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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回想，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家道、家风、家教的影响。而母亲留给我们的传家宝，不是物质上的有形物件，而是她以身垂范的嘉言懿行。
我的母亲幼年丧母，从小深受从事俄文翻译的父亲的教诲，养成了仁蔼和悦又坚韧自强的性情。
“夫江始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母亲并非浑浑噩噩、苟且偷安的等闲之辈。面对政局多变，戰乱纷扰的社会现实，她一面含辛茹苦地抚育儿女们成长、成才，一面“忧国忧民罔顾身”，心系国家的存亡与民族的复兴。正是母亲这种独立自持、贤良通达的言传身教，日后成为儿女们汲取智慧和力量永不枯竭的源泉。
50年代年末，正值母亲完成生育我们兄妹9人的人生使命之际，一场无法躲避的政治风浪波及到父亲身上，令全家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母亲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顽强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带领我们兄弟姐妹一步一步捱过那段艰难曲折的生活历程。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母亲给予的教诲不胜枚举，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影响至今的，却是下面几件“小事”。
小学伊始，我就开始发觉自己与别人不一样，注定要遭遇被歧视的命运。
1962年秋，“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理论刚刚提出。小学二年级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的我，突然被班主任老师找去谈话，说我们班的班长今后要由另一位同学担任。至于原因嘛，老师欲言又止，半天也没说出口。面对我诧异的神情，最后她面带难色地叹了口气，用指尖蘸着水，艰难地在桌子上写出了“家庭问题”几个字。当时我的心头一惊、一沉，从此，父亲的历史问题就像一片乌云，在我幼小的心底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心绪沮丧的我一路跑回家，委屈地向母亲哭诉了这一切。母亲听完半晌没说话，许久，她慢慢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爸爸的历史由他自己负责，但现状谁也改变不了，你唯一能改变的，就是通过自己勤奋的努力，使自己的成绩更优秀；你不要在乎当不当班长，重要的是，从今以后，每天的你都要比前一天更进步，更有收获。”
望着母亲凝重而坚定的目光，我瞬间明白了许多，释然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
从那一刻起，我把发奋努力当成一种动力，一种责任，一种目标，一种需要。
由此我明白：越在逆境中，越要学会“自强”。
作者大学毕业留校时留影
或许小时候我在学校的表现不错，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参加了学校演出队、美术班、乒乓球队，进市少年之家，为班级增光，为学校添彩。因而在一次期末考试中，竟得到语文老师的额外惠顾。
那大约是小学三四年级的一次期末语文考试，最后一道题是默写成语，眼看就要“抢卷”了，脑子一时“短路”的我只好把“守株待兔”写成“守树等兔”之类的答案准备交卷。就在此时，语文老师大概是为了保证我考试名次（似乎也会影响到班级名次）的“三连冠”，居然默不作声地在我的书桌右上角写了个“株”字的拼音，一下子让我豁然开朗，而考试的结果呢，当然是100分！
那天放学我一路飞跑回家，进门就把我再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告诉母亲，并且洋洋得意地讲述了语文老师暗中提示的经过。没想到，刚刚还和颜悦色的她立刻板起面孔：“你还好意思说！这100分是靠你的实力得来的吗？这是你可以炫耀的荣誉吗？想一想，你应该为此感到脸红才对。”
完全沉醉于喜悦之中的我，一下子被母亲数落得从云里雾里坠落下来，愣了好半天才逐渐琢磨过味，继而为自己的虚荣深感惭愧和懊悔。
由此，我提醒自己，面对不该得到的荣誉，要懂得“自制”。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三年困难时期每人靠1个月3两油、27斤粮票过活，每天吃野菜，嚼树皮还上顿不接下顿，肚子饿得咕咕叫，而父亲的工资偏偏在这时因历史问题从130多元陡降到每月不到50元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入队喊“向前看齐”时，我自己饿得满脸冒虚汗，两臂都伸不直。
一天晚上，离我家不远处的菜点运萝卜，昏黄的电线杆下，我发现有两个红萝卜顺着沥青路滚到了马路牙子边，借着逆光的掩护，我蹑手蹑脚地把这两个漏网之鱼顺了过来，然后伴随着扑通扑通的心跳跑回家。正当我切开其中一个准备享用战利品时，不小心被母亲发现了。当时我看到母亲的表情很复杂，但最后她还是坚定地让我把这两个萝卜送回去。见我不肯，她就开导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样做要是叫同学知道了，他们会怎样看你吗？”
作者（右一）于”文革“初年的全家合影
最后，还是在姐姐的苦苦求情之后，母亲才允许我吃了那个已被切开了的萝卜，但要求我尽快把另外那个萝卜，借着夜色赶快送回，并要我保证下不为例。
由此，我知道了面对欲望和物质的诱惑，应该怎样保持“自律”。
1966年，我小学将毕业时，“文革”爆发。一时间“破四旧”，闹派性，打砸抢，甚嚣尘上；读书无用论，停课闹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大批判论调满天飞。于是有人乘机对昔日有意见的领导、老师泄私愤，搞批斗，人性恶的一面被充分释放出来。面对乱象，母亲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现实越荒诞，日后越无法证实存在的合理性，历史会很有耐心地分辨这一切；在混乱时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学会观察，学会思考，更要靠诚实做人，凭良心做事，绝不能诬陷好人，跟风坏人。”因此，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即便身处狂热的运动之中，也从未热衷于任何派别的争斗，而是超脱之外，相互砥砺，养精蓄锐，悄悄锻造未来人生搏击所需要的思想武器。 母亲这些关于时世，关于处世，关于“慎独”和做人底限的告诫，使我们终身受益。至“文革”结束，我们兄弟姐妹谁也没有做出过任何伤害别人、让自己悔恨的事。
从中，我学会了“自省”。
1970年，为了避免和父亲一样被遣送下乡的命运，我偷出户口本，自己从外校组织集体户，隐瞒家庭成分自当户长，到吉林市郊区最艰苦的地方——九站公社张久大队插队落户。
我所在的张久大队二队当时穷到什么程度呢？最忙时每天干活儿14小时，一天也只挣2分钱。是的，您没看错，一张8分邮票的1/4！冬天睡在零下30几度、没有天棚、没有玻璃，冰窖一般的集体户，夏天满炕跳蚤咬得我浑身起水泡。而我们队社员老吕家全家7口人只有一床破棉絮，两条裤子（只供成年女人和外出者穿），队长贪污的总金额好像也没超过50块钱，外加一辆破自行车和一个破钟。
母亲对我偷户口本的举动没有批评，但略知我们集体户艰苦的状况后表示担忧，可又没有任何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每逢过年回家母亲就给我讲历史上“卧薪尝胆”“头悬梁锥刺股”一类的故事，提醒我不要荒废时间，要利用好下雨、下大雪的农闲时间多读书，读好书，读名著。在母亲的激励及哥哥姐姐（我大姐在文化馆做管理图书工作）的影响下，我在农村当知青时除了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但纳的《艺术哲学》，莱辛的《拉奥孔》，朱光潜翻译的《西方美学史》之外；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托尔斯泰的《复活》，司汤达的《红与黑》，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德莱赛的《珍妮姑娘》等诸多外国名著，我至今还可以讲出故事梗概及主要章节，而1套4本的《红楼梦》及《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家》《春》《秋》等也被我讀磨了边儿，光生字就记了整整一大本，现在还保存着。
正是从母亲的言传身教中，我学会并养成了终身“自学”的好习惯。
改革开放了，经历过艰难岁月的母亲怀着极大的期待与热忱，希望她的儿女们从此开始能做他们想做的事。
198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我，几经辗转从吉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转行到吉林省的《青年月刊》杂志社工作。由于从所学土壤化学专业一下子跳到新闻出版行业，还真的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在开始的半年里，我所提出的大部分选题不是被“枪毙”，就是遭“流产”。记得我作为刊社编辑采写第一篇稿件的题目是“让青春在发烫的岗位上闪光”，几乎遭到编辑部所有中文系专业科班出身的编辑们的哄笑。后来，总编给改成《让暖流在乡间荡漾》，才勉强发出。这使我这个学农的在学文的面前，总觉得矮半截。
作者小学4年级留影（后左一）
这件事，我都忘记是在哪种情况下被母亲知道了。那时的母亲由于忍辱负重，积劳成疾，已经得了肝硬化。可她仍在病床上鼓励我说，你当年作为吉林地区唯一一名“可教育好子女”进大学读书已属不易，你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许是他人不具备的。现在你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出版行业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也很不容易，这本身就证明你是具备胜任能力的。所以，别在乎别人如何对你，要在乎的是如何尽快提升自己。记住：一个人在努力前行的时候越是感到力不从心，也就越是快速提高、明显进步的时期。只要你坚持住，就一定会获得你所希望的回报。母亲这番高屋建瓴的话语令抑郁不已的我豁然开朗。
从那一刻，我更加奋发努力，直至1990年被选调到《中华儿女》报刊社担任国内版主任、专刊部主编；作为特殊贡献人才被中组部调京；之后任编审、编委，团中央出版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的确，没有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成功；一切，都是靠奋斗得来的”。从母亲那里，长大成人的我又一次深深领悟到“自信”的内涵，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使这份“自信”更有分量！
历经母亲几十年的精心培育，我们的家已经发展成拥有30多名成员的大家庭。仅儿女中就有3人获正高职称，更多则在各自领域兢兢业业，有的是图书文化传承者，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学校领导，有的是医院院长……回想这一切，儿女们身上哪个不凝结着母亲的心血与智慧，体现着母亲的期待与希望，接受到母亲言传身教传家之宝的丰厚滋养与巨大影响啊！
今年正月初九，是我母亲100岁寿诞，“泽被子孙，遗爱未尽，眷眷慈母心；年近古稀，恩德初报，拳拳儿女情”，值此之际，顾念母亲养我之恩，爱我之情，教我之智，惠我之德，更觉得昊天罔极，获益终身。
抚今追昔，我们的母亲一生虽然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惊天伟业，没有驰名遐迩的赫赫功名，甚至没有留下遗言、遗产，但她那种坚忍深沉、深明大义、自强不息、清廉操守的人格力量，不正是留给儿女们的丰厚遗产和永不磨灭的思想丰碑吗？！因此，我为拥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深感自豪，为受惠于她清新朗润的雨露滋养而备感荣幸！
我的母亲幼年丧母，从小深受从事俄文翻译的父亲的教诲，养成了仁蔼和悦又坚韧自强的性情。
“夫江始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母亲并非浑浑噩噩、苟且偷安的等闲之辈。面对政局多变，戰乱纷扰的社会现实，她一面含辛茹苦地抚育儿女们成长、成才，一面“忧国忧民罔顾身”，心系国家的存亡与民族的复兴。正是母亲这种独立自持、贤良通达的言传身教，日后成为儿女们汲取智慧和力量永不枯竭的源泉。
50年代年末，正值母亲完成生育我们兄妹9人的人生使命之际，一场无法躲避的政治风浪波及到父亲身上，令全家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母亲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顽强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带领我们兄弟姐妹一步一步捱过那段艰难曲折的生活历程。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母亲给予的教诲不胜枚举，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影响至今的，却是下面几件“小事”。
越在逆境中，越要学会“自强”
小学伊始，我就开始发觉自己与别人不一样，注定要遭遇被歧视的命运。
1962年秋，“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理论刚刚提出。小学二年级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的我，突然被班主任老师找去谈话，说我们班的班长今后要由另一位同学担任。至于原因嘛，老师欲言又止，半天也没说出口。面对我诧异的神情，最后她面带难色地叹了口气，用指尖蘸着水，艰难地在桌子上写出了“家庭问题”几个字。当时我的心头一惊、一沉，从此，父亲的历史问题就像一片乌云，在我幼小的心底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心绪沮丧的我一路跑回家，委屈地向母亲哭诉了这一切。母亲听完半晌没说话，许久，她慢慢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爸爸的历史由他自己负责，但现状谁也改变不了，你唯一能改变的，就是通过自己勤奋的努力，使自己的成绩更优秀；你不要在乎当不当班长，重要的是，从今以后，每天的你都要比前一天更进步，更有收获。”
望着母亲凝重而坚定的目光，我瞬间明白了许多，释然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
从那一刻起，我把发奋努力当成一种动力，一种责任，一种目标，一种需要。
由此我明白：越在逆境中，越要学会“自强”。
面对不该得到的荣誉，要懂得“自制”
或许小时候我在学校的表现不错，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参加了学校演出队、美术班、乒乓球队，进市少年之家，为班级增光，为学校添彩。因而在一次期末考试中，竟得到语文老师的额外惠顾。
那大约是小学三四年级的一次期末语文考试，最后一道题是默写成语，眼看就要“抢卷”了，脑子一时“短路”的我只好把“守株待兔”写成“守树等兔”之类的答案准备交卷。就在此时，语文老师大概是为了保证我考试名次（似乎也会影响到班级名次）的“三连冠”，居然默不作声地在我的书桌右上角写了个“株”字的拼音，一下子让我豁然开朗，而考试的结果呢，当然是100分！
那天放学我一路飞跑回家，进门就把我再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告诉母亲，并且洋洋得意地讲述了语文老师暗中提示的经过。没想到，刚刚还和颜悦色的她立刻板起面孔：“你还好意思说！这100分是靠你的实力得来的吗？这是你可以炫耀的荣誉吗？想一想，你应该为此感到脸红才对。”
完全沉醉于喜悦之中的我，一下子被母亲数落得从云里雾里坠落下来，愣了好半天才逐渐琢磨过味，继而为自己的虚荣深感惭愧和懊悔。
由此，我提醒自己，面对不该得到的荣誉，要懂得“自制”。
面对诱惑，应该怎样保持“自律”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三年困难时期每人靠1个月3两油、27斤粮票过活，每天吃野菜，嚼树皮还上顿不接下顿，肚子饿得咕咕叫，而父亲的工资偏偏在这时因历史问题从130多元陡降到每月不到50元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入队喊“向前看齐”时，我自己饿得满脸冒虚汗，两臂都伸不直。
一天晚上，离我家不远处的菜点运萝卜，昏黄的电线杆下，我发现有两个红萝卜顺着沥青路滚到了马路牙子边，借着逆光的掩护，我蹑手蹑脚地把这两个漏网之鱼顺了过来，然后伴随着扑通扑通的心跳跑回家。正当我切开其中一个准备享用战利品时，不小心被母亲发现了。当时我看到母亲的表情很复杂，但最后她还是坚定地让我把这两个萝卜送回去。见我不肯，她就开导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样做要是叫同学知道了，他们会怎样看你吗？”
最后，还是在姐姐的苦苦求情之后，母亲才允许我吃了那个已被切开了的萝卜，但要求我尽快把另外那个萝卜，借着夜色赶快送回，并要我保证下不为例。
由此，我知道了面对欲望和物质的诱惑，应该怎样保持“自律”。
从母亲那里，我学会了“自省”
1966年，我小学将毕业时，“文革”爆发。一时间“破四旧”，闹派性，打砸抢，甚嚣尘上；读书无用论，停课闹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大批判论调满天飞。于是有人乘机对昔日有意见的领导、老师泄私愤，搞批斗，人性恶的一面被充分释放出来。面对乱象，母亲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现实越荒诞，日后越无法证实存在的合理性，历史会很有耐心地分辨这一切；在混乱时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学会观察，学会思考，更要靠诚实做人，凭良心做事，绝不能诬陷好人，跟风坏人。”因此，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即便身处狂热的运动之中，也从未热衷于任何派别的争斗，而是超脱之外，相互砥砺，养精蓄锐，悄悄锻造未来人生搏击所需要的思想武器。 母亲这些关于时世，关于处世，关于“慎独”和做人底限的告诫，使我们终身受益。至“文革”结束，我们兄弟姐妹谁也没有做出过任何伤害别人、让自己悔恨的事。
从中，我学会了“自省”。
言传身教中，我养成了终身“自学”的习惯
1970年，为了避免和父亲一样被遣送下乡的命运，我偷出户口本，自己从外校组织集体户，隐瞒家庭成分自当户长，到吉林市郊区最艰苦的地方——九站公社张久大队插队落户。
我所在的张久大队二队当时穷到什么程度呢？最忙时每天干活儿14小时，一天也只挣2分钱。是的，您没看错，一张8分邮票的1/4！冬天睡在零下30几度、没有天棚、没有玻璃，冰窖一般的集体户，夏天满炕跳蚤咬得我浑身起水泡。而我们队社员老吕家全家7口人只有一床破棉絮，两条裤子（只供成年女人和外出者穿），队长贪污的总金额好像也没超过50块钱，外加一辆破自行车和一个破钟。
母亲对我偷户口本的举动没有批评，但略知我们集体户艰苦的状况后表示担忧，可又没有任何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每逢过年回家母亲就给我讲历史上“卧薪尝胆”“头悬梁锥刺股”一类的故事，提醒我不要荒废时间，要利用好下雨、下大雪的农闲时间多读书，读好书，读名著。在母亲的激励及哥哥姐姐（我大姐在文化馆做管理图书工作）的影响下，我在农村当知青时除了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但纳的《艺术哲学》，莱辛的《拉奥孔》，朱光潜翻译的《西方美学史》之外；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托尔斯泰的《复活》，司汤达的《红与黑》，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德莱赛的《珍妮姑娘》等诸多外国名著，我至今还可以讲出故事梗概及主要章节，而1套4本的《红楼梦》及《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家》《春》《秋》等也被我讀磨了边儿，光生字就记了整整一大本，现在还保存着。
正是从母亲的言传身教中，我学会并养成了终身“自学”的好习惯。
从母亲那里，我领悟到“自信”的内涵
改革开放了，经历过艰难岁月的母亲怀着极大的期待与热忱，希望她的儿女们从此开始能做他们想做的事。
198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我，几经辗转从吉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转行到吉林省的《青年月刊》杂志社工作。由于从所学土壤化学专业一下子跳到新闻出版行业，还真的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在开始的半年里，我所提出的大部分选题不是被“枪毙”，就是遭“流产”。记得我作为刊社编辑采写第一篇稿件的题目是“让青春在发烫的岗位上闪光”，几乎遭到编辑部所有中文系专业科班出身的编辑们的哄笑。后来，总编给改成《让暖流在乡间荡漾》，才勉强发出。这使我这个学农的在学文的面前，总觉得矮半截。
这件事，我都忘记是在哪种情况下被母亲知道了。那时的母亲由于忍辱负重，积劳成疾，已经得了肝硬化。可她仍在病床上鼓励我说，你当年作为吉林地区唯一一名“可教育好子女”进大学读书已属不易，你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许是他人不具备的。现在你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出版行业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也很不容易，这本身就证明你是具备胜任能力的。所以，别在乎别人如何对你，要在乎的是如何尽快提升自己。记住：一个人在努力前行的时候越是感到力不从心，也就越是快速提高、明显进步的时期。只要你坚持住，就一定会获得你所希望的回报。母亲这番高屋建瓴的话语令抑郁不已的我豁然开朗。
从那一刻，我更加奋发努力，直至1990年被选调到《中华儿女》报刊社担任国内版主任、专刊部主编；作为特殊贡献人才被中组部调京；之后任编审、编委，团中央出版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的确，没有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成功；一切，都是靠奋斗得来的”。从母亲那里，长大成人的我又一次深深领悟到“自信”的内涵，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使这份“自信”更有分量！
历经母亲几十年的精心培育，我们的家已经发展成拥有30多名成员的大家庭。仅儿女中就有3人获正高职称，更多则在各自领域兢兢业业，有的是图书文化传承者，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学校领导，有的是医院院长……回想这一切，儿女们身上哪个不凝结着母亲的心血与智慧，体现着母亲的期待与希望，接受到母亲言传身教传家之宝的丰厚滋养与巨大影响啊！
今年正月初九，是我母亲100岁寿诞，“泽被子孙，遗爱未尽，眷眷慈母心；年近古稀，恩德初报，拳拳儿女情”，值此之际，顾念母亲养我之恩，爱我之情，教我之智，惠我之德，更觉得昊天罔极，获益终身。
抚今追昔，我们的母亲一生虽然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惊天伟业，没有驰名遐迩的赫赫功名，甚至没有留下遗言、遗产，但她那种坚忍深沉、深明大义、自强不息、清廉操守的人格力量，不正是留给儿女们的丰厚遗产和永不磨灭的思想丰碑吗？！因此，我为拥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深感自豪，为受惠于她清新朗润的雨露滋养而备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