重视商贸流通服务业的战略问题研究，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专业研究团队，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始终跟踪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前沿战略和基础理论，产生了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并以宏观战略的独到视角保持了自己国家学术型智库的特色。面对新形势，本报告将按照问题导向，在跟踪积累的基础上，避开面面俱到一般性描述的套路和迄今已谈论较多的问题，针对新情况和新动向，从国家战略高度对我国商品流通和商贸流通服务业的若干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分析，澄清误解，提出前瞻性的对策建议。
　　——作者
　　新发现：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我国经济增长、稳定物价、促进就业和平衡对外贸易都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种种结构性矛盾也很难再久拖不决，经济增长动力已别无选择，只能更多依赖国内、依赖消费。但是，要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加快我国经济转型，还面临许多深层障碍的困扰。在这种大格局下，将目光转向金融、商贸等服务业，寻求宏观经济层面新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合理的选择之一。其中，从商品流通领域入手，能否解决或促进解决国民经济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呢？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思路。
　　商品流通存在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涉及的范围不仅限于批发、零售、物流业，更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按照产品类别，可分解为农产品流通、工业品生产资料流通和工业消费品流通。本报告所说的商贸流通服务业是指实体经济中商品交换活动所形成的相互关联的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通服务业的总称。众所周知，按照现行统计框架和口径，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贸流通服务业是专门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行业。但公众不了解的是，在现行国家统计口径之外，第一、第二产业还存在众多生产企业、经济组织自行设置的同样专业化的采购、分销和物流机构，拥有巨额的人财物资源，究其社会分工的性质，也应视为商贸流通服务业，但目前还大都疏于识别、统计与核算，并致使大量商品流通活动难以进入现行政策设计的视野。
　　商品流通与商贸流通服务业很难分开理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商品不会自己“流通”，总得需要某些人做这些事，于是“做”商品流通这些事的人们，便自然形成了“行业”。也正因为如此，出于统计和管理的需要，现实中常常把商品流通问题当做某种“行业”看待，如“商贸流通服务业”，并对应着一个主要的政府机构。但实质上，商品流通和商贸流通服务业属于国民经济全局性问题，而并非只属于某些人和某个主管机构的“事”。可以说，商贸流通服务业效能高低，直接关系到全社会商品流通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是否高效顺畅。按照现行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和商贸流通服务业绝不仅仅是国家商务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更与几乎所有政府机构都有关系。深化改革，剔除不合理因素，理顺管理机构，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能是多年来改革与探索的重要目标。
　　我国商品流通已具有庞大规模。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47.2万亿元。与此相对应，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8.4万亿元，生产资料销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全年社会物流总额达到160万亿元，在商品流通领域的从业人员达1.2亿人之多。这些数据还将以10%以上的年增长率不断刷新。探寻这些天文数字背后的含义和趋势，从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高度审视理论、体制和政策，提高效能，降低成本，促进商贸流通服务业健康发展和商品顺畅流通，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供销流程，增进城乡居民消费，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本报告的主攻方向。
　　一、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新趋势
　　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是指商贸流通服务业支撑或改变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商品流通和居民生活原有状态的能力。或者表述为：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商品流通和居民生活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依赖程度。包括商贸流通服务业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又称“溢出效应”或“外部性”）。直接影响力表现在对GDP的贡献额和贡献率、就业量和就业比重等等直接作用上；间接影响力表现在优化空间产业结构、优化时间经济流程间接作用上。这种影响能力或依赖程度的大小、强弱，取决于相关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产业政策和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企业状况等等。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具有多向性特征，与国民经济整体的时间流程、空间结构、发展方式、城乡关系、扩大就业、增进消费、节能降耗等重大时代主题都有着十分紧密的逻辑关系。
　　本报告的前期成果曾运用菲德模型的分析框架，对商贸流通服务业多向性影响力进行过初步分析。我们发现，长期以来对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评价不够完整准确，主要表现是偏重于直接影响力（因为比较直观），而低估了其间接影响力（因为比较隐蔽）。以前的研究和实践中注重测算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如增加值、直接就业、提供利税等等，其间接贡献（外溢效应）却没有真实完整体现在统计数字之中，从而大大低估了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和总体贡献。越来越明显的新趋势是，包括商贸业在内的服务业正在各个国家后来居上、蓬勃发展，不太直观的服务业正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原来“很表面、很直观、很物质”的传统农业和工业。所以，大力发展包括商贸流通服务业在内的服务业，将会得到更好、更有效率的现代农业和工业，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总福利。这个研究思路和新的发现，对重新认识现代服务业可能具有普遍意义。
　　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一样，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在这个阶段，商贸流通业影响力，特别是间接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约社会成本及吸收转移劳动力乘数效应等方面。
　　第一，商贸流通服务业在现代经济系统中的传导作用。随着当前全球经济分工的逐步深入，生产链的迂回程度逐渐加深，产业链的信息传递效率变得更加重要。需求能否更好地引导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游产业环节的信息敏感度。专门从事交易活动的商贸流通服务业在识别和形成消费者偏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商贸流通服务业对于形成正确的价格信息、引导上游的投资与生产都具有关键的意义。只有流通业富有效率的运行，才能使得终端消费市场的信息在产业链上得到有效的传递，最终降低投资的盲目性和资源的错误配置，减缓无效率产出带来的经济波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流通产业的有效运行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与稳定的基础。 　　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商品流通通常会受两个规律支配。一是市场供需匹配的差距，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不一致，以及产地和销地的差别，就会出现商品流通；二是市场价格的差距，只要存在着商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价差，就存在流通套利的空间，就为从业者进行商品交换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和外在的条件。同理，市场的活力取决于流通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流通的规模和结构，取决于供求差异所带来的利润空间。商贸流通业在时间上具有减少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优化经济流程、降低交易成本的天然功能；在空间上具有克服商品和要素集散矛盾，优化资源配置和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商品流通的范围和规模的天然功能。因此，市场经济不论是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是作为一切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都是通过流通部门和流通环节实现的。没有交换、没有流通，也就不存在着市场，也就无所谓市场经济。
　　简而言之，在市场经济中现代流通业具有天然带动和调整其他产业实现自我调整的能力。通过传导市场信号、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整合优化产业链，现代流通业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影响力。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已经到了相当程度，绝大多数商品已从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现在的“买方市场”，经济由生产约束型转变为市场约束型、由供给约束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此时，流通业就成为启动市场、满足需求、带动生产的重要枢纽，
　　第二，商贸流通业还充当了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职能。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就业压力名列前茅。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1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首次超过6.5亿农村人口。我国2012年预计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将达到上年实际就业人数的两倍，为2500万人，这一数字比“十一五”期间多100多万人。2012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达到680万人，这个数字10年间增长了5倍。而按照就业促进计划，我国到2015年要在城镇创造4500万人的就业机会，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
　　在这种背景下，商贸流通服务业将发挥更大作用。商贸流通业的劳动力份额居第三产业之首，说明和其他产业相比，有极大的就业吸纳空间。并且，由于商贸流通业还拉动着相关产业生产的扩大，引起相关产业大量的就业需求增加，从而对整个就业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这种极大的就业吸收空间，再加上较强的就业吸收能力，将促使其他产业需要转移的劳动力顺利进入商贸流通业，从而将直接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最新统计显示，商贸流通服务业既是以往的就业主渠道，也是最具后续潜质的主要就业领域。目前，国内贸易行业从业人员超过9000万人（按照国家统计局口径，主要包含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从业人员），仅次于制造业。从增量看，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中有40%被流通服务业吸纳，仅餐饮业每年新增就业岗位200多万个，成为安置年龄偏高、文化程度和就业技能偏低等弱势群体就业的重要领域。此外，物流业从业人员约2000万人，物流业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新增10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商贸流通服务业实际直接就业人口已超过1.2亿人，而由产业关联拉动的间接就业效应还没有计算在内。因此，着力保护事关民生、就业容量巨大的大中小型商贸服务企业和个体户，将极大缓解我国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
　　第三，商贸流通服务业对促进消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能够直接实现即期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开发潜在消费。商贸流通服务业可通过强大的服务功能，营造、改善消费环境，增加城乡居民的福利，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最终实现从货币名义收入到实际消费的转化，达到促进、催化、开发消费的目的。而消费数量、质量、方式、结构、服务则是流通服务业时空效能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现。批发和零售业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超过80%，是满足消费的绝对主力。可以说，社会各阶日常消费开支的每一分钱，都是通过商贸业“花出去的”，商贸流通业与居民消费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国家各项大政方针能否圆满有效落实，最终还是要看商贸服务业这“最后一公里”的真功夫。在新时期，建立竞争性、高效能、低成本、诚实可信、服务周到、便捷安全的商贸流通畅销体系是促进需求结构转型、扩大居民消费、满足消费意愿的最直接、最现实、最有效的政策选择。
　　消费者对商贸业是绝对的依赖关系。通常所说的“零售业要依赖顾客”、“消费者是上帝、是衣食父母”只是一个方面，甚至只是表面现象。由于商贸业在分工社会的影响力，致使顾客、居民消费者每时每刻都离不开、都强烈依赖商贸业。这才是事情的本质。一些商业企业可以因为大环境恶化、经营不善或慢待顾客而垮台，例如国际经济危机时刻，但商贸业从来不会垮掉。各国的商业实践显示，那些在经济困难时期因洗牌加剧而垮掉的商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将为更多的有效率的企业腾出发展机会和空间，从而实现商贸业的整体提升和更大跨越。
　　值得特别指出，我国制造业的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而商贸流通服务业对制造业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趋势也最为明显。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经济体制下“供给短缺”的制度性缺陷，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围绕着国家发展目标制定了以制造业为中心的非均衡产业发展战略。在发展战略的优先次序中，流通产业的基础设施与功能受到了人为抑制，这导致了进入21世纪以后即使制造业已经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声誉，但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仍然难以摆脱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一方面，制造业内部出现了重型化的趋势，生产资料制造业的比重持续增加，并呈现普遍的“重工业内循环”、“自我循环”现象，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风险；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基本的需求面长期被忽视，“流通能力供给不足”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障碍，生活资料制造业比重也出现持续下降。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其中有一点至关重要，即长期以来发展战略过分向重工业倾斜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衡。这一观点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导致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发展失衡的根源并不是“生产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需求的有效供给不足”。换言之，现行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流通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不匹配。 　　商贸流通服务业对制造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将极大改变上述状况。第一，流通业影响力可以缓解制造业产能过剩。在运行机制方面，批发、零售部门可以在产前为制造业提供及时、有效的供求信息，从“以产定销”的模式向“以销定产”转变，从粗放式经营向精益化生产，并进而向精益化物流转变。首先是抑制生产商盲目扩张，建立供求长期均衡机制；其次是保证产品适销对路，满足市场有效需求；第三是减少产品积压，实现产销环节之间的零库存衔接，把精益化生产思路逐步融入到流通领域，其中物流部门借助现代物联网的先进技术，实时记载商品在空间物理上的流动轨迹，把商品在交易过程、移动过程中的动态信息反馈给生产过程。
　　产地和销地之间的流通业内部分工将为制造商提供商业信用，扩大产品流通规模，提升流通速度；远期期货市场通过标准化合约补偿现货市场实际价格风险，熨平价格波动，利于公正价格形成；专业化物流有助于减少制造商物流配送费用，降低水泥、钢材等产品因物理属性而造成的高昂损耗，扩大商品流通半径。另外，通过建立健全流通环节的技术标准和质量建设，可以严格产能过剩行业的市场准入，并对淘汰落后产能提供约束和支撑机制。流通业发展还会通过产业关联引致对水泥、钢材、玻璃等产品需求，进一步化解过剩产能。
　　第二，流通业影响力可以优化制造业区域分工。我国独特的区域资源分布使我国的内贸模式不同于传统小国，区际间生产和流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自从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以来，产业结构布局有所改善，但区域产业同构引发的资源低效重复配置仍很严重。从横向比较来看，由于我国区际市场分割和封锁，区域间贸易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国际贸易发展速度，不仅东部地区，大多数中西部省份都把发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区域间贸易不仅未能充分发挥，而且各地政府还出于地方利益，人为干预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通，破坏区际商品流通介入机会，结果是各地并非基于区域要素禀赋而构建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只能凭借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来取得市场份额，产品难以在全国市场进行流通，这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给自足、自我封闭、放大了的自然经济格局。
　　在国家提出扩大内需的政策背景下，区际商品流通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能否形成基于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的产业布局。而商贸流通业具有克服商品交换的空间矛盾的本质功能，可以有效促成区域产业分工走向深化，发达的区际商品流通还会使参与贸易的区域获取双边利益，并通过规模经济获得大规模生产的好处。区际商品流通在使各区域形成基于资源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后，主导产业反过来可以借助区际贸易服务全国和国际市场，并带动区域内其它关联产业，从而形成地区专业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发达的区际商品流通在空间上点、线、面的合理配置，有助于改善区域内外的贸易条件，刺激和带动农村消费，增强区域商品市场的互补性和可转移性。
　　第三，流通业影响力可以促使制造业节能降耗。流通业影响力对于制造业节能降耗的作用同样值得关注。从流通环节强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通过在商品上标注生产能耗和碳排放指标，限制一些能耗和污染超标的工业品和消费品进入流通领域，将有利于通过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在商品生产的产中和产后环节，减少零部件和产成品的物流成本开支，将稀缺的资金用于产品和设备的更新换代，提升整个行业产品质量，进而降低能耗和环境污染。
　　高效的物流管理可以节约制造业巨额的流通费用。我国物流成本高企的主要问题不在批发、零售等商贸流通服务业，而在于制造业，突出表现在工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及其普遍“自办物流”的低效格局。在历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生产资料投资品销售总额中，工业企业平均自采自销的比重高达70%；在社会总产品中，工业生产资料占75%，工业品物流总值占社会物流总值的90%，工业产品的市场流通绝大部分是在工业企业之间直接进行的。工业企业自设的采购、库存、储运、销售机构导致游离于市场化交易之外的非社会化物流运作在全部物流活动中所占比例过高，运输车辆“跑空率”居高不下、触目惊心，浪费了大量能源和其他资源。这正是中国物流效率低下、流程恶化的原因所在，也是潜力所在。根据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数据测算，现代流通业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的物流供应链管理，可以优化整合采购、库存、储运、销售、废旧物回收的流程，把制造业现有物流成本降低50％左右。
　　第四，流通业影响力可以提升制造业国际地位。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产品在行销全球的同时，却始终未走出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隐痛。虽然通过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品，可以获得一定的国际市场份额，但由于缺乏自主品牌和自主分销渠道，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甚少，产品价值链和利润分配格局基本被跨国公司掌控。
　　第五，流通业影响力可以强化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是困扰我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关键障碍。现行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大多以扶持制造业自主创新为主，忽视了制造业与流通业的互动发展，因而出现了两种令人惋惜的现象：一种是产品技术领先，但缺乏市场应用的基础，以至于或者因为成本原因，或者因为技术标准，最终得不到商业化应用；另一种是耗费很大投入研发出的先进技术，因为出身于科研院校，而没有与市场进行有效对接，被束之高阁。
　　现代流通服务业具有深刻的生产性服务能力。许多流通企业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工艺复杂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网络及价值链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在产业链中，流通企业通过收集、整理需求信息预测产品需求的动态变化，不仅指导制造企业制定产品生产计划，降低库存水平，也和制造商一起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在流程上，大型零售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指导制造商物流配送，降低库存，一些零售商还可以借助流通业内部专业化服务体系，把批发商、第三方物流商纳入整个价值链创新活动中，进行供应链流程再造。如浙江省批发专业市场依托专业产区，成为需求信息的处理中心，并传递给相应集群企业，通过快捷制造等生产模式，在最短时间内满足市场需求，使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同时拥有了销售与生产上的规模经济，促进了产业集群的扩张和技术升级。 　　总之，关注商贸流通服务影响力不断增强趋势，特别是其间接影响力贡献增强的趋势，具有极强的政策含义和战略性启示。以往只是看到了商贸流通领域充分竞争的一面，片面强调其市场性，而忽视了其间接影响力公益性贡献的另一面，因而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财政支持“多有亏欠”。为使这种功能得到可持续发挥，应当合乎逻辑地将充分发挥其间接影响力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畴，以使得这种外溢效应得到适当、合理的补偿，使得这种服务能够延绵不断地为社会造福（举一反三，合理解决这一问题对各种服务业领域都具有普遍意义）。
　　二、新世纪“经济节奏较量加剧”的新趋势
　　古往今来，人们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在有意无意地探索和寻求这样一种状态，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产出。从经济运行、经济循环和经济流程角度观察，这种状态具体表现为，人类总是努力趋向于使运行流程包含的所有环节、所有领域，都能处在“既不断档又不积压”的动态均衡点上。在这种场合，每个环节和领域的各种资源都将既无多余闲置、又无缺失中断，经济运动处在最佳均衡点上。寻求并保持每个环节和领域中客观存在的这个均衡点，是人类智慧的最佳体现和最高境界。这是一个随时需要动态协调、互动的过程，在现实中只是一种无法穷尽、永无止境的趋势，好像数学中的求极限。当每个环节或领域都趋近于各自的最佳点时，意味着人类资源和财富趋近于得到了最大限度、最有效率的充分利用，人类便获得相对最大利益；反之，当每个环节或领域都远离于各自的最佳点时，则意味着人类资源和财富趋近于最小限度、最无效率的利用，人类便遭受相对最大损失。
　　经济发展史显示，分工导致了效率的提高，但分工不断细化加深了社会化生产、特别是社会化现代大生产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极大增加了不同生产部门、行业和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联系、协调方面的困难，即增加了各个环节和领域寻求最佳点的困难，远离最佳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例如，搜寻、信用、谈判、购买和销售上的困难等等，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耗费了大量时间，造成形式多样的耽搁迟滞或断档脱销，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低效率。这种日益脆弱的关系，时时刻刻成为各种“耽搁迟滞或断档脱销”的缘由。其中，断档脱销是耽搁迟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本质和结果都是高成本、低效率。值得注意的是，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在更多的场合是共生并存、互为因果的。落后的流程由于动态化过程中的衔接障碍，流程中的信息不全不准不及时，常常表现为巨额库存伴随着严重脱销；先进的流程则由于动态化、精确化衔接水平较高，可以极少的库存支持源源不断、衔接紧密的商品流。
　　流通过程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并不在于这一过程能够增加物质产品、物质财富的数量，那是生产过程的功能。流通过程之所以不可避免、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可替代，就是因为它必须弥合化解上述社会和产业分工导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时空矛盾好低效状态。考察生产的效能，是看其以尽可能最低的资源、人力耗费（生产成本），提供出物美价廉、满足消费的有效产品；考察流通的效能则要看其以尽可能最低的资源、人力耗费（流通成本），以最短的时间将产品送入消费领域或再生产领域。因此，减少耽搁迟滞或断档脱销是对流通效能的天然的本质要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尽可能减少一切耽搁迟滞或断档脱销，使尽可能多的稀缺资源处于实际发挥作用的最佳状态（最佳点），从而减少直至消灭处于实际上的闲置状态，是古往今来人们不懈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而时下将产供销诸多环节整合为平滑顺畅的一体化供应链理论，其实并不神秘莫测，只不过是流通本质在新时期、新时代的实现形式。
　　上述经济理念可引申出动态化的“新财富观”。按照这种新财富观，就不仅要看我国每年生产了多少物质产品，更要看这些已经被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有多少是真正处于实际发挥效能的状态，即看“有效产品率”的高低。社会财富存量既定以后，货畅其流，消灭耽搁迟滞、库存积压和断档脱销，努力使所有经济环节和领域趋近于“流畅平滑”、最为经济合理的有效状态，就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真实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和人民生活得到实惠；反之，则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虚假增长。假如缺乏动态化的、关注存量效能的“新财富观”，践行科学发展观就仍然会在有意无意之间被打折扣。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产品流程的延长，产品生产状态占用的时间在整个时间流程中的比重，已经平均下降至10％，其余90％处于流通状态。因此，缩短流通时间、加快经济节奏、消灭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已成为新时期提高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缘由，致使当今世界无论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向这一脆弱的动态过程“输入智慧”，向这个“难以廓清边界”的独特产业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先进技术和专门人才，都在绞尽脑汁寻求那个“最佳均衡点”，挖掘着没有止境的流通效能。而经济学的结论却是如此简单：在分工加深的场合，不经过流通过程，社会财富只不过是观念的、想象中的存在，并不会带来任何效用和效益。
　　在人们熟知的世界500强的沃尔玛公司，凭借先进的信息、补货系统，可将一件商品从出厂到摆上货架的时间平均控制在5－7天，而一般公司需要30天。这就是沃尔玛领先于所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它凭借先进的信息技术，尽可能消灭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使自己最趋近于经济学上所说的“最佳点”。其真谛并不高深莫测，但刚好抓住了流通的本质，深得商业经营的要领。
　　“9.11”事件之前美国曾有过近10年的经济繁荣，同其经济节奏的加快和流通效能的提高密切相关。凭借率先崛起的互联网技术优势，美国的库存控制和资本周转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的时间与次数大为减少。经济分析家认为，“美国企业界在控制商品库存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已经大大有助于减少经济起伏不定的现象”；“更充分地利用技术，更好地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为，已经使许多公司能够避免库存失当和剧烈波动”；“美国英特尔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强生公司和波音公司等纷纷发现，减少商品库存量是今天迅速变化的经济中一项可行的战略。各公司希望从这种做法中得到新的竞争优势”。美国奥本大学教授保罗.斯瓦米达斯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71%的制造商利用这一可行的战略，已经使商品库存时间从1990年的2个月、1993年的1.5个月明显下降到1997年的1.2个月。而汽车、电子产品和零售企业的周转时间已经从1987年的27天，缩短为1998年的12天。 　　与上述趋势变化相对应，1990年－1998年，美国、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3－1.5%。非制造业（含批发和零售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的1.14－1.29%。这个指标表示，由于经济运行的节奏加快，同量流动资本处于沉淀状态的份额极小，周转速度普遍较快。这种趋势至今还在持续。种种迹象显示，依靠互联网技术，更加注重从流通效能、从经济节奏和迟滞与耽搁之中挖掘竞争优势和开发利润源泉，已经成为新世纪的突出特点。
　　流通效能高低或耽搁和迟滞程度的评价标准多种多样，且可互相印证。主要包括：流动资本年周转次数或周转一次所经历的时间（天数）；库存率即库存总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流通费用率即流通费用总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含物流费用）；员工人均销售额；营业场所单位面积销售额；利润率；固定资本折旧率；等等。根据所要解决问题的具体内容，分析评价的指标可以有更多的细化和变换。
　　寻求解决方案，修复加速复杂化的经济体系，是流通创新的真正由来，也是发达国家对流通创新备加珍视、不断努力探索的原因。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既是产生于此，也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科学技术、人类智慧和市场体制等等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将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消灭为零”　的技术条件，用时间消灭空间、将空间距离极大缩短，从而实现零距离、零时间的“零时空”已经成为可能。19世纪“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语）与21世纪的电子商务是改变人们经济思维的“两张牌”的融合。新世纪新主题是“经济节奏的较量”，是经济社会在总体上向加快节奏、减少耽搁迟滞的流通领域“投钱和找钱”、“投小钱、找大钱”。可见，在信息化时代对流通本质进行重新审视，具有很强的战略含义。凭借先进的信息技术，储备信息正在取代储备商品，能力储备正在取代实物储备，高昂储备成本有望快速消失。
　　相比之下，中国的问题有些尴尬。至今尚未完全意识到21世纪这一全新的重大主题，在体制、政策、机构、技术和企业这五大层面上，有意无意“增加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的现象随处可见，对流通效能高低和经济节奏快慢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换句话说，在即将尖锐化的“减少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的节奏较量”面前，中国似乎还缺乏准备，在体制和政策上还在有意无意地漠视这一经济节奏较量、流通效能竞争的时代潮流，还在时时“增加耽搁迟滞”、处处“制造断档脱销”，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
　　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当代经济学所说的降低交易成本，这些理论都很重要，都是进一步探讨促进流通效能的本质，减少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的两把钥匙。而目前人们关注的一切相关问题，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诸如提高竞争力，理顺流程、降低成本和交易费用，减少库存、加快周转、增加利润，适销对路、大进大出、快进快出，重建诚信，发展物流配送，推行电子商务等等，都无一例外地与流通效能的本质要求有关，并受其支配。　而认真去搜寻和研究这些表现、证据、指标和原因，是中国推进流通现代化的起点，而要作好这篇日益紧迫的大文章，迫切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急起直追，付出多方面的艰苦努力。
　　三、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呈井喷式发展的新趋势
　　有权威报告称，目前20国集团（G20）的网络经济规模到2016年将达到4.2万亿美元，比2010年几乎翻一番。到2016年全球几乎一半人口将成为网民，从19亿人增加到30亿人。仅中国一国就将有8亿用户，相当于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网络用户的总和。在世界经济不稳定时期，互联网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源头。2010年20国集团国家的网络经济规模占其GDP的4.1%，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一指标甚至达到8%。对于企业来说，互联网的重要性逐年增长。网上销售2016年将占英国零售额的20%以上，在其他发达国家占8%—12%。现在许多人更愿意通过互联网购物，因为方便而实惠。根据英国kelkoo公司的统计，2011年欧洲人20%的圣诞节开支是在网上完成的，其中还不包括那些先在网上研究商品的价格和特性然后去商店里购买的支出。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统计表明，2010年20国集团国家的网上购物额超过1.3万亿美元。企业应当尽快适应这一将给它们带来高速增长机会的新现实。
　　从这份最新报告中可以看出，互联网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呈井喷新趋势，深刻而迅速地改变着商贸流通业的整体面貌，以往被简单定义为低技术含量、高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正在向高技术含量和高资本投入的现代服务业转变。高端技术和专业管理人才奇缺，已经成为商贸流通服务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最大瓶颈。与此同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网上购物与物流配送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化。“轻点鼠标”过后，常常遭遇信息泄露、网络诈骗、诚信缺失和快递延误。
　　2010年，我国网民达到4.5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4.3%；网购交易总额超过5000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3.5%人民币；网络购物用户1.61亿，年增48.6%。我国网络零售业务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有关机构的数据显示，2011年网购市场交易规模延续2010年高速增长态势，交易规模近8000亿元。艾瑞指出，2011年网购市场交易规模较2010年增长67　.8%，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　.3%，预计2012年这一比重将突破5%。而国家商务部此前在“十二五”规划电子商务发展指导意见中指出，到2015年我国网络零售额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以上。
　　从趋势看，互联网在我国消费者社会的出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对长期失衡的经济而言，消费者社会是一个关键的结构性因素，是不可或缺的。随着互联网而来的，是国民对支出习惯的改变，品位和品牌意识增强，这些是任何一种消费者文化必不可少的特征。我国网民上网活动大大增加将为实施各项促消费政策提供便利。
　　目前，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将网络和计算机应用于商业的代表。电子商务对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提高信息聚集和销售便利程度的主要表现：一是电子商务营销模式有利于降低厂商和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即电子商务交易的单位成本小于传统交易方式。电子商务营销模式下厂商和消费者采取双向互动，企业可以通过网络低成本进行广告宣传，消费者也可具体方便的搜寻浏览信息。据统计，网页广告费用仅占传统媒介的3%，《财富》上500家大企业电话帐单中41%用于传真，而网络传真技术目前正处于免费或象征交费阶段。 　　二是电子商务营销模式有利于降低厂商与消费者谈判成本和实施成本。厂商谈判成本受运输、通讯引起空间成本影响，互联网技术大大减少了空间成本，而实施成本受因交易无法同时发生而产生了储管成本影响。在电子商务营销模式下，互联网创造的电脑空间超越空间制约，可以用极快的速度实现电子式的商品交易，完全可能实现“零库存”（Just-in-time）。在最需要的时刻把最需要的信息、商品精准化地送到最需要的地点。厂商可以无店面无货架无库存，厂商供给直接反映消费者需求的“无库存”生产，节约了储运管理成本，剔除一切浪费与闲置。
　　电子商务与批发零售物流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信息基本设施发展使得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延伸到单个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交互沟通成为可能。为节省中间成本，获取更大竞争优势，制造企业利用信息绕过传统价值链中的中间机构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传统的中间商业机构将面临信息能直达消费者进行直接交易所带来的威胁。目前关键问题是信息技术发展提供的直接交换可能性给传统中间商业机构留下多大存在空间，即通过互联网的直接交易成本费用小于依赖于中间商间接交易成本费用。如果结论成立，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必然导致中间商消亡；如果结论不成立或者部分不成立，那么中间商就有其存在必要和依据，还可以发挥其传统功能，或在信息技术背景下提高其功能和效率，起到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市场效率的作用。
　　现实情况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既提高了中间商的效率，同时也派生了许多新的中间商，而并非阻碍中间商的发展。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将选择费用低的直接交易，中间商的参与由于会增加交易费用而将在竞争市场中消失。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交易是千差万别的，而且交易费用也不可能都降至同一水平，因此信息化后对中间商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
　　信息的高效率交换功能导致产生一种新型中间商———电子中间商。它由服务器、工作站和各种网络设备作为其技术支持。由于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因特网上的信息呈爆炸性的增长趋势。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他们所需的信息和不需要的信息充斥并分散在网上的各个角落，而电子中间商通过对一手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在丰富的信息资源基础上提供更深入的信息服务，实现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交易的中间商功能。另外，信息还可对传统营销渠道结构进行改进，提高其营销效率，降低费用，如美国最大零售商沃沃尔玛利用信息技术直接与生产厂家建立直接网络联系，降低两者之间的交易成本费用，同时实行零库存管理，压缩库存成本，并通过降低价格与消费者分享超额利润。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中间商可以利用网络拓展其经营范围、扩大规模，获取知识，降低经营风险并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新趋势层出不穷。在互联网基础上，引入传感技术形成智能化的物联网将会是下一阶段改变商贸流通业面貌的新推动力。物联网（The　Inter？鄄net　of　Things）是指将物体通过传感设备、通信手段实现全面互联的网络，包括物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也包括人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物联网是应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最新产物，可实现智能化的实时管理和控制，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率，已成为国际新一轮信息技术竞争的关键点和制高点。物联网是继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之后引发新一轮信息产业浪潮的核心领域，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纷纷开展物联网领域的规划布局。通过RFID技术在多式联运、大型物流园区、城市配送、冷链物流等方面的应用，探索利用物联网技术对物流环节的全流程管理；开发面向物流行业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开发适用于各种物流环境的特种电子标签、物流装备、读写器、中间件、管理系统等产品。据此推测，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将彻底改变商贸流通服务业的传统格局，引发难以想象的巨大变革，并迅速改变原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四、商品生产采购销售与提供服务相互融合的新趋势
　　商品生产采购销售与提供服务相互融合的新趋势正在创新商业模式。家用电器、家装家具量身定制型的生产和销售，私人轿车、个人电子产品等一次性商品购买，带来后续消费服务的全程购买。这些都在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变革和消费升级的步伐，生产消费价值链逐渐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业的服务化。或者说是制造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如设计、物流、仓储和市场营销等工业内部生产环节的外包。一系列相互独立的生产与流通链结，传统的制造部分在价值链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一部分经济学家早期也称之为“新工业化”。二是传统服务的产业化。零售、餐饮等社会服务业在市场竞争和劳动力成本等的压力下逐步走向产业化发展，这是美国在“后工业社会”产业发展的一个典型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标准化、连锁经营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传统服务业的产业化过程。它改变了传统批发、零售、餐饮业单一、分散经营的模式，模仿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化、规模化和流水作业，实现了传统行业的现代化。三是新兴服务业迅速增长。信息、金融、教育、旅游等行业的需求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体现了社会的富裕程度和文明程度。特别是金融与商贸业的融合发展，仓单质押、融资担保等等大大增强了商贸企业的融资能力，加快了资本周转速度，推动了流通创新。
　　五、供应链向金融与商贸融合主导型转变的新趋势
　　供应链管理其实一种智慧。国家标准概念：《物流术语国家标准》称，供应链（Supply Chain）是指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的上游与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结构。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全面规划供应链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进行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从大而全、小而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竞争到大范围分工合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横向一体化的供应链竞争，核心是链主及其掌控能力的竞争。
　　依靠协同合作的智慧才能降低天然损失。从发展趋势看，产业分工、区域分工将越来越精细，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广阔，从生产到消费（用户）产供销储运的流程越来越延长，纵横交错链条式的网络越来越复杂，由此产生的经济转换和衔接节点越来越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关联度越来越高，例如通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区域经济圈等等。在这种场合，经济整体也将越来越显示出其脆弱的另一面，即，由于经济利益和经济行为缺乏协同、链条衔接不当而造成的“天然损失”会越来越多，而仅仅简单地分别、各自为政地改进产供销储运关系入手，已经力不从心。于是，便有了专注于、致力于协同合作、消灭这种“天然损失”的供应链管理。它以强调协同合作系统化、精确化、前瞻性为主要特征。体现了协同合作“本能的智慧”，是人类需要协同合作的“智慧的本能”。 　　如前所述，供应链管理体现了一种全新的财富观，即它不仅关心投入产出的利益比较，更关心最大限度减少全社会产品（甚至包括废旧物）的闲置和浪费，通过优化流程、消灭库存积压和断档脱销，使已经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都最大限度地处于实际发挥效能的状态。这就要求高度的协同配合，要求在供应链管理系统集成中实现所有的企业、所有的流程全程平滑流畅和节点转换无缝隙、无障碍，其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环节的效率改进都应有助于其他企业、其他环节的改进，都不可“以邻为壑、转嫁损失”，不可以损害、降低其他环节的效率为代价，从而实现供应链总体改进和整体最优。倘若没有协同合作、整体最优，各自为政的十笔“精明小帐”凑在一起，完全可能是一笔“大糊涂帐”，即整体无效率。
　　任何有效率的物流体系或供应链体系都是这种协同合作思想、理念和智慧的外在表现，任何无效率或低效率的物流体系或供应链体系，则都是没有很好体现、甚至违背协同合作思想、理念或智慧的结果。在供应链全流程中使每一个节点都动态地实现“既不多、也不少、刚刚好”，是很高的境界。改进流程集中了人类古往今来的巨大智慧。这种智慧给中国理清思路、深化改革、自主创新、消灭愚蠢，构建高效率、快节奏、精确化、低成本现代经济体系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
　　大型制造企业和流通企业天然属于供应链的“链主”。供应链两大类型，各有存在缘由和发展空间，在理论上和一般发展进程中不存在谁吃掉谁。历史上关于“产销合一”、“产销分离”谁更优越的争论，后不了了之。在我国，供应链模式有以海尔集团为代表的制造商主导型，也有以浙江物产集团为代表的销售商主导型。总体而言，大销售商已越加占据供应链的中心地位，产供销和金融呈现出了紧密型供应链战略联盟。目前，类似于浙江物产集团、销售额上千亿元的批发商在我国工业品生产资料流通中有6家，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16家。而金融业加盟，将使商贸业如虎添翼，大型商贸物流企业将更容易得到金融支持，实现流通创新，并有希望成长为类似于日本商社的综合经济体，逐步形成金融与商贸联合主导的供应链。
　　实行供应链管理创新、充分发挥大型流通企业的影响力。以最具影响力的浙江物产集团为代表的经济现象显示，中国流通创新和供应链管理影响力还多少带有原始积累、学习型、模仿式、低端化特征，这种拼规模数量，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的模式需要与时俱进、跨越式发展，积极介入产业升级，寻求拼技术、内含化、研发创新、自主品牌、增加先期投入，进入高门槛、高附加值、高利润的新阶段。
　　大企业占用更多的稀缺资源、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就理应更多承担社会责任。大企业主导的宽大型供应链不止是自身利益和自我发展。实行供应链管理创新，发挥引领社会化双优功能（主导和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和流程）是更高层次的追求，要有所作为，并从中强化自己的链主地位，获取长远的战略利益。
　　新趋势是，在新财富观指导下，历来比较重视周转速度和流通成本的商贸流通服务业，包括现代批发业、零售业和物流业要发挥市场中介的影响力，正在积极主动介入工业和工业品流程的优化整合，推动实行“三个改变”。一是改变工业品流通渠道行政化，商业资源重复建设，信息传递受阻，货不对路，产、供、销脱节，脱销积压并存，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局面；二是改变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条块分割、纵向管理的工业经济体制，把制造业从一个个非市场化的封闭型车间孤岛中释放出来，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三是改变我国工业企业在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无渠道、无品牌、无订单、无技术，处处受制于人、勉强微利经营甚至亏损经营的状况。
　　与此同时，供应链管理模式也在推动非主流工业经济流程的优化。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要关注非主流工业经济的流程优化，以批发商的培育为重点，规范、发展、改造、提升有中国特色的商品交易市场。目前，中小私营企业、产业集群和商品（批发）交易市场三位一体，已经形成我国主流视野之外强大的第二经济，在活跃地方经济、繁荣商品市场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发展成地方工业经济的支柱和特色产业，其中江浙一带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最为引人瞩目。在持续关注并研究这一经济现象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讲求动态化，机制活、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以及它对国民经济流程优化的促进作用。
　　大销售商与金融联合主导的供应链，要实现社会化双优，必须首先使自己最优。实行供应链管理创新，运用ERP，信息为本，实现自身供应链全流程双优掌控，使自己成为社会化双优的基因和酵母。而供应链优化的前提是利益关系的优化。供应链有效率，但也有风险、很脆弱。脆弱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不可预知、不可控外部的因素随时可能把它折断。例如，政策剧变、突发事件等等。2002年9月27日－10月9日，美国发生了罕见的码头工人封港事件，迅速殃及到全球大部分经济体，致使经济严重瘫痪，陷入巨大混乱。事件充分展示了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国经济的一个“精美”的薄弱环节，即全球供应链是何等的脆弱。于是，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政府如何加强对港口、货站等维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物流环节的管理和控制，弥补“零库存”生产、贸易方式的局限性，已成为紧迫的全新课题。
　　内部利益纠纷、决策失误也会轻易将供应链损毁。以“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这一市场化的公平原则，推动流程中相关各方，特别是零售商和供应商、工业企业和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结成“利益共赢体”，改变目前因为利益冲突而轻易损毁流程的状况。具体而言，就是促进流程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包括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等的利益关系趋向公平、公正、合理、稳定，使原有的松散型、节点状资源，以共同受益为主线优化整合成平滑的链式资源。
　　实行供应链管理创新的趋势是实现利益链全程优化。与上游和下移企业要利益共享，规避多边结算风险要夯实供应链中的利益链，运用订单机制作利器，构建以核心伙伴企业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掌控上游企业的要害是打破它自产自销自购自储，推动它分工深化、服务外包、失去独立性、增强其外部依赖性。这比并购它更有效、风险更低。要全面提高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和供应链应急处置修复能力，供应链管理要防止出现新的大而全、小而全，链主尤其要防止风险集中化。 　　鉴于品牌培育、分销渠道、供应链之间的天然渊源，新趋势是注重对全国性品牌和区域品牌供应商的管理；是从简单、短期的价差利润转为长期伙伴供应链利润。同时，是以强化所有时点上的库存控制为着力点实现供应链全流程的精确化、优质化，是以竞争力系数和相对指标为主导，率先实现大型流通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新时期大型流通企业和金融融合发展的战略要点是进一步提高市场集中度、培育、掌控上游制造商，增强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促使市场成交额向现代大批发商集中，从外延数量扩张阶段转向内涵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六、商品流通成本绝对上升和相对上升的新趋势
　　流通成本是指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的总称、总和。主要包括商流费用、物流费用、信息流费用、资金流费用。这些都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结构分析。例如物流费用又大体包括运输、仓储和管理费用。我国流通成本问题十分复杂，主要原因是原有的计划经济生产型主导的统计核算系统多有缺失和遗漏，很难对实际发生的流通成本完整准确地剥离识别。从体制和政策视角看，流通成本还可以划分为经济性成本与体制性成本。前者属于流通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所必然发生的成本，属于不可避免、需要补偿的合理成本；后者则是由于管理体制和政策缺陷引发的不合理成本。前者是设法降低的问题，后者是坚决剔除的问题。
　　与前述的产品生产—流通时间结构相对应，产品的生产—流通成本结构也在发生趋势性新变化。主要表现，一是低附加值商品的生产成本绝对下降，流通成本绝对上升。即在产品最终销售价格中，流通成本绝对超过生产成本，例如煤炭产区的坑口煤成本已经低于后续的运输成本，大品类蔬菜生产成本低于运输成本等。二是高附加值商品生产成本相对下降，流通成本相对上升。即这类产品流通成本虽然没有绝对超过生产成本，但在最终销售价格中的比重，却是上升的。三是在流通成本中，商流成本所占比重下降，物流成本比重上升。四是在物流成本中，仓储和管理成本所占比重下降，运输成本比重上升。
　　如前所述，“加快经济节奏，提高流通效能，降低流通成本的国际较量”，正在成为新世纪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和新主题。从全球看，“成本挤压”的重点，正在从余地越来越有限的工农业生产环节向流通环节转移。这种局面使原来理解的工农业产品生产时间和生产成本发生了急剧的结构性变化，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已经被流通时间和流通成本所取代，并导致流通成本在单位产品最终销售价格中所占比重，已平均达到50%-70%甚至更高，从而成为扩大内需、增进消费的新障碍。
　　附加值较低的农产品成本变动趋势最为明显。然而以往的生活常识和观念还没有跟上这种变化，依旧认为流通环节和流通成本都是多余的、可有可无的。特别是在菜农、菜商和消费者的利益博弈中，通常所说的“两头叫、中间笑”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因此，对农产品流通成本真相需要再认识。
　　产地的农产品—食品不会自己跑到城里来，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中间商贩或商贸企业做这些事，都要支付必要的先期投入、经营成本和人工生活成本。新情况是，第一，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出于比较利益的竞争，原城市周边早已不再种植农产品和蔬菜，而是见缝插针“种满了房子”，城市蔬菜自给率几乎为零，本地蔬菜的“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早已形同虚设。第二，区域分工深化也在竞争中将农业种养殖业推向了比较利益相对较低的专业分工区域，例如山东寿光，河北省张家口以及远离城市周边的其他区域。而组织化极低的散户菜农和大大小小的专业合作社，也只是随波逐流、被动跟进。
　　随着这些新变化，第一，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广义而言还包括肉禽蛋）远距离、长途跨区域运输的比重大为增加，并伴以基础能源消耗难以遏制地成倍增长；第二，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城里房地产价格、租金上涨，农产品采购、存储、销售的经营成本、人工成本和生活成本也随之大幅度上升。归结起来，也就是在同等条件下，农产品生产之外的流通成本所消耗的能源、人力物力财力都大幅增加了，经商门槛自然大为提高。特别是菜商（大多也是分离出来的农民）已经沦为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挤压的弱势群体。不利于商人的社会舆论甚嚣尘上，但舆论并不符合事情的真相。
　　目前总的情况是，农产品蔬菜价格总会有一时的短期波动，而经营蔬菜的批发商、批发市场和“农超对接”中包含的经营成本、人工成本和生活成本却是刚性的，不但难以降下来，还将继续上涨。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农民“卖难”与市民“买贵”并存，产地菜价大跌，而销地依然价格坚挺的重要原因。
　　中国城乡差距的拉大，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并日益突出地殃及到了农产品的生产、流通。这就是，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的比例关系发生了颠倒，流通成本高于生产成本的情况将会长期存在。城里人要享用农产品和食品，就必须为此支付更多的费用。市民们的抱怨可以理解，但无助于解决这个难题。
　　不合理的情况和原因另有所在。实地调查显示，高昂的路桥费、虚假的绿色通道从中盘剥，吞噬了从地头到餐桌的巨额中间费用。据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中国商业联合会的长期调研，公路乱收费吞噬了70%的好处，罚款-超载-再罚款-再超载的恶性循环也由此而来。多年来构筑的高速公路已经陷入一种可笑的悖论：用户对高速公路付费，本应享用高速快捷的服务，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林林总总的收费站点，造成了巨大的延迟耽搁，用户被迫付费得到的却是严重拥堵的慢速公路和恶劣服务带来的巨大运输损失。这样的伪高速路不仅没有资格收费，而且理应向用户支付赔偿费用才符合道理。深化体制改革，彻底剔除流通过程中的体制性成本理应是今后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
　　要像重视降低生产成本一样，从战略高度重视降低流通成本。在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工农业生产，投入十分慷慨。“生产的钱舍得花，而流通的钱舍不得花”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似乎认定，任何流通成本似乎都是多余的，只要把流通环节“消灭掉”，流通成本就可以“轻易消失”。这是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在成本问题上的极大误解。对社会必要的流通费用问题从来没有受到过同等重视和对待，导致产品的储运购销资金和基础设施投入也是多有欠缺。而在生产和流通日益融合，市场信息、流通渠道、流通成本等越加成为要害和瓶颈的场合，产品的整体效能和供求平衡、市场稳定，已经越来越取决于流通的状况。对流通成本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多年来，许多看上去是生产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流通不畅、信息不通所致。因此，稳市场、保流通要与保生产并重。 　　流通成本上升，表明实体经济中综合成本的基本结构发生了趋势性变化，值得进一步研究。总体而言，商品实体的空间转移（储运等）难成虚拟，流通电子化降低商流成本的能力，远远大于降低物流成本的能力，人工成本、能源成本、减排成本刚性上升势头难以扭转；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生产的相对成本趋低，但流通的相对成本趋高，生产时间较短，但流通时间很长。因此，发展现代流通业，缩短流通耗时，降低流通成本，不仅关系到流通业本身的转型、升级和竞争力的提高，而且关系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而深化体制改革，彻底铲除流通过程中的体制性成本理应是今后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
　　新主张：我国商贸流通服务业中长期战略要点
　　目前，我国商贸流通服务业正在从外延快速扩张转变为内含化平稳发展阶段，为全方位充分发挥其影响力，着力解决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提上日程。本报告从商品流通和商贸流通服务业视角，提出以下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和长远的若干前瞻性的战略要点。
　　一、商贸流通服务业深度参与“转方式、调结构”战略
　　1.转变发展方式的要害是率先转变调整结构的方式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和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中指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应当说，在“十二五”期间，作为主线的“转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作为主攻方向的“调结构”要“取得重大进展”，任务极为艰巨。因为“转方式”和“调结构”紧密相关、一脉相承，都是由来已久、长期累积的“老大难”、“硬骨头”，对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要求极高。其中，“调结构”的方式本是大有讲究的要害问题，却常被忽视。以往“转方式”收效不大，根本原因就在于“调结构”的方式转变迟缓。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制造业落后产品、产能严重过剩，重复建设屡禁不止，反弹回潮近成常态，落后产能淘汰不力，更缺少长效退出机制；二是制造业“大”而不“强”，升级困难，在国际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而在自主研发、高端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都十分薄弱，几乎没有比较优势；三是区域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区域间依存度下降，贸易壁垒阻碍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地方均一窝蜂把传统或热门制造业作为带动区域增长的主导产业，并人为设置行政障碍，收取各种费用，增加同类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的成本。而制造业的区域分工深化进程受阻，削弱了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使得整个国民经济极难摆脱低效率、高成本和高能耗的长期困扰。
　　在我国，历来是保增长不易、调结构更难。说到底是外延式增长惯性冲动的体制、机制问题。解决我国产业结构失调的关键不在于增量调整，而在于存量优化。从存量结构上看，主要着力点不在第一、第三产业，而在第二产业。产业存量结构调整优化的思路不应再是仅仅着眼于对新增产能的优化升级，重点应该放在消化存量结构、解决长期累积下来的经济存量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上。目前，试图依靠发展新兴产业来“调结构”，仍属于“增量解决”的老办法，时间长、见效慢、等不起。况且，体制机制病灶不除，新兴产业注定沿袭旧道、增添新乱。若要在短期内取得实效，必须有解决存量难题的新思路。
　　以往的宏观政策实施效果表明，总量管理是政府的强项、市场的弱项，而结构调整是市场的强项、政府的弱项。追溯我国经济、产业结构扭曲的原因，根子就在于政府包办、过度干预市场。在从排斥市场的体制向依靠市场的体制转变过程中，我国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服务业和市场体系这一传导产业、传导机制的“底盘缺失”，而又常被忽视。在这种场合，习惯采取“限时限刻”　、“一刀切”式的简单生硬的办法直接调整产业结构，具体表现是凭借政府部门层层开会、发布红头文件、下达紧急通知，运用行政手段、行政命令，用“硬调节”的办法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硬效果”，而不顾及市场软实力、软调节的长期效应。长此以往，不仅会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了，更会使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越来越“闲不住”。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我国一轮又一轮由政府行政干预为主导，指望以每年有限的增量来调整产业结构中巨大的“问题存量”，越来越难以奏效。
　　问题已越来越清楚，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众多目标和任务，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在必须率先转变结构调整的方式这个绕不过去的要害问题上。因此，必须将这一点再明确一些、再突出强调一些。换句话说，“十二五”期间，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改革和转变结构调整的方式。倘若“调结构”的方式、特别是实体经济中制造业“调结构”的方式不能率先改革，那么转变发展方式的诸多目标就有可能再度落空。
　　2.调整制造业产业结构的方式必须基本实现从行政化到市场化的重大转变
　　改革、转变巨额存量结构的调整方式，具有充分、可靠的客观基础。参数调节、价格机制以及金融、商贸等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变动历来具有长效动态化的积极影响力，并表现在优化空间产业结构、优化时间经济流程、增进居民消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等诸多方面。基本的政策思路建议是：新时期，要加快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体系）的进程，将中央一再强调的“资源配置要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到实处，把产业结构的市场调节落到实处。为此，我国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结构存量调整的方式，要基本实现从行政化到市场化的转变，要强化金融、商贸等服务业的传导、中介功能，创建有利于推进服务业深度参与结构存量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体制政策环境。
　　第一，结构调整的方式要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十二五”期间，必须下大决心彻底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至今的纵向化、条块分割、九龙治水的行政管理体制，着力解决政企不分、行政垄断、地区保护等顽症，弱化政府部门对结构性问题、产业政策问题的直接行政干预、行政命令、行政包办。要改变“保姆心态”和包办式思维惯性，切实从行政命令调节转变为市场信号调节，对存量结构调整要从自上而下为主，转变为自下而上为主；行政会议为主要转变为商务会议为主；“会议调节”、“文件调节”要转变为“参数调节”，将结构性的资源存量配置问题切实建立在市场化的税率机制、利率机制、汇率机制、价格机制、订单机制、淘汰退出机制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产业政策、节能减排任务也要有市场化的利益导向，尤其要尽早出台市场化的资源、能源价格体系改革方案。 　　第二，深化资源、能源类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化的价格信号对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水、电、燃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资源、能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目前仅仅局限于　“调”的思路，即政府定价、政府调价。而“调”的目的是为了“理顺”。这种价格形成机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价格体系，仍然是沿袭老办法，因而也很难“理顺”，难以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要求，也很难满足、摆平利益相关各方的要求，更难扼制资源、能源的浪费和高耗低效势头、实现节能降耗减排的目标。失败的案例是，2010年下半年依靠简单生硬的行政命令、搞运动式的突击节能减排，只落得事与愿违的结局，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资源类价格改革应该引入竞争机制，从政府定价、政府调价转变为“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在宏观指导调控下，逐步放开价格，令资源价格根据市场供求变化，随行就市，在一定区间波动，形成动态化的资源类价格导向机制。宏观调控的任务，一是依靠必要的储备吞吐和进出口来维护正常波动，监控、防止过度投机引发的异常波动；二是依照反垄断法严密防范、严格监管人为制造短缺、操纵价格牟取高额利润的垄断行为；三是对少数收入群体和少数产业群体辅以临时性、必要的财政补贴；四是掌握好资源价格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节奏，与稳定物价总水平的目标相衔接。
　　第三，充分发挥金融、商贸服务机制的调节作用。我国正处在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期。为改革和转变存量结构调整的方式，服务业要唱主角，发挥引领作用。关键是政府要创造必要条件，推动这一转型。市场调节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参数调节、商务机制调节和中介机构调节。正因如此，我们发现服务业不仅是一个“产业”，还是一种经济调节“机制”。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人格化”、“产业化”表现，服务业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市场运行效率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金融服务业资助优质增量（项目）、盘活存量资产的能力和商业信贷机制、淘汰退出机制，商贸服务业竞争性的、商贸订单机制、仓单质押机制、货物代理机制和分销渠道机制等等；凭借贴近市场和了解消费信息的优势，金融、商贸企业拥有对上游制造商、供应商的引领能力。因此，在结构调整这个大主题上，要给市场实现自我调整的机会，打破行政垄断，明确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从战略高度重新定位服务业。
　　第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市场化的产业存量结构调整。鼓励金融、商贸服务业向制造业渗透，与制造业融合，在研发、创新、投资、风险、采购、储备、销售等关键环节建立长期的契约化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化解系统风险、满足全方位需求的周到服务。一是通过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资产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组织创新，强化金融服务业兼并重组、盘活存量、淘汰退出的能力；二是通过商贸服务业技术创新提升商务、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能力；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产业链信息与利益共享机制，建立适合大规模生产的专业化流通服务能力；四是打破制造业的地方保护、封锁和行政垄断，明确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剔除垄断利润，明确“政策待遇”，促进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与于国有企业具有同样成长为骨干企业的市场机会。
　　为此，要完善工业品流通体系，确立制造业所需要的现代批发体系，根据各类商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完善多层次的分销渠道。作为产业链条上的紧密型关系主体，金融、批发、零售、物流、制造商之间也须完善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契约机制，依靠金融、商贸业信用制度创新，保证各环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及合作，促进信息和利益共享，强化制造商生产性服务外包的内在动力。例如，建立退出补偿机制，让坚持低水平、高耗低效的落后产业和企业得不偿失、自愿放弃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和评价体系；金融、商贸业服务要前移，推动以消费需求引导研发，研发成果按照需求寻找国内外厂家订单，增加制造业的附加值，实现在当地的本土化；大型物流服务商可以提供前置化生产与共同创造，完成“从佣人到管家”　的功能提升，深度参与、介入制造业前置化生产，向研发和生产过程渗透、延伸，从研发、代理采购、零部件组装、销售各个环节入手，实行供应链全程配送服务，　减少、消灭多余的物流、商流活动，降本增效、降耗增效，在切实替客户省钱中挣钱；加强标准化建设、品牌建设、物联网建设：物流智能化建设等等。
　　总之，除了实行“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信号体系以外，发挥服务业深度参与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提高金融、商贸服务业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力和贡献率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做起来的事情非常之多。目前，广东物产集团、浙江物产集团、天津物产集团等大型批发企业已经与大型工矿企业形成供应链式的战略联盟关系，对制造业存量结构的变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以浙江专业市场为代表的批发市场集群已经对广大中小制造企业集群及其产业存量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优化功能，并实现了“走出去”、国际化的模式创新。当然，在新时期，服务业自身也要深化改革，努力营造诚信至上、服务至上的商业环境，切实转变服务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强化服务培训，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技能，讲求服务实效。
　　按照这个政策思路有望取得巨额实效。即依托市场化、高效率、低成本的商贸流通服务业支撑，通过结构优化调整，可缓解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优化结构，减少2万亿～3万亿元的产业结构性损失（目前仅钢铁产业一项，陈旧落后的过剩产能就超过1亿吨、数千亿元，加上产成品积压和上下游关联产业，结构性损失还得加倍）；依托商贸流通服务业支撑，可加快经济节奏，额外节省至少1.5万亿～2万亿元的流动资本占用；提高物流效率，可额外降低至少1万亿～2万亿元的物流成本；依托商贸流通服务业支撑，降低消费品物流成本，可让利于民、增进城乡居民即期消费，额外化解至少1.8万亿～2.5万亿元的购买力存量（目前仅农村购买力结余就高达2万亿～3万亿元）；强化商贸流通服务业安全诚信快捷服务，可消灭逃废债务、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商业贿赂、撕毁合同等造成的经济损失1万亿元。
　　二、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先导战略 　　为“降本增效”、“减负增能”应实施相关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先导战略。“降本增效”是指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流通效能；“减负增能”是指减轻商贸流通业负担，增强企业商贸服务能力。由于体制机制、发展方式等诸多原因，致使流通渠道淤塞、效能低下、成本高昂始终是商贸领域存在的根本性要害问题，也是各种矛盾交织缠绕的综合体现。而负担过重，极大弱化了商贸流通服务业的服务能力。目前，要化解渠道淤塞，流通不畅、服务能力弱化还面临诸多深层障碍。为了把合理的经营成本降下来，将不合理的体制政策成本剔除掉，切实显著提高流通效能，必须将深化改革，转变方式，疏通渠道，构建现代化、竞争性、高效能、低成本、低负担的商品畅销体系作为今后的长期战略着力点。
　　围绕战略重点，最重要、最有效的战略举措就是按照“大部制”的思路大刀阔斧地深化改革、精简机构，在转变职能基础上实施商贸流通服务业相关管理机构重组。政府机构设置数量与效能历来成反比，而体制不合理是导致商贸流通领域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商品流通原本是扁平化、横向自由流动的过程，而耸立在商品流通之上、从计划经济延续至今的众多管理机构却是纵向设置、相互隔绝的。可以说，在有意无意之间，这种体制是专门同商品流通“对着干”、“过不去”的体制。尽管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管理体制改革，但仍然很不彻底，带有明显的过渡性。主要表现是，衙门林立、九龙治水、各行其是、自乱其制，职能交叉重复和遗漏并存，互相推诿掣肘不断，管理效能低下，从而是导致流通效能低下，行政成本和企业负担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在现行体制下，商贸领域对外开放有余、对内开放不足，国内市场分销渠道被行政划定的边界阻断压抑，被种种行政隶属关系封闭禁锢，分销渠道被切割得零零碎碎、难成体系，产供销辐射半径被大为压缩，商品很难无障碍高效流动，导致市场化、横向性、有实力的商业企业稀缺，并致使成本高、效能低、“东西贵”，最终使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切身利益乃至国民经济都受到巨大伤害。可以说，体制机制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消费增长和扩内需政策的有效落实。典型案例是，地方产品进京的“展销大集”效果显著，其中有80%产品竟是首次与北京市民见面（例如“江西大集”　）。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地方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竟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可见我国流通渠道淤塞程度的严重性。试想：这样的商品究竟还有多少？倘若畅通渠道，还能搞活多少生产，盘活多少商品，激活多少消费？
　　按照大部制思路改革，可以部分借鉴美国商务部体制，对现有相关部委按照精简机构、合并同类项原则进行归并重组。美国是“大商务部体制”，该体制是在市场经济中长期磨合的产物，目前与我国相似的分散平行设置的许多行政机构，在美国都被摆放隶属于大商务部名下。
　　美国商务部是美国主要的综合经济部门之一，它负责管理国际贸易和促进出口的主要机构包括国际贸易管理局和出口管理局，其主要职能包括：美贸易法律法规的实施；贸易拓展；研究与监督多双边贸易协定的实施；为美企业出口提供咨询与培训；参与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外交利益、保护国内短缺外资供应，进行出口管制。其主要机构包括：国际贸易管理局、国家统计局、出口管理局、经济发展署、技术发展局、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国家电讯与信息管理局、专利与商标局、国家海洋与大气发展局等。在职能性质上，商务部不从事行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美国的行业管理主要由行业协会进行，如美国进出口商会、汽车工业协会、电子协会、半导体工业协会等。商务部设有行业管理局，企业管理主要由商会进行，如各地区商会、各州商会、全国性商会（如美国商会）进行。无论协会和商会，并不管行业或企业计划、业务，而是协调行业利益、代表行业利益向政府和国外交涉。
　　由此看出，我国政府机构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理应继续深入。美国商务部与我国商务部在内外贸易管理职能、内外贸政策制定职能等方面有共同点，但从机构设置上看，美国商务部的管理范围要比我国商务部广泛得多。其突出特点是“为企业服务”，而不是审批管理；其优点是减少了许多部门利益和行政掣肘，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能。当然，要考虑国情差异，不必完全照搬美国模式。我国大部制下的商务部不应是狭义的行业管理部，而应是为全社会商品流通提供综合服务的机构，其宗旨是为交易行为便利提供指导服务，而不是制造障碍和不便。因此，理应从提高效能、降低成本的战略高度，彻底打破现行部门利益局限，尽快建立符合商品流通要求的“大部制”管理体制。而我国政府机构多次改革之所以不够成功、不够彻底，根本原因是没有完成“干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因而没有走出行政干预导致的具体事务过多的陷阱，始终在“你管”还是“我管”中原地打转。这个根本性问题不解决，无论实行什么体制，都不会有希望。
　　商务管理机构改革要纳入政府机构改革总盘子。在中共十八大和2013年政府换届前后，是中国新一轮大力度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最好时机。基本思路是，切实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先导，特别是要从制度建设的战略高度率先推进中央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职能转变，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好公权部门化、九龙治水、自乱其制和行政机关过度参与立法的问题；要按照“合并同类项”的思路和公正、精干、效能原则，将现行职能交叉重复遗漏的政府机构大力度地归并为宏观调控类、行为监管类和公共服务类这三大类别，对现有机构进行大动作的精简改组、裁撤合并。与此同时，顺势配套推进根治潜规则、加快反垄断的改革步伐，反垄断法必须有针对性地将行政垄断作为主要的调整对象。基本思路是：行政化垄断要剔除，经济垄断要限制，规模经济要培育。这些都是深化流通管理机构改革、发展高效能流通体系的根本要件。
　　只有政府机构改革先行，才有希望切实改变部门分割、地区封锁和国内市场不统一的状况。农产品销售难引发的农民增收难，以及农民消费的“购买难”是我国最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农民不但增收能力低，增收代价高，而且即使已经到手的货币收入，也很难像城里人那样方便快捷、安全可靠地买到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农民分享现代物质文明依然存在困难。换句话说，由于流通阻滞淤积，农民受到的是双重损失。就“三农问题”而言，率先理顺管理体制，构建农村流通畅销体系是解决农产品“卖难保增收”、“买难促消费”的有效措施。因此，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的政策措施及其成效大小，事关下一阶段需求结构战略调整的成败。 　　只有政府机构改革先行，才可能痛下决心彻底改变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的状况。如前所述，流通成本上升以及商贸流通业消化不力导致的物价上升形成了促消费的一道拦路虎；特别是体制性成本使得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深受其害。“体制性成本”是因体制机制不合理与政府机构改革不到位、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原本可以避免的行政性额外负担，是“最冤枉的成本”。在我国地区封锁依然比较严重的背景下，大量地方性行政事业性收费，借助市场监管部门的强制手段，打击其他地方产品的现象依然盛行。在管理体制上，不合理审批制度、庞杂收费、税制缺陷、行政垄断、地区封锁、标准混乱及其他人为障碍没有应有的改善。更典型的是“绿色通道并不真绿”，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的物流成本和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不仅阻滞了农民增收和即期消费，而且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对此，还要留意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既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体制下，产品流通成本也是既定的，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有点儿类似于“能量转换、物质不灭”的道理。例如，经过行政直接干预，产品价格似乎立竿见影、立即下降了。但是这种下降是用行政成本临时置换下来的，层层开会、下文件直接干预的行政成本却大幅度上涨了，全社会由产品流通发生的总成本并没有减少，甚至增加了。而且，行政成本上涨，并没有解决长期存在的乱收费、高成本的体制机制问题，风头一过就会卷土重来。这样通盘一算，社会付出的总代价是上升的，远远超过了那些轰轰烈烈的表面政绩文章和短暂的好转。
　　只有政府机构改革先行，才能清除歧视政策。对此，应以构建商贸流通畅销体系、满足消费意愿为核心，加快对流通业发展歧视政策的清理。主要包括“重外贸、轻内贸”，“重外资、轻内资”，“重国营、轻民营”，“重城市、轻乡村”，“重东部、轻西部”等等，特别要清除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保护、对异地流通企业歧视的政策；对外资优惠，而歧视内资的政策；各种不合理的行政性事业收费等。同时制定一系列有助于流通业发展的促进政策，为国内流通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诸如商贸流通服务业竞争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产业准入和产业创新政策。支持内资企业向现代化、大型化、多样化发展，支持流通企业依据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在中、东、西进行的合理布局。
　　只有政府机构改革先行，才可能釜底抽薪切实为商贸流通服务业“减负增能”。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提高商业企业的经商能力，增强其社会责任，减轻其沉重负担，满足其合理诉求。
　　制定“减负增能”、“降本增效”的战略和政策，必须首先搞清楚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真相，即商人们的存在和发展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交易成本？商贸企业是稳生产、稳市场的微观基础和依靠力量，稳市场必先稳商人。中国正处于传统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期，必须剔除轻商蔑商的意识，构造公平公正的舆论氛围，分清主流和支流，澄清商人的是非功过，搞清商人存在的缘由和真相，还商人以正面的社会形象。
　　商人们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增加而是降低交易成本。在分工社会，果真拒绝商人和这些社会必要的媒介环节，则生产者和消费者将要付出难以想像的高昂代价和无尽的“寻找成本”，社会将全面倒退到远古时代，社会分工将不会发生，人类文明将不复存在。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前提下，商品交易市场能否存在和成长，交易量大小，商品购销差价额度、水平（批量差价、季节差价、地区差价、质量差价等等），表象是商人们的主观随意，本质上是由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市场竞争和供求状况决定的，是由“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回报”的平均利润率规律支配的，最终都要由市场裁决。在这个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中，“任何社会，从来都不可能由着任何人随意加价和恶意加价来维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业资本理论中反复强调的基本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现代市场经济也可以看做是商人们配置资源的经济；第二，商人们绝非为表面看到的“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恰恰相反，它天生就是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流通环节的多与少是相对的、动态的、有缘由的，要由市场竞争来裁决，而不应有第二个裁判。片面强调减少流通环节是一种误解；第四，无端扼制商人的正常发展必然导致经济便利性下降、交易成本上升、市场秩序混乱、资源配置恶化、经济效率下降和消费意愿受阻；第五，现实生活中倒买倒卖、炒作加价、获取暴利的现象，其根源绝对不在于环节的多与少，而肯定是权钱交易、行政垄断和各种名目的欺行霸市等等阻止了正当的竞争。农工商之间存在的某些利益矛盾，缘自超经济行政垄断，限制了、扰乱了公平竞争与公平合作的市场秩序。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主要不是市场竞争之过，而是限制市场竞争之过；第六，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理应获得同样的尊重和回报，得到成本、利润的合理补偿。各种劳动及其当事人，应该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占据应有的地位和对应的收益。调研显示，在迅速上涨的城市经营成本和生活成本面前，“倒腾”生鲜果菜的小商小贩们的生计越来越艰难，已经基本沦为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第七，当前人们最为关注的农民增收问题，也是如此。在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链条上，务农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不再是身份；生产环节的收益多少，同样是由市场竞争裁决的。而在服务业引领的阶段，与工业一样，面向农业的服务业（包括商贸服务业）客观上也占据着供应链的主导地位。因此，要想让务农者得到生产环节以外的更多收益，只能千方百计推动服务项目前移，让农民分享种植、养殖等直接生产环节以外的更多好处，例如引导农民参与品种研发、科学种植（养殖）、技术推广、标准化、品牌化、保鲜、分拣、包装等等。如果不关注这些新变化，拿出新办法，而只是一味地为农民收入低叫屈、呐喊，并不会给农民带来任何利益。这些基本认识应当成为商贸流通服务业“减负增能”、“降本增效”战略和政策设计的基本出发点。
　　三、商贸流通服务业新思路促消费战略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增进消费的解决方案大都集中在“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之上，近年以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农村政策等各项政策设计也都在朝着“增收”的方向努力。这一点至关重要，今后也不可放松。问题在于，即使付出这些努力，在短期内明显持续大幅度增加收入的可能性也并不很大。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人均纯收入的起点原本就很低，基数较小，大幅度增收缺少现实性。这种状况可能带有长期性。 　　在这种场合，又当如何作出战略安排？恰恰在这个更加现实、也更富于挑战性的问题面前，一直存在明显偏差。主要表现是，谈论促消费时总是“跑题”，以“增收政策”简单化地取代、等同于消费政策，偏重于排除消费增长的收入因素制约，而忽视了“非收入制约”，忽视了对已经形成的巨额购买力存量的化解，消费政策似不够完整。
　　实际上，“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这一原理是有条件的。在中国现阶段，　常常由于非收入的环境条件制约，诸如居住条件、交通通讯、商业欺诈、行业垄断、质量不高、服务滞后、信息障碍、流通不畅、预期不高等等，使得已经拥有的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支付能力得不到充分实现和化解，而大量转化为储蓄存款。在这种场合，增加收入并不必然增加消费，消费已不再是收入的函数，而是另外一些经济自变量的函数。因此，促进消费增长要一手抓“增收”，一手抓“化解”，两手不可偏废，尤其需要根据收入增量有限而购买力存量巨大的突出特点，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提供消费便利，改善消费环境条件，加快释放收入——消费能力的存量。
　　为此，要调整优化消费品供给结构，积极引导、增进城乡居民新的消费内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在品种、质量、价格、服务、信誉等等方面的竞争。要点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文化市场，促进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积极开发、规范旅游消费和餐饮业；注重满足儿童群体、青少年群体、中老年群体、女性群体、残疾人群体等各具特点、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商品房，除了降低虚高房价之外，还要尽快改变“重建房、售房，轻居住环境条件、卫生条件”的倾向；发展家庭轿车要适度，在鼓励私人购车的同时，一定要切实解决交通拥堵、停车无位、手续繁杂、养护麻烦、车辆失窃等尖锐问题；在中西部农村，要切实解决供电质量不高、不稳定、电价贵、电视信号不强、清洁水源匮乏、运输路途遥远、售后服务无保障等具体困难，为普及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创造起码的条件。这都需要发挥现代流通服务业在促进消费方面转化剂、催化剂功能。流通服务业虽不直接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会通过强大而便利的服务职能，营造、改善消费环境，增加城乡居民的福利，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促消费贵在出实招。鉴于我国已经进入高度依赖国内居民消费的时代，促消费必须理清思路、寻求战略突破。坦率而言，虽然促消费已谈论多年，但仍可发现这种谈论“跑题的多，扣题的少；虚的多，实的少；权宜之计多，长效机制少”。无论收入增长是高是低，总是个既定的量。因此，在增收措施既定和收入增长既定条件下还能做什么？这才是出实招、出奇招、可操作的关键思路。实际上，这些年确实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该做的似乎都做了，再煞费苦心也想不出更多更好的“招数”了。但调研发现，我国促消费还有潜力，甚至还有死角。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增加收入的同时，着眼于服务业影响力，特别是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对促消费长期战略还可以具体细化为有针对性的很多“实际招数”。例如，针对城乡诸多购物不便而抑制的消费潜力，实行“消费便利进万家”举措；针对几亿农民变市民的消费新特点、新动向实行“新市民实惠消费”活动；以及“安全诚信促消费”、“节能环保促消费”、“网购实体化促消费”、“高端产品促消费”、“关注农村留守群体促消费”、“反垄断促消费”、“库存（积压）家电产品半价促消费”等等。这些举措不仅将会收到立竿见影的近期实效，而且也是带有战略性的长效机制。
　　在新形势下，还要注重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反滞销”的影响力，有效遏制滞销增量，化解滞销存量。构建畅销体系一定要与关注化解和盘活已经发生的巨额库存滞销紧密结合。鉴于国内外因素共同造成的严峻形势和产成品滞销、库存积压的强劲势头，无论近期还是中远期，商贸流通服务业的所有政策措施都要努力形成一股合力或一种机制，即以构建畅销体系为主线，实施“反滞销举措”，千方百计促消费、扩内需，盘活存量，有效遏制滞销增量，化解滞销存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必要储备和滞销积压的区别；在滞销积压中，要注意绝对滞销和相对滞销的区别；在相对滞销中，要注意滞销存量和滞销增量的区别。注意“三个区别”可引出多向性的对策思路，为反滞销、促消费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四、商贸流通服务业公共财政支持战略
　　关注商贸流通服务影响力不断增强趋势，特别是其间接影响力贡献增强的趋势，具有极强的政策含义和战略性启示。商贸流通服务业外溢效应影响力普遍存在。功能越强、障碍越少，其效果就越明显。与外溢效应对应的刚好是公益性事业和公共财政支持的范畴。以往只是看到了商贸流通领域充分竞争的一面，片面强调其市场性，而忽视了其间接影响力公益性贡献的另一面，因而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财政支持“多有亏欠”。为使这种功能得到可持续发挥，应当合乎逻辑地将其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畴，以使得这种外溢效应得到适当、合理的补偿，使得这种服务能够延绵不断地为社会造福（举一反三，合理解决这一问题对服务业领域具有普遍意义）。今后应明确将“优惠政策促进型”政策思路设定为长期战略而不再是权宜之计，要以财政补贴为后盾，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对保民生、促消费、转方式、调结构等多向性影响力。
　　实践证明，基于商贸流通服务影响力，为民生花钱最值得、最合理。我国运用公共财力及时推出战略举措，都将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惠及百姓的实事，深得民心的好事。为此，需要将某些阶段性、临时性政策措施调整、转变为长效机制，以便为商贸流通服务业促消费、保民生、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更长远的预期，更有利的政策环境预期。
　　我们认为，对流通领域的这些准公共产品，都尽可以在灵活运用、分类指导的基础上，使用多种供给、运作方式。综合概括来说，从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角度观察，需要长期战略考虑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重点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出资研究并建立流通业安全评价预警体系
　　产业安全及其安全评估属于纯公共产品，靠市场提供是不可能的，但以往此类纯公共产品的供给多有忽视。认识和维护流通业安全需要政府出面，需要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其重点是： 　　第一，为流通主管单位拨付流通产业安全专项资金，由产业安全负责部门领导组建流通产业安全专家小组，设立公共产品性质的专项任务。即，对中国批发业、零售业和物流业的产业竞争力、产业国内发展环境和产业控制力进行深入研究，以准确把握中国流通业安全的现状。目前国内关于中国流通业安全的研究，由于研究目的和角度不同，得出结论也大相径庭，急迫需要政府部门出于公共服务目的为中国流通业安全做出公正的、客观的评断。
　　第二，建立流通业安全评价预警体系，并纳入国家产业安全预警系统之中。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任务，大力发展服务业必将成为战略重点，其中流通业又是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前国内各界关于流通业安全问题讨论也日益激烈。因此，应当着手建立流通业安全预警体系，并将其纳入到国家产业安全预警系统之中，以时刻掌握中国流通安全状况，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第三，在对外开放的动态进程中关注流通业安全，财政应该设置专项资金，支持流通业安全政策重心的战略调整。这就是，将对外开放政策的重心从吸引外资“请进来”转变为推动内资“走出去”，实现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出击”，从“被动安全”到“主动安全”的战略转变。主管机构要前瞻性地研究“走出去”的商贸物流企业所应具备的条件、潜质、方式和鼓励政策，积极创造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环境。即使走出去有具体困难，大格局暂时难以改变，也要逐步提高商贸物流领域的市场集中度，千方百计强化中国工商企业自主定价能力，强化在价格、品牌、利润、标准等方面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为日后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涉及流通业安全的公共产品供给，应该按照纯公共产品对待，由财政专项资金全额支持，政府设定专门机构负责。
　　2.保护和扶植中小微型商业企业发展
　　商贸流通业是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必要条件。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分散化特征。再者，流通业自身的竞争性质也需要中小企业参与市场活动，以提高市场效率。可以说，大量中小微企业星罗棋布的现象必然在我国商贸流通领域长期存在，保护和扶植中小型商业企业具有活跃市场竞争、稳定市场秩序、方便居民生活等社会公益性。因此，除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之外，保护中小企业发展还需要政府参与，并应作为长期战略来抓。
　　第一，借鉴日本《大店法》、法国《拉法兰法》，以及英国、德国等国家的商业土地使用政策，尽快出台引导和限制大型零售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对其店铺选址、营业时间、店铺面积等进行规制和管理；切实执行《中小企业促进法》，将中小微流通企业发展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结合城市发展和城区改造以及新建居民区开发，合理规划大中小商业网点布局，尽快出台《城市商业网点规划法》，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
　　第二，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加大资金扶持。加大对中小微流通企业的信贷支持，完善对中小流通企业的金融服务，扩大授信额度，开发新的信贷服务项目（如供应链金融等）；鼓励各类信用担保机构积极开展中小企业担保业务；有条件的地区争取设立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基金，重点扶持中小流通企业发展。
　　第三，降低农村地区、中小城市、大城市社区的商业企业准入门槛，改变工商和金融部门对营业面积小、注资规模较少的小微企业的限制和歧视，并协调工商和税务主管部门对中小微型商业企业给予税费优惠或减免。
　　第四，鼓励中小微型商业企业实行灵活多样的连锁经营方式，为企业联合采购创造条件或提供信息服务，以减少单个企业采购和配送成本，巧妙地增强自身优势，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3.　提高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升级改造的政府补贴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批发市场仍然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承担者。批发市场这一准公共产品存在的诸多问题，应是下一阶段公共财政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工作重点。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农产品批发市场，政府投入和配套投资很少，多数市场设施简陋，功能不全，辐射力低。
　　对批发市场的支持，可按照准公共产品对待，采取多种灵活的供给方式。第一，对农产品仓储、冷链、检测、标准、交通、通讯、信息化、物流基础设施给予进一步的财政支持；第二，对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升级给予定额补助和长期贴息优惠贷款，具体项目包括冷库建设补助、信息平台建设补助、交易厅建设补助等。从现有国债资金中切出一定比例专门支持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建设；第三，考虑到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大部分经营者属于个体摊位制商贩，相关租金税费已成为沉重负担，处于保本经营或微利经营，对此，应进一步清理减免。
　　4.重点支持农产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维护食品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民生问题。而令人遗憾的是，食品安全恰恰是中国产品质量安全的重灾区。食品安全防务属于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足量有效供应。而目前国内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正说明了政府提供此项公共服务的短缺和低效，尤其是农产品安全是其中最难监控、最需要密切关注的领域，因此也屡遭诟病，目前最需要财政资金支持和帮助。与一般的工业食品不同，农产品生产者比较分散，规模较小，从生产源头进行质量安全监控存在困难，其安全监控需要重点从流通环节入手。
　　第一，在产地和销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并保证切实运转，建议采用企业提供场所，政府直接投资方式，对于企业自主组建的检测中心，政府部门要给予足额的财政补贴，并加强监控企业实际行为，防止财政补贴落空。
　　第二，完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体系，鼓励大型有实力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走标准化、现代化之路，并在税费方面给予减免或专项补贴。
　　第三，继续推广“农超对接”和“农餐对接”，建议对参与“农超对接”或“农餐对接”零售企业和餐饮企业的实行税收优惠。“农超对接”和“农餐对接”既可以减少流通成本，又可以为农产品安全起到有效的监控和追溯。 　　第四，建立农产品追溯体系，研发新技术，创新模式，降低运行成本，同时对于积极推行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企业或商户给予奖励或补贴。
　　第五，支持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强制回收、综合利用。
　　如前所述，强制性的食品检测、可追溯、防污染等等活动和设备设施等资源投入，都应属于纯公共产品，但是在提供方式上可因地制宜地借鉴前面介绍的准公共产品的某些办法。
　　5.加大财政补贴，扩大废旧消费品以旧换新范围，提高折价标准。
　　社会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和更新，使居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同时，废旧物品也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压力之一，尤其在大型城市，垃圾、废弃物品已经成为生活环境的一大公害。环境保护是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正外部性的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各部门大力支持。在切入点选择上，不但需要从新品生产和废品处理上下功夫，而且还需要从流通环节的抓起。
　　第一，将废旧家用电池纳入以旧换新范围。电池用途广泛、用量巨大，而回收量微乎其微，对土地和水的污染非常严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而目前立足于公民自觉性的垃圾分类办法，并没有达到废旧电池回收的预期效果，尤其是农村，废旧电池仍随处可见。建议将废旧电池纳入已久换新范围，并对废旧电池回收处理企业和商户给予财政补贴。
　　第二，提高旧家电折价标准，加大补贴力度。调查发现，当前市场上以旧换新活动中，旧家电折价大都以商家目测后随意估价，价格偏低，考虑到运输费用，居民积极性不高，而且商家还附带诸多条件，如指定新购家电品牌、限制新购家电价格范围等，使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大打折扣。建议出台全国性旧家电回收折价标准，适当提高补贴额度，并严格监督商家行为，杜绝商家“两头啃”，即压低旧家电折价，提升新家电销售价格，从中渔利。
　　第三，结合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升级改造工程，选择若干家交易量大、辐射面广的批发市场，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重点支持废弃物处理中心建设，减少农产品废弃物污染。
　　采取并坚持以上措施，加大流通领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支持，相信会使中国流通领域的公共服务大为改观，流通业发展的国内环境极大改善。
　　6.城市基层社区商业服务业支持项目
　　目前，社区商业、服务业功能配套多年欠账，已经引起社区居民的不满。主要表现是，网点少，功能不全，租金高，中小服务商无力经营；既使在运营的中小服务企业，也是微利经营，积极性不高，如菜市场、大众餐饮、修理、家政服务等甚至是保本经营，而社会资本宁愿投资大卖场、大百货，也不愿投资社区商业；缺少配送体系支撑，服务水平、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难以保证。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地价、房价、商业地产价格疯涨，租金税费也大幅上涨，社区民生项目更难以为继。建议专项支持城乡居民基层社区配套商贸服务设施工程、项目建设，对中小商铺等服务网点租金、税费大幅度减免。
　　强化城市应急调控体系、日常储备项目建设，增强市场供求调控、防止大幅波动的能力。包括常规储备、应急储备动员体现建设，应急物流预案机制建设，副食品风险基金等等。一是增加储备品种和规模。二是建立商业储备制度。三是设立市场应急调控基金。四是完善应急商品信息体系，准确掌控政府和企业应急商品的数量、质量、品种、分布，确保及时动员、快速反应。
　　属于公共产品的其它支持事项。一是支持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的物流配送，加强诚信体系、征信体系建设；二是支持流通业节能降耗环保项目；三是支持商业科技研发，加强商贸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技术职业培训。倘若推动、落实这些财政支持的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项目，我国商贸流通服务业保民生、促消费、转方式、调结构的能力和成效，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五、走出“中等规模陷阱”大型企业成长战略
　　多年以来，商贸流通服务业始终期待着以资本为纽带，对商业资源实行“三跨”重组（即跨所有制、跨部门、跨地区），尽快形成规模巨大、实力强大、连锁型的重量级商业资本集团。但“三跨”口号喊了多年，成效甚微。由于各种因素的掣肘，导致了目前商战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被动局面，即流通领域内耗加剧、合作困难、纠纷不断，而向外发展、应对外商则又显得缺少经验和底气不足。目前，中国80%以上的零售企业管理粗放，50%以上资金短缺，零售企业管理层的素质水平也整体低下，不能满足跨区域、全国性市场的扩张需求，不能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盈利模式简单、低端。业内普遍流行的收取通道费的盈利模式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及控制流通渠道的实力。我国零售百强排名前五名的企业销售额规模不足沃尔玛营业额的5%。
　　这种局面与外资进入有直接关系。因为，恰恰从20年前“预开放”的1992年开始，中国服务贸易中分销业的逆差急剧扩大，与商品货物贸易顺差形成了强烈对比。陷入了“服务贸易悖论”，即开放服务贸易与壮大国内服务业陷入了自相矛盾、前者遏制后者的状况。分销业开放，使国内零售企业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克星，受到了挤压。根据我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最新报告，连续多年，外资商贸和物流业势头始终强劲，百强企业中主要经营大型超市业态的外资企业，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沃尔玛等主要5家外资大型超市新增店铺140家，新开店数比上年增加了22%。2011年，外资在大型超市的市场份额已经逼近47%。从现状和趋势看，内资企业遭受到外资挤压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紧迫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商贸企业经过一段外延式的扩张之后，已经进入相对徘徊阶段，掉入了“中等规模陷阱”。我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原有的片面追求外延、粗放、数量扩张的增长势头难以为继，如何突出重围，开创大型化、集约化、内涵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是新时期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这就需要现有的商贸企业，按照自愿、平等、互利、双赢（多赢）目标，尽快提高市场集中度，加快结构调整和资本重组，自下而上推出一批重量级大型企业。
　　另外，鉴于流通业灵活服务于居民分散化消费的特点和中小零售企业强大的就业功能，在关注大型零售商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依照《中小企业促进法》保护和扶持流通业中的广大个体户和民营化中小企业，运用特许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实行创新，在社区服务、便利店、中小型超市等领域，充分发挥它们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六、零售业主营业务回归战略
　　商贸企业中等规模徘徊是有原因的。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做好自己的主营业务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回归主营业务、重建大型企业规模化、高效能、低成本的流通渠道是今后一项战略任务。对此，有个深层次的战略问题需要分析解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买方市场确立之前，由于商品供不应求，品种较为单一，更新替代较慢，市场竞争有限，销售风险较小，零售企业大多采取自有资金采购销售、买断经营、获取价差的经营模式，主营业务占有绝大比重。随着买方市场逐步形成，商品开始供过于求，花色品种增加且更新换代加快，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销售风险不断增加。于是，零售企业对买断经营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为规避经营风险，纷纷削减乃至放弃自主采购销售，转变为提供场地，吸引制造商、供应商进店销售，企业收取租金、进场费并利润分成的经营模式。这就致使零售业主营业务能力大幅度滑坡、弱化，自有流动资本日趋减少，自主采购、销售比重急剧下降、甚至日趋为零。本报告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零售企业发生了分化，出现了“商人的商人”，即有实力开店的企业，已经从原来“经营商品”，演变为“经营商人”，从“买卖人”演变成了替他人提供场地和有偿服务的“买卖活动的组织者或服务商”。与此同时，收入来源也随之从购销差价演变成了凭借拥有店铺和服务能力等商业资源，收取各种服务租费。时至今日，“开店的不做买卖，做买卖的不开店”已司空见惯，好像又完成了一次商业内部的“社会大分工”，并导致了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围绕进场费等展开的激烈博弈。在这种博弈关系中的“零售商”，被称作“零售服务商”似更准确。这一转变也被俗称为“自营”转变为“联营”。
　　顺便指出，遍布全国、延至海外不计其数的摊位制的专业批发市场，在性质上与这里讨论的“开店的零售商”完全相同，批发市场的总经理也是“经营商人的商人”，自己并不做生意，其收入来源百分之百来自各种租费，而进入市场的大大小小批发商才做商品的买卖。因此，开办批发市场，为批发商提供有偿服务的人，也有一个是否要转型升级、自己做买卖搞自营的问题。
　　怎样看待这一新变化？从演变过程来看，完全应视为“市场竞争的选择”，因为，从“零售商”到“零售服务商”，在现阶段有其生存土壤，有其优势、特点，否则早就夭亡了，更不可能普遍存在。零售商的销售服务租费只要大体属于竞争性的行业平均水平，也有其合理性、合法性。但它是市场发育特定阶段的暂时现象还是代表未来的主流方向？目前似不便过早下结论，需要尊重实践标准，持续密切观察分析。但即便如此，也需要指出它明显存在的硬伤和弊端。
　　国外有实力的大型零售企业，包括连锁店、百货店等都是不仅自己开店，也自己做买卖。这些企业到处签采购销售订单买断经营，在全世界广布渠道网点，自主开发推销系列品牌（自主比率高达40—60%），凭借自有资金、主营业务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牢牢控制购销价格的主导权，在产业链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千方百计获取丰厚利润。越是有实力的企业，这些特征就越明显。相比之下，我国开店零售商做买卖的主营业务已是个象征和例外，普遍不足收入来源的5%。假如“开店的不做买卖，做买卖的不开店”成为普遍长期现象，有实力零售商的主要注意力和主营业务发生蜕变，纷纷“自废武功”，则有可能造成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这就是，我国商品自主渠道淤塞弱化，企业核心竞争力丧失，流通半径缩小，大额订单锐减、自主品牌缺失消失、流通成本高昂以及零售商与供应商关系紧张，大企业成长停滞徘徊，并殃及第一、第二产业的正常运转。据此推测，零售商过度依赖收取各种租费生存，不仅势必激化与供应商的矛盾，还会导致自身业务素质滑坡、商业人才流失，买手队伍解体，整个零售业损毁。而在分工社会，各行各业都要“守土有责”，做好本职主业。而核心竞争力也只能来自每个行业的主营业务，人们也是根据所从事的主营业务特征来界定、区分和识别每个行业的，商贸流通服务业也不例外。放弃自营的主业，就从根本是失去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零售商主要注意力长期大面积不放在做买卖上，的确有不务正业的失职之嫌，就好比工人不做工、粮农不种地、公务员不上班、学生逃学、士兵开小差。
　　零售商大面积普遍“失职”、“塌陷”终非长久之计，需要亡羊补牢、探寻良策。告别卖方市场后，我国应从战略高度，探索在买方市场环境下，推动主营业务回归，重建大零售商自主渠道的新途径。要从减轻零售企业负担、制定鼓励政策等方面入手，推动商贸流通企业向主营业务回归。针对目前的现实情况，似可倡导这样的过渡性思路：在现阶段，商业企业毕竟要保持自主经商的本色，开店零售商不仅要做好服务商，更要做好自己的主营业务，逐步形成“自营业务为主、提供服务为辅”（也即自营为主，联营为辅）的新格局，努力使两者保持适当比例，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主要包括，增强自有资金实力和主营业务的能力，重建买手队伍，稳步提高采购销售、买断经营的比重，增强开店零售商承担风险的能力和责任。这是零售业做大做强、走出去的重要基础，也是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能的必由之路。
　　七、批发业微观基础转型升级战略
　　这里集中讨论工业品批发市场问题。我国工业品流通量占商品流通总量的85％以上。多年来，最高决策层和各界一直密切关注工业品批发业的规范化和现代化问题，有关部门也进行了广泛调研。突出问题是，“市场大，商人小，秩序乱，隐患多”，工业品批发业依然严重滞后，困扰了国民经济的高效安全运行。目前，由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为主体支撑的传统批发市场已经相对过剩（这种模式简单复制和重复建设的势头依然强劲，值得警觉），而规范的依托现代科技手段、经营管理手段和财务结算手段的独立大型批发企业却严重不足。这一强烈反差是中国工业品批发业滞后的症结所在，也是长期以来批发体系建设思路“重数量、轻质量”，“重场所建设、轻主体培育”所导致的必然后果。而国外大批发商的涌入，迫切要求我国加速政策调整，纳入国家流通创新整体战略，推动自然人摊位制个体工商户（简称“摊位商”）向现代公司制企业转型。因此，在新时期夯实批发体系的微观基础，构建低成本、高效能、安全顺畅的现代工业品批发体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转方式”和“调结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新动向显示，加快摊位商向公司制企业转型的时机已经成熟。主要表现，一是公司化转型的比率有所提高。在成千上万的摊位商中，有相当一批已经完成原始积累，在工商局多年前定制的个体“摊位商”的“小帽子”之下，经营规模、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今非昔比，早已不是上世纪80年代“小商小贩”的陈旧概念，年交易额上百万都算是小的，上千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个体摊位商比比皆是。现行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批发商的成长，许多有实力的摊位商迫切希望向现代公司制企业转型。主要原因是，公司制企业所具备的法人资格和商业信誉影响力远非个体工商户可比，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公司制企业资信状况减少相应贷款审查时间，提高授信额度和借贷偿还期限等项政策，对相当一批个体摊位商已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故纷纷要求公司化注册。公司化注册比重，在一些专业批发市场已经达到30%以上。
　　二是政策优惠推动了摊位商转型。调查显示，由于个体工商户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因此不能享受出口退税的优惠。同时，国际贸易交易金额大、风险高，个体摊位商对其经营活动承担无限责任，这也阻碍摊位商独立开拓国际市场。因此，目前一些拥有货源和客户的个体工商户往往寄人篱下，“挂靠”在外贸公司，以采购代理的形式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中介服务。而向公司制企业转型，经营规模扩大后将名正言顺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在外贸出口中可以享受出口退税的优惠。同时，通过业务、客户关系和资金的整合，公司制企业比个体工商户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和抵抗商业风险。
　　三是现行税制促进了摊位商转型。个体工商户不具备开增值税发票资格，只能开具普通发票。主管税务机关只能为个体工商户开具3%的增值税票，客户也只能做3%的进项抵扣，而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17％的进项抵扣。向公司制企业转型，商业企业如果连续12个月销售额达到80万元就有资格就成为一般纳税人，可以向税务主管机关领购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纳税人企业客户可以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因此更易获得大额交易，从而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换句话说，已经“发达”起来的个体摊位商认为，像以往那样为了偷逃税款而失去“大生意”，已经远不如堂堂正正开公司更“划算”。
　　加速摊位商向公司化转型的进程。一是鼓励摊位商运用多种途径向公司化转型。即实行有限责任公司转型或组建股份有限公司。这两个途径对于规模较大的摊位商已经不是问题，而对于更多的个体户摊位商，可以采取自愿、渐进的方式向公司制企过渡。转型为公司制企业，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对股东进行利润分配时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个体工商户只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征收方式差异导致很多小规模的个体工商户不愿向公司制转型。对此，可以采取自愿、渐进的方式，先促其组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按照《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比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在税收负担上比一步转型要少。合伙企业虽然对经营债务承当无限责任，但有利于个体工商户之间资本和业务上重组，以集体决策取代单个主体决策机制。在批发经营主体逐渐发展壮大的基础上，辅以政策支持，再推动合伙企业向现代公司制企业彻底转型，这种渐进式转型有利于提升小规模的个体摊位商转型后的企业存活率和成功率。
　　二是加强流通市场化改革步伐。在摊位商向公司制转型过程中，应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打破部门、区域的市场分割，破除一些贸易领域的行业和部门垄断，让民营经济与国有、外资多种经济成分同台竞争。要打破内外贸分割的贸易格局，为更多经营主体参与国际市场提供有利条件。要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参与批发业改革，为个体摊位商向公司制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改变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
　　三是为公司制转型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加强批发市场法制化建设，整顿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严厉打击批发市场中假冒伪劣现象，加强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的管制工作，提升批发市场经营产品品种和档次，提升相关经营主体向公司制转型的市场竞争能力。工商、税务等执法机关要严格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制度，严厉打击增值税代开和偷漏税款等违法行为，同时为自愿向公司制转型的摊位商提供服务便利和持久的发展动力。
　　四是积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要重视发挥商业协会、法律、会计、资产评估等中介组织作用。商业协会要积极宣传现代批发业的经营理念，鼓励个体摊位商掌握现代企业管理和交易手段，提供产品供给、销售等方面信息，引导有实力的摊位商参与跨区域、跨国界的更大规模的产品交易。商业协会更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把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组织起来兴办有限责任公司，协调化解公司制组建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法律、会计、资产评估等机构要针对个体摊位商向公司制转型提供有效、便捷、优惠的中介服务，为公司制企业成立、资产评估、股份作价提供实实在在的指导和帮助。
　　五是政府出台有利的扶持政策。近年来，批发领域的扶持政策较少，注重的是市场硬件设施建设，而忽视批发主体的培育和规范。有关机构提出的组建中国大型流通企业集团的政策固然非常重要，但是鉴于目前中国批发市场主体普遍规模小、集中度低、经营方式落后的现状，政府应该重视在批发市场对微观主体重构的工作，使土生土长的各类专业批发市场成为加速大批发商成长的摇篮和孵化器。为此，要在税收、土地、财政、资金、技术等方面出台有利的优惠政策，减轻批发领域公司制企业的税负，在财政、信贷上予以相应的资金支持，扩大公司制企业在外贸、代理、用工、商标专利等经营领域的权限，以利益诱导和鼓励个体摊位商通过多种方式向公司制企业转型。同时加强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和相互协调，克服目前商务、工商、税务、土地等政府部门多头管理、互相掣肘的弊端，减少大大小小批发商的行政负担。
　　六是推动流通技术创新。继续推动流通领域的技术创新，推广浙江、江苏等地批发市场的成功经验，提高摊位商转型过程中的信息化水平和物流配送能力，加强微观经营主体的网上店铺和信息网络建设，使其借助网上店铺发布交易信息、展示商品、洽谈业务，提升无形市场和电子商务交易所占比重。加强流通领域商品的计量、质量及物流标准化的建设，提升个体摊位商的转型起点和现代化水平，增强转型而来的现代批发企业的软实力。 　　八、现代物流业健康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现代物流业面临的具体问题和细节十分庞杂，涉及到企业、行业、部门、地区等大量新情况，其中绝大部分问题尽可放手由行业协会和企业自行解决，而少数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方向性、战略性重大判断和要点，最值得宏观决策层关注。
　　1.我国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的时机逐步成熟，需要将其纳入节能降耗、提高国民经济质量“总盘子”。在现代社会和全球化时代，产品不仅要被大规模地生产出来，还要尽可能以竞争性、低成本、高效率、快节奏的流通方式，“把产品输送到最应该去的各个角落”，即在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实现空间转移。于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许多国家便在传统运输、仓储业的基础上，产生了功能强大、横跨众多领域的复合型现代物流业。运用信息技术和系统化理念，优化整合商品、货物的产、供、销、储、运各种资源和流程，大幅度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是这一现代服务业形态的突出特征和发展趋势。以此为依托展开“经济节奏的较量”，正在成为新世纪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和新主题。从全球看，“成本挤压”的重点和注意力，正在从余地越来越有限的制造环节向空间广阔的流通环节转移。
　　为商品、货物提供运输、仓储服务的传统货运业在我国历来存在，并正处于向现代物流业快速转变的重要阶段。从已经掌握的国内外趋势和动向来看，在新时期加快发展这一产业，对于改造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壮大现代服务业、增加就业机会和大幅度节能降耗都具有战略意义。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节约型、和谐型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需求极为强烈、时机逐步成熟。目前，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不仅带来了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巨大压力，而且越来越无法容忍陈旧、低效、粗放、高耗的商品流程，发展现代物流业、改造传统货运业、降低物流成本在经济“总量块头”急剧增大的场合显得尤为迫切。
　　据最新估算，截至2011年底，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3万亿元上升到160万亿元，年均增长20%。当年物流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1年的24%下降到2011年的18.3%，但仍然高达7.8万亿元，而美国物流费用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假如我国物流技术的管理和应用水平与美国相仿，则2011年物流费用支出仅为4.3万亿元，与实际支出相比，可以少支出3.5万亿元，节约44%。由此可见流通业在节约物流费用及能源耗费方面潜力巨大。
　　在这个总盘子中，中国工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及其普遍“自办物流”的低效格局远未扭转。在历年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生产资料投资品销售总额中，工业企业自采自销比重高达70%　；在社会总产品中，工业生产资料产品占75％，工业品物流总值占社会物流总值的90％以上。这些产品的市场流通，绝大部分是在工业企业之间直接进行的。而目前对工业企业为此而自设的传统式采购、库存、储运、销售机构所引发的巨额投入，以及成本和效率状况几乎胸中无数。这个深不见底的巨大黑洞正是中国物流产业落后，物流效率低下、粗放扩张、流程恶化的要害所在，也是潜力所在。在我国的“重化工业阶段”尤其不能放任物流成本持续偏高的趋向。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物流产业落后、物流成本高昂，但降低成本的潜力巨大，只要在新时期对传统货运业向现代物流业的改造提升给予更多关注，并纳入国民经济节能降耗减排“总盘子”，寻求综合治理，就有望明显改观，并取得“立竿见影”的巨大实效。
　　2.将发展“第三方物流”、优化流程和大幅度降低传统制造业的物流成本作为重中之重。专门为企业用户之间提供物流系统化服务被称作“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是现代服务业的主要内容。根据国内有经验的物流供应商提供的保守估计显示，中国运用信息技术，向制造业提供专业化周到的“第三方物流”服务，优化整合潜力巨大的工业采购、库存、储运、销售的传统流程，可降低现有物流成本的50%－60％，甚至更多。因此，发展现代物流业，特别是“第三方物流”和“优化流程”有希望成为新时期难度较低、很有操作性，并将收获丰厚的政策思路，将切实促进国民经济从静态化、慢节奏、高成本、低效率到动态化、快节奏、低成本、高效率的重大转变。另外，与电子商务紧密相关的快递业也应该迅速改变小散差乱的无序低效状态，提高市场集中度和信誉保障度，确保服务质量和效率。物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已如前述，发展第三方物流的关键是健全体制机制，理顺利益关系，降低税费负担，增强营运能力。
　　3.发展现代物流业、节能降耗的短期重点在于压缩运输成本，长期努力在于降低库存成本。从各国的经验看，如果措施得当，运输成本通常经过大幅度降低后会趋于稳定，而凭借信息技术，整合流程、加快周转、降低库存则潜力无限。因此，在新时期，要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借助现代物流业，率先改善大宗货物的流量、流向，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储运技术，减少盲目性，讲求合理化，特别要注重铁路、公路、水路、海上、航空和管道等不同运输方式各个转换节点上的有效衔接（节点过多、转换迟滞、耽搁停顿是我国物流整体效率低下致命的“短板”）。
　　在运输成本明显降低、并趋于稳定的基础上，要将发展现代物流业、节能降耗的重点转向库存控制。为此，要对工业企业加快资本周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消除库存积压、优化产品流程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具体要求；要促进工业企业采购、销售、储运业务和流程的“外包”，推动社会化“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的发展，改变工业企业“家家有仓库、户户有车队”的落后低效局面，提高企业物流的社会化、专业化、集约化、现代化水平。
　　4.对“第三方物流”，既要积极发展，又要防止重复建设。针对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滞后、格局散乱、家底不清的情况，需要就目前的物流资源进行全面的普查摸底。重点是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仓储设施和运输能力的种类、结构、分布、水平、闲置状况以及现代化升级改造、存量重组的可能性等等，以便为制定宏观决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可靠依据。 　　在积极稳妥发展的前提下，尤其要避免新一轮的重复建设，防止把“第三方物流”作为泡沫来“炒作”。当前尤其要坚决制止各地采用违背物流规律的办法“大办”　物流产业的倾向。对配送中心和物流园区等“第三方物流”领域的投资行为，应当采取严格的政策措施，强化指导和规划，注重存量重组、升级改造，避免铺新摊子，滥占土地、滥上项目。
　　总之，在新时期发展现代物流业，要在降低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的前提下，明确将物流企业推向高效运行的新阶段，同时要将工业企业流程优化、节能降耗、降低社会总成本作为主攻方向。
　　九、商贸流通能力向海外延伸战略
　　转变国内商贸和物流业发展方式，推动商贸物流渠道“走出去”向海外延伸，充分显示我国在海外的商业存在，是事关全局的战略选择，理应尽早提上新时期的新日程。
　　1.要正确处理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与发展国内商贸物流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十年的“预开放”，以及入世后十年的“全面开放”，都展示了我国商贸物流业强大的影响力和成长力。跨国集团的大规模进入，为国内商贸和物流业发展带来了压力，同时也增加了新元素，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激活了机制，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了消费总量增长和消费结构更新，并进而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当然，“内因是变化的主要根据”，一大批国内商贸和物流企业在困境中自强不息、发展壮大，始终是取得成绩的主导力量。
　　沧桑巨变中也有值得警惕的新动向。恰恰从20年前“预开放”的1992年开始，我国服务贸易中商贸和物流服务业的逆差急剧扩大，与商品货物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形成了强烈对比，从而陷入了“服务贸易悖论”。即，壮大国内服务业原本是增强我国对外服务贸易能力的前提和后盾，但是，在国内服务业原本弱小的场合，大幅度开放服务贸易势必激化与国内服务业的矛盾，在服务业领域出现外资挤压内资生存空间的状况。换句话说，人家“打上门来”，在我国的地盘上“抢买卖”，形成了“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国内化”的被动局面。因此，就服务贸易中的商贸和物流业而言，我国在海外的商业存在是逆差，是赤字，国际影响力是负数。与此同时，单向开放，外资长驱直入的直接后果是，外资挤压使国内始终没有形成高效、强大的商贸和物流业，自主渠道和自主品牌始终健全、强大不起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高效畅通的商贸流通体系始终难以形成，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始终是流通领域的顽疾，以致于我国不得不在扩大内需、增进消费的“十二五”时期加紧“补课”，加紧补救。应该说，30年多来，我国商贸和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始终是主流，目前的最突出问题是，传统业态资源过剩，新型业态发展虽快但规模过小，大型企业极少，国际化企业空缺，落后局面远未根本改变。
　　根据我国连锁经营协会的最新报告，连续多年，外资商贸和物流业势头始终强劲，百强企业中主要经营大型超市业态的外资企业，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沃尔玛等主要5家外资大型超市新增店铺140家，新开店数比上年增加了22%。2011年，外资在大型超市的市场份额已经逼近47%。
　　2.构筑强大的自主渠道并向海外延伸符合我国的最大利益
　　流通业影响力在提升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当然与我国流通业主动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密不可分。既然流通业具有主导商品交易和利润分配的天然优势，因此当我国流通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扩张经营时，可以培养自主销售渠道和品牌、价格主导权，提升制造业的分销能力，获得更多国际分工利益，并通过国际市场增强化解国内经济存量矛盾的能力。另一方面，流通业主动走出去还可以避免进口国对我国产品的恶意排挤，收集国外产品需求信息，并及时反馈给国内生产厂商。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内部培育形成的6大综合商社积极参与国际商品贸易，在寻求全球资源、拓展国外市场、提升本国产品竞争力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成为日本国内颇具实力的跨产业财团。
　　主权国家自己主导的网状流通渠道与自主品牌有着天然的依存关系，自主网络渠道是自主品牌的摇篮、孵化器，自主品牌是自主网络渠道的显赫代码。自主网状渠道被损毁，必然导致我国制造业知名老品牌遭重创，新品牌难存活。实际情况是，美国、欧盟、日本主导的世纪恰恰也是渠道争夺、品牌大战和商贸物流业国际化的世纪。发达国家GDP的60%来自知名品牌产业，我国不足20%。与此相关，自主品牌只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在世界品牌500强中，真正属于中国的微乎其微。自主品牌缺失让中国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自主品牌每况愈下，实质上是长期重工轻商、缺乏渠道意识，自主网状渠道资源被外资大面积切割替代所致。道理很简单：在由外资构筑的国际化网状渠道中，品牌筛选当然要由外资来主导，从来就不希望看到中国的自主品牌。而跨国公司长驱直入、控制中国的购销网络，就抓住了品牌、技术、订单、信息和产品，就加速了优质商贸和物流资源向跨国公司集中，也就夯实了其可持续盈利的在华基础。通过这种品牌、渠道的挤出效应，中国制造商只能在低端产品上依靠拼数量、拼消耗、拼能耗，粗放微利保本经营。
　　长期以来，特别是持续的经济危机使人们更深切感到，自主渠道就是收入，自主品牌就是利润，渠道安全才有经济安全。纵观世界，“掌握主导权的的人赚别人钱，不掌握主导权的人送别人钱”。在国际商品货物贸易市场上，我国是举足轻重的头号产品出口国和能源原材料进口国，但为什么总是“买啥啥贵，卖啥啥贱”，“剪刀差、里外里”地给贸易对手“无偿献血”？为什么贸易对手不但不买帐，还回过手来威胁对我实施“反倾销、反补贴”，指责我们是“血汗工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缺乏海外的商业存在，在国内外没有足够强大畅通的自主购销渠道，价格话语权和采购分销渠道这个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结果就是“十分利我国只有其一”，90%利润跑冒滴漏流失海外。2012年2月12日，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举行的政策发布会的调查显示，苹果公司每销售一台iPad可获利150美元，相当于售价449美元的30%，而中国工人仅能从中获得8美元的收入，只相当于售价的1.6%。 　　从战略角度看，自主渠道向海外延伸将给我国带来巨大利益。我国需要倒过来思维，以自主渠道、品牌建设为中心，以现代服务业为基础，在下一个30年努力实现传统工业资本主导向商业资本主导转变；实现“肥水不流外人田”，利润从1：9向9：1转变。从近期实战角度看，我国必须拥有内外贸一体化的自主购销渠道，才能灵活运用国内外两个市场，才能拥有自主品牌、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就业和利润最大化。我国要走向世界、实现“自主品牌万里行”，迫切需要“自主购销渠道万里长”，不仅要“中国商品遍天下，更要中国商店遍天下”。若要自主品牌商品销往世界各地，首先要自主分销网点渠道遍布世界各地。
　　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有可能给我国带来转机。目前国外越是困难，对我国物美价廉商品的依赖就越强。我国此刻商品出口受阻、订单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原来外资主导的资金链、供应链和购销渠道损毁所致。而外资主导的流通渠道损毁正是我国商贸和物流企业“走出去”，抓紧培育自主分销网点来取而代之的重要契机。从长远看，我国巨大的商品输出必须同巨额的商业资本输出相匹配。只有这样的外贸战略和政策才是完整的，服务贸易逆差才有望根本扭转，有巨额效益的商品出口才可望回升。
　　3.　将商贸物流渠道向海外延纳入国家战略
　　商业物流企业走出去是服务贸易平衡问题，也是内外贸一体化问题。内外贸一体化可分为内外贸主管机构一体化，内外贸企业一体化，国内外产品流程一体化，对审批程序、税费负担、商品流程、企业运作等不再有明显区别。而将商贸物流渠道向海外延纳入国家战略的基本思路是：在国内，要自下而上地做强做大一批商贸和物流企业；在国外，要从单向开放转变为双向开放，“走出去”一批企业。总体而言，要抓住机遇构建内外贸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批发零售物流配送一体化的商贸物流渠道体系网点，实施国外抢滩、国内整合的“两头扩网”战略。
　　国外抢滩。目前，我国商人在海外大多数属于“小散差”，不成气候，大多只是我国“个体户摊位制的传统批发市场”模式在海外的简单延伸，而国际化、现代化大型零售、批发、物流企业几乎为零。针对这种状况，今后商贸和物流领域的对外开放重心要从吸引外资“请进来”转变为推动内资“走出去”，从委托代理出口为主转变为自营出口为主，促使国内大型商贸和物流企业增强主营业务的经营能力和经济实力，按照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思路向外延伸，实施渠道接管、销售终端前移，用我国企业的全程自主分销取代外商主导的低价采购，逐步用自主品牌取代加工贴牌，打一场持久的、系统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渠道、价格和品牌的争夺战，逐步掌控海外的主动权、主导权和话语权。
　　为此，（1）国内涉外企业要停止在海外的内斗自残，改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消极被动局面，联手抱团“走出去”，增加海外投入，在国外抢滩登陆、开辟大规模由供应链支撑的采购分销窗口和基地网点。（2）要重视软实力，深入研究各个目标国的投资环境和文化背景，借鉴外国公司在华投资及其本土化的经验，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借助海外华人、华商形成的商贸和物流增长点和影响力，广泛联络在海外已经站住脚本土化的制造商、运输服务贸易场站、批发市场、工商企业、商务办事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商贸物流据点和大批浙商、粤商、闽商及海外华商等工商、金融界人脉，在海外直接投资、收购兼并、代理转自营。（3）要打破内外贸分割的局面，促进原来体制分治造成的内贸企业和外贸企业之间的合资合作，培育一批内外贸一体化的现代企业集团，追踪国际动态，引导产业方向，促进国内商贸和物流企业走向世界。（4）为促进商品内销和外销之间的灵活转换，降低购销风险，要推动目前权宜之计的“外贸大集”常态化，积极探索外贸企业建立内销机制和内销风险基金。与此对应，内贸批发、零售企业也要建立针对出口转内销的采购机制和采购风险基金。（5）主管机构要具体研究“走出去”的相关企业所应具备的条件、潜质、方式和鼓励政策，积极创造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环境。（6）即使走出去有具体困难，大格局暂时难以改变，也要逐步提高商贸和物流领域的市场集中度，千方百计强化我国工商企业自主定价能力，强化在价格、品牌、利润、标准等方面的话语权，为日后走向世界创造条件。一个可行的发展路径是借助专业批发市场和领先的电子商务B2B网站，建立对接国际市场的共享式出口平台，降低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易费用，提高其抗击风险的能力。
　　国内整合。国内企业做大做强是“走出去”的重要基础。要结合已经出台的产业促进政策和振兴规划，整合结构、提升国内商贸和物流资源的质量。要加强对内开放、深化改革，彻底改变“流通渠道行政化”的传统隶属格局，打破条条块块的部门分隔、地区封锁，推动商贸和物流资源和企业的横向性、市场化流动，实现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高效重组。（1）从大宗分类产品看，要根据工业品生产资料、工业消费品和农产品生产、消费和流通的特点，切实建立以大型骨干领军企业为主导，以中小企业加盟、联盟，标准化、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为基础的工业品批发流通体系、消费品零售服务体系和农产品畅销体系。（2）从空间布局看，要构建城乡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批发零售物流配送一体化的商贸物流渠道网点。为此，要借助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搞活流通、促进消费”等契机，重点组织实施针对广大农村网点缺失的“覆盖战略”；针对二三线城市商业资源小散差的局面，重点组织实施提高市场集中度的“补强战略”；针对国内外影响力巨大的特大城市，重点组织实施引领商贸和物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创新战略”。
　　最新动向显示，在国际竞争的重心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的大背景下，我国年销售额愈千亿元的一批领军连锁企业，如大连市的大商集团，已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外，并明确提出了打造“国际化企业”的新战略目标。为此，我国应顺势走出陈旧的“传统制造业思维”，牢固树立“流通渠道同样是稀缺资源、是经济命脉”的新理念、新思维，充分发挥商贸和物流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抓住战略机遇期扩大我国在海外的商业存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改变世界的商业版图和国际分工，促成与我大国地位相称的世界服务贸易新格局。 　　十、农产品市场反周期调控战略
　　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一再出现偏差。主要表现是“马后炮”、“做反了”。例如，极为强烈的高菜价信号预示着大宗蔬菜供给注定将接踵而至，这就是市场规律，但主管机构却往往很不合时宜地出台“顺周期”的刺激政策大肆鼓励。违背市场规律的结果，就是“政府加市场”，共同造成极为夸张的放大信号和强烈误导，造成蔬菜种植面积的瞬间叠加。这才是蔬菜过剩的真正原因。而将蔬菜如此大面积过剩、集中上市的责任一概都推给“气候原因”，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殊不知，瞬间叠加的种植、供给，就已经酝酿着下一次农产品供给过剩、价格瞬间大跌、种植面积瞬间萎缩的结局，如此循环不已。我国农产品市场大起大落绝不仅仅是“分散小生产闹的”，事前掉以轻心、浑然不觉，事后仓惶上阵、过度反应的政府调控也很“给力”。在这种场合，政府对市场调控已降低到了菜农、果农的水平。因为，当菜农、果农发现“菜多了、果多了”，大面积过剩了，有关机构才跟着“发现”。
　　因此，要应实行反周期调控，打出反周期的提前量。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提前数月对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先行指标监测上，而不要再搞马后炮、顺周期，人为放大错误信号、激化供求矛盾。这些先行指标包括：种植面积的新变动，农民的种养殖意愿的新变动，农资、肥料、种子采购的新变动，专业户、专业社的订单新变动等等。在菜贱伤农的情况下，尤其要更多留意下一阶段农民有可能大幅减少种植养殖意愿的情况，防止再度出现蔬菜荒、菜价涨和人心不稳。
　　顺应市场规律，提高政府调控水平。要联手加强信息共享和多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以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先行指标为基础，建立不以农产品一时的、暂时的多与少为依归的前瞻性的反周期调控监测体系，否则将总是陷入被动和支付巨额的政府开支。流通环节多与少、价格高与低，是由蔬菜自然属性、自然特点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应由市场调节，市场裁决，政府决不可作硬性规定。为此，政府的职能就是要根据农产品生产、流通特点和周期性，提供周到的服务，而不是直接插手行政干预。尤其是要率先降低由于现行体制不合理所发生的各种费用，打破流通渠道行政化和地区分割封锁，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将上述农产品先行指标的监测预警下沉、前移，至少提前一个周期，分品种适时发布供求动向信息，向社会提出前瞻性、精确化的种养殖信号和建议，提供蔬菜食品供求、价格走势等预测信息的指导和服务，降低中间商过高的交易成本和生活成本，为批发商和“农超对接”减负。
　　在建立反周期机制的过程中，要对影响较大的蔬菜供应基地加强先行指标的重点监测。例如，对主产区农户、专业合作社等种植面积中短期变动、种养殖中短期意向、农资中短期采购变化、涉农订单中短期变动、蔬菜存储的短期动向，分地区的主销区消费需求的变动，购买意向等等提前进行调查摸底。
　　农产品市场是个动态连续的过程。在市场信号强烈拉动供给的时刻，政府信号不要加码；市场信号明显减弱的时刻，政府信号应该加码。迄今为止，总是做反了，结果是两头花钱。可以说，政府调控不当是农产品（生猪、粮食、果菜等）大起大落波动的主要原因。生猪和冻肉的收储、投放，以及进出口，也要打提前量，选准时机，测算好滞后生效的时间，不要马后炮，反而人为地花冤枉钱添乱，加剧市场波动。
　　反周期还是顺周期，政府调控的办法、手段和财力大体相同，但由于选择出手的时机不同，结果会有天壤之别。顺周期是出手在市场价格巅峰、即将供过于求的时刻，反周期是出手在市场价格低谷、即将供不应求的时刻。换句话说，市场价格信号引导供给最弱的时刻，正是政府发出强烈信号的最佳时机。这一切都取决于第一时间对先行指标的跟踪、掌控。
　　建立以先行指标为基础的反周期调控体系，即使是在分散小生产众多的场合，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防止以往一再出现的农产品市场大幅度剧烈波动。因此，今后再出现农产品大面积严重过剩，价格大幅下跌，给农民造成严重损失的，可以认定为“责任事故”，一定要理直气壮地追究相关主管部门和直接责任人的过失，责令其必须保护受损农民的利益，全额赔当事人的所有损失，不得推诿塞责。此刻及时赔偿农民的损失，可以最大限度防止"菜贱伤农"，保护农民下一周期种菜的积极性，稳定蔬菜供给，从源头上减少震荡、稳定市场。因为凡是出现这种“突如其来”情况，都不是偶然的，肯定是对农民的引导有误，或者是对先行指标变动浑然不觉，事先没有掌握，销售风险预案没有建立，反周期调控没有做好，因而出现了原本可以防止的失察和疏漏。这同样属于严重的失职行为，理当追究责任。
　　与此同时，对农产品价格波动，还要具体分析，做到两个分清。一是分清相互关联的两种短期波动。即实体经济中真实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所导致的价格周期性、规律性的正常波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由过度投机、体制弊端、预期偏差等因素所导致的被放大的异常波动。其中，若不想给过度投机热钱获取暴利的机会，就需要构建牢靠、灵敏、高效、安全、低成本的产供销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异常复杂微妙，后者虚无缥缈，变化多端，极难掌控。对此，期货与现货市场协调好了，可以防范异常波动，化解正常波动；但倘若搞得不好，则会放大正常波动、激化异常波动。
　　二是分清短期波动和长期走势。短期波动是以某种基准线为轴心上下起伏，长期趋势是由许多价格有升有降的起伏，连接起来的不可逆的变化过程。后者需要较长时间才会形成，并会使得横截面上的所有相关成本、比价和差价关系参数在动态中相互影响、在碰撞博弈中相对稳定下来。回顾粮食、蔬菜、生猪、棉花、水果等大宗产品价格都是如此。一旦跨上新台阶，就很少再返回原有水平。这是成本推动、需求拉动等复杂因素共同交织、轮番作用的结果。暂时的销售难和低价格，或者一时的短缺和高价格，都将很快被市场供求的博弈关系所纠正。要充分认识到：顺周期加剧市场波动，反周期才能减轻市场波动。先行指标设置和监测是关键。几十年来，顺市场周期调控的政策思路是市场剧烈波动的重要根源。
　　当然，稳定市场最终还是要靠制度建设，夯实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提高农产品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集中度。尤其要注重培育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产品产供销组织，发挥“三农”中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作用。实践显示，只有解决好农村商业组织不发育这一迫切问题，才可能使成千上万的分散农户，按照平等互利原则，与庞大多变的市场购销体系和消费需求状况相互协调起来，即通过提高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来稳定市场供求关系，克服销售困难，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强化过于分散的农产品生产者的“谈判地位”，切实保护农民自己的利益。
　　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虽然有所发展，但仍处于小散差状态，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都较为有限。我国的政策要点，需要从外在于农民的“他组织”转变为内在于农民的“自组织”，各级政府要从“替农民办实事”的包办政策，转变为自主政策，即促使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办好自己的实事”。要注意促使经济合作组织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中剥离出来，改变农村行政机构与经济组织极度混淆的状况；要拓宽合作社综合发展途径，而不要局限于“以某些农产品品种为纽带的专业合作社”；要鼓励城市各类工商企业，以资产为纽带，自愿互利地加入进去，成为内在于“三农”的、紧密型的合作伙伴。另外，对于普遍看好的“农超对接”，虽然能效较高、成本较低、环节较少，但前提是需要具备大规模集中精确供给与超市大规模集中精确采购为条件，而农民组织化程度普遍很低，超市也没有能力大包大揽，“农超对接”目前尚难以大面积推广，蔬菜批发市场将依然是长期依赖的流通渠道。
　　值得进一步观察的其他战略要点是：电子商务与实体商店协调互补战略；农产品批发市场与连锁超市协调互补战略；商贸流通服务业诚信文化建设战略等。这些问题也很重要，但还需要跟踪研究，不再赘述。
　　（转自《经贸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