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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米兰·昆德拉和老舍都是20世纪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作为他们的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骆驼祥子》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历史背景的积淀勾勒出对生命的解读，本文通过分析人物形象和历史情境比较两部作品中队存在与超越呈现及追求。
关键词：存在；超越；文明；人性；灵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创作背景是20世界六七十年苏俄控制捷克的时期，那个时期捷克同《骆驼祥子》中混乱的中国一样，战争、剥削、压迫充斥着整个社会，面对国家的混乱，面对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人民，一种民族赋予的使命感，使得两位作家批判社会反思这个时期的人性，寻求在对文明与人性的超越。
一、文明与人性的矛盾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米兰·昆德拉通过对托马斯与特蕾莎以及萨宾娜对灵与肉的体验和对轻重的寻找，呈现出对生命的诉求。在1968年苏联占领了捷克首都布拉格，捷克的政府首脑被抓，由此一连串的告密、逮捕等一系列灾难性的事变连环发生，整个社会陷入惶恐与混乱当中。米兰·昆德拉笔下的人物，面对着这一切将如何选择呢？开始，他们似乎是激进的，带着“冒死救国”的热情卷入了这场斗争。在占领的头一周里，特丽莎甚至“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中”。她不停地拍照：坦克、示威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所覆盖着的尸体……在拍照的过程中，她似乎第一次寻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托马斯写出了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抨击虚伪的“清白”，并不顾一切威逼利诱，坚决拒绝收回。萨宾娜创作了大量具有双重意义的绘画，“表面的东西是明白无误的谎言，下面却是神秘莫测的真理。”可是，这种激情斗争的意义本来就很有限：他们既不能阻止侵略，也不能拯救自己。而一旦“情况变了”，结局便成了开端的绝妙反讽。特丽莎的照片不再有人需要，却成为当局迫害勇敢者的证据；托马斯甚至不再愿意在申请释放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而萨宾娜更是毫不掩饰地说：“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他们由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批判逐步走向了惶惑、消沉，生命的价值倏然消失，变成了不能承受的轻。当然，这种沉沦首先源于社会本身的沉沦，对于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他们，我们无须苛求。但昆德拉的目的绝不仅仅在于政治批判、强权批判，他是力图以此为视角，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
小说以市民的眼光展现了祥子在都市里的生活，祥子买车丢车的三起三落的遭遇就发生在旧时代的都市里，这个都市的一切对于祥子而言既提供了实现欲望的最大可能也时时处处使他面临落入深渊的危险。祥子自个儿反复考量后确定的摆脱危险的途径便是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应该说这个目标是合乎祥子的实际的，是能够实现的。而买了车是不是就能摆脱底层生活的悲苦境况呢？小说没有正面回答，却也做了暗示。小马儿的祖父是拉自己的车的，境况悲惨到祖孙俩险些饿死，二强子也是拉自己的车的，后来卖了车甚至逼自己的女儿去卖淫。一面是执着的志愿、希望、甚至于信仰，一面是希望的必然破灭、梦想实现后的徒劳。那么祥子在坚持什么？俗话说事不过三，而祥子为了这个注定要失败的梦想几乎丧失了自己引以为荣的、改变自身命运的资本———身体和自由，这似乎不大符合现实的逻辑，把祥子醉心于买车作为一种追求理想的象征似乎更妥当，无论是投射作者当时想要当职业写家的象征，或者说是作者对于旧城市吞噬一切美好事物的绝望等等，令人明确地感觉到作家主观感情的投射，抑或作家距离主人公太近了，过小的心理距离使作者有时在不经意间将自己与人物融为一体。城市似乎代表的就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然而在文明的背景下，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浑浊动荡的社会中的文明确与人性相互矛盾，人性所需求或者说所守望的牧歌、天堂是对社会秩序的期望。
二、存在与超越的诉求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轻与重、灵与肉、媚俗与背叛等哲学问题的探讨更是在意旨之中。两个文本都把笔触伸入个体生命的深层体验，迫使他们的人物从灵魂的拷问中升腾出来，向形而上的哲学领域探寻。轻与重是人类存在的极限悖论，在生命体验中漫游于两极间的生存状态，诠释了人类对生命本真的追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出现之前，托马斯有着受人尊敬的名誉和地位，在性友谊的不成文规定中享受着性欲的满足，过着轻飘飘的生活，特蕾莎的到来打破了他宁静的生活，托马斯开始思考“必然、沉重、价值”这样一些哲学命题，在遵循心灵真实的原则下，他把对特蕾莎的同情转变为“非如此不可”的爱情，在特蕾莎占据他所有的诗化记忆后，卸下名誉、事业等虚伪的重负，抛弃了轻浮的性游戏，在特蕾莎的世界里建立了一个尘世的上帝之国，但昆德拉没有让他的人物在此沉醉，一次偶然的车祸使他们失去了生命，看似偶然的悲剧实际上是人生境遇的必然之路，个体生命只有在沉重的负担中才能获得充实。
有着美德，有着梦想，追求生活之意义，而又如此坚韧的祥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一颗具有审美意义的灵魂。正是这精神性的、审美性的东西的毁灭，让我们有了悲剧的痛感。有着美德，有着梦想，追求生活之意义，而又如此坚韧的祥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一颗具有审美意义的灵魂。正是这精神性的、审美性的东西的毁灭，让我们有了悲剧的痛感。落一步，而每沉沦堕落一步都离城市中黑暗的地狱更接近一层。无论是祥子初来乍到就看到的无恶不作的人和车厂，还是他婚后住进的杂乱肮脏的大杂院，有那如同“无底的深坑”的妓院白房子，都是带祥子走向沉沦走向堕落的滑梯，把祥子滑进了万丈深渊。《骆驼祥子》的故事，是一颗善良的心饱经磨难终致堕落的故事。时间的流逝带来了祥子精神的萎缩。堕落之前的祥子，健壮、勤谨、诚实、质朴、负责、富于同情心。经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这些品质丧失殆尽，人生阅历的加深，确实使祥子在作品最后变得更为世故，但在同时，他也失去了身上所有的好东西，包括他对生活曾经抱有的希望。
老舍和米兰·昆德拉对待人类生存的荒凉、破坏与毁灭显示了不同的人生哲学。这是与两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思维习惯有关的。西方是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他们相信天堂的存在，因而面对人世的苦难，仍怀着虔诚叩响天堂理想之门，所以，把死亡和微笑、残酷和温情连在一起，将生命的存在的尊严寓于荒诞之中。而中国虽然有儒释道三家的相互影响，但是没有万能的上帝将光明之火照亮人生的，中国人的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生存哲学的。在老舍那里，更加没有这种宗教的救赎，因而，她笔下的人物都透着深不可测的荒凉和绝望，而拯救这种荒凉和绝望的出路只能回归到世俗的平凡的生活里。
三、结语
随着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张力冲突消失，审美的世俗化由乌托邦变为现实，在后现性模式，后形而上学和后神学的时代，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神性主义已经无法成为我们批判这种过度感性的武器，我们是否得到了审美的生活而丢失了审美的艺术？而由于历史对人的不断解构，人被破碎化，可是作为“人”的天性，从来都是不接受这样零散肢解的状态，重建人的中心是否可行？“人之死”本来消解的只是话语霸权下的“主体暴政”，但是似乎连构成“人”精神价值都瓦解了，人类再次失去家园和归宿，只能寄托于纯粹感性带来的快感。我们是否还会经历重拾经典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是否还要驯服过度狂野的感性扩张，让理性和感性得以平衡？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包含了作家本人的精神担当和超越。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论《骆驼祥子》与老舍的晚年“迷失”[J].哈迎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11）
作者简介
黎世珍（1990-），女，土家族，湖北鶴峰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及中国符号学遗产研究。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存在；超越；文明；人性；灵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创作背景是20世界六七十年苏俄控制捷克的时期，那个时期捷克同《骆驼祥子》中混乱的中国一样，战争、剥削、压迫充斥着整个社会，面对国家的混乱，面对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人民，一种民族赋予的使命感，使得两位作家批判社会反思这个时期的人性，寻求在对文明与人性的超越。
一、文明与人性的矛盾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米兰·昆德拉通过对托马斯与特蕾莎以及萨宾娜对灵与肉的体验和对轻重的寻找，呈现出对生命的诉求。在1968年苏联占领了捷克首都布拉格，捷克的政府首脑被抓，由此一连串的告密、逮捕等一系列灾难性的事变连环发生，整个社会陷入惶恐与混乱当中。米兰·昆德拉笔下的人物，面对着这一切将如何选择呢？开始，他们似乎是激进的，带着“冒死救国”的热情卷入了这场斗争。在占领的头一周里，特丽莎甚至“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中”。她不停地拍照：坦克、示威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所覆盖着的尸体……在拍照的过程中，她似乎第一次寻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托马斯写出了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抨击虚伪的“清白”，并不顾一切威逼利诱，坚决拒绝收回。萨宾娜创作了大量具有双重意义的绘画，“表面的东西是明白无误的谎言，下面却是神秘莫测的真理。”可是，这种激情斗争的意义本来就很有限：他们既不能阻止侵略，也不能拯救自己。而一旦“情况变了”，结局便成了开端的绝妙反讽。特丽莎的照片不再有人需要，却成为当局迫害勇敢者的证据；托马斯甚至不再愿意在申请释放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而萨宾娜更是毫不掩饰地说：“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他们由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批判逐步走向了惶惑、消沉，生命的价值倏然消失，变成了不能承受的轻。当然，这种沉沦首先源于社会本身的沉沦，对于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他们，我们无须苛求。但昆德拉的目的绝不仅仅在于政治批判、强权批判，他是力图以此为视角，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
小说以市民的眼光展现了祥子在都市里的生活，祥子买车丢车的三起三落的遭遇就发生在旧时代的都市里，这个都市的一切对于祥子而言既提供了实现欲望的最大可能也时时处处使他面临落入深渊的危险。祥子自个儿反复考量后确定的摆脱危险的途径便是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应该说这个目标是合乎祥子的实际的，是能够实现的。而买了车是不是就能摆脱底层生活的悲苦境况呢？小说没有正面回答，却也做了暗示。小马儿的祖父是拉自己的车的，境况悲惨到祖孙俩险些饿死，二强子也是拉自己的车的，后来卖了车甚至逼自己的女儿去卖淫。一面是执着的志愿、希望、甚至于信仰，一面是希望的必然破灭、梦想实现后的徒劳。那么祥子在坚持什么？俗话说事不过三，而祥子为了这个注定要失败的梦想几乎丧失了自己引以为荣的、改变自身命运的资本———身体和自由，这似乎不大符合现实的逻辑，把祥子醉心于买车作为一种追求理想的象征似乎更妥当，无论是投射作者当时想要当职业写家的象征，或者说是作者对于旧城市吞噬一切美好事物的绝望等等，令人明确地感觉到作家主观感情的投射，抑或作家距离主人公太近了，过小的心理距离使作者有时在不经意间将自己与人物融为一体。城市似乎代表的就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然而在文明的背景下，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浑浊动荡的社会中的文明确与人性相互矛盾，人性所需求或者说所守望的牧歌、天堂是对社会秩序的期望。
二、存在与超越的诉求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轻与重、灵与肉、媚俗与背叛等哲学问题的探讨更是在意旨之中。两个文本都把笔触伸入个体生命的深层体验，迫使他们的人物从灵魂的拷问中升腾出来，向形而上的哲学领域探寻。轻与重是人类存在的极限悖论，在生命体验中漫游于两极间的生存状态，诠释了人类对生命本真的追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出现之前，托马斯有着受人尊敬的名誉和地位，在性友谊的不成文规定中享受着性欲的满足，过着轻飘飘的生活，特蕾莎的到来打破了他宁静的生活，托马斯开始思考“必然、沉重、价值”这样一些哲学命题，在遵循心灵真实的原则下，他把对特蕾莎的同情转变为“非如此不可”的爱情，在特蕾莎占据他所有的诗化记忆后，卸下名誉、事业等虚伪的重负，抛弃了轻浮的性游戏，在特蕾莎的世界里建立了一个尘世的上帝之国，但昆德拉没有让他的人物在此沉醉，一次偶然的车祸使他们失去了生命，看似偶然的悲剧实际上是人生境遇的必然之路，个体生命只有在沉重的负担中才能获得充实。
有着美德，有着梦想，追求生活之意义，而又如此坚韧的祥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一颗具有审美意义的灵魂。正是这精神性的、审美性的东西的毁灭，让我们有了悲剧的痛感。有着美德，有着梦想，追求生活之意义，而又如此坚韧的祥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一颗具有审美意义的灵魂。正是这精神性的、审美性的东西的毁灭，让我们有了悲剧的痛感。落一步，而每沉沦堕落一步都离城市中黑暗的地狱更接近一层。无论是祥子初来乍到就看到的无恶不作的人和车厂，还是他婚后住进的杂乱肮脏的大杂院，有那如同“无底的深坑”的妓院白房子，都是带祥子走向沉沦走向堕落的滑梯，把祥子滑进了万丈深渊。《骆驼祥子》的故事，是一颗善良的心饱经磨难终致堕落的故事。时间的流逝带来了祥子精神的萎缩。堕落之前的祥子，健壮、勤谨、诚实、质朴、负责、富于同情心。经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这些品质丧失殆尽，人生阅历的加深，确实使祥子在作品最后变得更为世故，但在同时，他也失去了身上所有的好东西，包括他对生活曾经抱有的希望。
老舍和米兰·昆德拉对待人类生存的荒凉、破坏与毁灭显示了不同的人生哲学。这是与两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思维习惯有关的。西方是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他们相信天堂的存在，因而面对人世的苦难，仍怀着虔诚叩响天堂理想之门，所以，把死亡和微笑、残酷和温情连在一起，将生命的存在的尊严寓于荒诞之中。而中国虽然有儒释道三家的相互影响，但是没有万能的上帝将光明之火照亮人生的，中国人的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生存哲学的。在老舍那里，更加没有这种宗教的救赎，因而，她笔下的人物都透着深不可测的荒凉和绝望，而拯救这种荒凉和绝望的出路只能回归到世俗的平凡的生活里。
三、结语
随着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张力冲突消失，审美的世俗化由乌托邦变为现实，在后现性模式，后形而上学和后神学的时代，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神性主义已经无法成为我们批判这种过度感性的武器，我们是否得到了审美的生活而丢失了审美的艺术？而由于历史对人的不断解构，人被破碎化，可是作为“人”的天性，从来都是不接受这样零散肢解的状态，重建人的中心是否可行？“人之死”本来消解的只是话语霸权下的“主体暴政”，但是似乎连构成“人”精神价值都瓦解了，人类再次失去家园和归宿，只能寄托于纯粹感性带来的快感。我们是否还会经历重拾经典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是否还要驯服过度狂野的感性扩张，让理性和感性得以平衡？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包含了作家本人的精神担当和超越。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论《骆驼祥子》与老舍的晚年“迷失”[J].哈迎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11）
作者简介
黎世珍（1990-），女，土家族，湖北鶴峰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及中国符号学遗产研究。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