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爱最为感人。
　　
　　贫寒之家飞出金凤凰
　　
　　我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贫寒家庭，父母都是聋哑人。父亲在线路器材厂工作，母亲在纱厂上班。那时他们的工资每个月加起来才６０多元，从小只能通过打手势和父母交流的我对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
　　父母一心想我有个好的未来。８岁那年，父母送我到市体校练体操。每天下班后，父亲匆匆赶到学校接我，再匆匆送我去体校。他从不进体校门，怕孩子们知道他是聋哑人而瞧不起我。１９８２年４月父亲被厂里任命为副厂长，接送我的任务就落在母亲身上。６月的一天，母亲为了早点赶到学校接我，拼命赶进度，一不小心被机器轧伤了三根手指。我和父亲赶到医院，母亲平静地告诉我们：“医生说没事，不会残疾。”我告诉母亲：“别让我练体操了。”父母却使劲摇着头。
　　几天后，父亲又准时来学校接我，他告诉我，他已辞去了副厂长职务。我知道父亲是为了让我能安心练习才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啊，我一头扑向父亲怀里：“爸爸，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１１岁那年，我不幸从平衡木上摔下来，左胳膊骨折。父母跌跌撞撞赶到医院，紧紧抱住医生的腿哀求：“求求你们接好我女儿的胳膊！”父母得知有几种草药对骨折有疗效，下班后就骑车到郊区寻找，然后洗净捣碎敷在我胳膊上，然后母亲整夜替我按摩。
　　一个月后，我彻底痊愈，但胳膊使不上劲。教练遗憾地说：“谢兰，你再也不能练体操了。”我一下瘫在地上。父亲比画着：“兰儿，我们回家吧。”我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体操房。尽管父母表现得异常坚强，但我知道他们内心是何等伤痛！
　　１９８９年初中毕业，我决定放弃学业去外地打工，为父母分忧。开学前，邻居打电话给我，说母亲得了重病，我心急火燎地赶回家，把赚的３６０元钱交给母亲。第二天，我替母亲去工厂代班，领导见我手脚麻利，问我是否愿意在这里当工人，并可优先安排我就业。我欣喜若狂，这样每月就能挣到工资了！
　　一个星期后，母亲得知此事，找到领导表示：“我女儿要继续上学。”领导告诉她：“现在机会好，以后再就业就困难了。”母亲比画着：“我不想让女儿重复我的生活。”不少人说她不知好歹。我坚决要工作，收拾东西就往外走，父母突然双双跪在我面前。父亲比画道：“你有天赋，考大学问题不大，应该有个好的未来，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
　　１９９２年高考，痴迷表演的我准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亲戚劝我考个中专，好早点出来挣钱养家。我决定改报市财会学校。父亲心急火燎地找到我：“兰儿，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女儿，但我们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要是你让我们失望，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父亲哭了。我随父亲赶回家，母亲挣扎着坐起来，紧紧拉住我的手：“兰儿，安心考大学。”我哽咽着点点头。
　　父母潜心的培养终于有了收获，在北京电影学院面试时，我征服了考官，在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１９９２年８月，我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许多人感叹：“没想到聋哑人的女儿也能成金凤凰！”
　　
　　父母的血汗铺满我的求学路
　　
　　北京电影学院每年学费几千元，对我们这样的贫寒之家无异于天文数字。为了多挣钱，父母主动替别人代班，他们还揽到了一份洗酒瓶的活计。下班后，父母赶到厂里把酒瓶运回家，夜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洗酒瓶，洗一个５分钱。深夜，实在太困了，他们就把风油精涂在眼皮上。多少个清晨，我起床时，看见父母歪在水盆边睡着了，手里还紧紧握着酒瓶。
　　历经千辛万苦，父母终于为我凑齐了学费。９月１日，我成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大学生。
　　我决定不再给父母增加额外的负担，拼命找机会拍戏、拍广告，挣些生活费。我那时只是个学生，拍戏、拍广告的机会不多，而且报酬低得可怜。我过着极其艰苦的日子，每天的生活标准不超过５元。
　　父母的收入一直很低，但他们把绝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了我。１０月的一天，弟弟来信说，母亲病了，却舍不得吃药，每天照样坚持上班，几次昏倒在车间，差点被机器轧断了手。那时我身边只有２００元钱，我给家里寄了１５０元。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父母寄来的３００元钱和信件。父亲在信中写道：“兰儿，你以为你这样做是孝顺我们，其实你是在剜我们的心！你是个懂事的好女儿，不该投生在我们这样一个残疾人家庭。我和你妈无能，让你吃了这么多不该吃的苦，心里感到愧疚和自责。不要担心家里，好好念书，我们做梦都想沾你的光，挺直腰杆做回人。”我在心里发誓：“爸爸妈妈，我一定要让别人瞧瞧，聋哑人的女儿也是有出息的！”
　　从大二开始，我陆续接拍了一些广告片和影视剧。我出身寒微，性格又内向，与表演系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有的同学对我抱有成见，个别老师对我也另眼相看。我身心俱疲，经常失眠。大三时，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在这一行干下去，一度萌发了退学的念头，在写给父母的信里也流露出这种想法。那年国庆节，在父母的坚持下，我回了趟家。父母整天陪着我，哄我开心。邻居告诉我：“你父母为有你这样的好女儿感到骄傲和自豪，跟别人闲聊都要提到你。但最近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整天闷闷不乐，有时夜里还听到他们在哭。”我的心一阵绞痛，我退学的这种想法是多么自私和不负责任！对父母是多么大的打击和伤害啊！我红着眼圈告诉父母：“爸爸妈妈，我会圆满完成学业，给你们一个交代。”
　　１９９６年我将大学毕业，当时分配形势不好，留京的指标特别少。我想留在北京。跑分配的日子里，父母来北京照顾我，我租间平房住下来，每天出去找单位。７月酷暑，每天不停地来回奔波，人像是从水里捞上来似的。我一回来，父母就出去给我买冰冻西瓜，围着我打听消息。我心情烦躁，对父母没好脸色。父亲常常叹气：“兰儿，实在不能留在北京，回镇江工作也不错。我和你妈无能，要是你有个好父母，也不用吃这么多苦。”我知道自己伤害了父母，诚恳地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正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我才感到人生的充实和自豪。我要感谢你们！”
　　终于，经过一路过关斩将，我在数百名艺校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一名专业演员。父母紧紧抱住我，笑着笑着，又哭了。
　　
　　亲情，是我永远的温馨享受
　　
　　１９９７年，我翻阅一本医学杂志，知道后天性聋哑可以治愈。父母的聋哑不是先天性的，只因为小时候得脑膜炎没有及时治疗而造成双耳失聪。我想治好父母的聋哑，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拼命拍戏赚钱。这年５月，我刚拍完《水命》，累得几乎要虚脱，导演又找我拍《未了上海情》，我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就走。那段日子，我浑身乏力，累得连走路都能睡着，几次昏倒在拍摄现场。拿到片酬后，我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全部存起来给父母治病。
　　１９９８年，我陪父母来到北京一家大医院治疗，医生遗憾地告诉我：“你父母痊愈的希望很渺茫，要是刚刚得病就治疗会有效果，但现在已错过治疗的时机。”我不甘心，带父母继续找医生。父亲诚恳地告诉我：“兰儿，你的心意我和你妈领了，别再糟蹋钱了。我们都是快６０岁的人了，治好了又能怎么样？”我伤感地告诉父母：“爸爸妈妈，哪怕让你们过上一天正常人的日子，我也心满意足了。一直以来，我多么希望你们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能亲口叫一声我的名字。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就不会放弃。你们不要阻止我，否则我一辈子心里不得安宁。”
　　一位大夫对我说：“让他们戴上助听器，也许会有效果。”一副助听器近万元，我毫不犹豫地为父母每人配制了一副，但没有丝毫作用。我知道父母这辈子只能在无声世界里走完人生的旅程了，我的心隐隐作痛。正因为如此，我要在物质上尽量满足父母。我为父母买了房子，添置了全套家具；每年带父母坐飞机出去旅游，让他们过上优裕的生活。我还供弟弟念完了大学，了却了父母的心愿。父母越活越年轻，６０多岁的人看起来才４０多岁。父母感叹：“这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女儿。”
　　我的婚事也一直让父母心焦。１９９８年，父母在看我和师小红主演的电影《黄土地蓝土地》时，比画着告诉我：“这个小伙子真魁梧，形象也好，看起来很朴实。兰儿，你觉得他怎么样？”我大声告诉父母：“你们说到哪去了？我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没想到师小红后来真成了我的丈夫。父母刮刮我的鼻子：“我们看中的人还会错？”我一脸幸福和满足。
　　随着知名度的攀升，我越来越忙，一年四季在外面拍戏，与父母难得见面。每隔一个星期，我给邻居打一次电话，请他们向父母转告我的情况。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的一天，母亲梦见山体崩裂，我从山上摔下来，满脸是血。她摇醒父亲，哭了起来。父亲安慰她：“放心，兰儿那么善良朴实，不会有事。”早上起来，母亲右眼皮跳得厉害，父亲的心也惴惴不安。中午，父母从电视里得知，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在机场起飞时失事，当时我正在上海拍戏，联想到昨夜的梦境，父母心惊肉跳。他们赶到邻居家，托他们给我打电话，我手机没开。父母匆匆“打的”赶到机场，可机票已卖完。母亲哭了：“求求你们，我们不坐位子，让我们站着去北京吧。”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父母登上了当天飞往北京的航班。
　　傍晚，父母赶到我住的地方，隔壁阿姨告诉他们，我在上海拍戏还没回。父母不放心，央求阿姨拨打我的手机问我的现状，还告诉阿姨，千万不要说他们来北京了。父母怕我打电话回家，写了一张纸条：我们在家里一切都好，请放心。父母请阿姨打电话给镇江的邻居，要是我打电话回去，就请邻居按纸条上的话说。多么善良的父母！
　　我与父母相隔千山万水，父母听不见，也不能说，他们与我联系的惟一方式就是写信。每次我拍戏回家，都能收到父母一大摞信件。晚上，我打开台灯，靠在床头，细细地阅读父母的来信，过去的一切就像一幅古老的电影画面在我脑海里浮现。每当这时，就更增添我奋斗的动力。
　　２０００年６月，我在上海做完节目，下午去南京大学生电影节担任嘉宾，中间有３个小时休息时间。我想回家看看父母。主办单位用车送我回镇江。走进家门，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映入眼帘：母亲疲惫地靠在床头，父亲端着药碗，用嘴吹着气，一匙一匙地给母亲喂中药。我的泪一下流了下来，扑上去抱住母亲：“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父亲比画着说：“谁没有个头痛脑热！我们不能给你事业上的帮助，怎么能再给你添乱？”我想为父母做点事，就默默地为母亲洗头洗澡，修剪脚趾甲；洗干净了父母换下的脏衣服；又把整个房子打扫了一遍。
　　我该走了，父母相扶着送我。进站台时，父母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广播里传来《让我再看你一眼》那忧伤凄凉的旋律，我含着泪，久久凝视着父母。父母告诉我：“你这一走，我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让我们再好好地看看你。”他们絮絮地叮嘱我要注意这注意那。工作人员催我说：“谢老师，列车马上就要开了。”父母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列车开动了，我透过车窗，看见父母靠在栏杆上微笑着向我挥手。父母的白发在风中摇曳，我的泪潸然而下。
　　长年外面拍戏，我想父母想得流泪。丈夫说：“你给家里装部可视电话吧，这样你就能随时看见他们了。”我觉得丈夫说得对。国内没有可视电话卖，我特意飞到香港买了两部。现在，我随时都能看到父母，他们一点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２００１年７月，我因在电影《走过严冬》中的出色表演征服了评委，一举夺得中国电影最高奖项“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奖，走进了一线明星的行列。我的名字被载进镇江年鉴，父母也成了镇江的名人，常被邀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此后，一家人常开怀大笑，生活得温馨甜蜜。
　　（《知音·海外版》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冯建成荐）