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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国际组织（下称，国际组织），是国家政府之间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和任务，根据共同达成的国际条约而成立的常设性机构。简而言之，就是各国政府之间角力博弈的一个平台。2013年5月发生的两件事情似乎是中国当下在这场“游戏”中的地位写照，人已入场，可还在桌边打转，像是个“圈内的局外人”。
北极入场券与WTO总干事
5月15日，北极理事会的“八大元老”（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冰岛、加拿大、美国和俄罗斯），在两年一度的部长会议上为是否该“接纳”中国和欧盟争吵不休，最终同意将中国列为“正式观察员”，同时拒绝了另一大经济体“欧盟”。
正式观察员享有参加所有会议的权利，但不能参加部长级会议，没有表决权，资格为4年一审。北极圈巨大的冰面下面蕴藏着储量惊人的石油、燃气、矿产等资源，虽然正式观察员看上去没什么实质性“权力”，但可对决策前的非正式讨论产生影响。作为一个离北极圈有1400公里的“非北极国家”，中国终于拿到进入北极圈的正式“门票”，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媒体上一片“狂欢”。
可就在前一天，中国还很落寞。5月14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新一届总干事人选最终确定，巴西常驻世贸组织代表罗伯托·阿泽维多将在9月1日上任，WTO自此进入拉美时代。中国落寞不是因为没选上，而是根本连能参与竞选的“候选人”都没有。
中国入世十多年，如今已成长为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是世界上拥有贸易伙伴最多的国家，被美联社称为是“世贸第一大国”。如此的“世贸影响力”，却选不出一个人参选WTO的总干事，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中组部一名官员无奈地表示：“现在就是选不出人。外语好的不懂专业，专业好的不懂外语，两方面都好的级别又不够，这三个堡垒一卡，真是进了长名单，难进短名单。”
这是中国在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國际舞台上的状况，但在亚洲区域内，中国就属于圈内核心了。进入北极圈后的半个月，5月30日-31日，中国在西安举行了“2013亚洲政党专题会议”，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了活动的开幕式。这次会议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其主题是“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亚洲”，此前已于2010、2011年分别举办过两次，主题分别是“扶贫”和“发展与社会共享”。
尽管这是党际交流会议，其国际影响力不容小觑，此次西安会议，不仅有来自亚洲国家50多个政党的代表，还有来自拉美、非洲部分政党及政党组织的观察员共计近近200人。李源潮在开幕式上的发言表达了中国的“多边合作”亚洲理念——“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追求独立自主、繁荣富强”。追求独立自主、繁荣富强是亚洲人民不懈奋斗的共同梦想。新形势下，亚洲各国应努力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亚洲发展繁荣之路。
“打酱油”的无奈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到底如何？在大部分美国学者看来，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是一个过程：从“体系的反对者”到“体系的改革者”再到“体系的维护者”。
而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到这个话题，会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打酱油’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缪尔·金也在其著作《中国与联合国》一文中评价“中国（20世纪）是联合国财政体制的索取者而不是贡献者，因为它从联合国获得的多边财政和技术援助远远超过了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和承担的维和费用”。
这种形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重返联合国后曾采取的“最低参与”策略。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联合国投票中，中国还曾经创造性地发明了“第四种表决权”，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也不是弃权，而是“到场但不投票”。
政治舞台上的事情当然没有“打酱油”“到此一游”那么简单，这也是基于当时国内情势和国际环境下现实的外交考量。
出于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考虑这种策略在改革开放之前经常使用。中国往往倾向于参与由东方阵营建立并处于主导地位的国际组织，往往一些西方为首的国际组织排斥。这种策略被认为可有效抵御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新生政权。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开始更加理智地考虑经济利益。1980年代的中国在西方舆论界眼中，与苏联迵然不同，“中国根本没有兴趣同美国争夺在世界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中国关心的是建设一个21世纪的经济发动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进入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国际处境依然艰难，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同样谨慎保守。据美国学者江亿恩统计，1990年-1996年，中国共投了29次弃权，占到了五个常任理事国弃权票总数的64%。可以说“中国对联合国的工作既没有起积极作用，也没有产生消极影响。”
到1990年代后期，在保障自身发展与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开始提高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逐步确立中国的大国形象，力争更大的发言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指出，“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样，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
回顾整个1990年代，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成就有两项不得不提：1995年6月，中国成为WTO观察员；1997年5月，中国决定参加联合国维和待命安排。前者为中国加入WTO打下坚实的基础，后者为中美两国在9·11后的反恐合作埋下了伏笔。
9·11后迎来转机
进入新世纪，2002年底，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外交的优先次序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调整，依次为大国关系、周边关系、第三世界，并强调中国继续参与多边外交。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了“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倡议。以大国关系为首要，中国开始进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后来，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又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支持。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阐释“和谐世界”的理念，号召“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显著提高，以2001年11月10日中国成为WTO正式会员国为标志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形势比人强，与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一样，中国能够较为顺利地活跃参与国际组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态度。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直接冲击了美国的“冷战思维”。经此教训，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意识到：当前最大的“对手”是恐怖主义，并不是某些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为了反恐，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由此，中国从主要的“战略对手”转变为了“建设性合作者”，这一地位转变为中国继续推行多边外交提供了一个新契机。2001年12月，中国国防部成立了维和事务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和管理中国军队和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工作。2002年1月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一级待命安排机制。2006年7月，中国向黎巴嫩增派维和部队1000人。尽管自1988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参与维和，但在国防部成立专门的办公室，不可否认，美国推动的反恐战略合作是重要动因。
财政捐助长“面子”
此外，资本的力量开始显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增强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底气。
中国的外汇储备由2002年1月的2174.0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3.4万亿美元。中国在上世纪曾被西方诟病的“会费”问题得到改善，开始了从受益者向贡献者的转变，为提高中国国际形象注入了正能量。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比额狂飙突进，几乎每次调整都要上涨超过0.5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最近达成的2010-2012年会费比额分摊办法，中国的正常预算摊款比额将从2.667%增长到3.189%。到2013年，中国的会费分摊比额上升到5.148%，名列第六。根据记录，今年3月27日，中国全额缴纳了2013年的联合国常规会费1.31亿美元。前五名分别是美国22.000%、日本10.833%、德国7.141%、法国5.593%和英国5.179%。长期以来，美国是聯合国的会费和维和费用的重要支持国，但众所周知，美国长期“惯性”拖欠巨额费用。
在维和领域，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资金支持逐年增加：维和费用的比例在1998年-2000年为0.9%，2001年-2003年上升为1.91%，2004年-2006年中国的会费比例从1.54%上升为2.05%。2010年-2012年维和费用又从3.1474%增长到3.9390%。
对外援助方面，中国自1997年开始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2000年向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10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多边援助；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拓宽；2005 年举行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旨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五大举措”……据2011年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2000多个各类成套项目，涉及工业、农业、文教交通等多个领域。援助金额上，累计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
这一阶段，最为西方关注的当属“中国转身从受援国变成了捐款国”。2007年，中国加入“国际开发协会（IDA）”捐助国名单，该协会隶属世界银行，专门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无息贷款。此前，截止1999年7月，该协会共向中国提供了102亿美元的软贷款。德国之声认为，这种趋势表明，“中国真正走出了第三世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1964年起就奉行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这常被以“政治条件为附加”的西方质疑。
争做“国际会议”中心
某种程度上，财政捐助和参与维和依然属于被动的“听组织安排”。要想进一步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声望，显然不能止步于此，需要主动出击。
中国的主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可以主导的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二是通过成为国际会议的举办地，将外面的国际组织请进来。
前者比较有代表性的即是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其前身是1996年4月26日的“上海五国会晤”，五国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后，其成员国还包括乌兹别克斯坦，观察员则有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印度；对话伙伴有斯里兰卡、白俄罗斯和土耳其；参会客人包括土库曼斯坦、独联体和东盟。另外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有影响力的是博鳌亚洲论坛，但博鳌论坛只是区域性对话交流、寻求合作的平台，并没有严格的条约的限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
此外，由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倡议建立的东亚峰会、中国与东盟首脑与部长级会议、中国-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机制、“10 3”公共卫生合作机制、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机制等，都已经成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合作磋商平台。
对一个国家来说，国际会议举办次数多，并逐渐成为会议中心，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参考指标，并能有效带动经济增长，正如瑞士的日内瓦。在力争成为“国际组织”的会议举办地上，中国自改革开放就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努力。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18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参加；1999年，万国邮联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这是联合国专门机构首次在中国召开全权代表大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则大大提高了中国作为国际组织会议举办地的能力和吸引力；2010年，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上海更是将原本知名度并不高的世博会办成了一场世界盛会，进一步展示了中国组织国际性盛事的能力。
中国的会议成绩还“惊动”了邻居日本。今年2月，日本政府观光厅发表一项报告表示担忧，“日本作为亚洲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正在下降，中国和韩国举办国际会议的次数已经明显超过日本”。
对于中国的“主动式发展”，即将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美国，也持乐观、肯定的态度。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1年3月出具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演变》。这份报告肯定，中国日渐扩大的角色“对其所参与的组织来说经常具有建设性和帮助性”。而中国的态度一如既往，正如习近平对外界表态的那样：“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
北极入场券与WTO总干事
5月15日，北极理事会的“八大元老”（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冰岛、加拿大、美国和俄罗斯），在两年一度的部长会议上为是否该“接纳”中国和欧盟争吵不休，最终同意将中国列为“正式观察员”，同时拒绝了另一大经济体“欧盟”。
正式观察员享有参加所有会议的权利，但不能参加部长级会议，没有表决权，资格为4年一审。北极圈巨大的冰面下面蕴藏着储量惊人的石油、燃气、矿产等资源，虽然正式观察员看上去没什么实质性“权力”，但可对决策前的非正式讨论产生影响。作为一个离北极圈有1400公里的“非北极国家”，中国终于拿到进入北极圈的正式“门票”，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媒体上一片“狂欢”。
可就在前一天，中国还很落寞。5月14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新一届总干事人选最终确定，巴西常驻世贸组织代表罗伯托·阿泽维多将在9月1日上任，WTO自此进入拉美时代。中国落寞不是因为没选上，而是根本连能参与竞选的“候选人”都没有。
中国入世十多年，如今已成长为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是世界上拥有贸易伙伴最多的国家，被美联社称为是“世贸第一大国”。如此的“世贸影响力”，却选不出一个人参选WTO的总干事，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中组部一名官员无奈地表示：“现在就是选不出人。外语好的不懂专业，专业好的不懂外语，两方面都好的级别又不够，这三个堡垒一卡，真是进了长名单，难进短名单。”
这是中国在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國际舞台上的状况，但在亚洲区域内，中国就属于圈内核心了。进入北极圈后的半个月，5月30日-31日，中国在西安举行了“2013亚洲政党专题会议”，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了活动的开幕式。这次会议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其主题是“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亚洲”，此前已于2010、2011年分别举办过两次，主题分别是“扶贫”和“发展与社会共享”。
尽管这是党际交流会议，其国际影响力不容小觑，此次西安会议，不仅有来自亚洲国家50多个政党的代表，还有来自拉美、非洲部分政党及政党组织的观察员共计近近200人。李源潮在开幕式上的发言表达了中国的“多边合作”亚洲理念——“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追求独立自主、繁荣富强”。追求独立自主、繁荣富强是亚洲人民不懈奋斗的共同梦想。新形势下，亚洲各国应努力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亚洲发展繁荣之路。
“打酱油”的无奈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到底如何？在大部分美国学者看来，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是一个过程：从“体系的反对者”到“体系的改革者”再到“体系的维护者”。
而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到这个话题，会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打酱油’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缪尔·金也在其著作《中国与联合国》一文中评价“中国（20世纪）是联合国财政体制的索取者而不是贡献者，因为它从联合国获得的多边财政和技术援助远远超过了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和承担的维和费用”。
这种形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重返联合国后曾采取的“最低参与”策略。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联合国投票中，中国还曾经创造性地发明了“第四种表决权”，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也不是弃权，而是“到场但不投票”。
政治舞台上的事情当然没有“打酱油”“到此一游”那么简单，这也是基于当时国内情势和国际环境下现实的外交考量。
出于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考虑这种策略在改革开放之前经常使用。中国往往倾向于参与由东方阵营建立并处于主导地位的国际组织，往往一些西方为首的国际组织排斥。这种策略被认为可有效抵御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新生政权。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开始更加理智地考虑经济利益。1980年代的中国在西方舆论界眼中，与苏联迵然不同，“中国根本没有兴趣同美国争夺在世界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中国关心的是建设一个21世纪的经济发动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进入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国际处境依然艰难，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同样谨慎保守。据美国学者江亿恩统计，1990年-1996年，中国共投了29次弃权，占到了五个常任理事国弃权票总数的64%。可以说“中国对联合国的工作既没有起积极作用，也没有产生消极影响。”
到1990年代后期，在保障自身发展与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开始提高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逐步确立中国的大国形象，力争更大的发言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指出，“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样，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
回顾整个1990年代，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成就有两项不得不提：1995年6月，中国成为WTO观察员；1997年5月，中国决定参加联合国维和待命安排。前者为中国加入WTO打下坚实的基础，后者为中美两国在9·11后的反恐合作埋下了伏笔。
9·11后迎来转机
进入新世纪，2002年底，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外交的优先次序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调整，依次为大国关系、周边关系、第三世界，并强调中国继续参与多边外交。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了“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倡议。以大国关系为首要，中国开始进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后来，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又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支持。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阐释“和谐世界”的理念，号召“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显著提高，以2001年11月10日中国成为WTO正式会员国为标志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形势比人强，与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一样，中国能够较为顺利地活跃参与国际组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态度。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直接冲击了美国的“冷战思维”。经此教训，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意识到：当前最大的“对手”是恐怖主义，并不是某些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为了反恐，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由此，中国从主要的“战略对手”转变为了“建设性合作者”，这一地位转变为中国继续推行多边外交提供了一个新契机。2001年12月，中国国防部成立了维和事务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和管理中国军队和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工作。2002年1月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一级待命安排机制。2006年7月，中国向黎巴嫩增派维和部队1000人。尽管自1988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参与维和，但在国防部成立专门的办公室，不可否认，美国推动的反恐战略合作是重要动因。
财政捐助长“面子”
此外，资本的力量开始显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增强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底气。
中国的外汇储备由2002年1月的2174.0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3.4万亿美元。中国在上世纪曾被西方诟病的“会费”问题得到改善，开始了从受益者向贡献者的转变，为提高中国国际形象注入了正能量。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比额狂飙突进，几乎每次调整都要上涨超过0.5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最近达成的2010-2012年会费比额分摊办法，中国的正常预算摊款比额将从2.667%增长到3.189%。到2013年，中国的会费分摊比额上升到5.148%，名列第六。根据记录，今年3月27日，中国全额缴纳了2013年的联合国常规会费1.31亿美元。前五名分别是美国22.000%、日本10.833%、德国7.141%、法国5.593%和英国5.179%。长期以来，美国是聯合国的会费和维和费用的重要支持国，但众所周知，美国长期“惯性”拖欠巨额费用。
在维和领域，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资金支持逐年增加：维和费用的比例在1998年-2000年为0.9%，2001年-2003年上升为1.91%，2004年-2006年中国的会费比例从1.54%上升为2.05%。2010年-2012年维和费用又从3.1474%增长到3.9390%。
对外援助方面，中国自1997年开始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2000年向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10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多边援助；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拓宽；2005 年举行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旨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五大举措”……据2011年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2000多个各类成套项目，涉及工业、农业、文教交通等多个领域。援助金额上，累计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
这一阶段，最为西方关注的当属“中国转身从受援国变成了捐款国”。2007年，中国加入“国际开发协会（IDA）”捐助国名单，该协会隶属世界银行，专门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无息贷款。此前，截止1999年7月，该协会共向中国提供了102亿美元的软贷款。德国之声认为，这种趋势表明，“中国真正走出了第三世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1964年起就奉行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这常被以“政治条件为附加”的西方质疑。
争做“国际会议”中心
某种程度上，财政捐助和参与维和依然属于被动的“听组织安排”。要想进一步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声望，显然不能止步于此，需要主动出击。
中国的主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可以主导的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二是通过成为国际会议的举办地，将外面的国际组织请进来。
前者比较有代表性的即是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其前身是1996年4月26日的“上海五国会晤”，五国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后，其成员国还包括乌兹别克斯坦，观察员则有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印度；对话伙伴有斯里兰卡、白俄罗斯和土耳其；参会客人包括土库曼斯坦、独联体和东盟。另外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有影响力的是博鳌亚洲论坛，但博鳌论坛只是区域性对话交流、寻求合作的平台，并没有严格的条约的限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
此外，由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倡议建立的东亚峰会、中国与东盟首脑与部长级会议、中国-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机制、“10 3”公共卫生合作机制、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机制等，都已经成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合作磋商平台。
对一个国家来说，国际会议举办次数多，并逐渐成为会议中心，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参考指标，并能有效带动经济增长，正如瑞士的日内瓦。在力争成为“国际组织”的会议举办地上，中国自改革开放就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努力。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18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参加；1999年，万国邮联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这是联合国专门机构首次在中国召开全权代表大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则大大提高了中国作为国际组织会议举办地的能力和吸引力；2010年，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上海更是将原本知名度并不高的世博会办成了一场世界盛会，进一步展示了中国组织国际性盛事的能力。
中国的会议成绩还“惊动”了邻居日本。今年2月，日本政府观光厅发表一项报告表示担忧，“日本作为亚洲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正在下降，中国和韩国举办国际会议的次数已经明显超过日本”。
对于中国的“主动式发展”，即将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美国，也持乐观、肯定的态度。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1年3月出具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演变》。这份报告肯定，中国日渐扩大的角色“对其所参与的组织来说经常具有建设性和帮助性”。而中国的态度一如既往，正如习近平对外界表态的那样：“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